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

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

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京师，其间北京话在和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汉语南京方言和满语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语言融合的类型。其中，满语^[1]对北京话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满族的前身女真人在京畿和广大的华北地区不仅留下了语言底层，而且留下了一半人口。尤其是进京定鼎的历代满族人，自觉地把满语融进了自己的满式汉语，又和原北京汉话逐渐合流，并且利用清廷满汉双通和京旗都市文化的优势，把这种北京官话^[2]推而广之。

今天北京官话中仍活跃着一些满语词汇，它们虽然频繁出现，一般人却习焉不察。现举出当今北京话中的33个满语词(含满汉融合词)，并在语音上加以分析，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满语现象的揭示

1.北京话中的满语词

①　“秃噜”“古鲁”“伍的”为女真语，后面的清文汉译也为女真语汉译，分别引自金启宗《女真文辞典》的第128、250、77页。

这17个北京话词汇表面上还能分析出是满语词，因为每个词除了在超音段成分和少数音素上加进汉语成分外，整个词的音节轮廓还是满语。如果有人对现代北京话的这些词义不能确切解释，例表中清代的满文汉译已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它们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不懂的人也就一目了然了。但有些词由于译写成汉语相应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并且约定俗成，数代相传，一般人已习惯地认定是汉语，也就难以察觉它们就是满语词了。

2.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

这16个融合词从表面上更难看出其中的满语成分了，因为参加组合的满语音节和音素多数都是汉语音系里也有的。即使汉语本体没有的音节，一般人也已不知不觉地约定为是汉语，比如[ɑ][qa]等。有的音素本和汉语不同，比如[iɔ]中之[]，[qə]中之[q]，但因和汉语相应的[l][k]发音部位相近，人们也就司空见惯而忽略不问了。最易混淆的是“公子哥”中之“哥”，它应读成[qə]，无疑是代表满语['ɑqə]中的“少爷”之义的，北京人都会把“哥”读成小舌清塞音[q]的，只有新来的南方人才会把“哥”读成舌根清塞音[k]，这是误认为“哥”[qə]就是汉语表“同父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的[kə]的缘故。

语义上，由于大部分是满汉并列互注或者其中至少有汉语素，不熟北京话的人也会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例如，“轧马路”之“轧”是清代满语及物动词[jɑpmnpi](行，走)的首音节，用首音节代表全词和汉语词素构词，是满汉语言融合的最常用手段，这里直译为“在马路上行走”，语义结构上和“逛大街”相同，但人们从汉字“轧”的字面上理解为汉语义“踩马路”也能凑合。少数词还是从字面上看不懂，那就归为北京土话升格而随众了。比如“有一搭无一搭”这个惯用词组，如果不懂满语是百思不解其疑的。其实“搭”就是满语表“首领、头目”意思的[tɑ]，直译为“当有首领在，也当没有首领在地做事情”，也就是“头儿在时一本正经，头儿不在时漫不经心”，引申指“尽量去办，办不成也不在乎”的超脱心态。最有意思的是“猫匿”，现在多数人只是心领神会地用，而不知其构词法和词源。“猫匿”之“猫”是清代满语表“树丛”的[mo]，“藏猫”是一个常用的满式汉语词，因为东北长白山满族做捉迷藏游戏常要藏在树里，入关后在北京，“藏猫”泛指“捉迷藏”，而“猫”也就代表了“暗中的情节”或“隐藏之地方”。“匿”是汉语，意思是“隐藏”。“猫匿”最初构词还符合满语的宾动式构词法，直译为“情节隐藏”，宾语在前，动词在后。本世纪40年代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话》中开始活译成“隐藏的情节”，虽然他当时记成“猫儿腻”“猫儿尿”“猫儿溺”，但尾音节读音都是。只有了解了满语在北京话中的发展背景，才会把这个字确定出“匿”来。^[3]可见，研究汉语北京话中的满语底层，非得从语言学上寻找它的融合方式和接触规律不可。

