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对立的认知解释

上面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集到的107对非轻声词和轻声词的对比组进行了描写，其中包括轻重对立引起的词义分化和轻重对立导致的功能转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对这种由轻重对立产生的辨义功能进行理据性探究，即从人们的认知角度对此类现象加以解释。

（一）关于轻重对立的词义分化

轻重对立引起了词义分化，这两个词义之间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那么说明它们之间是一种多义关系。那么轻重对立引起的词义分化究竟表现出什么样的倾向呢？下面我们将对此加以考察。

1.词义分化的倾向性

按照传统词汇学的研究，对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加以分析。首先是着眼于义项属性的分类，传统词汇学将不同义项分为三种类型：（1）本义，指有文献可考的一个词最初表示的意义；（2）基本义，指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义项，也叫常用义。一个词的本义和基本义可能一致，如“天”的本义指“天空”，现在的基本义没有改变；一个词的本义和基本义可能不一致，如“兵”的本义指“兵器”，而现在的基本义指“士兵”。（3）引申义，在原有词义的基础上通过联想而产生的词义是词的引申义，其中通过比喻的用法而产生的是隐喻义，通过借代的用法而产生的是转喻义。如“口”的本义是“人或动物进食、发声的器官”，后来用“口”比喻“关隘、容器通外面的地方、出入通过的地方”等，这属于隐喻义。又如“江山”原指“江河和山岭”，通过存在的具体事物来借代“国家或国家的政权”，这属于转喻义。

其次是着眼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传统词汇学将词义的引申分为三种情况：（1）词义扩大，比如“江”、“河”原来专指长江和黄河，现在泛指一切河流；（2）词义缩小，比如“宫”，上古泛指房屋，汉朝以后专指帝王居所（如“未央宫”、“雍和宫”）；（3）词义转移，比如“汤”，本来指开水，如“赴汤蹈火”，现在转指有汤水的菜肴。从当代认知范畴观来分析，客体多义范畴的研究表明，多义范畴常常难以用某个共同的语义特征或特征集束来概括，其数个子范畴（subcategory）中虽存在着一个核心子范畴，但其他子范畴往往不是通过上下位关系与它相联系，而是通过家族相似关系与之相连，形成一个意义扩展的“链”，这种语义上的联系往往是通过隐喻映射或转喻映射实现的。因此，所谓“词义的扩大或缩小”实质是转喻映射的结果，两者之间蕴含相关性。如“江河”义的扩大是以部分成员转指全体成员（所有江河）；“宫”义的缩小是以全体成员转指其中的部分成员（专指皇宫）；而所谓“词义的转移”实质是隐喻映射的结果，两者之间蕴含相似点。如“汤”义从“开水”转移到“菜汤”，两者都是液体，都有较高的温度，都与人们的使用有关。

联系本章描写的轻重对立引起的词义分化，其中多数分化的意义之间有某种联系，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轻读后词义所指范围缩小了。比如名词“丈夫”原指成年男子，即“大丈夫”之意；后一音节轻读，专指男女结婚后妻子的配偶。又如动词“褒贬”原指评论他人，包括好坏两个方面；后一音节轻读，专指批评、指责，只表贬义，属于偏义复词。依据上文的论述，词义的扩大和缩小实质上是转喻映射的结果，其中词义的缩小是用整体来转指部分。如“成年男子”是整体，“妻子的男人”是其中的部分成员；“褒贬”是对他人评论的整体，“贬”是其中的部分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词义扩大的实例，即以部分成员转指全体成员的用例，这就暗示了一种认知心理：

