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庄子》在英语文学世界
虽然译者们在译序、译注中或多或少地介绍和分析了《庄子》的文学成就和特点,在译文中也程度不等地展现了其中的部分要素,但总体来说并不充分。因此本节选取英语世界中比较有影响的几本《中国文学史》著作,把其中对《庄子》的介绍和翻译作为《庄子》译介的一种形式加以分析,试图了解英语世界比较纯粹的文学研究领域对《庄子》文学特点的揭示与探讨。本节还将以王尔德为例,讨论英语作家对《庄子》的接受情况。
一、英语《中国文学史》对《庄子》的译介
(一)翟理斯《中国文学史》[44]
1897年,翟理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这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较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又有若干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的翻译片断,很适合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在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中国文学标准的入门书。但是该书并非从头到底按文类的发展线索安排材料,比如先秦的文学,他就是以作品所属的思想流派进行分类的,《庄子》被作为道家文学的代表引入读者的视线。
翟理斯恰巧也是《庄子》第一个英语全译本的译者,因此这部文学史对《庄子》的介绍,基本上与他在《庄子》译序中的描述相类。他尝试选取《秋水》的某些段落,展现庄子的论述范围和风格,这与他的《庄子》译序有呼应之处,他在其中指出:《秋水》篇“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为庄子赢得了‘秋水之周’的雅号”[45],认为《秋水》可以很好地代表庄子的艺术风格。
在这部文学史中,翟理斯译出了《庄子》的几个片断作为范文供读者欣赏,它们分别是: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井底之蛙、庄子钓于濮水之上、庄子路遇骷髅、庄子将死等故事。因为其中前两个片断蕴涵“道”的思想,而后三个片断则表现出庄子的性格魅力。从中可以看出,与庄子的哲学思想相比,翟理斯对庄子的文学风格及个人魅力更感兴趣,即使是体现“道”的含义,他也尽量选择文学性更强的《秋水》寓言;而庄子不恋仕途、不惧死亡的态度,也体现出庄子的“异端”特征。
从《庄子》英译及《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庄子的译介都可以看出,翟理斯对《庄子》的理解和研究,无论是哲学内涵还是文学特色,都重点不明、语焉不详,但是他的工作有开创之功,对《庄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文学而言,王尔德对这一译本的接受就可证明其价值所在。
(二)华兹生的《早期中国文学》[46]
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语世界几乎没有出现新的中国文学史,但从6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美国得到较多的重视,并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成果丰富的领域,出现了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专题、中国文学选本在内的大量著作。本节选择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三种文学史和一种文学读本。
1962年,华兹生首先出版了《早期中国文学》(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以历史、哲学、诗歌作为三个大类介绍公元1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在“哲学部分”,他谈到了《庄子》。与1968年《庄子》全译本译序相比,这一文学史对《庄子》的文学分析要详细得多。
介绍了内、外、杂篇的分类后,华兹生指出了内篇与外、杂篇在文学成就上的区别:内篇活泼而独特,外、杂篇通畅而庸常,虽然易读,却不够活泼生动。言语之间,对外、杂篇的兴趣显然不十分浓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1964年,华兹生仅译出了《庄子》内篇。
华兹生认为,《庄子》在早期文学中独树一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庄子》是唯一一部不谈政治、国家管理等话题的散文,而只关心个人的生命与自由。看来,早在60年代初,华兹生就已确认《庄子》的中心主题是“自由”,他还补充道:庄子的自由“不是政治、社会、经济的自由,而是精神的、心灵的自由”[47]。华兹生认为,庄子展示哲思时非凡的机智和想象力是《庄子》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华兹生指出,庄子很少与人争论,也不试图劝说别人,而是“让读者从震惊中意识到自身世俗观念的狭隘,常常通过无垠空间里的神秘、逍遥之游为比喻,引领读者到达世俗观念之外的另一个领域”[48]。华兹生列举了《庄子》中大量天马行空的想象,指出早期中国文学中从未见到过如此丰富的带有讽刺、寄寓、诗性的幻想,并且暗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一直没有出现比《庄子》更为出色的想象文学。这一见解,1994年梅维恒的译序中再次出现。华兹生毫无保留地夸赞道:“仅仅凭文学的光彩,《庄子》就已足够把其他学派的任何著作都比下去。”[49]他认为《庄子》“不仅为中国的思想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也为中国的文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机智、想象的世界”[50]。
