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化的句法运作机制

（一）双音框架的“整合”三部曲

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双音化现象，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来探索双音化的运作机制。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比如石毓智（2002）关于动补结构形成过程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在石毓智的研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他将汉语动补结构成形的过程归纳为“三步曲”：

第一步，中古汉语里存在一个广泛应用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其抽象格式为：V＋X＋R，其中X是受事名词、副词或否定标记。

第二步，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如果两个单音节的V和R没有X相隔，即两者紧邻出现，它们就会融合为一个语言单位。

第三步，当大量的动补组合发生了融合，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合力，导致新的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来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随之消失。

比如“V死”例：按中古汉语规则，大量出现的是两个及物动词共带一个受事宾语，“死”是不及物动词，当它做结果成分用时，有两种可能的语序：（1）“死”位于受事成分之后，如“击陈柱国房君死”（史记·陈涉世家）；（2）“死”与动词构成动补结构VR，受事成分前移，如“百余人炭崩尽压死”（论衡·明义）。这语序（2）为“V死”的融合提供了条件，因为这两个单音节成分“高频率共现”（frequently co-occur），促成它们融合成类似于复合词的句法单位。从中可见，这“三步曲”中第二步是最关键的。

第二，他强调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连续的，很难想象一个动补组合会突然由两个独立的单位融合成一个语言单位，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它们之间的融合是有程度高低之分的，即关系由松到紧，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有中间状态。为此他提出了“融合程度说”：

（1）低融合度。V和R的边界开始削弱，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失，整个组合还有很强的短语性质。此时它们之间不再允许插入词语，但是不能象复合词那样带受事宾语。

（2）高融合度。V和R之间的边界完全消失，两者凝固成象复合词那样的单一的句法单位。它们不仅不允许插入任何成分，而且还可以象普通动词那样带上受事宾语，这是判定一个动补组合是否已经达到高度融合的形式标准。

仍以“V死”为例，在“V死”高度融合之前，它还不能直接带受事宾语，而后最迟到十二世纪，“V死”达到了高度融合，可以直接带宾语了，如《朱子语略》中“秦时六月皆冻死人”、“蜀中今年杀死了系名色人”。

（二）双音框架的“分化”三部曲

我们说石毓智关于动补结构形成过程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他的研究揭示了汉语发展过程中双音化的句法运作机制。而笔者感兴趣的是这种句法运作机制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整合”（详见上一章阐述），另一种却是“分化”。这种“分化”的过程也表现为“三步曲”：

第一步：处在一个稳定的双音节音步中的两个单音节成分在语义表达上出现不平衡，语义重心偏移至其中的一个成分；

第二步：非重心成分开始虚化并伴随不同程度的语音弱化，“重音”落在语义重心成分上；

第三步：功能性成分或语法标记逐渐成型并分离为独立单位。

在上述“分化”过程中，韵律特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语义重心移动（或前或后），非重心成分虚化并伴随语音的弱化，这就导致韵律单元的“重音”位置也会移动。这样汉语双音节音步的“重音”模式就有两种可能：

××或者××（粗体为重读音节）

在“××”中，可能引发后置成分虚化；在“××”中，可能引发前置成分虚化。值得注意的是双音化的这两种结果是相辅相成、并行发展的，上文提及的石毓智关于动补结构形成过程的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这两种结果的互相作用。

比如“V死”高度融合后可以直接带受事宾语，如“冻死NP”、“杀死NP”，这里的“死”有实在意义，按《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1980）的解释：“作动结式第二成分，表示死亡”。但该书同时还指出了“死”作动结式第二成分的另一个义项“表示达到极点”，所举例为“忙死了”、“闹死了”、“笑死人了”、“气死我了”、“恨死他了”。这里的“死”意义已经虚化，并不表示死亡，只是表示主体对某种感觉的程度达到极点，正在成为一个纯粹的补语成分。因此前面搭配的可替换成分也在扩大，如单音节的“累”、“想”、“吓”、“美”、“愁”、“闷”、“悃”等；双音节的“高兴”、“喜欢”、“快活”、“伤心”、“后悔”等。

再将视野扩大，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有大量高度融合的“动结式”复合词，如“看见”、“打倒”、“展开”、“推翻”、“改善”、“纠正”、“降低”、“说明”；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意义已经虚化、专门充当补语的“唯补词”（刘丹青1994），如“掉”、“着”、“住”、“见”等表结果的成分。如果说前者是“整合”，是双音化的正向作用，那么后者就是“分化”，是双音化的反向作用，不论导致什么结果，都必须以双音节在高频率贡献条件下的“融合”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