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

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

一、方言形成的原因概说

汉语方言，是由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接触融合、地理上的阻碍、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方言岛的独立发展等原因而逐渐演变形成的。现代汉语通常分为八大方言(有的分为七大方言，那是把闽南闽北话合为闽方言)。这些方言，从纵向看，是怎样形成的呢？其实方言的产生是和民族的历史分不开的。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化、政治、经济浪潮都可能在方言中留下痕迹。在中国汉语史上，主要是移民文化与融合文化促成了方言的形成和演变。而南方诸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的中原移民带进去的，配之以当地土著人的语言补充，以及移民语言自给自足的发展变化。北方话的几大次方言，除下江官话有明初朝廷的奠基之特殊原因外，其他则多是以汉语中原话配之以少数民族语言的补充，再加上融合后自身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前，周王室的一百余个分封诸侯国多在北方。战国时期的七国，唯有楚国属南方。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国家也比南方多，而且政权更迭频繁，但语言上还是用北方汉语作为通用语的。北魏鲜卑政权废鲜卑语、说燕语就是例证。唐五代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北方汉人大多数时间置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明代1421年迁都北京，带进的也是属北方话方言的下江官话，即南京官话。辽、金、元、清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相继入主中原，在和北方汉人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中，一方面改说汉语并把自己的民族语成分补充进北方汉语，另一方面又在母语转向汉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对原北方汉语进行了民族语式的改造。各民族带着含有自己母语影响的汉语来交际，又不得不简化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久而久之，融合统一成了一种与上古、中古颇为不同的近古北方话。

如果说北方方言即北方话的形成主要是民族融合和语言间相互影响的社会原因，那么南方诸方言的形成主要是地理阻碍和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原因。南北方言的次要原因正是互补的。中国的南方多山多河，古代南方泛百越的土著少数民族人口也较少，况且也没有在历史上建立显赫政权，加之历史上北方逃难的移民南下东南丘陵，多是封地索居，和原来土著人没有频繁的政治交往。这就使得移向南方各地的北方汉人的语言较少受冲击地保留了下来。隋唐全国统一后，特别是宋代，又把这些移民大区相对地用行政区划的州府建制巩固下来。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环境下，移民亲族在地理和州府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就形成了今天的吴、湘、赣、客、闽、粤等的汉语大小诸方言。

从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纵向发展看，可以列表如下:

二、先秦两汉时期的方言演变

先秦时代虽已有了共同语，但各地方言仍然存在。当时从地理上看，有两大块方言:一是北方话，一是南方的吴、楚、越语。楚语是汉语的南方话，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较大地区。它本来与北方话差别较大，但因战争兼并扰攘，在经济文化密切往来中，长期受北方话的影响，湖北和湘北(今湖南常德)、湘西(今湖南吉首)一带已融入北方方言，湘东、湘中、湘南仍保留自己的某些方言特色。这些楚语就是今湘方言的前身。

春秋以前，泛百越是东南许多部族的杂居之地。当时土著越人的语言是与汉语并列的不同语言。从今天的研究成果看，它是古壮侗语族的原始语言之一。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至今也无人能读懂。可见，百越之地原非汉人所居。但周代初年，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带了一大批随从、亲眷氏族跑到百越语区。他们自号“勾吴”，文身断发，入乡随俗，在扎根土著越语区的同时，也把中原汉文化，尤其是北方汉语带了进去。吴越实际上是说汉语的“勾吴”进入异族领地，并和越人融合的一种笼统称法。以后汉人迁入渐多，汉越杂居，此地越人渐被汉人同化。

到了战国时代，吴越被楚所灭，楚语也就在吴语地区扎了根，楚、吴、越连成一片。今天的吴方言和湘方言是从那时起就交汇在一起，成了吴湘方言的同一个源头。

到了两汉，增加了粤方言。由于五岭的阻隔，先秦时代的华夏人很少有过五岭的。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兵征百粤(今广东一带)，戍五岭，号称率50万北方大军征服百粤。之后，又把中原的老百姓发配到那里，设了三个郡，并留守军队戍五岭地区。汉人从此和南粤人杂居并推广汉语。到了汉代，迁往五岭的北方汉人越来越多，河北籍的汉人赵佗又在此建立了南越国。北方汉语落户，加上五岭以南的土著百粤语的补充，逐渐形成了汉语的粤方言。

三、汉末至宋元时期的方言演变

到了汉末三国，闽方言又逐渐形成。其原因之一是，秦始皇大军戍守五岭一带时，一部分军人及眷属到了福建，留下了以中原汉语为母方言的队伍，同时这种汉方言逐渐同化了土著的语言。原因之二是，三国时代移民逃难，东吴人大批南迁。东晋时“八王之乱”造成人口大波动，也有不少人迁到福建，又把说汉语的汉族人带到此地。其实，南方方言的许多地名，至今还向我们提示着中原汉人的迁徙印记。历史上北方汉人南迁往往在新地仍然建立、运用和原在北方时同样的行政建制(州、府、县等)或地名，或者新取一些带有思乡念土并富有当时文化特色的地名。比如，现在福建省闽南闽北方言中的一些地名，就反映了古代北方移民对故乡的怀念。如“晋江”“晋安”，说明是晋朝南下的，或者是先秦时的“晋人”或“秦人”。有的地名反映了移民发现乐土的愉快心情，例如“仙游”“长乐”“将乐”等。有的地名反映了北方移民经过艰辛跋涉到达理想新地，渴望消除战乱，从此安定下来的愿望，如闽南的“惠安”“南安”“同安”“华安”等。