华兹生在这部文学史中所选的《庄子》片断,集中表现庄子的死亡观。他指出,周朝文学中所表达的死亡观比较混乱,但通常认为人死后到达地下“黄泉”处,各家都对死亡持恭敬的态度;而庄子却希望人们从生、死的区分中走出来,将死亡看作是“归”,这与西方死后去一个更加幸福、更有意义的世界,是不同的指向。华兹生意识到,这种对待死亡的独特态度,在之前的中国文学中从未得到表达。
华兹生的选择,似乎影响到了1965年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早期至14世纪》[51](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该书关于《庄子》的简短介绍及所选片断,也集中于庄子的死亡观。1981年,葛瑞汉的译本中,也声称世界文学领域中,无人拥有像庄子那样深刻对待死亡的体验。看来,《庄子》中对于死亡的描述,对西方读者来说,体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态度与观念,令他们感到新奇和难以理解。
(三)赖明的《中国文学史》[52]
1964年,赖明出版了新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部文学史关于《庄子》的部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庄子性格的分析,与中国读者的普遍认识大相径庭。
赖明指出,庄子攻击别人,也不喜欢赞同他的人,暗示了庄子的偏执和难以相处。他认为,庄子虽然不会卑躬屈膝地去说服统治者施行他的理论,但并不表明他就没有抱负。“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秋水》)的故事,一般理解为惠子以小人之心度庄子君子之腹,惠子代表贪恋名利的世人,庄子则代表脱俗清静的道家。但是赖明却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庄子最亲密的朋友惠施很了解庄子的野心,而庄子刻薄的言语则表明“他并未从老子那里学得谦虚和宽容”[53]。赖明写道:“他为何对人这么刻薄,甚至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呢?是否可能只是因为惠子毫无理由的怀疑而生气呢?”[54]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庄子的怒火更可能是真相被揭穿后的“恼羞成怒”。“庄子之楚,见空骷髅”(《至乐》)中,庄子对骷髅又是鞭打又是枕于头下入睡的行为,被赖明解读为:“这个故事说明庄子虽然宣传通过平和保持精力,提倡‘齐万物’,但他自己也避免不了生气。”[55]“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外物》)的故事,在赖明看来,只是证明了庄子的坏脾气。“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列御寇》)的故事则被赖明认为:“可否看作是他对自己生活的深刻挫折感的表达呢?”[56]在列举庄子对生死问题大量的超脱言论之后,赖明却认为庄子“似乎并不满意自己对生死的理论,而且也没有成功地让自己打消疑虑”[57],证据就是:“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齐物论》)这里的问句形式被理解成了真正的疑问,而不是带有强烈暗示的反问。“庄周梦蝶”(《齐物论》)也被看作只是“一个热爱生命、以致无法放弃生命的人用来使自己确信(生死同一)的一种努力”。而“庄子妻死”(《至乐》)时庄子“愤世嫉俗、与己无干”的态度,“可能是心碎时虚张声势的尝试”,“庄子将死”(《列御寇》)时的遗言“听起来很诗意,但不难觉察到他一直担负着的面对死亡无处可逃的痛苦与绝望”[58]。
虽然赖明也以“濠上观鱼”(《秋水》)、“庄子过惠子墓”(《徐无鬼》)等故事表现庄子“多愁善感、珍爱友情”的另一面,但在总体上,庄子被刻画成了一个斤斤计较、口是心非、刻薄而失败的平常人。如果不是《庄子》特殊的文学价值,恐怕读者会奇怪作者何必要介绍这样一位作家。
《庄子》被赖明比作一个“博学”、“有魅力”、“压抑了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的“流浪汉”,因此一下子口若悬河,虽然也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但却没法停止。赖明对这位“流浪汉”的评价颇为高调,称这本书的阅读是“非常愉快的精神之旅”,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和“丰富的词汇”,其中穿插的寓言、轶闻及推理严密的辩论给读者平添了“跌宕起伏”的阅读经验。赖明特意强调了庄子的文学能力,认为对庄子来说,“语言就像伟大画家手中的颜料一样,潇洒豪放地泼在画布上,形成一幅幅魅力四射的画面”[59]。
他指出,几乎每一个中国文人都喜欢(《庄子》),或者扬言说他喜欢;中国的官员们在公开场合都表示喜欢儒家,暗地里却喜欢老庄,而退了休的,辞了官的,以及文人墨客则公开表示喜欢老庄。这一提示似乎是林语堂译序中相关内容的回声。无独有偶,赖明最后还全文选录了《秋水》篇,称该篇为全书“写得最美的一篇”,这一见解又与林语堂相若,而我们又发现,书中《秋水》的译文,正是选用林语堂的翻译!如果读者能够注意到林语堂还为该书作了序时,所有的疑惑便不复存在了!显然,赖明对《庄子》文学魅力的某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庄子》译者林语堂的影响。
(四)柳无忌(Liu Wu-chi)的《中国文学史》[60]
两年之后,柳无忌《中国文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这是20世纪北美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之一。