二、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

上述的33个词例中，至少有下列满汉语音的三种融合方式。

1.音段内音素的融合

满语和汉语的音位系统大体一致，使用在单词中作为音位变体的音素有些居然相同，这为满汉语音的认同提供了方便，却为区分融合中的两种语言的音素带来了难度。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和甄别，也是不难把它们分清的。一些满语词是在进入汉语的过程中悄悄换上某些汉语音素才得以在汉语中安家落户。下列现汉满语词有一些音素是汉语音位。

t‘ulu(秃噜)　　　kulu(古鲁)　　niou(妞)

xut‘uŋ(胡同)　　t‘iŋ(挺)　　　 mots‘əŋ(磨蹭)

losuo(啰唆)　　 mpsɑu(马勺)　sɑmu(撒目)

第一排三例都是增换了汉语的音位/u/，女真语[t‘ur]之颤音[r]汉人难以发出，换上了同部位的汉语边音音位/l/，再在后面因同化而增生出[u]音，正因为[u]本身也是汉语固有的音位，它才得以顺利产生。有了[l][u]音素和[t‘u]的结合，“秃噜”单词就得以在汉语中稳定下来。女真语[kuli]中的[i]换成汉语的音素[u]，道理同上。满语[nionio]变成一个音节的拉长，产生出[u]音，这与汉语中三合韵母[iou]的吸引大有关系，所以这个[u]应该算是汉语的音素。第二排三例都是增换了汉语的音位/ŋ/。胡同[xut‘uŋ]和挺[t‘iŋ]中的[ŋ]均是替换掉满语的[n]，其中胡同[xut‘uŋ]中的后一个[u]也是由原来满语的[o]变来的。磨蹭[mots‘əŋ]中的[ŋ]是在替换掉满语的[o]后随着整个汉语的[əŋ]音节融合进来的。三个词加进了这几个汉语音素，虽然还是两种音素的融合，但却更像汉语了。磨蹭[mot‘səŋ]、啰唆[losuo]、马勺[mɑsɑu]三个词是分别在原来满语[o][ə]和[ɑ]的地方换上了[əŋ][uo][ɑu]三个汉语复元音韵母，用汉语音素的组合打进满语单词，在融合中进一步改造满语，使其在汉语中更加合法化。其中[moo]中的[o→t‘səŋ]，满语的[]变成汉语的[t‘s]，大概是对译汉字的原因，这就又换上了汉语的音位/t‘s/。撒目[samu]中之[m]也是代替满语[p]而融合进来的汉语音位，可以推定，如果不换成[m]仍说成[sapu]，这个满语词就不会在汉语中保留到今天。

以下是音素融合的另一种情况。例如:

[məiɔ](末了)[kuŋtqə](公子哥)

[mmən](呣们)

前述16个满汉融合词在北京话中使用频率都很高，其中满语音节中的音素由于大部分和汉语相近或相同，也就自然向汉语音系看齐，成为语音上汉化的满语词素了。例如“猫”[mo→mɑu](树丛)，“央”[jɑn→jɑŋ]等。但也有些融合词内仍然保留了满语的音素，它们虽然在汉语1993年第4期中没被列入音位，却作为明显的音位变体存在于人们的口语中。[məiɔ]一词，谁也不把其中的[]发成[l]，真要发成舌尖中边音，那就大失词的韵味和要表达的语气，北京人会感到别扭，甚至费解。这种汉语的外来语音位变体，虽然不起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却能负载感情和风格的附加色彩，因此是不容易被相同(近)部位或方法的汉语音位类推掉的。公子哥[kuŋtsqə]中的[q]是满语的小舌清塞音而不是汉语的舌根清塞音，这在一般人把“哥”听为儿化的错觉中也能得到旁证，其实，前例中的[]和本例中的[q]都是发了地道的满语音，满语音素习惯于将部位发得偏后，舌尖后边音[]和小舌塞音[q]后跟中低元音时有一种自然卷舌的发音习惯，不熟音理的人认为“末了”和“公子哥”中的“末”和“哥”是元音儿化，其实它们的元音音质根本没有变，只是满语[][q]音素的卷舌动作所致。正像[]音素的附加色彩不可替代一样，满语的[q]音素也在融合词中起到了特殊的表音表义功能。不信，谁把“公子哥”中的满音[qə读成“大哥”中的汉音[kə]，北京人很可能认定他是港台人。呣们[mmən]中领音节的辅音[m]是满语[musə](我们)中的词首鼻辅音，这个满汉融合词里仅剩下一个满语音素，但它起的作用却非同小可，换掉这个满语音素变成[wo]，第一人称复数的强调色彩和感情韵味就会大大减轻。正因为“我们”的语体显得过于正规，北京话口语中说“呣们”的场合才逐渐多了起来。

