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与繁兴

语言学的发展、困顿与繁兴

一、语言的基本特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自太古时代始，语言从人类的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后，就在人类开发自然和社会斗争的漫长历史演化中，一直为人际交往和思想表达进行着有效的服务。随着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载体或伴随物的语言也日益精密和繁化。可以说，人类在组织社会，维持生存，铸造文明的每时每刻，都须臾不能离开语言。

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之所以它不同于象征和征候，是因为它的形式——语言外壳，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是被组成不同的音位、音节和语素，从而表达不同的语义内涵的。同音同构的词，在谱系迥异的语言中，有可能都在有效地运用，但却表达相反的意义；异音异构的词，在类型微殊的语言中，表达义项对等的相同意义，也可谓司空见惯。因此，特定的语言是特定的民族在循环往复的认识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把常用的语音外壳和概念界定固定成形的一系列符号，这种符号一旦形成严密的系统，就为后来的语言科学形式化创造了先决的条件。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全面缩影。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书面语言系统，自古以来，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完整或部分地印记着各国家、各民族乃至朝野各种人物的各种事件，使远离当事时空点的人们能够身临其境般地对其进行思考、借鉴和研究。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高度浓缩的书面语，使我们看到了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的宏广博大、纵横捭阖的上古社会。同样，当今“东西”“南北”的大千世界，共存与竞争，和平与发展的活动规律的得出，不借助迅速传递的语言信息，那是不可想象的。

语言是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层透境。各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关系的不同，自然而然带来各自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别，尤其在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能代表区别和特点的民族语言恰好能通过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多样性选择来体现这种文化的不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无垠的三北大地上生活着满、蒙、维、哈等强悍粗犷的少数民族，他们说的阿尔泰语就具有多音节语素黏着不完的构词长度；群山环抱、碧水相隔的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岛上居住着1亿多“小巧玲珑”，快奏高效的大和民族，他们说的日本语只靠“横行竖段”的少数元辅音位，以简驭繁构成语法，体现出外国人学不完的“少而精”。至于在考证民族起源，探索文化轨迹，预测审美趣向诸方面，语言的得天独厚的作用更是数不胜数的。

语言是自然科学的信息载体。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日益精密化，语言符号的精确性奥秘终于得到了科学家的发现和认识，从而把其纳入了高度形式化的科学系统。语言符号的科学化，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又增添了一只现代化的翅膀。军事保密通信对音素的切分和完合，深水和外层空间的声波传导，语音实验与物理研究，听觉接收与大脑认知，语法生成与思维程序，特别是语言与计算机结合所带来的人工智能，人机对话，由此使人类获得了工作的成倍效益和生产力的成倍提高。在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军的征途上，语言工程将会通过自然科学者之手送给世界一串串经久不息的福音。

二、世界语言学史之宏观

语言是神奇的，语言又是实在的。怎样运用它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去获得它多重效应的立体把握呢？于是，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有人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思考语言的问题。自古至今，源远流长，形成了由少到多的语言学队伍和由小到大的语言学流派。

传统语言学发源于希腊罗马的哲学摇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在谈到主题和判断时论及到了逻辑上的主词和宾词，创立了主语和谓语的前身。希腊人特拉克斯的《语法术》的问世和罗马人瓦罗等逐渐完善的拉丁语法体系，强烈地影响着全欧的语言学习和研究，其主潮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过后。它带有语文性质，语法的规范和认同。规定性的语言学原则对语言学习者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威性，而对适时不断变异的口语甚至跨时的语言演变也都忽略在外。但传统语言学确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着重研究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创建了解释和分析语言初步框架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语法术语，直到今天还被全世界的语言学者和语言师生所共用。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可以说是语言学的第二次浪潮，也是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东方印度和欧洲逐渐有了来往，经过17、18两个世纪的调查材料的积累，19世纪初期，欧洲学者开始研究印度及东方的语言。以拉斯克、格里木、葆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把印度梵语拿来和欧洲诸母语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惊人相似性。终于建立了印欧语系，同时也创立了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亲疏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洪堡德据此创建了研究人类语言共同规律的普通语言学。中期以后，以施莱赫尔和施密特各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在继承了前辈比较方法论之后，又分别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创立了亲属语言纵向分化的“谱系树”和横向发展的“波浪说”。特别是后期的青年语法学派，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虽然“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未免绝对，但“空间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这一语言演变规律作为方法论的原则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所有语言史的一个法宝。