从重读到轻读，词义的范围相应地由大变小了。

另一种情况是轻读后词义转移了。比如名词“眉目”的本义指人的眉毛和眼睛，词义固化后泛指容貌，如“眉目清秀”；后一音节轻读，指“事情的头绪”，如“事情的眉目逐渐清晰了”。又如形容词“清亮”形容声音清脆响亮，如“清亮的歌声”；后一音节轻读，形容水域清澈透亮，如“清亮的池塘”。依据上文的论述，词义的转移实质上是隐喻映射的结果。如人体的“眉目”和事情的“眉目”蕴含着“显著性、可识别性”的相似点；“清亮”从形容音域到形容水域，这是从听觉转移到视觉，属于人的感知功能的一种“通感”现象。这些实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相对的具体事物或现象隐喻映射到抽象的事物或现象。如人体的“眉目”具体，而事情的“眉目”抽象；声音的“亮”是听觉感知的，而水域的“亮”是心理感知的。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这又暗示了一种认知心理：

从重读到轻读，词义的辖域相应地从具体到抽象了。

2.轻重对立的象似性

概括上面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轻重对立引起的的词义分化在认知理据上体现了“象似性”（iconicity）原理。所谓“象似性”原理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形式）和“所指”（客观事物）之间的象似性关系。比如Jakobson（1965）指出了这样一个语序现象：子句的相对语序决定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的时间顺序；Greenberg（1966）立足大量类型学研究的证据明确提出：语言中成分的次序与物理经验的次序或对事物的认识的次序是平行的。戴浩一（1988）最早关注汉语表述中的时间顺序动因，并提出了“时间顺序原则”，即在没有显性时间标记的表述中，结构语序体现了客观的时间顺序。例如（［1］［2］等标示时间顺序）：

你给他钱［1］，他才给你书［2］。

我们开会［1］解决问题［2］。

他上楼［1］睡觉［2］。

他打［1］死［2］了一只苍蝇。

他从旧金山［1］坐长途公共汽车［2］经过芝加哥［3］到纽约［4］。

他往南［1］看［2］。

他用筷子［1］吃了那碗饭［2］。

他病了［1］三天了［2］。

他累得［1］不能说话了［2］。

这表明在语言系统的组合关系上，语言结构的序列与概念结构的序列具有象似性。聚合关系上的象似性也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如果人称代词系统存在“三缺一”的现象，所缺的一定是第三人称代词。上古汉语只有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若要指称第三身，只能借用指示代词“彼、其、之”等。这个事实能得到很多语言的支持，如日语、朝鲜语和蒙古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来自指示代词，并至今仍与后者同形（参见郭锡良1980）。法语、俄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及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也都是来源于指示代词（参见徐丹1989）。显然语言“非零形式”和“零形式”的对立反映了“非第三人称”和“第三人称”在概念领域里的对立，即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交谈的直接参与者，第三人称则不是。古代阿拉伯语言学家对三种人称的命名正好反映了其实质：第一人称被称为“说话者”，第二人称被称为“听话者”，而第三人称被称为“缺席者”，也就是说，第三人称代词的“缺席”象似地反映了概念领域里不参与交谈的第三者的缺席。（参见张敏2008［1998］）。

对此类现象，认知语言学家Givòn（1994）进一步完善了Hairnan（1980、1985）的系统，提出了象似性的三条主要规则：

（1）数量象似性（quantity iconicity）：意义越多，越不易预测；越重要，形式就越多。

（2）距离象似性（proximity／distance iconicity）：功能上、概念上和认知上距离越近，形式上的距离也越近。

（3）顺序象似性（sequence／linearity／order iconicity）：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叙述的顺序对应所描述的事件的顺序。

依据上文对于汉语轻重对立引起的词义分化倾向，可以推论出如下结论：从重读到轻读，词义的范围相应地由大变小了，重读和轻读分别对应于词义范围的“大”和“小”；从重读到轻读，词义的辖域相应地从具体到抽象了，重读和轻读分别对应于词义范围的“具体”和“抽象”。也就是说：词义范围“大”的或所指对象“实”的，倾向于选择重读形式；词义范围“小”的或所指对象“虚”的，倾向于选择轻读形式。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象似性效应，我们甚至可以归纳出另一条象似性规则：

轻重象似性（weight iconicity）：如果一对词语的语音形式有轻重对立，那么概念上“重”的事物或现象（所指“大”或“实”）选择重读形式，“轻”的事物或现象（所指“小”或“虚”）选择轻读形式。

