本书的目标和方法

第四节　本书的目标和方法

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古代文化典籍英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反而是在海外汉学界有更多相关的争论和研究。这与古籍英译的译者以国外译者为主有关：只有在翻译的具体实践中，才最能体会出概念、句法、修辞、文化、思想等在翻译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且，英语世界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必须使用中国概念的英译对等词，这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准确度与偏向性等问题；而对国内学者而言，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研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似乎不需要借助外语文本，因此“中国文化的翻译”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很少进入国内学者的视线。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中外学者在研究中的互动合作愈来愈频繁密切；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互动也愈显其必要。一个文本产生于中国，并不意味着这一文本的研究权力和研究成果就只属于中国学者；外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国内对文本及相关问题的基础成果，但是对于思想的理解和阐发，却可以从自身的特点与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中某些思想也可以启发国内的学者。刘东提醒我们：“（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学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28]

以《庄子》研究为例，就道家思想史而言，有关庄子本人的真实情况、《庄子》文本的本来面目、庄子其人与《庄子》其书的具体关系等问题，当然可以在中文语境中独立研究，似乎也只需在中文语境中独立完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对《庄子》作者与文本编排的研究结论^[29]，就可以为国内学者提供启发和借鉴。《庄子》思想的解读与阐发，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会出现新的见解，永远不可能穷尽；在这方面，国内学者更有必要留意来自异域的阐释，或许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启迪，当然也可能会受到干扰。当我们接触来自异域的中国文化阐释时，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一阐释所由来的途径，才能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同时，在文学方面，《庄子》炼字、遣词、造句、铸文等各个环节以及与古汉语表达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修辞手法，都只能、也只需在中文语境中进行欣赏和研究；但其文学风格、创作手法、思想意义等问题，却是所有国家的读者都可共同欣赏并探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由于角度不同，对道家文化和文学的解读或许会有国内学者难以发现的新义。

本书选择《庄子》现有译本中比较重要的几种，其中包括翟理斯、理雅各、华兹生、汪榕培的全译本，也有冯友兰、林语堂、葛瑞汉的选译本，鉴于某些译者在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力，也选用他们零星的篇章或段落的译文，如韦利等。除了研究文本内容的翻译以及译注外，译者的序言、译者邀请有关学者撰写的导言等材料也纳入研究范围，后面几部分内容的分析甚至还相当重要。这是因为，“译本序跋是翻译文本之外文化操纵的主要形式。……译本序跋是从整体上对所译作品的价值意义的操纵，因此比在文本层面的操纵程度更显著，对读者的影响更大”^[30]。译文的考察以内七篇为主，有时也兼顾外、杂篇。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书的第二、三章讨论作为哲学著作的《庄子》英译，但本书的目的并非哲学之比较，所有关于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或者具体到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照，只是为了说明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而不是以哲学研究为目的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的方法，不以译本的准确程度及优劣对比为目的，而尽量客观地呈现各个译本的真实面貌及特点，以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翻译性为前提，揭示翻译与“意义的误读”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从正面去理解“误读”或“误译”，将其视为“文化生产”的程序和创造力所在。显然，孟华的提醒值得作为本书的一根准绳：“将相异性因素植入认同性并非一种单向的直线运动。……相异性与认同性两者间是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的：只有本土化了的相异性，才有可能被植入接受者文化体系；而同时，这一被本土化了的相异性也就以其携带的异国因素（无论此因素经历了怎样的变形，相对于传统，它依然具有某种他者的性质）丰富了本土文化，从而反作用于身份认同，为更新目的语文化传统作出了贡献。”^[31]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反映出《庄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流变轨迹，发掘影响并决定译本变化的种种因素、分析翻译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本书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第二、三章考察《庄子》作为一个哲学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其中第二章集中了解各译本对道家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把握，对道家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著作的总体认识。第三章对《庄子》某些基本哲学概念的英译进行查考，了解不同译名的选择理由及产生的影响。其次，在第四章中，考察《庄子》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了解译本对《庄子》文学成就的评介和翻译，这一章中还将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与《庄子》有关的内容作为《庄子》译介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并试图以王尔德对《庄子》的接受为例，了解英语作家对《庄子》的理解和接受。最后，在第五章中，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笔下的三个比较有特点的译本的全面考察，试图发现各个译本的特点与译者的时代、身份、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复杂联系。

【注释】

[1]Sherry Simon，Gender in Translation，Routledge，1996，p．7．

[2]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3]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外译，具体来说，也可以细分为中国文化的德译、法译等等，但本书只能在其中选一种外语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外译的一个代表。考虑到欧美各国在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相对邻近的传统，中国文化被译成英语，与中国文化被译成德语，其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在性质上是类似的。并且，鉴于笔者的外语能力，决定选择中国文化的英译作为分析的对象。

[4]理雅各翻译了《四书》、《春秋》、《礼记》、《书经》、《孝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离骚》、《佛国记》等；亚瑟·韦利擅长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译过《诗经》、《楚辞》、唐诗等等；戴维·霍克斯则译过《红楼梦》；白之、韩南翻译并研究中国话本小说，铎比则译了《中国古今八剧》。参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5]所谓的对等词，细究起来，恐怕多数是不对等的。

[6]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28页。

[7]“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玉燕、吴德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其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勤。

[8]〔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赵妙根译，刘慧儒校，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36页。

[9]〔美〕陈汉生（Chad Hansen）《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页。

[10]黄鸣奋《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7页。

[12]这一点，本章第二节的《庄子》英译本介绍部分有详细的介绍。

[13]汪榕培编著《比较与翻译·前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14]罗志野《读〈庄子〉新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0期，第49页。

[15]转引自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第238页。

[16]转引自潘文国《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40页。

[17]潘文国《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43页。

[18]Andrè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9]Roger T．Ames，Chan Sin－wai，Mau－sang Ng主编，Interpret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

[20]包括全译本、选译本，以及其他著述中比较重要的零星篇章或片断的英译。

[21]该译本笔者并未亲见。据潘文国提供的信息，该译本是唯一一部全部采用诗体的《庄子》译本。

[22]据汪榕培介绍，该译本以简朴的英语和精美的设计吸引了普通的读者。

[23]汪榕培《〈庄子〉十译本述评》，载汪榕培编著《比较与翻译》，第44页。

[24]该译本为英汉对照本，汉译者是秦旭卿、孙雍长。

[25]载汪榕培《比较与翻译》。

[26]另有华东师范大学1999届硕士毕业生黄蕾未公开发表的学位论文《〈庄子〉英译初探》，由潘文国教授指导。该文以多种英译本为基础材料，初步探讨了“道”的英译，以及《庄子》修辞手段的英译。

[27]〔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159页。书中第八、九章讨论庄子的思想是否是相对主义，其中指出译者的翻译对读者理解的明显导向问题。

[28]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9]葛瑞汉的具体意见，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中将有详细的介绍。

[30]查明建《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59页。

[31]孟华《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辨——对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的思考与再思考》，载《多边文化研究》第一辑，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