结构语言学作为20世纪的开门礼物，送给了全世界的语言学者乃至整个学术界，它是由瑞士血统的法国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创立的。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用充满哲学辩证法的二分法，把语言定性为是形式而不是实体，并把语言划分为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只研究各对二分的前者不研究其后者，在“语言学的唯一真正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的界定下，言语也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索绪尔在批评19世纪语言研究的“原子主义”和偏重历时的缺欠后，着重从共时静态中语言形式的差别上来分析它们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对语言本身的结构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观照，这对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

继承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的三支学派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叶尔姆斯列夫的哥本哈根学派以抽象的语符论著称于世。特鲁别茨科依雅克布逊的布拉格学派以丰富的音位学理论回答了世界上许多语言的音位分合问题，为普通语言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却能接过结构主义大旗，把世界语言学中心迁徙到美洲大陆风靡全球几十年。这也是音位结构语言学切中时需。美国到本世纪初，退移到西部的多部落印第安人，其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尤其是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已濒临消亡的境地。人类学家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时候，迫切需要语言学家对其陌生的语言进行破译式的细腻性研究。于是，以鲍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哈里斯、霍凯特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梯队形成了一套逐渐使语言描写形式化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不注重意义，只研究观察到的语言现象，运用分布的功能，替换的方法，通过切分，同一、分类、组合，使音位和语素的描写精密化。语法分析上创造了揭示语言结构本质特点的层次分析法。这些手段在今天大多数语言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中还是行之有效的。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居然是结构学派大师哈里斯的研究生，正像索绪尔也曾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员一样。这是因为，乔姆斯基进入结构主义相当深透的层级后，发现了它的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在吸收导师哈里斯变换句式的一些想法后，继续寻找克服结构主义弱点的一些新方法。终于在1957年写成了《句法结构》，创造了转换语言学的古典理论。五年以后，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要略》问世，发展成转换语言学的标准理论，从而使转换生成语言学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对立面在欧美称雄。转换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天赋性、心理性、创造性和规则性。人习得语言是因为在大脑里有一个先天的获话语言的装置，它通过心理活动使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组合，从而生成出深层结构的话语，然后通过转换规则达到表层结构，再通过形态音位规则等变成说出来的句子。语言研究就是要揭示人为什么能说出从未听过的标准话语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不断接受别人的批评来修正完善这套理论，自修正的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的标准理论之后，乔姆斯基的弟子在语义和认知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格变语法尤其是生成语义学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使之规则化。这无论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还是对人工语言的运用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60年代以后，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和前苏联等语言学发达国家相继兴起，美国拉波夫等人看到结构和转换学派都是只就语言本体来研究其共时形式上的同质性和规则性，这种局限性不仅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历时发展演变的整体认识，而且对共时状态下语言的社会变异也缺乏细致考察，社会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变异理论，认为运用中的语言很难规则划一成同质系统，它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异质有序系统。通过对不同地域、阶层、性别、年龄上的说话人的发言特点的铺排式比较，我们能看到宏观是静态微观是动态的语言，是通过正在进行中的渐进性推移的音变方式来运行着的，语言的稳定层是同质的，使得它由此区别于古语或外语，使得它得以学习和掌握，使得它能规则化和形式化。语言的变异层是异质的，使得它不断发展和创新，使得它成为共时和历时的桥梁，使得它成为观察语言运行机制的窗口。除微观社会语言学之外，费希曼等人的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前苏联有些相似，着重语言与社会，与民族，与文化等方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使语言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社会语言学无疑会给语言研究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中国语言学发展之简况

我国的语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古代丰富的典籍和灿烂的文化相应，古代的汉语研究主要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其目的是叫人们读懂古书，学会作文，“通经致用”。虽然先秦的荀子有过“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等一系列闪光的言语理论，但后世没有嗣响。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序，明代陈弟的《毛诗古音考》谈到了语言的地域性和语音的变革性。到了清代，戴震善于为古代音韵搭成理论框架，段玉裁明确提出“有古音，有今音”的差别以及清儒的“因声以求义”的训诂之旨，都闪烁着语言学的光芒。但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少数文人尊孔读经与大众文盲或初学文化的强烈反差，以及汉语本身缺少形态变化，单音节汉字构成独立自由的语素或词，语法以板块组合构成语义修辞群落等特点，汉语语言学的主攻方向始终没有突破“小学”范围，2000年来，语言研究成果多数体现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的工具书上。比如我们仅从汉代《释名》、隋代《切韵》、宋代《广韵》《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元代《中原音韵》、明代《洪武正韵》、清代《五方元音》《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圆音正考》等韵书的正文和序言中，就可以整理出古代整个语音学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点。再加上字书和雅(义)书的同样顺序，就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中国古代语音学。