柳无忌把《庄子》放入“中国散文的发展”阶段讲述,首先指出先秦散文在风格、表达、形式、内容等诸方面均表现出重大的进步,使用了“包含更丰富、更生动的词汇”的“新式语言”,以“文采、历史和哲学内容而著名”[61]。这是对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准确描述。
这部文学史突出了《庄子》体裁与主题的独特性,柳无忌把《庄子》与《孟子》对举,认为后者是这一时期“以理论化、辩论、取信为目标”的哲学写作的代表,但前者却喜用轶事与寓言,宣扬神秘的道家思想。
柳无忌关于《庄子》的专门分析,篇幅十分短小,即使加上文本相关内容的翻译也只有两页,但却清楚明确地指出了《庄子》的文学特点。首先,庄子的想象力似乎与“野马也,尘埃也”一起飞扬,然后“生物之以息相吹”,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作品带来了诗性的特质,“庄子的形而上思想,经常被诗歌激活”。柳无忌指出,庄子常以诗性的态度和表达法表现对道的寻求与归依。其次,庄子还是一个幽默家,他用幽默的方式取笑人们的短视、渺小、无知。在“小大之辩”、“大圣梦”、“庄周梦蝶”等故事中,庄子不用论辩和说理的方法,而只是轻松地说笑。
诗性的想象、幽默的言说,这就是柳无忌为《庄子》归纳出来的两个特点。华兹生1964年出版的《庄子内篇》及1968年《庄子》全译本也均指出:“幽默”是《庄子》的文学策略之一。华兹生的文学史、英译以及柳无忌的文学史对《庄子》的文学分析,共同加深了60年代英语读者对《庄子》文学风格的理解和接受。
(五)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选集》[62]
宇文所安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在1996年出版了一个中国文学选本,题目是《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庄子》被放入先秦散文部分,标题是“早期文学性散文:词语的愉悦”,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宇文所安把《庄子》同西方人推崇的柏拉图的《对话录》(Plato’s Dialogues)相提并论,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证明“当哲学与文学相融,两者均获益匪浅”[63]。宇文所安对《庄子》的理解、介绍和分析,体现出尤为鲜明的文学视角,对《庄子》的文学技巧、想象力、言说方式、思想主题等方面作了展示。
在说明早期散文中“词语的愉悦”时,宇文所安选择了《说剑》全文和《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片断,从中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对《庄子》文本的关注十分侧重于文学性,因为这两处文本在庄子哲学分析中很少受到重视,特别是《说剑》,长久以来被普遍认为是伪篇而遭受冷落,宇文所安却写道:“该篇中庄子被虚构成前去游说赵王的战国时期的说客,其叙述结构比篇中描写的有所寄寓的巧妙剑术复杂得多。”[64]《天运》的片断以音乐论道,既有隐喻的使用,又有论辩的不凡技巧,其文字之美,吸引了宇文所安的目光。
书中有专门的《庄子》部分。宇文所安指出,《庄子》内七篇中有早期中国最大胆、最富想象力的作品,其中的散文是早期中国任何其他作品都“无可比拟”的;与内篇相比,外、杂篇“显得苍白”,但外、杂篇中保留的许多片断却比其他同类文章中最优秀的还要出色!通过这样的层层比较,《庄子》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内七篇的价值,被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在这部分,宇文所安仅译出《齐物论》一篇,理由是:其中的对话形式“集合了所有三种散文言说(prose discourse)”。宇文所安指出这一点,却未进行详细的分析。所谓的散文言说,应该是指“寓言”、“重言”、“卮言”。事实上,《庄子》这三种言说方式,在之前的译者以及英语世界的研究者那里,几乎都未引起特殊的兴趣,唯有葛瑞汉从庄子哲学的角度进行过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葛瑞汉在译序中特意提到,庄子的三种言说方式是“庄子批评辩论时所发展出来的特定词汇”,并且“很快就遭到了误解”,其意义只有“在《齐物论》相对主义的关照下才可得到澄清”[65]。宇文所安选择了《齐物论》,对选择的理由却语焉不详,让人怀疑这并非完全是他自己的独立选择,而是受到了葛瑞汉的启示。
宇文所安还提出了庄子言说的另一个特点,即对名家辩论模式的利用,几乎走到了“戏仿的边缘”(The very edge of parody)[66]。这种说法,是之前的译者以及研究者不曾提出过的。宇文所安指出,《庄子》中的人物群像、对话方式都与众不同,有时刚得出一个结论转眼又被自己颠覆。指出这一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庄子因“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故“以无端崖之辞,谬悠之言”进行言说,带有游戏的态度,但许多国外的学者在研究庄子时,往往用缜密的逻辑和严格的推理进行分析,为文本前后的矛盾寻找答案。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 ormation)[67],即始终运用严格的分析方法。这种理性的阅读方法本身无可厚非,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意义;但确实,这种分析方法带有非常鲜明的西方传统,宇文所安的意见却能让英语读者意识到:在原文语境中,很多读者熟悉《庄子》中的矛盾,并且欣赏其中特殊的趣味与奥妙。
宇文所安指出庄子是“个人哲学家而非社会哲学家”,他“强调理解与价值的相对性”,并把“道家的注意力转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向”[68]。这一评价包含了三个要点:首先,庄子追求个人免于世俗挂碍的逍遥状态,不像孔孟等人关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其次,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直接称庄子是相对主义者,但强调了庄子对事物相对性的认识;最后指出,道家的注意力从老子的面向社会与统治者,转到了庄子的面向个体和自身这一方向。
