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六双”为鹄的中国双语学

试论以“六双”为鹄的中国双语学

民族间、国家间双语教育和双语研究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身为双语人和双文人的民族和族群的高度青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用西化理念覆盖现代化的今天，主流语言或标准语言仍然处在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处于边缘末梢，正像世界政治单极化和多极化之争至今仍很激烈但多极化仍呈上升态势一样，文化多样化要比文化霸权主义更具客观优势。其实，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现代人的第二特征，语言的多样化也是抵消语言单一化、迅速统一化之势从而繁荣语言生态环境的福音。因而，双语教育在全球也同样呈升温趋势，双语理论的研究在国外方兴未艾。作为多民族多语言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随着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内各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国际间经贸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中“拿来”和“送去”也日益增多，这就使双语(含多语，下同)使用的场合也无处不在，双语已经成为21世纪“地球村”和“中国大家庭”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际交流载体。

经过30年的双语教学和研究的丰富实践，中国不仅双语硕果累累，人才队伍也成倍壮大，而且中国在多民族多语言之后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也在世界举足轻重了，中国构建完善的双语学独立学科，明确其研究对象和服务范畴，已经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事了。双语学已经成为一门以研究双语(含多语)的服务对象、内涵特征和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为主要任务，从而利用教学、翻译等手段，为多民族、多语言、多国交流打通语译渠道的独立学科，它也是集语言学、教育学、文化学、民族学、交际学、心理学等多门相关学科之特征的一门综合性实用型的显性学科。

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完善，首先都要明确它的作用范畴，即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用途、价值，又有明显的研究目的或服务对象。作为带有中国特色的双语学，或者叫作中国双语学(bilingua lism in china)，目前它所研究的目的、服务的对象范畴主要有以下六点。它们可用“双语性、双言性、双跨性、双转性、双面性、双用性”之“六双”范畴来概括，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一、双语性

双语学首先应研究眼下中国的双语状况。按马学良、戴庆厦先生10多年前关于“双语是个人或集体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现象”的定义，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56个民族中，仍有绝大多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干部正在使用着双语，较大的民族地区除了使用汉语和自己的民族母语外，还使用着人口相对较多，语言相对影响较广的民族语，如新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除了说汉语和母语双语外，还说维吾尔语地区中介语。西藏的门巴、珞巴族除了说汉语和母语双语外，还说藏语地区中介语。云南的傣语、四川凉山的彝语、东北的满语仍有人口较少民族把其作为双语外的地区中介语。无论是双语还是多语，在中国的民族地区都是正在有效使用而不可盲目求快促之统一的，因为少数民族的儿童最初学习文化，了解本民族最基本的人文、风俗和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诸多人类学特征时，用自己的母语来习得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民族的中国，迅速促进民族语言衰亡也不符合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但少数民族儿童上了小学时，又一定要投入主要精力学习国家的汉语普通话，以便学到与国内先进科技、文化、主流经济生活相关的系统的知识。研究不同民族地区学生和成年人既能掌握民族语又能学好汉语的方法。研究偏僻聚居民族地区如新疆南疆、西藏阿里等地维吾尔族，藏族从单一语言封闭孤独走向民汉语兼通的速成路径。研究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生活的汉族干部既有兴趣又能勤奋持久学习当地民族语的经验和效能。研究人口越少之民族双语或多语掌握得越好(如新疆锡伯族每人都能说三四种语言，云南茫卢的人口较少族群都能既会族群母语，又会傣语又会汉语)的普遍规律等。研究在当今国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的经济跨越和民族化的文化传承中的双语之功能等，都是双语学对双语问题关注的任务。

二、双言性

中国不仅是双语盛行的语言大国，也是各民族方言众多的国度。学者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的双言现象称为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仅就汉语这个使用人口居多、地理分布极广的语言来说，就有吴、湘、赣、客家、闽南、闽北、粤方言和北方话等八大方言，其中每个方言又有诸多的次方言，还有隔山不通音，隔河不通话的土语。仅以北京话和广州话为例，两方言相互之间就不能通话。同为福建省的福州话和厦门话也不能交际。汉语方言区中也有不少单言人(笔者在福建、厦门和海南三亚都遇到过不会讲汉语普通话只会讲当地单一汉语方言的人，跟她说普通话，她打个手势表示不懂)。