1898年，学贯中西的外交官马建忠把拉丁语法和古代汉语材料结合，第一次在汉语语言学中引进了“葛朗马”，从此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河。继马建忠筚路蓝缕，草创《马氏文通》之后，本世纪初，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又模仿英语语法来全面描写汉语的白话文。从此，“西学东渐”使汉语研究走出“小学”框架，进入模仿西洋，重视语法研究的阶段。而且，二三十年代，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等先生还把欧美的描写语言学和中国的传统音韵学结合起来，用国际音标调查整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使汉语走上了既实用又正统的语言学轨道。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先生相继发表的语法理论著作，标志着汉语语言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党和政府关心祖国语言健康的大好形势，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公开发表，加之众多语言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学习语言，规范语言，研究语言的热潮。

《暂拟语法教学体系》的制定，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全国方言普查……一件件令人振奋的实事，既促进了语言学本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又使各行各业的人们普遍感到有趣有用。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语言研究出现了10多年的停滞。

“文革”后，中国语言学又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10年来，语言学队伍日益壮大，专业方向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斐然繁丰。这首先是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引进了过去视为“资产阶级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采纳了转换学派一些适合汉语的手段，并且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例如，用变换的办法揭示句子的显性和隐性关系，从而解决层次分析法解决不了的歧义句式；重视语义特征，精确地划分词类的下位类型，从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上，从部分和整体的联系上分析汉语的句子，解释复杂句式的说服力越来越强。

其次，在语言学理论上，不仅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国外发达而丰富的语言学理论，而且已经开始消化，提炼，创造性地用于汉语实际。这在国内许多语言要素的具体研究中都可窥见其理论力度。尤其在音变理论和没有书面材料的语言史研究方面，我国语言理论学者已经把青年语法学派的“空间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结构语言学的“内部拟测法”和社会语言学的变异及词汇扩散理论又推进一步。在博采众家之长，系统性地归纳汉语音变规律方面，可以说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之雏形，也可以说是给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了贡献。

第三，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的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的简单描写。方言研究的成果为汉语史，为普通话，为文化学研究提供佐证，其理论价值愈益明显。少数民族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中外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汉语界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已经开始把眼光放到整个汉藏语系，拓宽自己的研究布局，涉足民族语言比较领域。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研究在国际上早有影响。满—通古斯语族的研究目前也成为国内外人类学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的语言接触学方面，国内学者从语言的比较到语言间的相互借用和影响入手，进而研究双语(包括多语)、过渡语、中介语、混合语的现象和规律，不仅丰富了世界语言接触学宝库，而且也给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四、当前国内语言学存在的问题

博览语言的妙用，纵观语言学的发展，回到当前语言研究的现状，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往成就的基础上，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和繁荣文化的现实，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下语言学与当代中国结合所发生的困顿和存在的问题。

在党的十三大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理论后，全党全国人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几乎每个中国人对民主与法治的政治生活，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对弘扬祖国文化的爱国精神都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进而有了更自觉的追求。争取在21世纪50年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要求我国的现代化无论是化“物”，还是化“人”，都是初级层次的。因而，无论从事自然科学还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各类学者在防止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治学作风的同时，不能不把专业方向调整到实用上来。时代和人民双重急需的有用领域，永远是科学家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为学科增光的天堂，回到语言学上说，古今中外的语言学流派无不都是迎合当时人们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现在的语言学在最近两年却出现了明显的“低谷”和“凋零”的大反常现象。语言学名家的专著难出，语言学的毕业生难分，语言学论著无人看(少数人看也是为了再写类似的文章)，语言学专业被劝其缩并或减少招生。上海市的学术咨询，语言学牌前无人过问，北京某高校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百余名学生，选修某语言学课的却只有两人。全国各地知识分子不知语言学为何物的比比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语言学的用处更是无法良知……内部发展了的语言学，外部的社会效应却不如通经致用的传统语文学，更远不如全民学语言的50年代。

