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系统的内部调节

一、语言系统的内部调节

任何语言在一段时期内发生转型性的质变，一定有足够的动因支撑，这首先应该探究语言系统内部的变化和协调，这是语言发展的内因。我们从现代汉语平面双音词为主要词长的现实出发，进行回溯推理，就可以发现这个内因的历史必然性。

（一）汉语双音化的现实倾向

对于现代汉语双音化的倾向，不少学者对此作了共时平面的静态描写，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现象：

（1）延宕，即一个单音节词通过语音延宕成为双音节词。例如：

孔→窟窿　茨→蒺藜　偻→佝偻　椎→钟魁

（2）重叠，即单音节词通过重叠成为双音节词。例如：

哥→哥哥　刚→刚刚　星→星星　慢→慢慢

（3）替换，即用一个双音节词替代原来的单音节词。例如：

与→参加　劝→鼓励　师→军队　目→眼睛

（4）添加，即单音节词前后添加一个不表实义的语素。例如：

云→云彩　耳→耳朵　鸦→乌鸦　雪→白雪

（5）压缩，即将一个多音节词紧缩为双音节词。例如：

北京大学→北大　　特别行政区→特区

落花生→花生　　　照相机→　相机

上述现象的确说明了汉语词汇中的双音化倾向，但多数属于双音化倾向在构词和用词方面的“类化”作用，即有意将词的形式构成或凑成两个音节。双音化倾向在日常的语言表达中非常明显，说明这种现象有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基础，吕叔湘（1963）曾列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这种倾向：

汉人的姓有单音的，有双音的。比如有一个人姓张，人家问他“贵姓？”他可以回答“姓张”，也可以回答“张”。要是人家问他“你姓什么？”他多半得回答“姓张”或是“我姓张”，不大能够只回答“张”一个字。可是如果这个人姓欧阳，他大概就回答“欧阳”，不必再带上个“姓”字。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小王！”“欧阳！”，不大听见“张！”“王！”，更不会听见“老欧阳！”别人在说话中间提到他们也是如此，单音的姓要在姓上加个“老”或“小”，否则就连姓带名说，可是双音的姓就可以光说姓。

用名字来称呼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双名，比如说“张子平”，一般都叫他“子平同志”，只有陌生人才会叫他“张子平同志”。可是如果他单名一个“平”字，人家没法儿叫他“平同志”，多熟的人也只能连姓带名叫他“张平同志”。

地名也有类似的情形。县名有两个字的，也有一个字的；两个字的可以不带“县”字，一个字的必得带“县”字。说话是这样，地图上也是这样。连在一块儿说的时候，常常是“大兴、通县、顺义等县”，虽然末了有“县”字，通县的“县”仍然不能省。市名不用一个字，所以湖北省有个“沙市市”，四川省有个“万县市”。

山名也是这样。峨眉，普陀，不带“山”字也可以说；泰山，华山，必得带“山”字。

国名也是这样。英国，法国，单说非带“国”字不可；印度，哥伦比亚，难得听见带“国”字。1956年6月7日的北京日报有两条标题，一条是“欢迎在美、英、法、日等国的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祖国来”，一条是“中国展览团同法国等国企业作成大量交易”。尽管后面同样有“等国”二字，第一条只要一个“法”字，第二条就非用“法国”两个字不可。

拿数目字来说，一位数和多位数的活动力也不一样。一个月的头十天必得说“一号……十号”，阴历是“初一……初十”，“十一”以后光说数目也行。

说到一个人的岁数，“三岁”，“十岁”没有第二种说法，“十三岁”，“三十岁”也可以说“十三”，“三十”。

由于双音化的驱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在数量上占优势。吕叔湘（1963）对此的描述比较客观：

作为现代汉语里的语汇单位，双音节比单音节多得多，至于这些双音节是不是全都可以算作“词”，那是另一个问题。《普通话3 000常用词表》（初稿）收名词1 621个，其中多音的（绝大多数是双音的）1 379个，占85%；收形容词451个，其中多音的（绝大多数是双音的）311个，占69%；收动词941个，其中双音的573个，占61%（另有三音节的2个）。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三类词里都是双音的占优势，而以名词为甚。

应该说这些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吕叔湘先生对待科学研究是很严谨的，我们注意到他的一个慎重说明，他强调：

这里谈的是某些个倾向。倾向不同于规律，规律能否成立只看有没有反证，倾向是数量多寡的问题，没有统计作支持总不免是主观印象。可是要做统计，不但要有充分的时间，还得先解决一系列“怎样统计”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治学态度，笔者也对《普通话3 000常用词表》（1985）作了另一种方式的统计，不同的是引进了使用频率的因素，统计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在最常用的1000个词中，三类词的单音节形式都在70%以上；在2 000个常用词范围内，单音节形式除名词之外，动词达到65%，形容词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以上。这个统计说明什么呢？其实语汇中单、双音节比例的“量”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静态的“量”，即从词表总数中统计出来的量；一个是动态的“量”，即从使用频率中统计出来的量。静态的“量”显示的是语汇长度的总体倾向，动态的“量”显示的是语汇使用的实际动向。我们并不想推翻汉语语汇双音节占优势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单音节语汇数量虽少，但使用频率极高，这是一种补偿，使得单音节语汇在实际使用中总是保持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说双音节占优势是相对于始终保持相当数量的单音节而言的，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