到了隋唐，逐渐形成的各方言区都相对独立了。吴语包括了江浙、两湖，还有附近的一大片地区。唐朝出现了“福佬”的称呼，说明闽方言当时已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这时，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逐渐形成。

早在南北朝时代，北方汉人南迁，有些人迁到江西和安徽南部，于是留下了赣方言基底。后来唐末黄巢起义，尤其是宋末蒙古统治者南下掠夺，又有大批新的中原汉民南迁。人口过于集中，这就迫使原来迁移到江西、安徽南部的大部分移民进一步南迁到福建、广东的交界地带。再南迁的北方移民被新地的土著人称为“客人”，户口本上也称为“客籍”。这些客籍人说的方言就被俗称为“客家方言”。新近从中原迁来的汉人就在江西和安徽南部“安营扎寨”了，把原来“客家人”留下的一点赣方言成分巩固扩大，逐渐形成了赣方言。因此，客、赣方言的差异就不如别的方言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南北朝之前的吴语区包括西部的湘语区。躲避战乱南迁到江西、安徽的部分中原移民还没形成独立的方言，直到隋唐时还是如此。而这时的客、赣方言在中间的形成，就把原来的吴语区“截”成两半，东区成为吴方言，西区成为湘方言，中间是赣方言。

华南地区原来的闽、粤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只是大体上形成两大方言特点而已。两度南迁的客家人定居在福建、广东中间的大片地域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方言。这就促进了闽、粤方言的逐渐分家。大体上呈现出东面是闽方言，中间是客家方言，西面是粤方言的分布格局。

其实，到了宋元之间，汉语的七大方言就已基本形成了。至于说到八大方言，又把闽方言分为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那是因为两个方言之间根本就不能通话，其差别比客、赣方言之别还要大。虽然对两方言形成的社会原因还未成定论，但闽南话基底是秦始皇戍五岭的大军里部分东调的军民的方言，闽北话基底是三国东吴和晋代八王之乱时代南迁的汉人的方言。这应该说比较符合历史。因为今天的浙南话不少属闽北方言，而且吴方言和闽北方言相通处也较多。

四、明清时期的方言演变

明清以来，汉语的各大方言也在发展，比如闽方言又进一步划分出闽东、闽北、闽南、闽中、闽西等次方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北方方言即北方话继续演变上。因为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所以北方话的一个次方言，相当于七大方言中的任何一个方言的地位。

三国时，内地人刘备在西南建立了蜀国。元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设行省，派内地军人长期驻守。明代，派湖北、四川籍的军人打西南。这些因素促成了西南官话的形成。北朝时，北魏孝文帝禁说鲜卑语改说燕语。辽代，契丹人入主中原北部，把当时的幽州(今北京)作为南都，主说幽燕语。金代自海陵王始入主北中国，把辽南都扩成金中都，女真语也迅速被幽燕方言化。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把北京作为大都，也是主说汉语的华北方言。1324年，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韵》就代表了以大都话为中心的华北方言，标志着华北次方言的形成。南朝，宋、齐、梁、陈在长江下游，实际上是中原汉人不得已而在南方建立的王朝。南朝建都金陵，为下江官话打下了基础，南宋王朝又巩固了这种官话。到了明代，本是说下江官话的朱氏皇族，又巩固并扩大了以南京官话为代表的下江官话。下江官话，今天也叫江淮方言。

西北方言本是“秦语”“洛语”的后裔。这种方言虽然一部分移到了南方，但老守田园的西北汉人仍然不少。唐代的长安人仍是说的这种方言。唐太宗征服东、西突厥时，西北方言第一次伸展到新疆少数民族语地区。而宁夏的回族多是后来从西域东移进来的，虽然带进一定的阿拉伯语成分，但年深日久，也已西北方言化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清朝乾隆皇帝在新疆大兴屯垦，使新疆的汉语得以扎根。至清末，西北方言也已成熟。

清代的北京官话本来有东北满族进关替换成满式汉语并推而广之的贡献。清乾隆以后，这种北京官话又大量向东北回流。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吉林、沈阳一带，都有京旗闲散“苏拉”回老家驻防屯垦的记载。操京腔儿的旗人对原来的东北汉语又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东北是清王朝的发源地，清初对关内的汉人实行封禁政策。但清代中期以后，为了防止俄罗斯入侵和开放边疆的战略需要，清朝政府把东北面向关内开放。于是人多地少的山东人、河北人以及善做生意的山西人纷纷“闯关东”，华北部分次方言输向东北。北京官话和华北次方言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三盟长期接触、融汇，形成了今天和汉语普通话最为接近的东北次方言。

现代汉语的八大方言和北方话的五大次方言就是这样形成的。前者基本上是从北往南发展，后者基本上是从中原向外围发展。战争、灾荒导致的移民，把中原汉语一批批带向周边，尤其是带向南方。古代中原地区是竞争中心，经济、文化发达，王朝更迭频仍。这里的语言接触、融合增多，发展变化的速度也快。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地处偏僻，语言也像放到冷冻室里一样，变化不大。中原地区的汉语像产生波浪的中心源一样，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地往南打。随着波浪冲击力量的减弱，越往南，汉语的存古成分也越多。而在北方汉语的“中心源”波浪不断流向南方的同时，北方话(尤其是北京话)又或多或少地流进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中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异族语言的成分。北方话的代表音——北京话之所以和南方的粤、闽、客家方言有如此大的差别，正说明它是受众多语言影响而快速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