语言学发展到这种地步，除了商品经济大潮，知识文化暂时贬值的客观原因之外，其内部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呢？

1.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教条主义。

“文革”后，对国外各种语言理论相继开禁，西方国家的语言学一下子又都变成了理想化了的语言学真理，不断地引进，却没能不断地消化。借洋人语言理论之手摸中国语言之象，有的摸着了，当然只是局部；有的没摸着，手也没收回，结果给我们这个和印欧语系迥然有别的汉语背上了沉重而混杂的洋货“掉书袋”。国外的理论因不同国度不同流派和不同时代，也有在共时上互相排斥的或者在历时上已经被淘汰的，而我们没有梳理吃透又都一个层次地铺糅在汉语的研究上。文人相轻，互相封闭的小生产治学方式又使得各自盲目套用而不成系统，即使各自都从中体西用中筛选和提取出了一些汉语研究成果，也没人进行公允的有机综合。弄得人们既不知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有多少，也不知道汉语究竟反馈给世界多少有价值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再者，我们吸收人家的语言学理论，并没有仔细想过，发达的理论是在发达的语言研究基础上和发达的现代文明层次上发达起来的，而汉语仍处在是向传统反拨还是向西方认同的争论上。带着词类划分的迷惑和众多的歧义句式待解甚至主谓语是否适合的探索缓慢地初步地发展着。我们如果不能找到两种语言的同异对应和研究阶段上的巨大反差，一概采取不顾“语情”的“拿来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又是什么？

由于生吞活剥的洋味文章(不是译作)再赋之以大量本可以译就懂但又偏不译的语言学术语，洋不洋中不中，看着费劲，看过难懂，看后除非自己再拿洋词去炫耀一下外，于学并无所补。以至搞语言学的人也很少看(除非和自己一个专业方向非作为论文的参考不可)，企望使用好语言的各界干部和群众，当然只能望“洋”兴叹了。

2.与世隔绝的治学作风。

从传统语文学到现代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无疑是我们继续搞好语言研究的传家宝。近年来，在大量吸收西方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人的科学主义精神。遗憾的是，科学主义同化了研究科学的人本身:自命清高，唯科学是好。把语言学引进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语言学的社会人文价值视为低层次，不闻不问。部分人自我孤立于窗外世界倒无所谓，可悲的是，语言学科与世隔绝，语言学失去了它对大千世界应有的社会效应。其结果，一面是书桌案头的“高深论文”供少数人交流玩味儿，一面是全民语文水平下降，报刊文摘的病句增多。当权者有理由思考，这种对经济改革无补，对文化建设少用的纯学术研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能否保存得住，至少还有没有发展的必要？

3.片面强调语言本体，轻视贬低语言使用。

索绪尔讲的语言学的唯一目的是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像马克思的话也有当时当地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后人不断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一样。而我国近两年来的语言研究，一部分人把其研究方向越来越引向语言自身，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受结构主义影响重的人，偏重于对易于严密化的语音、语法进行精微剖析，运用物理实验，数理逻辑，代数等比数列等自然科学手段，力图把纷杂多变的语言现象的解释尽量形式化，而把词汇和修辞这些难于形式化但又很实用的语言平面归到人文科学一边放弃不管；受转换生成学派影响重的人，不知不觉地受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制约，总想在人的思维认知与语言能力的研究上作一鸣惊人的突破。探索思维模型与语言模式对应固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深度，但却因此对其带有语文特色的语言使用的研究，也大有不屑一顾之势；社会语言学在欧美的兴起，可看出人类沟通语言本体和语言使用的端倪，已形成的微观和宏观两派，就分别在本体和使用上有所侧重。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兴未艾，形势喜人，特别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甚至在语言与商业经济，语言与法律政治等研究领域都有了一些辛勤的拓荒者，语言学有再次被全民关注的热趋势。可是，我们一些正统的语言学家，只从本体角度借鉴一下微观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上述趋势并不以为然，对大批社会语言学的新作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语言学杂品而淡然冷漠之。致使一些青年社会语言学者因其纯语言学受宠而不得不摆脱“不务正业”的困境，又重新复归或者干脆改行，不受语言学“圈”的禁锢。

