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种子

太太的一位闺中密友，原来是读英语专业的，后来远嫁英国，育有一对可爱的中英混血儿女。夫妻俩一致认为，自己留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中英两种语言。为此，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倾其积蓄带小孩回中国逗留一段时间，以便学习中文，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很佩服这位朋友。2007年，我邀请他们全家四口到广东电台参与我主持的一档节目。节目用英语进行，结束后我将录音带赠与他们带回英国。听说两位小孩好生得意，回学校后与同学们颇显摆了一段时间。真是有因必有果，一晃几年过去，两位英国小友人与中国之间的缘分不减反增。女孩中五毕业后，休学一年，坚持独自来中国学习中文，在北京语言学院呆了一年，听说过得很是开心。公子呢？在英国某大学读了两年国际关系专业后，也休学回到广州，在语言中心做外教来了。妈妈的初衷是希望孩子能入读英国名校，至于中文，则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可是，中国的种子早已种下，会结出什么果，已经由不得种瓜人完全决定了。

另一位香港出生、台湾读大学的传译同事，父亲是二战时期美国派往中国的飞虎队的英文翻译，早先在洋行做事。该同事在台大读的也是英文专业，毕业后回香港做过导游，20世纪80年代做过驻华贸易公司首席代表。九十年代初全家移民澳洲后，又考取了即时传译证书，进入政府供职，一家人和睦地在悉尼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儿女们在澳洲大学毕业后各自单飞，夫妻俩便怀念起香港、台湾的生活，毅然回到香港定居。二人世界，其乐也融融。孩子们呢？女儿原本在澳洲有很好的工作，但也觉得香港更好玩，干脆飞回香港，从头开始。儿子呢？先是往返于澳洲与上海之间做些小生意， 随后又与“鬼妹”女友一同做起了英语培训。我们在一起时，这位传译同事不由得感叹基因的强大：转了一大圈，儿女们又回到了祖父过去所从事的行业：洋行、英语！看来，希腊、莎士比亚戏剧所表现的destiny（命运），真的是不可抗拒。

不过，西方古典戏剧中的命运，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被无形的命运所摆布的无奈。而我们所戏言的“命运”，则是温馨的家庭与子女在语言意义上对身份的主动认同。开头提到的两位英国小孩的成长经历，与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当他们的每一个复活节假期、圣诞节假期、暑假都在中国度过时，他们与在英国读书的其他同学相比，已经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语言是开放的，是沟通与交流的工具。在某个共同体中用语言与他人分享生活的经验，已经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与行为，甚至整个世界观。语言学家们对此有过很多研究，但无论称之为语言相对论也好，存在或此在也罢，我们都承认不同语言意味着不同人群。现代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会决定或影响人的思维。当代很少人会相信语言可以绝对地决定人类不同族群的思维，毕竟环境、社会存在等因素也对人类思维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更愿意相信人类随着文明的进程，正进入了一个一体化、全球化的阶段。至少通过语言的编码转化，通过传译，不同族群之间的思维会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存在主义者讲的语言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强调了语言对存在、对经验及行为的规范力。这一点当代人不会否认，质疑的只是适用性的不同程度应如何界定的问题。

再讲一件有趣的轶事。1995年，我去美国一间教会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校分给我一间办公室，房间号码为127，刚巧是我生日的数字；之前的一位来自北京的中文老师的英文名字叫Gordon Wang，刚巧又是我叫了20年的英文名字。王老师刚刚离开，常有他的朋友仍往他（我）原来的办公室打电话找Gordon，因缘际会，他们中的大多数（本地、本校）便自动转为我的朋友——他们都与中文、中国、北京（刚巧我又是在北京读的研究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冥冥之中，我从这位未谋面（后来他来看望一位罹患癌症的得意弟子，我才终于见到了他）的中国同事那里继承了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或许学过中文的外国人，用广东话来讲，会更加“长情”，或用普通话来说，更加有“人情味”吧。

还有一个“纯属偶然”的故事。我注意到中山大学，是从一位从大连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高中同桌那里开始的。四年后，我们又在北京重聚，其时他在北京大学哲学所读西方哲学，而我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英美文学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了中山大学外语系教书；他在北京工作学习一段时间后，上世纪90年代初去了德国留学。我来到中大，便已经继承了这位高中同桌留校任教时在社会学系、法律系的原社团、同学好友。又过了20年，中大哲学系宗教所从德国请回这位同桌，正式聘任为“外籍”教授。于是，他过去的人缘又再次相续。20年后我们坐在一起，感叹人生的际遇。当然，一定要解释的话，应该说，外语是我们的连接纽带，他在国外研究国内（亚洲宗教中古史），而我则在国内讲授了十多年“圣经文学”。也许是中大做媒接续了我们这两位老同学之间的友情。而更令我们“语言的种子”的故事又增添一个例子的，是同学从德国带回来的，竟也是洋媳妇和中德混血女儿。德国太太是在德国中文系毕业的博士，一口流利的中文，而刚读小学的孩子在日本、中国都有过居住经历，中文可以听懂一些，但不太能讲，可能对中餐的兴趣多过语言的掌握。不过由于父母在家坚持讲中文，肯定也已经在女儿的心中种下了中文的种子。她喜欢广州，喜欢福建龙岩的白干花生，喜欢广州的“湿炒牛河”，还在广州的的士上，跟司机学了一句广州话：我是广州人！到了北京，见人就说，结果人人都以为她是在香港长大的“番鬼妹”！

谁又会怀疑这些交叉培育的良种日后不能成为两国文化之间的使者，或他们的双语转换能力呢？也许以后的传译要求的不仅仅是学来的（acquired）语言转码能力，而正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双语感和双文化理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