民族地区除了有汉语和民族母语双语兼通的使用状况外，也有一个民族标准语和方言的双言问题。苗语就有6个方言，有的相互不能通话。藏语拉萨话与嘉戎方言、安多方言也各不相同，同汉藏语系孤立语单音节的无声调安多方言和有声调的拉萨话交际起来也难以听懂。维吾尔语有四大方言，南疆的和田方言、罗布泊方言也和吐鲁番方言大有不同。笔者调查过新疆较少民族的蒙古语，伊犁昭苏的卫拉特方言和博乐温泉县的察哈尔蒙古语方言也是区别很大。因此双语学既要考虑到汉语的双言问题，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语下位类型的双言问题。双言中要积极提倡向普通话或标准方言靠拢，以提高语言大众化、通用化的交际效率，但同时也应及时抢救和整理方言，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在某地的文化积淀、民俗结晶，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三、双跨性

中国境内56个民族79种语言(有的族群话还难判定是语言还是方言)从语系、语族划分有不少还不完全在国境内，有30多种语言既分布在境内，也分布在境外。比如，布朗语跨中国和老挝，俄语跨中国和俄罗斯，京语跨中国和越南，珞巴语跨中国和印度，德昂语、怒语、独龙语跨中国和缅甸，哈萨克语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蒙古语跨中国和外蒙古。也有一种语言是异名跨国的，如赫哲语跨中国和俄罗斯(俄国称那乃语)，傣语跨中国和泰国(泰国傣语中国称泰语)。还有一种语言隔跨两国而不是在国境上毗连的，如陕甘宁的回族话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语分布之地不是与陕甘宁毗邻，而是隔开新疆和吉国的那仑、比什凯克等地后在开布隆、托克马克、二道沟一带集中分布。塔塔尔语在我国的新疆和跨境之后较远的俄罗斯联邦鞑靼共和国分布。不少语言跨的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在相邻多国有分布，如汉语分布在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藏语分布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朝鲜语分布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哈尼语分布在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国外称哈尼语为阿卡语)。景颇语分布在中国、缅甸、印度(缅甸称卡钦语、印度称兴颇语)。鄂温克语分布在中国、蒙古、俄罗斯(俄罗斯称埃文基语)。维吾尔语分布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研究语言的双跨(多跨)性，也是双语学研究的应有内容之一，因为这些当今语言的横向之“双”，也许是历史上单一语言由于民族迁徙，政治分化，人为国界的重新划分导致的结果。研究跨境的语言，有助于通过“庐山之外看庐山”，通过一种语言在他国他地受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所产生的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的变异，来比较跨境双语或多语的共同成分和相异成分，进而找出受社会、政治和国度文化所制约的原因。通过空间的差异找出时间的发展，进而理出跨境语言的共同历史发展顺序。这些科学结论仅仅靠国内一种语言的封闭研究是不能得出的。另外，研究跨境语言，能使双语学在协助考证该语言的民族源流，帮助解决边疆、国界纠纷等疑难问题上大有作为，因为语言是装不了假的，跨境地区的民族语特殊成分和语音特征分别印证着历史上某一断代该民族在这一地区活跃或统治的状况。比如朝鲜北部咸镜北道和中国吉林省珲春市接壤的地方之朝鲜方言就存有大量不同于朝鲜语的女真、满语的后缀。至于跨境的地名，那就更能说明一些民族的迁徙定居的生活足迹了。

还有，双语学在研究跨境语言中，应根据多语多国的双语使用之实践，总结创造出更多通用符号或交际用语，便于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畅通交际，比如跨境多民族地区的通行术语，地区性自由转写的音标、通用语言符号，还有不断增多的国际性词汇等。

四、双换性

这是指能熟练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人(或能自如地用两种或多种书面语写作的双文人)，他们在同一天或同一地域、同一民族中频繁使用双语的语码转换、语言杂糅间而用之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留学海归人员或长、短期访学归国人员逐年增多，国内科研院校，外交外贸单位，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和沿海城市，使用外语的场合在扩大，使用外语的频率在增高，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汉语和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双换型人才。他们既能根据语境变化随时选择语言，又能根据谈话对象随时更换语言(不同方言或不同语体)。他们中有的人能依据国别、民族、习俗、身份、场合来变换其语言内容，或因交际的保密和回避需要随时更换语码，或因交际对象的喜好随时选择高雅或通俗的语词。语码转换的恰当与否，水平高低，已成为一个现代人文明素质优差的标记，这是需要接受专业培训和本人持久自觉养成的一种语言双换性才能，而研究语言双换型人才的语码转换之规则、之规律，也是双语学应该担负起的新任务。

