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译在『言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时，联合国译训班就设在校内，但我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所以虽近在咫尺，但对我来说，“同声传译”仍然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毕业很多年后，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给爱尔兰商会（Irish Board）的商务活动做口译。在国际会议厅的座席上，当来宾在主席台发言时，我听到从中方客人所戴的耳机中偶尔传出的传译的声音。北京来的爱尔兰商会的代表宋女士告诉我，会议部分有传译员在帮忙。不过，因为没有实际参与，我也就没去细想声音来自哪里。

传译的经历始自百事可乐亚洲区1996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当时，会议组织方在广州遍寻传译员而无果。有人找到中山大学，说不相信华南第一学府里居然没人能做传译。于是我临时被校方派去救急，心里还很有些不忿：同传有什么呀！不过，传译设备首先难倒了我。坐在白天鹅宾馆的传译间，我现场请教设备组的董班长这套设备如何使用。班长解释说，他们用的是比较老的德国Sennheiser设备，可能比菲利普功能少些，但却很结实、经用。接着，训练有素的董班长很细心地为我解释了传译设备的功能与原理。从未学过传译的我就这样上路了。记得当时的拍档做不下来在会议中途离开了，我便一个人“独传”（solo）了两天的会。

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和经历过千辛万苦、下乡返城的学长们成为同学（77级晚入学半年，81年底才毕业，所以80级与81级是与77级学长同校读过书的年级）。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重新招生，但应届中学毕业生（十年制，之前是九年制）参加高考则应该是从1980级开始的。当我们从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的时候，适逢很多行业百废待兴，所以我们几乎在完全没有竞争的状态下走进了各行各业，被称为“天之骄子”。后来进入传译行业，更是偶然撞入，此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特别学习、训练的地方。可是，当真正入行，做过几乎所有活跃的、朝阳的行业的会议后，才常觉后怕：这么多年，不懂金融、不谙IT的我到底是如何磕磕碰碰地传译那些专业会议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才在香港找到一种“组织”（community）的感觉，多年间合作过的拍档包括不少上世纪60年代起在海外开始传译职业生涯的传译界前辈。其中，Y.P.一直做到80岁，大概2006年前后才收山。同样，也只有回到香港会展中心演讲厅，我才有归“家”的感觉，毕竟早期做得最多的会议经常是在香港会展传译室完成的。

2000年前后，在国内，无论音响师还是会议组织者，都是刚刚接触传译，对传译员的需求一无所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培训”他们，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威胁”“摊牌”，诸如因开会前仍未能调试好声音设备、提供标准的传译环境以及会议材料等，而导致传译质量受到影响的话，译员概不负责，等等。

2000年初在南京希尔顿酒店做过一次国际玩具行业会议的传译，酒店方根本不知道需要准备传译间。于是，郑仰平先生现场画了一份草图，酒店方拍着胸脯说：放心，明天开会前一定保证准备好。第二天，我们果然看到了按我们要求准备好的传译间：铝材建成，隔音棉、传译台都非常标准，看起来很漂亮，当然，我们始终还是更习惯我们的实木板传译间，更有亲切感。不过，开会后才发现，技术人员前一天晚上测试时还运行良好的当时南京仅有的一套传译设备（联合国捐赠给人口研究中心），突然无法导出传译机输出的声音。近千人戴着耳机却无法听到传译。于是，我和郑仰平先生只能到主席台轮值做连续传译。直到第二天从上海调过来的设备调试妥当后，我们才相对轻松地完成了随后两天的即时传译工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也曾出现过这一幕。记得还是Y. P.，曾现场传授技师使用传译设备。当时，不只传译设备是新安装的，就连会场——陆家嘴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也是新落成的。国人的办事效率的确惊人，前一天好像还在装修，第二天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这个传译室用的是德国贝拉传译系统，设备是旧款，但很经用。技师更是非常专业，声音质量高，传译房敞亮，可见度也宽——这当然也还见出会议组织方的专业水准。

流光易老。如今，Y. P.已经去世，传译房的同事也由前辈变成后生，传译行业也有了自己的专业硕士学位（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述及这些往事，一方面是颇为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深感MTI定性过早，很可能使得年轻的从业者自此缺少了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意外乐趣，尤其是很难再拥有由于走弯路而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行这一过程中常常能感受到的无心插柳的快意。传译教学的训练算是为学生们配备了“硬件”，但传译的真功夫，始终还在“言外”，不能一蹴而就。

我个人从事传译的起点和经历，很符合经济转型期的历史特点。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我大学毕业之时，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大学生绝对是供不应求。读英文的我们被“就业”到了许多部门，也因此拥有了许多临时“头衔”：因为常被拉去参加许多大项目的商业谈判，对此类洽谈轻车熟路，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受聘为霍英东基金会的项目经理；因为曾受邀在广州交易会所组织的外贸英语培训中讲授过“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我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广东外贸公司外贸业务员业务英语考试的考官；应培训课程中的学生之请，我成为最早的广交会陶瓷行业的谈判顾问；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协助“广交会”香港窗口公司聘请海外设计师参与国内家具、工艺品的设计工作，开了“广交会”聘请海外设计师的先河；由于被视为最了解广交会、工艺品、家具行业的英文及管理老师，我又有幸受邀参加“广交会”产品设计与开发中心（PDC）的业务培训，成为PDC的首席培训官和顾问，以及PDC举办的系列设计管理与开发论坛的主席，与海外设计专家同场主持论坛节目；2000年，由于希望能将历年来从各类培训与传译中摸索到的经验进行归纳、整理、分享，我在学校英语系开设了MBA英语课程，同时以与奥美公关的Porter Erisman合编的《MBA英语2000》为讲义，在广东电台开讲MBA英语，并录成磁带发行。电台讲座中的很多内容为国际会议的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虽然我未曾接受过系统的经济管理学训练，但由于实践经验丰富，加上材料的新颖，还是吸引了不少想进修专业英语的职场白领和大专院校的学生捧场。

拉拉杂杂讲述以上经历，很有“软广告”的嫌疑，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事浮云，只是发生在波谲云诡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一些轶事而已。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会各归其位，“该干啥就干啥”。广东曾经一度流行一个词，叫“炒更”，即用来指称所谓“周末工程师”之类的兼职。然而，“炒更”也好，“周末工程师”也罢，究其实，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过渡阶段的社会与市场需求而已，如今早已时过境迁了。虽然近来常常觉得高校系统培养出来的传译“正规军”缺了点什么“养分”，中规中矩，颇令人心有憾焉，但对他们来说，恐怕如我一样曾经拥有的这种“捞过界”的机会已难再，经历也自然不会再像我们当时那么“杂”了。

设计师们总喜欢说，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是要有“故事”，没有故事，设计出来的产品也就没有了灵魂。而传译在“言外”，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