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动重叠的范畴义互补

根据上文论述，汉语单音量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乃至数词，重叠表示的是“量增”，因而后一重叠字不轻读。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几乎所有论及现代汉语轻声的论著中，都明确指出汉语普通话单音动词重叠后一重叠字读轻声，表达的是时量短、动量小，范畴义是“量减”。为什么单音动词重叠会表现出与众不同、截然相反的表现？其实，当我们把眼界放宽，我们就会发现汉语普通话单音动词重叠后读轻声，表示量减，其实是另一来源的变体，且仅仅代表了北方话，而在大多数南方话中单音动词重叠不轻读，表达的还是量增，与上文讨论的“象似性”具有同一性。对于这种单动重叠范畴的互补现象，我们要有一个分析和解释。

（一）北方话中的单音动词重叠

对于现代汉语中单音动词重叠表达“量减”的范畴义，学界早就有所关注，学者们的观察和结论大同小异。王力（1943）认为动词重叠是情貌的一种，称为“短时貌”。范方莲（1964）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少量”，或者是定量（“一次”）。赵元任（1979）称动词重叠为“动词的尝试态”。张静（1979）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是动词的“轻微体”。朱德熙（2008［1982］）把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概括为“时量短”或“动量小”。刘月华（1983）认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或进行的“次数少”。邵敬敏（2000）认为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是“少量”和“轻量”。邢福义（2000）认为动词重叠式“在分量上表示动作的轻化”。

戴浩一（Tai 1993）对汉语单音动词重叠现象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他认为单音动词的重叠形式（AA），动作的量可以从动作延续的时间长短来看，也可以从动作反复次数的多少来看。动词重叠式既可表示时量短，又可表示动量小。例如：

表时量短：陪我聊聊天。（＝聊一会几天）

　　　　　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看一会儿电视／听一会儿音乐）

表动量小：你试试这个。（＝试一次这个）

　　　　　这顶帽子太小了，你戴戴看。（＝戴一次帽子）

至于哪些动词重叠后能够表时量短，哪些动词重叠后能够表动量小，哪些动词干脆不能重叠，这与动词在概念领域里时相方面的特征密切相关。从概念上看，动作可以从能否延续或能否反复这两个角度去判别它们在“体”方面的特征。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汉语动词的次范畴可以可分出以下三类：

A类：能够延续，能够反复的动作。例如：

　　 看　唱　坐　学　读　洗　吃

B类：不能延续，但能够反复的动作。例如：

　　 眨　关　碰　见　插　摔　戴

C类：既不能延续，又不能在短时内反复出现的动作。例如：

　　 瞬间完成而通常又不会经常发生的动作：死、上吊、跳河、结婚

产生瞬间心理状态变化的动作：懂、忘、明白、发现

包含结果意义的动作：看见、打开、缩小、打碎

从形式上看，不能重叠的动词正是那些表示既不能延续又不能反复的第C类动词。下面这些说法都不合格：

*死死　　*上上吊　　*跳跳河　　*忘忘

*懂懂　　*看见看见　*打碎打碎

而能够反复的动作动词一般都能重叠，B类动词重叠式一般表示动量小。例如：

眨眨眼睛　　见见朋友　　戴戴这顶帽子

A类动词重叠式通常既可表时量短也可表动量小。例如：

表时量短：你在这儿坐坐。

　　　　　她只能洗洗衣服，做做饭。

表动量小：这张椅子很硬，你坐坐就知道了。

　　　　　这件衣服很薄，洗洗就破了。

对于这种规律性倾向，认知上的解释是：延续的动作和反复的动作之间的共同点就在于两者都被感知为同质过程的复现，只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复现的过程之间没有可感知的边界，后一种情况下则有可感知的边界。这里归纳出来的共同点可以得到汉语里某些语法现象的论证。例如，动词在表延续和表反复时都能带“着”，如“他眨着眼睛”、“他看着书”，都能受“不停”、“不断”、“一直”等表持续的词语修饰，如“他一直在眨眼睛／他不停地眨眼睛”、“他一直在看书／他不停地看书”。从形式上看，动词重叠式的本质正是同质形式的复现（同一个动词一连出现两次）。这表明语言形式的结构以象似的方式对应于概念的结构。

（二）南方话中的单音动词重叠

语言事实表明，在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中，还有一种“动叠＋补”结构，如“说说清楚”、“洗洗干净”、“想想明白”，在这些表达式中单音动词的重叠形式“说说”、“洗洗”、“想想”并不轻读，属于“中重”韵律模式。李宇明（1998）推测这些“例外”可能来自某些方言的影响。根据李文浩（2008）的考察，此类不轻读得“动叠＋补”结构普遍存在于现代汉语吴语区和闽语区，也存在于粤语、皖南徽语以及西南官话的部分方言点。示例如下：