满汉音素交叉镶嵌的形式分布在汉语内所有的满语词和满汉融合词当中，这不能不说是满汉融合造词的有效方法。

2.超音段成分的融合

在进入北京话的这几十个满语词中，我们还可看到满汉语音融合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两种语言的超音段成分在词中的巧妙融汇。汉语是音高型语言，靠词中音节的声调来区别词的语音形式，进而区别词义；满语是音重型语言，靠词中音节的重轻来表明发音的准确，有的轻重音也在相同语境下区别词义。清初旗人说着一种官方满式汉语，当时满语母语大量进入北京官话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原北京汉语有些势力，也不如京城满式汉语的影响大，当今的北京话乃至普通话仍然带有这种汉语的浓厚色彩。从上述融合的细节看，汉语借用满语，决不是原封不动的音译，而是经过音素的改造融合，从中也把满语的特点合法化，超音段成分的融合也是如此。一方面，所有满语词(素)进入汉语都加上了原来没有的声调，另一方面，汉语和满语融合时，不仅一些满语音段词保留轻声，一些原来有声调的汉语音节也变成了轻声。请看下列两种类例。

(1)加上汉语声调的融合。进入汉语的满语词，一般根据相应音译汉字的固有声调来定其调值。例如:

阴平:苛(刻)、(公子)哥、央(求)

阳平:胡(同)、划(拉)、(马)勺、磨(蹭)、撒(目)、衙(署)、(庄)屯、白(丁)、达(官)

上声:伍(的)、挺、马(勺)、把(式)、玛(呼)、(哨)卡、(末)了、呣(们)

去声:(胡)同、(苛)刻、轧(马路)、档(案)

没有相应或固定汉译字的满语词，一般都读成高平调，和满语固有词的音高重音相同，和汉语的阴平读音也没什么两样。例如:

啰(唆)、肋(腻)、秃(噜)、古(鲁)、萨(其马)^[4]、妞、咋(呼)、(笨笨)拉(拉)、(有一)搭(无一)搭、(藏)猫、猫(匿)

这些满语词加上了汉语的声调，形成“满语音段+汉语音高”的融合法，也成为满语正式进入汉语的必要条件，有了抑扬顿挫的不同调值，它们也就在汉语中扎下了根。

(2)加上满语轻声的融合。满族带着具有音重特征的满语进入关内，类似['ɑmɑ](父亲)，['ɑqə](兄长、少爷)、['ənie](母亲)、['qɑlp](手)、['kəkə](姐姐、公主)等前重后轻的双音节常用词极大地影响了京旗的满式汉语，清初的北京话虽然在一些音段上把满语替换成汉语，但超音段的成分却没有换掉，因而在17世纪以后的北京汉语中逐渐产生了许多前重后轻的双音节词，这种现象也同样分布在上述满语词和满汉融合词中。例如:

a.啰唆、肋腻、秃噜、古鲁、伍的、划拉、把式[、磨蹭[mo]、撒目[]、玛呼[]

b.咋呼[]、呣们[]、央求[]

a类词是满语音段词，但在超音段上却是汉语音高和满语音重的并列融合。前一音节加进汉语的声调，后一音节附上满语的轻声，这就不仅在音段内的音素上打下了融合的基础，而且在超音段的音高音强上又进一步巩固了融合的成果，两层融合的力量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用词范围。

b类词在音段内本是满汉音节融合词，其中的汉语音节按说可以不必改动，但也受到了满语的影响，由原来的声调变成现在的轻声。“咋呼”“呣们”“央求”三个词的融合情况可以表示为:

当我们着眼于音段(音素)和超音段(音高、音强)两层语音现象的分析时，几乎从语音结构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微观到满汉语言要素的融合。