语言学究竟是研究“本体”还是研究“使用”，或者是两者都研究？从历史上看，欧洲、印度和中国都有2000年以上的以研究语言使用为特点的传统语言学的经历。可见，语言使用的研究一直是人类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从现状上看，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科学的发达，整个社会文明层次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科学主义学风在学术界得以盛行，印欧语言因此纳入其列，进行和发达文明相称的现代化式的纯语言学研究。而我国，虽然和欧美同处一个共时状态，但却不在一个物质文明层次，甚至梯度还相差较远。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阶段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决定着各自社会上的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求的程度也不同。在美国，转换生成的理论至少在科学和文化界家喻户晓，乔姆斯基也成了《纽约时报》采访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语言学是什么？北大的文科教授一问三不知还要反问回来它有什么用！强烈的背景反差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和欧美的“现代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我们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具体国情来研究当代学术，这才算得上从“实事”中求“是”。

从语言学上看，我国当前全面研究“现代语言学”，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盲目地超前只能导致社会的冷落。虽然仍需鼓励少数具备主客观条件的人继续从事具有超前特点的纯粹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但绝大多数人应该把语言学的重点放到具有语文性质的语言使用的研究上。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语言学在现代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冲击下，就有被兼并的可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展的事实。作为已经功成名就，或者成为专家教授的人来说，似乎既得的地位和经济利益碰不到和商品经济潮头的尖锐冲突，加之过去论资排辈的习惯使这些人到了最高职称也就即将到了离退休年龄，未来语言学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考虑得并不太多。换句话说，中国语言学的困顿与繁兴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前辈诸师的高度注意。青年学者敢发牢骚不敢“立言”，久而久之，心猿意马，变相“跳槽”。不仅是两代人治学观点的鸿沟裂痕越来越宽，重要的是语言学队伍中间断层，后继乏人。

要想挽救语言学的困顿局面，就应正视纯语言学导致语言学队伍作茧自缚的现实。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在党中央已经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国情中，中国的语言学正处在现代语文学阶段(与古代传统语文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至少在当今一段时间内，它仍然是一门为全社会服务，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服务的实用学科。如果说古代传统语文学的通经致用还没有走进语言学本身，那么，本世纪受外国理论的影响走进了初级语言学，现在又要自觉地走上现代语言学，将来待整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水平赶上了发达国家，才会是现代语言学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当然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明确了历史发展诸阶段，才会顺应而不是忤逆中国当今现实的语文需要。

五、繁兴“现代语文学”的具体出路

那么，在“现代语文学”阶段，繁兴语言学的具体出路是什么呢？依笔者拙见，从治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应该从以下6个方面突破和展开。

1.注意发扬青年学者的治学风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学术界继往开来的希望所在，尤其在语言学者年龄普遍老化，有些单位科研教学骨干即将同步退休的紧急时刻，再不注重培养学术继承人和树立符合青年特点的治学新风，语言学就有青黄不接的危险。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语言学界的青年学者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其论著本身的知识结构，信息载量，外语水平，理论力度，尤其是所提观点之新，数理计算能力之熟，都是中老年学者不得不刮目相看的。青年学者的思想活跃，笔耕不辍，勤奋多产，虽难免有粗糙不成之作，但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科研写作实践中逐渐使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提高，实乃天经地义。事实上，许多已经成名的语言学家，回想起年轻时的小文章或处女作，大多不太满意，道理就在于此。

更为可贵的是，年轻人所涉猎的语言研究领域既多且广，他们的思想禁锢不多，学术框框很少，常常创造性地把语言学用于活生生的社会。从目前青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特点看，他们已经形成了和中老年学者不同的学派和风格。青年语言学这支生气勃勃的队伍无疑是现代语文学的主力军。因此，当前各级语言学领导，专家和权威性出版社、杂志社应该适当地分给青年人发表自己成果和新颖见解的一席园地。《中国语言》这个国内最高级的语言学刊物已经在发文用稿上奖掖后学，突出中青。其他刊物也都陆续发表了青年学者的一些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这些观点居然获得了非语言学界同人和众多读者的青睐。从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看到了语言学走向了社会的突破口。