但是需要补充的条件是：轻读形式的语义是高度固化的。即轻声词的语义已经凝固成地地道道的复合词，两个语素的意义不能分解。如上文所举例：轻读的“男人”指妻子的“丈夫”，而不是“男性的人”；轻读的“眉目”指事情的真相，而不是指“眉毛和眼睛”。

（二）关于轻重对立的功能转化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轻重对立导致功能转化是转喻映射的结果，具有充分的的认知理据。笔者（2012）曾对现代汉语复合名、动、形这三个主要实词类范畴的互相转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这三类词的互转不对称，明显体现出基于转喻的不对称而导致的单项循环优势。具体如下图所示：

上图显示三类词的功能转化是一种优势选择，逆向转化从数量上看则绝对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动因是概念转喻的不对称，具有充分的心理现实性。轻重对立导致的功能转化同样体现出这个倾向，下面具体分析。

1.功能转化与转喻的不对称

（1）动名互转。动名互转是实词类功能转化问题中研究得最充分的。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不对称现象，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王冬梅（2003）对20万字的实际语料（包括小说、评论等各种语体）进行了使用频率的动态统计：动词名化的出现次数2 737，名词动化的出现次数为48，动词名化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名词动化的出现频率，前者是后者的57倍。对于这种不对称的认知动因，学界也有较为合理的解释。Talmy（2000）提出了“事件框架”（event frame）这一表述，列出了五类常见的事件认知框，即路径（path）、因果链（causal chain）、循环（cycle）、参与者互动（participant interaction）及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按照Talmy（2000）的解释，动名互转是“事件框架”中“参与者互动”的关系，单向性倾向显而易见。沈家煊（1999）在解释此类不对称现象时指出，动名互转的不对称，源于动词和名词在概念上的不对称。按照Langacker（1987，1991）的观点，体词代表抽象的“事物”（thing），谓词代表抽象的“关系”（relation），“事物”是“关系”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动作和事物的区别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整体和部分的区别。一个动作概念总是包含相关的事物概念在内，不可能想象一个动作而不同时联想到跟动作有关的事物；相反，事物可以在概念上独立，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事物而不联想到动作。例如“编辑”这个行为动作不能离开“人”这个概念而独立存在，而“人”这个概念完全可以脱离“编辑”这个行为动作而独立存在。转喻的基本规律是用显著的概念转指不显著的概念。一般情形下，整体和部分相比，整体比部分显著，因此整体转指部分是自然的、常见的（如动词“编辑”转指“从事编辑的人”），部分转指整体相对来说是不自然的、不常见的，认知上的这种不对称决定了转指上的不对称。

联系上面我们列举的动词和名词的互相转化的数量和示例，可以看到动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名词的有18例，而名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动词的只有2例，数量上是9∶1，也是相应地不对称。从语义关系来分析，动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名词，大多转指行为动作的“产物”（包括事物和人物）。例如动词“摆设”指“把物品（多指艺术品）按照审美观点安放”的过程，轻读转化为名词指“摆设的东西（多指供欣赏的艺术品）”，指的是某类事物。又如动词“填房”指“女子嫁给死了妻子的人”，轻读转化为名词指“前妻死后续娶的妻子”，指的是某类人物。

（2）名形互转。从认知动因来分析，名词与形容词的互转指属于“范畴与特征”之间的关联性，“范畴与特征”也属于整体与部分的关联。转指形容词的名词都是典型的抽象名词，这些范畴都具有较为显著的性状特征，以这些范畴转指该范畴表现出来的性状特征，这是顺理成章的。按理说，以特征（形容词）来转指范畴（名词）的逆向转喻也是能成立的，事实上少数能转指名词的形容词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关键是这种关联必须具有“显著性”，而大多数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的属性义比较抽象，语义辖域比较广，不易与某个事物发生确定的联系，转指受到阻碍。如词典对“漂亮”的释义有“好看、美观、出色”，例举有“她长得漂亮、衣服漂亮、事情办得漂亮、打了一个漂亮仗、普通话说得漂亮”等等。又如“明朗”的语义包括“（室外）光线充足”、“（事态）明朗清晰”、“（性格）光明磊落”、“（思想）乐观畅快”等等。因此我们很难从一种性状特征（形容词）联想到某类确定的事物（名词），如果一种性状特征所关涉的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转喻也就失去了认知基础。于是概念认知上的不对称导致了语言中名形互转的不对称，表现出了转喻的单向性优势。