3.语素音节的融合

满语中有满语音节和汉语语素共同构词的习惯。例如，满语固有词[molin]意思是“马”，之后拿[lin]和汉语借词素“骡”组合成[lolin.]，表示“骡子”。满语固有词[tɑik‘]意思是“歪”，后来又把[k‘]和汉语借词“歪”结合成[wɑik‘]，也表示“歪”。汉语和外来语素共同构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例如，和英语的[k‘ɑ]组成“卡车”，和俄语的[t‘orɑ]组成“拖拉机”，和蒙语的[tε](坏)构成“好歹”等。因此，北京话中存有一些满汉语素融合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前述16个融合词都是满汉音节相互结合的结果。它们有以下几种方式:

(1)并列式:咋呼、衙署、庄屯、哨卡、笨笨拉拉、末了、公子哥、档案、央求、达官

(2)动宾(支配)式:有一搭无一搭、藏猫、轧马路、猫匿^[5]

(3)偏正(限定)式:白丁

(4)附加式:呣们

并列式融合占据了四种方式的绝大部分，而且词中基本上都是满汉同义语素的并列，它也成为满汉音节融合的最大特点。其他音节融合虽然方式不同，但也多是双音节构词，这是两种语言音节结构趋一同化的反映。清代汉语仍然是单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单音节成词语素灵活方便，可拆可合，在吸收满语词进入汉语的过程中，往往利用这种优势对所借满语加注，或与之并列，或半音半意借。这种满汉语素构词法既然在汉语里实行，那么，随着汉语逐渐双音节化的趋势，满汉融合词也要随之双音节化。满语的少量单音节词很自然地和汉语单音节词(素)融合，像“庄屯”“达官”“猫匿”等，但更多的满语词是多音节构造，这就不得不精简到用一个音节(通常是首音节)来代表全词和汉语的单音节词(素)结合，实际上是黏着结构类型的满语语素和孤立结构类型的汉语词(素)的音节融合。这种承载语义互注内容的音节融合形式也为满语词在汉语普通话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保证。

三、语言接触的规律

通过对上述满语现象的分析和融合方式的揭示，我们得出以下四条语言接触的普遍规律。

规律一:借进语言按音近义通原则对译成母语文字，这是改造同化外来语的秘诀，也是外来语在异地他乡改进、扎根的主要原因。汉语在借用满语充实自己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类似于“伍的”“苛刻”“公子哥”“轧马路”中的满语词的汉语译音几乎和满语原音相同。用同义汉字转写也非常成功，“伍的”一词女真语早期的汉字注音是“兀·塔”，后来满人写成“兀的”，进入现代汉语时才把它写成“伍的”。“伍”字的意义大体上相当于女真语和满语的“集合”与“许多”的意思，加上对译汉字“的”，成为“集合的”“许多的”，也就略等于“等等”“什么的”了。“苛刻”的对译汉字和清代满语“过于严厉”的原义几乎相等。“公子哥”之汉字“哥”本是满语['ɑqə](少爷、兄长)义项的内容之一。“轧马路”之汉字“轧”甚至让人感到就是汉语的“脚踩”而达到了以假乱真。类似于“马勺”“磨蹭”“撒目”等满语词和前组不同的是，为了使音译汉字和汉语词义基本相同，笔译者(也许是口语变读在先)把满语原词的语音按相近方法或部位的汉语音来变通，例如，把马勺[mɑsɑ]之[ɑ]变成[ɑu]，把磨蹭[mo‘o]之[‘o]变成[ts‘əŋ]，把撒目[sɑpu]之[p]变成[m]，经过这种汉化式音变，人们仅从字面上理解就能使用了。

第一次按音近义通原则口译或笔泽的人们往往是外来语音变的创始人，这种人为的音变也容易被借用语言的大多数人所习用，一旦它约定俗成为自己的语言，排外的潜意识也就不知不觉地打消了。

规律二:借进语素和固有语素并列互注，是外来语得以在被借语言中巩固和扩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本能使然。在清廷鼓励满汉文化交流的双语环境下，汉语和满语正是在长期自觉自愿的替换和融合中不断创造出这种并列词汇的。上述的16个满汉融合词中，就有10个是满汉语素并列式合成词(参看上文“语素音节的融合”中的(1)“并列式”)，其中除“咋呼”是“一答一喊”的反向并列外，其他词的满汉成分均是同义语素。这种并列合成起码有三种功能:

第一，起到互相注解的作用。这在清初北京满汉双语的社群中尤为重要，即使后来完成了满语向汉语的替换，一些仍然保留原貌的融合词也起到了为后人提示的作用。比如“衙署”，今天的青年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衙门”了，但是“官署”之“署”作了注解，就使人很自然地理解了全词的“官府”大意。“公子哥”之“哥”的满语义项有“少爷”和“兄长”两个，究竟哪个是融合词中的意思，同义的汉语“公子”分明注出“哥”指“少爷”，足见并列互注的妙用之处。

第二，增加双语词素所没有的新义。两种语言的语素并列，绝不是简单的语义相加，而是增出了原来所没有的新义。比如“笨笨拉拉”，就不只是“笨”和“后”，还有“做事缓慢、大脑迟钝”的意思。“咋呼”不只是“呼喊”和“应答”，而是增出了“显摆，浮夸”的新义。“达官”也不只是满汉同义词“首长”的重叠，而是增出了“飞黄腾达，荣华富贵”的新义，常和“贵人”搭配合用。

第三，反映民族平等的文化心理。满族是一个富取博收的民族，不要忘记，这些词常常是首先在满式汉语中诞生的。汉族是一个善于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民族，借用外来语时习惯运用音加注的方式。满汉语素的并列互注正好代表了两个民族相互学习的良好愿望，也达到了民族平等互助的心理平衡。

规律三:在双语接触没有语言规范的口语借词中，发音部位或方法相似的音素是经常自由变读的。这是我们判定语言间相互借用的词语的一个重要的线索和准则。正像在母语内仍有音位的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一样，在双语环境中靠耳听模仿来习得自然语言的口语，大音类的概念是很宽泛的，唯一的标准是让人能听得懂，这是书面语的音位偏离理论无法解释的。

例如，满语本来有一套[q、q‘、χ]小舌音位，清代满语“玛呼”[mɑχ]中之[χ]，“卡伦”[q‘ɑrun]中之[q‘]即是，但在汉语普通话中已经念成相近部位的舌根音位[x]和[k]。满语的舌尖中颤音[r]在汉语中也都念成同部位的边音[l]，如“秃噜”[t‘ur→t‘ul]。“(胡)同”“挺”“央(求)”的音节鼻尾音[n]也许就是在和[q]的自由变读中逐渐过渡到[q]的。元音的变体也很普遍，比如“伍的”[utɑ→utə]，轻声音节中[ɑ]弱化为[ə]，“玛呼”[mɑχ]中之[]高化成[u]，“咋呼”[ɑxu]中之[ɑ]前化为[A]，“藏猫[mo]”和“猫[mo]匿”中的[o]变成[ɑu]，都是在大音类可接受的范围内自由变读后才慢慢转正到汉语音位的。

规律四:尽量缩略各自语言的组合是语言间借用、融合的经济、高效的构词规则。前述词例中，[lorsəmə→losuo](啰唆)、[lət‘əlɑt‘ɑ→lət‘ə](肋腻)、[t‘urχɑ→t‘ul](秃噜)、[paipi→pai](白)、[k‘əik‘ə→k‘ək‘ə](苛刻)，都是语音形式缩略，语义仍然完整的明证。前述融合词中的满汉词(素)在各自的语言中一般是不能单用的，“咋”在满语中要用[ɑpu]，“呼”在现代汉语中要用“呼喊”，但在融合词中却能成功地缩略成“咋呼”。与此相同，满语的“衙门”简化成“衙”，汉语的“官署”简化成“署”；汉语的“岗哨”简化成“哨”，满语的“卡伦”简化成“卡”，等等。语音的缩约非但没有减少词义，有时反倒增加了两个原词以外的新信息(“规律二”已例述)。这种言简意赅的融合词，恰是双语环境中追求高效交际的产物。

【注释】

[1]这里的满语包括1599年创制无圈点老满文前的女真语文。

[2]林焘.北京官话溯源[J].中国语文，1987(3).

[3]以上诸词的词源，详见拙著《北京话与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

[4]“萨其马”是纯音译的满语词，三个音节的声调都不稳定。“萨”音节有时读成去声，有时又读成阴平。

[5]“猫匿”是满语宾动式语法结构的遗留，这里归入动宾(支配)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