2.广泛开展语言学沙龙和文化联谊活动。

就今天的语言治学方法论来说，再不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而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在实际中调查研究，从交流中获得民众，是文学也是语言学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在全国文化沙龙蓬勃发展的强烈影响下，上海和北京青年语言学者首先发起的海派和京派语言学沙龙新风，已经席卷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各种文化联谊活动日益增多，这给一些颇富社会活动能力的语言学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语言学的多重功能由此渠道传播开去。以沉默为特征的语言学终于从习惯性的“冷板凳”上走了下来，走进了学科交融的学术文化界，又走向了商品经济的社会浪潮中。其突出的表现是，语言学的科学家和文化学者通过联谊活动来求助语言学解决他们的专业问题，交叉学科由此孕育产生。各行各业的人们通过影视传播和信息交流，自觉不自觉地增强了对语言学的兴趣。例如，节目主持人和广告语言，商业洽谈和叫卖语言，社会交际与公关语言……这些既成事实正是中国语言学繁兴的前奏，更证明沙龙和联谊活动继续开展的必要。那种一见谁热心为社会活动服务，反把“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学术牺牲精神偏论为“不踏实，好浮动”的评价习惯，是需要彻底改革掉的时候了。可以说，中国语言学者一天不身兼语言研究和社会活动两职，现代语文学就一天不会繁兴。

3.大量开展以语言工程为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

现代语文学并不排斥纯语言学的研究，只是它的目的主要应该是服务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然科学的现代化。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对自然语言未必合适，对形式语言不无好处。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语言的心理模式和习得语言的生成规则，以便使计算机语言高效率，人机对话复杂化，其紧迫性是刻不容缓的。明处模糊暗中设法的汉语，怎样才能尽快使之规则化，让只认形式的计算机自由识别复杂语言，是需要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共同协作才能办到的。而语言研究明确的实用价值一旦被人们意识到，登门求拜的理工学科就会越来越多。通信保密工程，大脑神经医疗，物理声学研究，语料库储存，儿童心理实验，数学的逻辑演绎，动物的发音生理机能，等等，都得借助语言学一臂之力；经济学术语的借用或对译，需要语素对应得规范。法律学的疑难案件需要个人言语的声波语图或方言甄别作为佐证。考古学对出土文物年代的确认，甲骨、金鼎、帛书上带有不同时代特点的文字语言特点，正是语言学家大显身手的殿堂。至于外语学习，欲想事半功倍，更要时时求助符合形式语言学规则的速成法。语言工程和多学科的合作，又能使一些交叉学科产生。与此同时，只有把以语言工程为特征的应用语言学扎扎实实地用到相关学科迫切需要的刀刃上，语言学在现代科学领域中才算真正扮演了“领先”或“带头”的角色。

4.建立一门以汉语表达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美学。

掌握或提高语文水平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明时代、任何正式行业的人永恒的必修课。仅就这一点说，语言学就有了蓬勃旺盛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源泉。古今中外，语文学的研究经久不衰，历国历代，名家林立，佳作万千。在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初级现代化的今天，虽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风靡一时，如潮汹涌，但仍不乏植根于中华文化基地，在中西比较中独具慧眼窥探汉语特点的能人志士。他们发表了许多研究汉语表达的新论著，甚至改进或创立出不少带有时代全新特点的新学科。例如修辞学、文章学、写作学、演讲学、言语交际学等。尽管这些在正统的语言学界没有受到高度重视，甚至在纯语言学者那里也许有“不登大雅之堂”或“不务正业”之嫌，但在广大的知识界特别是亿万青少年学生那里却有着比纯语言学论著高得多的需求市场。

这是为什么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在客观上，“十年内乱”脏话、套话、大话、粗话玷污了文辞典雅、丰富恢弘的中华语文。“文革”后，语言学突飞猛进，“西化”“跳级”，语文基础仍然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加之迅猛疾来的经济热风和新的“读书无用论”，全民语文水平继续下降。二在主观上，整个国民影视艺术欣赏水平提高，但动笔行文的能力普遍偏低，且不谈不少大中学生的作文常有别字和赘言，一些中小学教师的书信也时有错字病句，就连中央大报也常有语句不通之新闻。人们对此并没安之若素，而是从各方面表现出他们对提高水平的愿望。很显然，社会需要语文论著，更需要语言学家的辛勤指导。黑龙江省语言学界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一日一字”讲座颇受全民欢迎，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其实，语言学家也完全可以用自己对语言本体知道的技术和使用语言的艺术来总结、监督、指导报刊、广播、影视、戏曲的语言运用。