1.吴语区示例

苏州话（例引自汪平2000）：

　　烧烧熟　　汰汰清爽（汰：洗）　笃笃勒外头（笃：扔；勒：了）

上海话（例引自钱乃荣1997）：

　　压压扁　　吹吹干　　揿揿牢　　摸摸清爽

温州话（例引自池昌海、王纯2004）：

　　晒晒暖　　冲冲出　　讲讲灵清　　洗洗光生（光生：干净）

2.闽语区示例

潮阳话（例引自张盛裕1979）：

　　割割断　　坐坐落去（落去：下去）

永春话（例引自林连通1995）：

　　踢踢倒　　飞飞入来　　掠掠出来（掠：抓）

漳州话（例引自马重奇1995）：

　　压压倒　　食食去　　　猜猜着　　掠掠献（掠献：抓掉）

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动叠＋补”结构中单音动词重叠表达的基本语法范畴是“量增”。例如来自南方方言的一些例句：

a.钱存存起 ，呣嗵浪费！（闽语漳州话：把钱全部存起来，不可浪费）

b.一落车就冻到我哋跳跳下。（粤语广州话：一下车就冷得我们直跳）

c.牛肉烧烧烂再好吃。（吴语上海话：牛肉煮煮烂才可以吃）

d.听听明白 再讲话。（皖南徽语：听听明白再说）

上述a句“存存起”指“全部存起来”，闽语漳州话“动叠＋补”结构中的动词重叠显然是表示量增的。马重奇（1995）认为闽语漳州话单音节动词重叠式带补语结构表示动作行为的概遍性，含有“某种动作行为将全部完成”的意思。如“AA起”有“全部A起来”的意思，“AA倒”有“全部A倒”的意思。b句“跳跳下”指“直跳”，粤语广州话“动叠＋补”结构中的动词重叠显然也是表示量增的。彭小川（2000）认为广州话动词重叠的核心语法意义是“表示某动作或事件持续进行着”，这种持续是一种动态的持续。即使如“V V下”含有“随意”或“尝试”之意，这种“随意”或“尝试”的动作行为也必须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c句中的“烧烧烂”和d句中的“听听明白”同样表达了动词“烧”和“听”的持续。孟庆惠（1995）认为皖南徽语单音动词重叠后可以连带补语，具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吴语区和徽语区毗邻，“煮煮烂再好吃”和“听听明白再讲话”的表达形式也相似。结合南部闽语和粤语“动叠＋补”结构中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我们认为吴语区和皖南徽语“动叠＋补”结构中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表“量增”，是与之完全一致的语法现象，这应该是“动叠＋补”结构中动词重叠的底层语义。其他南方方言同类示例如下：

广东潮阳（例引自张盛裕1979）：

　　舒舒直（铺铺平）　　行行来（走来）

广东阳江（例引自黄伯荣等1996）：

　　飞飞蒲（接连地飞起来）　　飞飞落来（一个一个飞下来）

广东汕头（例引自施其生1997）：

　　卖卖掉　　收收起　　拍拍两下

广州（例引自彭小川2000）：

　　行行下（走着走着）　　跳跳下（不停地跳）

广西柳州（例引自马骏2001）：

　　掐掐两下　　挑挑两轮　　讲讲下子

云南昆明（例引自荣晶、丁崇明2000）：

　　喝喝醉　　挂挂在墙上　　端端过去

台湾闵语（例引自郑良伟1988）：

　　看看着（看到）　　醒醒起来（醒过来）　　食食落去（吃下去）

浙江嘉善（徐越1998）：

　　敲敲碎　　扎扎牢　　传传过来　　移移开去

浙江绍兴（例引自寿永明1999）：

　　吃吃好　　做做好　　戽戽清爽　　走走出　　爬爬起

安徽歙县（例引自黄伯荣等1996）：

　　洗洗干净　　烘烘干（把衣服烤干）

（三）量增与量减的句法分布及其解释

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区和北方方言区单动重叠的范畴义对立（“量增”和“量减”），在句法组配上得到了相应的支撑。对于动词和其后接宾语或补语的组配，汉语的基本事实是：动词基本式V既可后接宾语，如“说道理”；又可后接补语，如“说清楚”。而动词一旦通过重叠定量化，其句法上就会受到种种限制。这个限制在句法组配上的表现是，北方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V V（量减）只能后接宾语，如“说说道理”；不可以带补语，如“*说说清楚”。南方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V V（量增）可以后接补语，如“说说清楚”；一般不带宾语，如“*说说道理”。两类动词重叠式V V在后接成分的组配上形成互补，如表所示：