(六)以国内《中国文学史》为比照
文学史不是文学作品的具体评论,它是一种宏观的叙述,主要将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展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不同的文学类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推进,或者表现不同文学思潮的兴起和流动,等等。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史》,即从《庄子》在中国早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庄子》幽默、诗性的文学风格,“寓言”、“重言”、“卮言”等独特的言说方式,强调《庄子》对道的推崇,对无为、无用之用的赞赏等主题。以中国国内20世纪早期、中期、末期的三种代表性文学史,即鲁迅1926年编写的《汉文学史纲要》,游国恩等1963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1996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参照,其中对《庄子》的分析也多从这几个宏观方面出发,结论也大致相类。但章培恒等在分析《庄子》时,提到该书“句式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又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因此极有表现力和独创性”[69]。这正是本章第二节中展现的庄子文学修辞手段中的练字、排句以及韵文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在译文中难以完全复现,在译序和译注中也难以展开相关讨论,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中,相关的讨论也付之阙如,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英语世界欣赏与研究《庄子》文学技巧的盲区。
二、英语世界的文学家对《庄子》的接受:以王尔德为例
《庄子》带给读者的审美因素是丰富多样的,英译本以及英语《中国文学史》无法展现《庄子》最细部的文辞美,虽然是一种遗憾,但并不妨碍英语读者欣赏《庄子》诗性的述说,无边涯的想象,幽默的风格、深刻的哲思。这些闪光处不仅感动着普通读者,也给英语世界的某些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一)以王尔德为例的理由
道家文学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文学影响,在叶维廉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70]、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71]等专著中,都有较多的论述,但其中谈及的道家文化、道家文学、道家美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程度的变形与过滤。卜松山指出:在被西方接受时,“道家显示出了令人惊异的应变能力……道家开放性中蕴涵的多功能性使其具有吸引力,也往往使得道家成为时代精神的玩偶,容易流于庸俗化”[72];另一方面,“道家的广泛接受并未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基础上……考虑到一般读者对专业研究状况和对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所知甚少,从社会全方位看,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乃是一个极大的创造性误解”[73]。因此,西方人自以为的对道家的吸收,到如今已经是一种混杂变形的道家文化,而不能说是《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74]。
相对来说,在道家文本译介初期,人们对道家的理解虽然也一定存在“创造性叛逆”,但至少是直接来源于英译道家文本本身。因此,本书试图就《庄子》译介初期对西方作家的影响作一个简单的展示,在这方面,比较适合的讨论对象是奥斯卡·王尔德与尤金·奥尼尔(Eugune O’Neill,1888—1953)。他们两位分别阅读了翟理斯和理雅各的《庄子》译本,并且都公开表达了对道家文本的喜爱之情。此处拟以王尔德为例,了解《庄子》对西方作家的吸引力之所在。一方面,王尔德接受道家文明批评的观点被称为是当时“值得关注的事”[75];另一方面,王尔德对《庄子》的接受更早于奥尼尔,也更直接地来源于《庄子》。
(二)王尔德对《庄子》的接受
王尔德是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他读完翟理斯的《庄子》英译本后便激动不已,很快在英国《言论家》(Speaker)杂志[76]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中国哲人》(A Chinese Sage)的文章,称庄子的文字中“包含着一段时期以来我所读到过的对现代生活最尖锐的批判”[77]。显然,庄子的批判精神引起了王尔德的共鸣。19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切使人们感到了现实的残酷性。作为唯美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强调:现实社会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庄子对无为的宣扬,对虚无、混沌的崇拜,对失败的淡然,对某个“黄金时代”的回顾,对“圣贤治国齐家”的讨伐,对教育的否定,对道德的怀疑,对有意为善的拒绝,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王尔德。他还从《胠箧》篇中读到了庄子对“经济问题”的详细讨论,看到了庄子对资本的雄辩诅咒。总之,庄子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令王尔德大感痛快,他宣称:“如果我的同胞们了解庄子的批评精神,其民族自大心就会立即受挫。”[78]他认为英国社会的贵族和中产阶级正是庄子的批判对象,因此这些人一定不会理解庄子,并且会视庄子为危险人物。他反讽地说:“庄子是个极危险的作家;在他死后两千年,他的著作译成英语出版,显然还为时过早,并且可能让不少勤奋和绝对可敬的人身受许多痛苦。”[79]其讽刺之情,与庄子如出一辙。