社会上对修辞、写作、文章、演讲、言语交际等的需求侧重，因人而异，因职而异，但共同的目的都是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我们需要建立一门综合上述诸学问，以语言学为基础，以所有言语表达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化了的新型学科——语言美学。在艺术地表达语言使用的特色和规律的同时，让人们获得欣赏艺术言语的美的享受，从中增加浓厚的学习兴趣，不断获得语文表达的新知。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人们自觉自愿地锻炼自己所用的语言。

5.继续扩大社会语言学的队伍和学术影响。

社会语言学在我国已经冲出正统语言学的清规戒律，逐渐走出了一条吸取别人之长，重视自己特点的新路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前苏联的，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也不管是借语言现象研究社会的，还是借社会现象研究语言的，我们都兼收并蓄，各取所用，再加上面对中国的社会实际，论文内容便于讨论交流，所以，它研究的覆盖面宽阔，支撑的语言学功底雄厚，形成了一支老中青逐渐增多的扇型研究队伍，这在1987年全国第一次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上已经展露出来。但是，在许多学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一心一意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当前，社会语言学还需要有相当壮大的专业化队伍，以明确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任务、方向，并以对社会确有帮助的高质量成果来带动、引导兼职语言学者逐渐向社会语言学的深层领域进军。另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室和教研室极少，专门的社会语言学刊物还没创办。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科本身学术价值的传播和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比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语言与命名，语言与宗教等社会现象的关系已经被承认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但有的人对研究叫卖语言、商业门牌、军事操令、脏话隐语等开拓性领域仍抱怀疑态度，尤其对语言涉及时事政治心有余悸。孰不知，这些领域作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和社会沟通的主要突破口，恰是通向语言学繁兴的桥梁。

其实，社会有多大，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就有多宽。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多变决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细碎、灵活、繁多，社会活动的风口浪尖正好给社会语言学提供了施展本领的场所。《光明日报》时常发表研究全民用语的杂文，分析用频极高的热门词汇(如“更”“混”“顶”“刹”等)，进而探寻词义后面的社会背景，透视当前形势发展的轨迹。可惜这些佳篇大部分不是专业语言学者所写。语言学者应该有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参与意识”，对全民经济文化的热点进行语言跟踪，对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作语言预测。其实，古今中外社会大事发生之前都有或明或暗的舆论表象，问题是，多数人对“山雨欲来风满楼”习焉不察。语言学家只需研究一下从领袖到民众的用词频率和语义涵指，就很可能“窥一斑而见全豹”，“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干预社会，对社会发展起正调节作用，社会怎能不对语言学高度重视呢？！

6.继续加强文化语言学研究，让语言学发挥弘扬民族文化的特殊作用。

语言是进入文化殿堂的钥匙，反过来，蕴藏丰富的文化现象也活灵活现地反映给语言。语言和文化通过双向反馈，各自都能映照出自己所看不到的特色。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印记着丰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是靠我国各民族的书面语材料或民间口头文学相传至今。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看到了汉语字丰言简意赅，元音响亮悦耳，节奏平仄抑扬顿挫，炼句注重排偶修辞的汉藏语系的构造特点；纵观汉语的结构类型和表达习惯，我们看到了汉族文化单紧复松，含蓄内秀，起承转合，团圆对称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很显然，研究文化语言学不仅能提高语言学本身的实用和学术价值，而且在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方面，不失为另辟蹊径，既深且新。

这几年，海派青年学者首先提出文化语言学的口号，并撰写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得到了全国青年同行的大力支持和赞赏，也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密切关注。虽然他们在强调“反拨”，评价90年来“中体西用”的汉语语言学方面有贬多褒少之处，但在语法方法论和方言文化等方面强调语言特点的人文性，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知音。现在，研究语言与文化之关系的学者逐渐增多。文化语言学研究的诸方面中，通过语言学来弘扬我们民族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如果说社会语言学是着重在空间上扩大语言学为现实服务的影响，那么，文化语言学则是着重在时间上增加语言学为现实服务的厚度。

毫无疑问，上述6个方面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全面展开，现代语文学无论是“主观上为自己”(指语言学本身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客观上为别人”(指为社会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服务)，都会创造出不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只要在古今中外的时空交叉点上找到语言发展的最佳位置，我们就能使语言学化困顿为繁兴，化凋零为神奇。从这一点上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初级阶段人们文化审美的推动确实又促进了语言学的调整和改进。正像美国结构语言学既切中了时需又发展了自己一样，以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全方位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现代语文学，不仅能给13亿人民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杰出的贡献，也一定能把中国的语言学带到更加发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