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头蚀尾』

中国内地媒体对传译的炒作历史不过十几年。

1999年，“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当时做同传的一共有八人：美国两位、新加坡一位、内地两位，其余则来自香港。上海外办的8位译员负责圆桌会议的连续传译工作——这次会议之后，这8位译员基本都“跳”出来做自由职业者，大多转为同传。

这场会议成为中国内地媒体炒作传译的一个风向标。此后，媒体对口译，尤其是对同声传译的宣传持续升温。在广东，深圳高交会及其系列全球脑库论坛的召开，也引起社会对同声传译的关注，一时之间，同传“金领”之说颇为盛行。受媒体引导的学生家长以及大学决策机构不约而同地认为，同声传译代表了英语学习的最高水平，“学外语做同传”自然成为报考翻译专业的主要卖点。适逢高校扩招，不少综合大学或外国语大学也顺应时势相继成立了翻译或高级翻译学院，动辄招生几百名一届。同时，随着翻译学成为外语学科的“显学”，口译专业考级及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位也紧随其后而产生。这样，在媒体与大学机构的共同推波助澜下，不少学生从大学入学时起即视同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目标。但真正的事实是怎样的呢？结果是：无论从国外专业口译研究生学习归来，还是国内名校培养出来的翻译本科与口译研究生毕业生，真正能够胜任会议口译、同声传译工作的，所占比重非常低。

从某种意义来说，口译专业所掀起的热潮可以看作市场需求与大学扩招的一种默契炒作，无论是出于从业者的保护意识还是教学者的专业发展需要，均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口译工作的难度以及教学训练的必要性。在香港甚至国内，我就曾见过很多自由职业者出于职业保护的目的，传译时必要求拍档离开翻译间，担心被偷师，抢了自己的饭碗。而高校与培训机构则为了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以炒热同传、神秘化同传为目的高调渲染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的难度与神秘度，当然还有最吸引眼球的口译或传译的薪酬。

在这样的背景下，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员，在高校外语专业特别是专业外语学院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口译教学在各个高校外语学院的推广，多项全国高校口译大赛应运而生。如果说初赛甚至复赛的选手的表现还是窘态十足、千篇一律的话，那么进入决赛的选手则个个信心爆棚，形象、语音及传译的技巧以及背景知识都掌握得令人惊奇，以致评委们都对他（她）传译的老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比赛给人的另一种突出感觉不再是比赛赛题的难度，也不再是行业知识的匮乏，而更多的是对选手们的“超班（标准、级别）”素质的担忧。

这让我想起被香港传译界敬为“祖师爷”的郑仰平先生的一句话。当他在被问起翻译中英会谈、香港回归这段经历时，回答说那不过是他几十年翻译工作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传译不过是一份工作，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而旅居德国二十多年的同学回国后看到电视上对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双语直播，也颇无语。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电视媒体需要全程播放译员的声音？如需要，提供翻译字幕即可嘛！这两件事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国人对待“洋文”的态度。但究其实，传译是什么？撇开传译工作的专业和辛苦的一面不看，仅从功能上来讲，它只是一种辅助工作，一种语言服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所配备的传译“超班”（overqualified）了！外语学院、外语专业的精英们绝不应该把眼界局限于传译上。外语学习的精髓在于能够扩大视野，通过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帮助对外交流，丰富和增强我们的主体文化。媒体与学校的炒作令“同传”笼罩在层层光晕中，反而导致学生们对传译工作的本质和甘苦认识不深，那对其就业选择是并不公平的。事实上，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传译员对本体性的重视，希望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喜欢语言，喜欢担任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使者，喜欢因提供专业服务而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

我所看到的大中华区顶尖传译员，基本是华人第一代传译，为人都很低调，他们公平、热爱语言，非常敬业。当然，对于更多人来说，选择传译这份职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选择的是“自由”和自己喜欢的工作媒介——语言。

对传译员的“金领”的定义，一方面反映了媒体、公众对语言服务的高回报感到惊诧，同时也可见出公众对传译的职业特点欠缺全面了解。香港资深传译Alex Chan曾经说过，他与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先生以前都在政府工作，都是从基层做起。传译员的薪酬一开始会很有吸引力，但由于事业通道（career path）不同，有得有失。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Regina Yip）也在A lex Chan手下考过传译，不过最后还是转行进入了政府。她的理由很直接：传译工作是“赚头蚀尾”，开头赚，到头来亏，因为职务上升空间非常有限。这一说法，也许可供正徘徊于职业选择歧路上的学生们参考。传译工作偶尔会有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风光，但更多的还是默默地在翻译间里为每一场会议、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甘当桥梁，无怨无悔，自得其乐。正在参加口译大赛的同学们，你们将来做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