庄子的哲学思想给王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位中国哲人》中,他指出庄子信奉对立面的统一;和所有唯心主义者一样轻视实用体系;他认为庄子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他还发现庄子的身上有寂静主义者的味道[80]。这些见解,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承袭了翟理斯译本中Aubrey Moore的导读对庄子思想所作的分析。
在庄子所有的主张中,最打动王尔德的莫过于“无为”的思想。作家在1891年发表了论文《评论家也是艺术家》,副标题即为“兼论无为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提到:“智慧的庄子……证明,善意而进取的矫造行为会毁灭人之纯朴和本能的美德。”[81]王尔德把庄子的无为观念引入文艺领域,常常直接宣扬无为论调,比如:“无为,才是最难,最有才智的。”“正是无为的上帝的选民才活着。行动是有限的,并且是相对的。安逸地坐在一旁观察,孤独地在荒野或梦中行走才是无限的,绝对的。”[82]他还强调无为对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义,认为评论家应该沉思默想,即达到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这种心神凝聚的状态,才能使自己的文艺批评视野开阔,避免平庸。庄子“无为”与“避免矫造”的思想,与康德哲学中无功利性和纯粹性相通,而康德哲学正是唯美主义的理论根据。唯美主义也要求排除政治、道德、功利等因素。
在作家的小说与喜剧创作中,很多人物实践的,似乎正与庄子的“无为”原则相符,他们整日高谈阔论,碌碌无为,虚度时光。《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亨利勋爵、《理想丈夫》中的哥林子爵,便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些人往往是贵族,他们的“无为”,似乎更多地是以优厚的家庭条件为基础的免于劳苦之自由,而不是庄子因顺自然的无为之本义。翟理斯的译本中曾经强调,道家“无为无所不为”的思想没有能够使精明的中华民族信服,这其实已经把“无为”与功利性结果联系起来,对中国道家哲学一无所知的普通英语读者,对“无为无所不为”的理解,很容易被引导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能得到”。而理雅各的译本中,也曾表示对“无为无所不为”思想的不赞同,认为无为则社会不能进步。这也是将无为与实际的功用相联系。事实上,后来在英美国家,道家的“无为”思想常常被与消极颓废的色彩相联系,这一接受倾向,似乎在道家文本的译介之初就已显露端倪。
除了“无为”之外,王尔德的文学世界中也随处可以看到庄子其他思想的影子。他的喜剧常强调是非、善恶、真假的相对性和可变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里,达林顿勋爵指出,把人们划分成好人和坏人并不合理;欧林纳太太性格塑造的非单一性,以及温德米尔先生和太太对她评价的前后变化,也正表现了作家的观点:价值的区别是人为设定的,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同一个人,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简直是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思想的翻版。《理想丈夫》中,切尔突恩夫人改变了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切尔突恩爵士为自己过去的罪行进行辩解,这是有意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完全放弃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也可看到庄子思想的痕迹。在最后一篇诗作《累丁狱之歌》中,王尔德把爱与恨这一截然对立的因素和谐地统一起来,它们不但相对,而且相齐、相通。
庄子的幽默风格也令王尔德将他引为知己。庄子的幽默,并非纯粹的有趣,恰恰相反,其中更多包含了对世态炎凉、世俗争斗、功名利禄的揭露,因此,他的幽默不乏锋利、狡黠、揶揄和识见。在他的幽默之中,世俗的价值观念受到奚落,生死、贵贱、穷达、智愚乃至是非都失去了意义,常使人在大笑中幡然领悟到真谛,同时又颇具怪异和荒诞效果,有论者[83]甚至认为其中含有“黑色幽默”的味道,而幽默以及黑色幽默也是王尔德乐于使用的文学手段:青年人戏弄坎特维尔的鬼魂,莎乐美手捧先知约翰的头颅,亲吻他带血的嘴唇,格雷的画像也随着他罪恶日深而变得狰狞丑陋。“这种黑色幽默,尽管相隔了两千年之久,但都源自对梦魇般现实的反叛。”[84]
