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语言之界

中文的“界”字显然与古时的田地分割有关，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广东话的“介”同“界”，与 “割”（cut）字同音，含有切割、分离之意。以语言为界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明、文化、种族、国家。当然，语言的属性离不开讲语言的人，所以其地理维度的“界”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

物以类聚，人以“语”分。人群（“共同体”或“社群”）是以“语言”来划界的，不同的群体以各自的语言构成独特的“语言世界观”（洪堡特）；世界的界限即是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语言形成区隔，也带来局限和束缚。传译意味着穿越和突破语言和思想之界限，在不同的语言认知结构之间穿梭转换——这种转换，是包括了语言符号与所指关系在内的整体转换。对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与思考能力决定译员跨界完成转换的意义值的近似或准确程度。而每一次传译，都同时面临着言与思、符号与语义层面可译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限定的知识域中，传译在理解与表达中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语言转换任务。

语言既可以通过构建系统来表达该语言群体的共同认知，也可以诉诸具体言语形式来表达无法结构化、系统化的个体经验。所以一种语言不只是一种抽象符号，而是共生于思想之中，等待着不同语言的认识与表达。由于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各语言体也具有着不同的思想特征。差异化的命名与概念，正反映了各语言体在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认知上的区别。

不同语言体之间的转译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确认不同语言体是否共享着某些“知识内核”、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是否存在着某种公度性，然后通过评估来确定是否存在转译的可能性以及弥补转译过程中所遗失知识的可能性。

不同语言观产生的认识论不同，语言体之间存在的知识的相互沟通、转化也就不同，理解、表达和传译的策略也大相径庭：

如果接受“语界”是一种“世界”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则传译需要解读出言语背后的知识观；

如果认为语言决定了人的思想，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则可能对源语或目的语进行大量补偿翻译，弥补传译表达中知识的遗失；

如果认为分析思想即是分析语言表达出来的言语的分析哲学语言观，则传译可以采取以言语文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跳出文本框架对意义进行解读；

如果秉持着消解所有知识之间的界限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则传译可以采取更“意译”的方法，对原文进行大刀阔斧的重写、重讲……

在后现代社会，当传统的“界”字所象征的地理、意识形态墙逐渐消解，更多“无形”的、“无限”细分的“小众”部落代之而生，这一次，语言成为彼此的区隔。由此看来，以“语”为界，可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下不同的人种、民族、社会或社群，那么，以语言为媒介，无疑便可以促进不同语界之间的最大限度的交流。

因此传译基于语言，服务于语言。语言转换包括语词、语句、语篇的程序转换，纯粹思想、知识的表达转换，以及实践性行业知识语域内的转换。一位成功的传译员必须面对不同专业、行业，不断校正、丰富自己的知识视野，以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为桥梁，才能在不同领域内顺利完成语言转换，在语界之间、知识之间架构起条条语言通路，让来自不同语源的思想自由流动。

本书探讨了“语界”间的理解差异和“知识界”间的表达差异。思考的问题包括：

理解与表达的差异带来的信息损失是否在“功能性语界”中获得更多的补偿，如工商、公共管理、IT行业？是否传译只能在操作性较强的行业才具有可译性？如何界定可译性的限定条件？传译只是一种技能习得吗？传译需要怎样的思维训练和知识准备？

而从译员角度，如何在无边无际的知识转换过程中找到传译本身的意义，而不至于沦落为“传声筒”？又如何在知识的流动中寻找译员自身的属性、译员的身份，确定语言、文化、行业冲突中的译员的主体意识？

本书以“跨界”为背景和前景，“口译笔谈”，点点滴滴经验之中与各位分享我对传译活动的语言与知识本质的认识。十几年传译的酸甜苦辣，一切尽在笔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