（二）双音化倾向的历史动因

当我们在确认现代汉语双音化倾向时，我们必须明白双音词现象并不是突变的现象，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根据王力（1980［1958］）的考察，其实从先秦的史料看来，汉语已经不是纯粹的单音节语。如名词有“国家”（尚书）、“天下”（易经）、“天子”、“君子”、“大夫”（诗经）等；形容词有“耋老”、“暴虐”（左传）、“纷糅”（楚辞）、“庄敬”、“严威”（礼记）等；动词有“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论语）、“恐惧”、“绥靖”、“殄灭”、“散离”、“挠乱”、“倾覆”（左传）、“泛滥”（孟子）等。到唐代汉语双音词已经非常丰富了。例如：

《妙法莲花经变文》：

思量　悲哀　欢喜　疲劳　踊跃　恭敬　容许　供给　赞扬

惊惶　抛弃　忍受　寻求　慈悲　疲倦　指挥　报答　非常

《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甲》：

光辉　玲珑　商量　提携　排比　推延　痊可　慰问　羞惭

推辞　朦胧　拣选　坚固　雷同　安慰　磨练　妨碍　光明

怕惧　子细　等闲　带累　拥护　酌度　根基　殷勤　允许

恐怕　增益　田地　侩徒　如许　多少　利益　搅扰　软弱

《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乙》：

计较　眷属　萌芽　分明　千万　秀丽　艳丽　容貌　功行

奢华　自在　愿意　巡游　因缘　究竟　希奇　煎熬　暖热

迟滞　汤药　差错　窄隘

从王力所引的双音词例可以看到，其实汉语的双音化历程由来已久。郭锡良（1997）的考察显示先秦汉语的双音词已占20%左右，随着语言的发展，双音词的数目不断增加，到中古汉语时获得了强劲的发展趋势。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一些统计调查结果的支撑。

石毓智（2002）从十二世纪的文献《朱子语类》中选择了现代汉语还活跃着的124个双音节动词，看它们被引入语言的时期。考察结果如下表：

上表显示，在所考察的124个双音节动词中，大约34%产生于五至八世纪之间，60%是在八至十二世纪之间，五至十二世纪出观的双音节动词占全部的94%左右，五世纪之前的仅占6%。虽然这只是一个抽样调查，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五至十二世纪是双音化发展的关键时期。Kallgran（1958）也从《朱子语类》中选了现代汉语仍使用着的163个双音词，不过不限于动词一个类，然后利用辞典和索引来确定它们出现的时间。考察结果如下表：

上表显示，如果不计那42个无法确定年代的词，在所考察的双音词中有将近70%是在公元600 1200年之间引进的。虽然这也只是一个抽样调查，这个结果也表明五世纪到十二世纪是汉语双音词发展的关键时期。

那么汉语出现双音化的趋势的动因究竟是什么？王力（1980［1958］）的解释是：

上古汉语的语音是很复杂的，声母、韵腹、韵尾，都比现代普通话丰富得多；和中古音相比较，也显得复杂些。有些字在上古是不同音的，到中古变为同音了（如：虞、愚；谋、矛；京、惊），广韵里有些所谓重纽字（如：亏，去为切；阙，去随切；达，渠追切）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现在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唐末和宋代的实际语音情况，但是有种种迹象使我们相信从第八世纪起，实际语音要比切韵系统简化了一半，到了中原音韵时代（十四世纪）又比第八世纪的实际语音简化一半以上。单音词的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

按照现在普通语言学的诠释：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内部的各子系统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间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其中某一种因素因为要满足新的表达要求，或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由于孩子学话的偏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发生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那么系统内的有关部分就会重新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到新的平衡。而发生在汉语史上的词语复音化，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吕叔湘（1984［1961］）也指出：

为什么现代汉语词汇有强烈的双音化倾向？同音字多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语音的演变，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到现代都成为同音字了，双音化是一种补偿手段。北方话里同音字较多，双音化的倾向也较强。广东、福建等地的方言里同音字比较少一些，双音化的倾向也就差些。

据李新魁等（1995）的考察，南方方言较之北方的语音系统简化慢，保留了较多旧有的语音特征，因此语音系统也较为复杂。比如广东话完整保存了古人声的韵尾，拥有11个调类和59个韵母；相比之下，普通话只有4个调类和39个韵母。因此普通话的双音词在广东话里大多是单音词（如：螃蟹，蟹；眼睛，眼；明白，明；味道，味）。更重要的是，广东话缺乏普通话中使单音词根复音化的词缀，比如它们没有名词后缀“子”、“儿”和“头”。这种差别的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广东话具有较复杂的语音系统，不需要大量增加音节数目来赋予不同词的语音区别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