《庄子》以寓言明事理的方法也给王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庄子的寓言和故事里,会说话的动物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通过神话和诗意还有奇想,他的奇特的哲学得到了音乐般的叙述。”[85]王尔德也常通过寓言、童话、神话和象征情境来表达主题。除了他那些也许只有成年人才能深解其味的童话和散文诗,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就是一则表现唯美主题的寓言。
从王尔德对《庄子》哲学思想及文学风格的评论和吸收,我们看到了东、西方文艺思想的相通之处。一位中国古代的哲人兼文学家,在两千多年后漂洋过海,感动并影响了异域另一位伟大作家,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创造的奇迹。
【注释】
[1]郭沫若《庄子与鲁迅》,《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2]参《中国文学史》(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3]Giles,Herbert A.,Chuang Tzu: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Mandala Books,Unwin Paperbacks,London,1980,p.13.
[4]Giles,Herbert A.,Chuang Tzu: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p.17.
[5]Waley,Arthur,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George Allen &Unwin,London,1953,序言第1页。
[6]Waley,Arthur,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序言第1页。
[7]林语堂的译文,笔者没有能够找到文本形式,所参考的是网上扫描的材料。材料的标题是:Chuangtse,Mystic and Humorist,网址是:http://scrye.com/~station/ChuangTzu.html,因此,下文引用林语堂英译的时候,无法注明出版社、页码。只用“林语堂译本”来简单说明。
[8]林语堂译序。
[9]此处指《盗跖》篇。
[10]林语堂译序。
[11]林语堂译序。
[12]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6,p.2.
[13]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5.
[14]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5.
[15]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5.
[16]Legge,James,The Texts of Taoism,The Julian Press,Inc.New York,1959,pp.6-7.
[17]Legge,James,The Texts of Taoism,p.27.
[18]除了云将、鸿蒙对话的例子,铃木大拙还举了当时某部畅销书中一群孩子天真的活动与问答,认为其中也大有禅宗问答的意趣。同上书,第27—29页。
[19]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15.
[20]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15.
[21]Waley,Arthur,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转引自Watson,Burt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tzu,p.16.
[22]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25.
[23]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26.
[24]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4.
[25]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4.
[26]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4.
[27]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4.
[28]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248.
[29]Mair,Victor H.,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1994,p.Xl V.
[30]Mair,Victor H.,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p.Xii.
[31]Mair,Victor H.,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p.Xii.
[32]葛瑞汉也曾特意讨论《庄子》的韵文问题,但他主要从思想表达的角度,认为韵文的节奏和排列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有助于理解庄子的哲思,这是散文无法达到的效果。具体可参Grahma.,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pp.31-32。葛瑞汉之前就只有韦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并未对此发表具体论述,只是在译文中将韵文以分行形式译出。
[33]Mair,Victor H.,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XliX.
