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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译与制造

时间:2023-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读过的一些文章,将中国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于华侨的光宗耀祖情结,同时认为,也许正因为家乡情结太重,华人们在国外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唐人街,将自己保护在牌坊以内,以致始终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不过,总体来说,珠三角赐予传译员的工作机会仍然更多是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是了解中国当代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读过的一些文章,将中国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于华侨的光宗耀祖情结,同时认为,也许正因为家乡情结太重,华人们在国外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唐人街,将自己保护在牌坊以内,以致始终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相形之下,印度的企业家或高技术人员则不然,一则他们在语言与文化方面比华人更易融入当地社会,二则印度社会在基础设施与机制上对侨民的吸引与支持力度较低,所以很少有“印侨”回流印度直接投资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且不论“家乡情结”的利弊,它直接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兴盛,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时,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政策优惠,劳动力低廉,开厂门槛低,众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蜂拥而至。香港与台湾捷足先登,尤其是前者,“同声同气”,返乡办厂风行一时。英资太古公司太古爵士在香港举行的一次顾问圆桌会上即曾间接地指出这一现象:香港三分之二的大学理工科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珠三角的工厂找到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珠三角吸引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人才,其中外语人才主要分布在涉外领域,传译需求也更多地出现在工贸行业,即制造业与外贸出口。90年代中期以后,IT与通讯行业独领风骚,环保与绿色行业紧随其后。不过,总体来说,珠三角赐予传译员的工作机会仍然更多是来自制造业。

制造业是了解中国当代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宏观的公共管理决策如何影响到供求关系,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整个供应链与价值链。传译员的价值体现在外向型经济的关键环节,即如何沟通投入与产出、如何供应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转译的岂止是语言,更是整个行业,包括从生产设施的调试到原材料的采购、从人员配备到员工培训、从企业领导层的协调到生产管理的理顺——而这还只是制造环节。其他诸如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销售,等等,都需要升级才能创造出高价值产品,才能高价值回报企业利益相关者。

1999年,香港蒋氏工业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程网上直播,Y.P.与Alex等香港传译前辈都在现场。会议讨论了最新的thin production(瘦身生产)概念,同时进一步改进了日本的零库存(zero inventory)及适时生产(Just In Time,JIT)的理念。传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它们不仅仅来自专业技术层面,也来自讲者水准的参差不齐。比如,台湾讲者虽然主要讲中文,但又在发言中夹杂了许多英文,以至于传译员有时甚至很难译出一个完整的单句。至于中科院等内地方面的讲者,其专业背景我们当然无权置喙,可是麻烦的是,他们大概以为国际会议一定要用英文讲,忽略了自身的英文完全没达到讲演的水平,且译文本身也是错漏百出,结果,英文讲不下去,只好中途再换回中文。情况混乱不堪。Y.P.有几次“忍无可忍”,讲了一句“The speaker is paraphrasing himself (讲者在自己解释)”后就关了机。

我记得同一时期的工厂现场技术培训会议特别多。珠三角许多工厂的环境、条件都达到了国际标准。厂区办公室很现代化,很多会议同时提供传译。某次参加主题为digital demand management(需求管理)的培训,培训内容为如何通过升级的数码技术加强生产线上需求的管理。这次传译让我首次接触到日本企业的“看板”技术,即工人通过生产线上不同颜色的木板的显示与其他环节的工人进行物料方面的沟通。

在“言与行”一文中,我曾提到过为丰田汽车e-CRB培训会议做过的一次传译,当时很为日本人在工作过程中的认真精神所折服。其实,他们在传译员的聘用这一环节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对工作流程执行的一丝不苟:首先,客户通过香港翻译公司找到我,电话中我介绍了自己,告诉对方我正在香港做传译(以证明我的“国际”水平),然后又将我的职业简历发给对方(以证明我的履历),一般情况下对方即无需进一步验明正身了。但日本人仍然要求见面,而且见面不只是闲聊,而是准备了两队人马,一方为日籍员工,另一方为中国籍员工。然后由日本人读英文稿、中国人读中文稿,要求我据此传译,对方则拿着译文一字一句地对答案。印象中,只有很多年前P&G公司全球新的CEO上任时遇到过此事。当时中国区的人事部非常紧张,为了找到满意的传译,认真地举行了一次考试,甚至找到外籍员工模仿CEO的荷兰口音来读稿,接着又聘请传译每天下午去宝洁公司阅读公司内部资料,以便更好地了解宝洁——而这一切只是为了CEO的一场演讲。姑且不论对这种传译方式的看法,这实在算是企业对传译水平进行精确“校准”的典型个案了。

但换个角度,制造业给予传译界的启示也正在于此:追求无限准确度,将失误、错误降到最低!这与杰克·韦尔奇的六个西格玛(sigma)理论(即关于如何避免失误)不谋而合。我们可以把瘦身生产理解为传译中应以最精简、最有力的语言传达原文的技术与管理信息;可以把日本的精益管理(TPS)理解为传译应努力追求精准度;可以从需求管理计划中学习到传译应如何准备和使用语料库。

从传译角度来讲,行业、工厂、产品类的会议总体上实操性(operational)很强,属于“蓝领”风格,必须译到点子上,不然容易跑题,听众也会不知所云。而且港资、台资工厂在会议时使用的术语往往非常简洁、生动,很多行话,若非在该行业中“浸”过,很难理解并传译得准确到位。人们常用“入戏深”来夸赞一位演员演技的精湛,要做好传译工作,传译员同样也需要“入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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