联系上面我们列举的名词和形容词的互相转化的数量和示例，可以看到名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形容词的有12例，而形容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名词的只有2例，数量上是6∶1，也是相应地不对称。从认知范畴来分析，名词后一音节轻读转化为形容词，大多转指该名词概念蕴含的显著性状特征。例如名词“公道”指“公正的道理”，轻读转化为形容词指“公平、合理”；名词“世故”指“处世经验”，轻读转化为形容词指“处世待人圆滑、不得罪人”；名词“文气”指“贯穿在文章里的气势”，轻读转化为形容词指“文静、不粗野”。

2.形动互转不通畅的解释

从一般情况来看，形动互转也是不对称的，这种“转指”的不对称同样反映了“转喻”的不对称。按照Talmy（2000）的解释，形动互转属于“事件框架”（event frame）中的“因果链”（causal chain），这种可激活的关系取决于“关联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形容词转指动词，其理解机制与一种基于常理的“以果推因”的语用推理方式有关。即在一个“事件框架”的“因果链”中，从“已然状态”（结果）转指“导致该状态产生的过程”（原因）。比如“市场很繁荣”中“繁荣”是一种结果状态，从这种结果来反推“使繁荣”的过程，就有了“繁荣了市场”的表述；又如“内容很充实”中“充实”是一种结果状态，从这种结果来反推“使充实”的过程，就有了“充实了内容”的表述；而“繁荣”、“充实”带上了宾语，凸显了及物性，也就在形式上成了及物动词，这是典型的使动用法。“以果推因”在认知上具有一种优势，因为这是从已然确定的“结果”出发加以推导，具有心理现实性；而相反的过程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认知上的障碍。比如我们也可以从事件的过程（原因）来“顺推”导致的状态（结果）。事实上少数动词能转指形容词，就是这种“以因推果”的过程，比如“拥挤”的结果导致“拥挤”的状态，“成熟”的结果导致“成熟”的状态。但是，形容词和动词之间能否互转取决于“状态（结果）”和“过程（原因）”之间是否具有一种“显著性”（prominence）的关联，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动词在语义上不具备这种关联性，词义本身不能凸显状态义，行为过程（原因）可能导致的状态（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阻碍了我们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必然的关联，转喻也就失去了动因。这是形动互转不对称的根本结症所在。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上文我们在考察轻重对立导致功能分化的实例时，却发现应该占优势的形容词转指动词的实例只有1例，即“松散”，作为形容词指“（事物结构）不紧密；（精神）不集中”，轻读后转化为动词指“使轻松舒畅”。而且转化为动词也是个不及物动词，后边不能带宾语，及物性很弱，这与正常的形容词转指动词的情况相去甚远。通常形容词转指动词是一种典型的使动用法，带上了宾语，在形式上转化为及物动词，如上文所列举的“繁荣”、“充实”。而问题的结症正在这里，形容词通过使动用法转指动词，后边带有宾语，及物性很强，那么这个动词的读音就不可能弱化，必须保持“中重”的韵律模式，以满足述宾短语在句法语义上的要求，因为一个语音弱化的形式是很难再带上一个受事宾语的。至于动词轻读后转化为形容词的实例，虽然词典里搜索到5例：矫情、近乎、配合、受用、透亮。但仔细分析其中只有“配合”、“透亮”比较典型，其余都要“打折扣”。如“近乎”是一个关系动词而不是行为动作动词；“受用”转化为形容词限于否定式（如“很不受用”），限制极大；“矫情”作为动词是个典型的书面语，口语中一般不用。不过，上文已经分析了，动词转化为形容词本来就不是优势选择，转喻认知基础很薄弱，所以这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