[3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2卷。
[35]朱荣智《庄子的美学与文学》,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明文书局印行,1998年,第142页。
[36]参朱荣智《庄子的美学与文学》,第261—279页。
[37]“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各位译者的译文如下:
翟理斯的译文是:until,with a lull,silence reigns supreme.Have you never witnessedamong the trees such a disturbance as this?
理雅各的译文是:The first notes are slight,and those that follow deeper,but in harmony with them.…have you not seen this in the bending and quvering of the branchesand leaves?
林语堂的译文是:whistling in front and echoing behind,…Have you never witnessedhow the trees and objects shake and quake,and twist and twirl?
华兹生的译文是:Those in the lead calling out yeee!those behind alling out yuuu!…Have you never seen the tossing and trembling that goes on?
葛瑞汉的译文是:The winds ahead sing out AAAH!the winds behind answer EEEH!…and don’t tell me you have never seen how the quivering slows and settles!
梅维恒的译文是:The wind in front sings aiee and the wind that follows sings wouu.…Have you not seen the leaves that quiver with tingling reverberations?
[38]参李定坤《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6—478页。
[39]Yip Po-ching,“Linguistic Dispositions:A Macroscopic View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Association,Volume XXVIII,No.2,May,1993.转引自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1—352页。
[40]据朱荣智的列举,《庄子》涉及的历史人物共有八十余人,参朱荣智《庄子的美学与文学》,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明文书局印行,1998年,第166—206页。
[41]理雅各似乎是唯一一位在此处采用音译的译者。
[42]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43]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第398—399页。
[44]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称该书初版于1900年,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称该书初版于1901年,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称前两位均不确,应是1897年。参见“中国文学”网站汉学园地西文中国文学史书目页面,陈才智整理,网址为: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hanxue/15.pdf。据陈才智提供的资料,该书从初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由不同的出版公司多次重印,并有再版。本书所参考的版本是1929年美国阿普尔顿出版公司的再版本。即Herbert A.Giles,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D.Appleton And Company,1929,New York and London。另外,张弘指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尽管是他一个人的专门工作,但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汉学界翻译、介绍与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学总体面貌的最初概观。见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45]Giles,Herbert A.,Chuang Tzu: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Mandala Books,Unwin Paperbacks,London,1980,p.16.
[46]Watson,Burton,Early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London,1962.
[47]Watson,Burton,Early Chinese Literature,p.160.
[48]Watson,Burton,Early Chinese Literature,p.161.
[49]Watson,Burton,Early Chinese Literature,p.161.
[50]Watson,Burton,Early Chinese Literature,p.162.
[51]Birch,Cyril,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Grove Press,Inc.New York,1965.
[52]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John Day Co.New York,1964.本书所用的是1994年的重印本。
[53]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ssell &Company Ltd.London,1994,p.45.
[54]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45.
[55]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45.
[56]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46.
[57]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47.
[58]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p.47-48.
[59]Lai Ming,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50.
[60]Liu Wu-chi,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
[61]Liu Wu-chi,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p.35.
[62]Owen,Stephen,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w.w.Norton &Company New York,London,1996.
[63]Owen,Stephen,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p.110.
[64]Owen,Stephen,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p.102.
[65]Graham,Angus C.,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George Allen &Unwin,London,1981,p.25.
[66]Owen,Stephen,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p.113.
[67]〔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68]Stephen Owen Edited and Translated.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p.113.
[69]《中国文学史》(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70]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1]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72]〔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赵妙根译,刘慧儒校,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43页。
[73]〔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43页。
[74]以美国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禅宗热,被当作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分支而接受。道家文化被与嬉皮文化以及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混杂的思想。
[75]参〔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37页。
[76]Speaker,1890年2月8日。
[77]〔英〕王尔德《一位中国哲人》,谈瀛洲译,载《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78]滕守尧《文化的比较与比较文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第15页。
[79]〔英〕王尔德《一位中国哲人》,谈瀛洲译,载《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80]〔英〕王尔德《一位中国哲人》,谈瀛洲译,载《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第274页。
[81]转引自〔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赵妙根译,刘慧儒校,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38页。
[82]〔英〕王尔德《评论家也是艺术家》,汪培基译,载《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78页。
[83]参肖聿《王尔德眼中的庄子》,见中国期刊网。
[84]肖聿《王尔德眼中的庄子》。
[85]〔英〕王尔德《一位中国哲人》,谈瀛洲译,载《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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