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原则认为，语法结构与语义（概念）结构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对某种句法结构的存在理据可以从其语义组合的合理性上得到解释。同样，句法成分组配受到限制的原因也可以从其语义成分组合的角度着手分析。对于现代汉语中动词重叠在韵律模式和范畴意义方面的对立，学界有两种基本的解释。

1.共时平面的“互补说”

事实表明，汉语动词基本式V本身的语义范畴是不定量的，而重叠可视作动词定量化的一种手段。持此种观点的以石毓智（2000）的解释为代表，他认为定量化是词语通过某种语法手段赋予其概念义以数量特征。换句话说，被定量的词语除表达概念义外，还表示该概念的数量、范围、程度、级别等。北方方言区的动词重叠式V V，后一音节轻读表示减量，量级范围是从中性量到最低量之间，表示这个范围中的某个量点。因此可以说动词重叠式V V（量减）表示有定小量，因而也具有离散的语义特征。南方方言“V V＋补”结构中的动词重叠式V V，后一音节不轻读，表示增量，量级范围可以从最小量至无穷大，并没有定位在这个范围的某个量点上，从而被赋予了连续的语义特征。另外，同样是通过重叠来定量，北方方言区的动词重叠式V V确定的是量的大小（小量），而南方方言区的动词重叠式V V确定的是变量的方向（量增）。

笔者认为，如果撇开历时演变的因素，单就共时平面来看，石毓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表示“量减”，相应的形式标记是后一音节轻读，选择“重轻”的韵律模式；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表示“量增”，相应的形式标记是后一音节不轻读，选择“中重”的韵律模式。于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义及其形式标记构成对立，并在句法组配上得到印证。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澄清。我们在上文以大量的实例证明，汉语北方话（普通话）中量词、名词、形容词、副词、数词以及它们的叠结式，无一例外地遵循重叠象似动因的原理，表示“量增”，相应的形式标记是后一音节不轻读，选择“中重”的韵律模式。那么为什么偏偏单音动词重叠却体现了完全相反的形式和意义？这是不合常理的，也无法作出逻辑上的合理解释。因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单音动词重叠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属于另一范畴类形式，有其自身的历时来源和动因。于是就涉及下面要讨论的另一种解释。

2.历时平面的“演化说”

关于北方方言表示“量减”的动词重叠式的来源，可谓众说纷纭。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

（1）起源于V一V

王力（1943）认为，表示“量减”的动词重叠式最初的意思总是表示时间短，因为两个动词的中间本来是有“一”字的，言下之意，现在北方方言的V V是历史上V 一V的变式。太田辰夫（1958）把现代汉语V一V式和V V式这两种格式都看作是动词重叠式，并把它们与早期表量增的动词重叠联系起来，认为V一V式是在V V式中间添加“一”变化来的，以后“一”又省略了。范方莲（1964）则不承认现代汉语有所谓的动词重叠，认为V一V是动量组合，而V V就是V一V，当中的“一”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脱落了。陈建民（1984）同意这种“脱落”说，认为V一V里的“一”轻读，常常脱落为V V，并解释说这里的“一”不强调一次，是表示不定的少量，由于意义弱化，所以可以脱落。向熹（1993）和张赪（2000）从历时关系上推断V V来源于V一V。他们都主张动词重叠式的产生与早期动词借用作量词，特别是用动词本身表示动量的用法有直接关系。向熹认为如果把V一V、V了一V、V了V、VO一V等形式中的宾词O或量词“一”省去，表示短时体的动词重叠式就形成了。张赪认为在V一V中的“一”实指次数的基础上，先产生表示动作的次数少、持续的时间短、程度轻的V一V，然后“一”脱落V V式就产生了，因为V一V式不再实指动作的次数，数词的作用就不重要了，“一”的省略就有了可能。

（2）起源于动词重叠式（量增）

李英哲（2000）认为，在汉语历史发展上，重叠应该是从重复发展演变而来的。演变的原因是重新分析的结果，即对类同物复现的认知原先是“串行处理”（serial processing），经过重新分析就变成“并行处理”（parallel processing）了。李珊（2003）也认为短时体A A萌芽于绵延体A A之中，最初的情况是歧解，即既可作绵延体理解，也可作短时体理解。

3.笔者的解释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2）的观点不无道理，可以作为参考性意见。相对来说，（1）的观点比较明晰，尤其向熹（1993）和张赪（2000）的推测比较有说服力，他们都主张动词重叠式的产生与早期动词借用作量词，特别是用动词本身表示动量的用法有直接关系，历时存在的V一V、V了一V、V了V、VO一V等表动量的形式，由于实指表数而虚化导致“一”脱落，形成V·V形式。笔者比较赞同他们的推测，下面进一步加以阐述。

