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本的多种化身

第五章　译本：原文本的多种化身

“忠实”的翻译观设想了一个完全透明或半透明的媒介，但事实上，翻译不可能是透明的。译本所用的文字、语言和文化体系都同原文存在不对称的地方。翻译改变了原文的语言、语境、时机、意图、功能，甚至整个交际环境。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面对种种复杂情形作出决定的正是译者。因此，正如英国学者西奥·赫尔曼（Theo Hermans）所指出，虽然许多译本想方设法掩盖处于独立言说地位的译者的声音，但事实上，“一种考虑周到的理论就能够而且应该推断所有的译本中都存在有译者的声音，无论这种声音多么模糊或者被淹没”^[1]。

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出现之后，译者的身影和声音在翻译研究中渐渐清晰，有关译者身份、译者权力、译者意图、译者操纵等与译者主体性有关的问题成为了翻译研究的热点。人们突然发现：“译者从来就不会‘公正翻译’（Just Translate）”^[2]。不同译者即使带着同样严肃的态度对同一文本进行翻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本也可能大不相同。其中当然有译者的个性、学养、才情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译者的个人身份、译者的追求、译作的功能、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等的综合影响。

本章选择《庄子》的三个英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不同时期、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译者笔下，显示出各不相同的鲜明特性。这使我们不得不同意赫尔曼的话：有的时候，“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译本的情况”^[3]。诚然，此处所谓的“译者”，不仅包括从事翻译具体实践的译者本人，还包括译者所处的大文化环境。本章试图通过各个译本整体特点的分析，展示出译本面貌与译者的个人身份、翻译策略、译者所处的文化大环境等因素之间的种种复杂关联，以发现译本“再生”命运及既成面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