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语言变迁

港人的语言变迁见证了英国对香港的150多年的文化殖民统治史，同时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也为香港贴上了国际身份标识。从文化角度来说，香港对“西人”（内地称“外国人”或“洋人”）的友善度，可以与海外的“唐人街”或“中国城”对华人的吸引力有一定可比性——在加州、温哥华或多伦多，那些中英文双语标识的街道名不知给旅居海外的华人带来多少乡愁和亲近感。

大中华区的中国香港与新加坡是“英文色彩”最浓厚的语言区，也是“中”与“西”之间的重要接口。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总统面临着国家官方语言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声音要求将所有的教育机构的工作语言改为“华语”。权衡再三之后，李光耀选择了英语。直到现在，很多新加坡人都认为这一语言政策对保持新加坡的国际性和独立性，以及维护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为表明新加坡的独立性，李光耀甚至承诺新加坡将会是东盟十国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至今，由于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等因素的影响，新加坡的语言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但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无疑仍当属“亲英性”（或曰国际性），这一点，从新加坡书店中的英文书架的规模上便可一目了然。

中国香港的情况与新加坡有相似之处。

几年前梁锦松刚坐上香港“财神爷”的位置不久，来到港大与学生见面时，曾对港大学生不使用英文提问一事颇有微词。香港的很多“国际精英”都以讲英文为荣；再加上在外资企业与机构高管层次占有很大比重的新加坡的“精英”们，这股风气就更为盛行。直到香港回归之后，英国文化与英资企业对香港的经济及民意依然有很大影响，依然称内地为“中国”的港人绝不在少数。但变化毕竟还是明显的，体现在出版业上，那就是“普语”（普通话）文化的流行渗透，并日渐取代台湾的国语文化主流地位。毕竟国内图书的出版规模、涉及面都远非台湾的读者群所能比拟的。

历史遗留给香港的语言多样化优势造就了香港现有的国际性地位。包括上海在内，大多数内地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与西方的管理的全面接轨上，都无法与香港相比肩。当然，就像城市生活的“西人”面孔所占比率一样，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的“生物多样性”只是一种特殊历史使然，内地城市无法也没有必要效仿、攀比。从民族、语言与文化组成来看，香港的多样性是既定存在的，也形成了大中华区的独特景观，犹如镶嵌于西人社会中的唐人街区象征着华人国际化走过的历史痕迹一样。

倒是英国人对香港语言观变化的态度值得一提。我做过2002年中信CITIC国际顾问委员圆桌会议的传译工作。那一届是在港岛太古中心香格里拉酒店举办的。其中一位顾问为太古公司（Swire Company Ltd.）董事会主席阿德里安·太古爵士（Sir Adrian Swire）本人。他的一席发言首先介绍了太古作为一间“番行”（foreign firm）如何对香港的未来抱有信心，尤其是九七前注资参与香港赤腊角新机场的建设（且不提英资企业如何从中拿到大量订单，再带走香港财富的最后“一匙羹”）。接着Sir Sw ire表达了香港经营成本的增加如何不利于吸引外资留在香港。随后Sir Swire讲了两点有关粤港发展前景的看法。其一是粤港走得越来越近，90%的香港理科毕业的学子都有在珠三角工作的经历；其二，是港人的英语水平在下降（他用了“deteriorating”一词），香港特区政府似乎未能学习新加坡政府的成功经验（保留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甚至与内地鼓励英语学习的教育政策相悖（其实两者性质不同），坦言香港特区政府在语言政策引导方面矫枉过正。但Sir Swire在结束发言时又提及太古公司的业务，言道：太古去除了以前的“殖民地色彩”（colonial tint）之后，在华生意反而发展得更快。

其后是另外一位顾问、韩国前总理李洪九先生（M r. Lee Hong-koo）发言。曾任韩国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的李总理在讲起东亚共同发展时，特意将中韩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日本经济的多年低迷相比照。这位韩国人很有趣地提到：东亚三国发展的不均衡拉近了三国的经济水平，日本不再是一枝独秀了。

粤港澳的发展也证明了此消彼长的增长趋势。珠三角与港澳次经济体的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三地的粤语（方言）基础，带来了天然的经济互补，无论是“前店后厂”还是“零关税”，随着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的落实，特别是地产行业，令三地融合成为现实。

港人的“在商言商”传统为其语言转型着上了一层浓厚的商业色彩，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的“国内”转向均显而易见。英人的失落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港人自身的得失观也更多的反映到语言方面。学习“煲冬瓜”（普通话）不只是政府行为，市场的影响因素更不容低估。随着内地更全面地对外开放，香港的失落感与内地更强的自信心对比也日益鲜明。香港的“中国性”压过“英国性”的趋势当然不可逆转，而其中的语言变迁则发人深思。

从香港的语言观变化再来看内地的英语学习热，我期待着国人独沽英文一味的外语工具观也会随着走进世界的频率的增强而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至少对欧洲语系予以更多的关注。

我曾光顾过芬兰赫尔辛基的一家二手书店，那里各语种的书籍琳琅满目，一时间很难判断是否为经营芬兰语的书店。于是我询问店主，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英文书架在哪里（华语圈书店的语种分类法）。她答道，这里没有语种区分，书籍均根据文类来摆放。果然，在哲学类书架上，法文、德文的哲学著作并列。当日，在那间小小的书店内，我还碰巧遇到一家日本电视台在此采访，亚洲面孔的女主持人摆出各种姿态，两只庞大的摄像机占尽了书店仅余的空地。不知何时国内的媒体与观光客也会走进欧洲的书店，关注外语，也许到那时，中国离真正的“文艺（化）复兴”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