先看历时事实，李文浩（2008）曾对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献中V V和V一V两类表动量格式的消长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事实表明演变的趋势是V V式越来越多，V一V式越来越少，两者呈反向共变关系。V V式从明代开始使用量显著增加，不排除动补结构的成熟和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引起的格式上的类推，也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对原有V V格式的重新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相当多的V V式来自V一V。演变的大体途径为：首先，表动量的组合V一V中的“一”实指表数的意义虚化，导致整个格式语法化，蜕变为表量减的动词重叠式；然后，虚化了的“一”的读音相应地弱化而读轻声，以至于最终脱落。理由诚如张赪（2000）所说，V一V中间的“一”原本实指动作次数，后引申为表示“次数少、时间短、程度轻”，这样数词的作用就不重要了，“一”的脱落就有了可能。正如范方莲（1964）所说，当“一”表示“弱义”从而“轻读”时就容易“脱落”。

事实也许就是这样，在动词重叠式中，宾语位置的演变趋势是由基本中置向几乎全部后置转移。表现在V一V格式上，《水浒全传》和《西游记》多插在V和一V之间，形成VO一V结构。例如：

我且试看魔王一看。（水浒全传）

走路的，等我一等。（西游记）

按照石毓智（2003）的推测，14世纪以后现代汉语动补结构成熟，体标记系统建立，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创立了一个新的句法位置，主要描写其前动词的结果或者进行状态，语音形式则通常表现为轻声。我们觉得在体标记系统的类推作用下，虚化了的一V就可以插在V和O之间了，形成V一VO结构。以“等一等”为例，明代的《水浒全传》和《西游记》带宾语的格式均为“等O一等”，未出现“等一等O”的格式。到了清代的《红楼梦》，在保留“等O一等”格式的同时，出现“等一等O”格式。例如：

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红楼梦）

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红楼梦）

就韵律句法层面来分析，汉语动词句中，核心动词之后只有一个句法位置，却可能出现两类句法成分（宾语或补语），当这两类成分在动词后共现时，就需要通过韵律手段加以协调、控制（吴为善2005）。类似“等一等我”这样的“述补＋宾”结构，要求补语通常是单音节的，这样它就可以同前边的动词粘合为一个韵律单元，而将后边的位置让给宾语。而事实上“等一等”中间的“一”已经虚化、轻读，具备脱落的条件，所以在韵律的制约下“一”脱落，“等一等”演变成“等等”。例如：

蓉大奶奶，你等等我。（红楼梦）

“好姐姐，等等我。（红楼梦）

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老舍《残雾》中“稍微等一等，等等冼局长”，句中不带宾语时用“等一等”，而带宾语“洗局长”后，受韵律规律的作用，“等一等”说成“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表动量的V一V中“一”虚化后语音也相应弱化，读轻声，那么两个V应该不轻读的，那为什么在“一”脱落后VV的后一音节会变成轻声呢？这就涉及到语言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先举个同类的例子来说明，董秀芳（2003）曾指出，北京话中阳平“一”是“一个”语法化的结果，其中量词“个”脱落，正在逐渐变为一个引进不定名词的标记，相当于英语的不定冠词a。而数词“一”来自“一个”的证据是，“个”脱落后虽然音质音素已不存在了，但其非音质音素还像一个看不见的鬼魂似的对“一”的语音形式产生着影响，在“一”的语音构成中留下了痕迹。通常根据“一”的变调规律，“一”在非去声前读去声，而在去声前读阳平。“个”是去声字，所以其前的“一”应读阳平。因此，名词短语前的“一”的声调就是由“个”的看不见的影响造成的。如下例句中的“一”在北京话中都读成阳平调［yi 35］：

他找了一桌子

他送我一电脑

他打碎了一灯

上述句子中与“桌子”相配的量词是“张”（阴平），与“电脑”相配的量词是“台”（阳平），与“灯”相配的量词是“盏”（上升），它们都是非去声，如果“一”出现在这些量词前，按变调规律，就应该变为去声，而事实上它们都读成阳平。此类现象属于音系研究中常提到的“魔鬼”（ghost）形式，如同句法中的语迹（trace），虽然听不到或看不到，但仍会象鬼魂一样附着在相关成分身上。通过这个实例的演绎，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V一V格式中“一”脱落后V V的后一个音节会变成轻声。原因在于“一”虽然脱落了，但它负载的“轻声”却转移到了后边一个V身上，因为原来读轻声的“一”是表动量小、时量短、程度轻这些“量减”范畴的形式标记，“一”可以脱落，但这个形式标记不能消失，于是V一V演化成V·V，这是今天北方方言中V V表“量减”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