与此语码转换现象相似，民族地区的双语人尤其是民族干部和商人也是一天要转换几次汉语和民族语的，民族干部一方面要用汉语向上级汇报工作，一方面又要用当地民族语向群众传达国家政策等，又经常是在多民族群众现场一面对汉族领导讲汉语，一面对民族群众讲民语，他们的双语转换之才能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这其中有技术，也有经验和规律可循。

在上述两种双语语码转换中，普遍存在一种转换不彻底从而出现双语杂用的掺和现象。我们在听大学老师演讲或研讨时，听民族干部打电话时，听双语人当翻译时常常发现这种双语词汇杂用的表达句式，研究这种不同语言组合的特殊语句，也是双语学研究的学术任务之一。

五、双面性

语言作为一种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至少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双面镜，一方面它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是信息的载体，它带有显性实用的明码功能，这是双语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高度重视的。另一方面，它是创造和运用该语言之民族文化的透镜，是恪守这个民族心灵秘密的符号，按海德格尔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其实就是通过文化认知后所看到的精神世界，是带有独特精神魅力的第二表情，这是语言带有隐性文化的密码功能。

关于语言的后一功能，一般人还认识得远不到位，双语学有责任帮助人们认识和重视语言双重功能的这一隐形镜面，特别是近年来把语言由文化密码又上升到感情层面的认知，上升到力量层面的升华。仅就汉语为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国力增强，国际地位飙升，中国人不仅把汉语作为全球华人沟通感情的黄金纽带，而且随着孔子学院的全球布设，汉语也已成为传播华人感情的使者，汉语也成了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引以为自信和力量的象征，这又给双语学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由双面性到三面性功能之解释的挑战，即语言的信息——文化——感情之逐层深化的立体化功能。民族双语工作者身处各民族信息交际，文化认知，感情传神之前沿，他们所熟悉的双语学更具有了对语言双面性甚至是三面性功能的解释权。

六、双用性

说到双语的用处，仍然是它的教学之显用和科研之深用，也就是要利用双语学的学科优势，加强双语的教学效能，深化对双语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关于双语教学，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已经总结了30年来56个民族学习汉语和母语，各民族双语教师辛勤教授汉语和民族语的许多丰富而成功的经验，已经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双语教学方法。正如丁文楼会长所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而形成的源远流长的双语现象是双语教学丰厚的历史基础，多民族使用多语言多文字的现状是中国实施长期稳定的双语制，发展双语教学的客观条件；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是开展双语教学使我国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保障；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需要以及现代教育理论的科学依据都说明实施双语教学是中国民族教育的必由之路。”这笔双语教学的知识财富需要继续发扬光大，继续总结、推广和提高。同时也需要继续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师队伍，以满足中国各民族日益增长的语言交际，信息传递和文化认同，感情凝聚之需要。但是从双语学关照的教学、科研之两大用处来看，仅仅强调加强双语教学，对各民族和整个国家的贡献还是不够的。

双用性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双语科研的力度，同时应抓紧本研究队伍的培养和壮大，要吸引更多的双语研究人才去潜心研究双语间的互动演变和发展的内、外在规律，进而从中提取有系统有规律的双语学理论。语言接触学、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都是研究双语的有力帮手，从广义上说，也是双语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双语界一些人士重教轻研，重实践轻理论，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而已。语言间(多数是双语间)的接触是一个充满特色和规律的微观王国。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说过:“没有一个语言是自给自足的。”语言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的，语言接触导致许多同化、互动、融合的结果，比如强式语影响弱式语产生连锁式演变模式，或语言由单语到双语再到新单语的转换过程，弱式语受强式语影响产生消化式演变模式，两种语言长期势均力敌时产生融合式演变模式，还有多语传递影响产生循环式演变等，双语混用后产生“洋泾浜”“克里奥耳”“皮钦”诸变异语言等。比较语言学指比较两种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差别，从中找出对应形式，分时间顺序地梳理出它们的亲疏远近和发展规律，从中构拟语言从古到今的演变历史，这是一种学术性很强的学问；而对比语言学则是对比任何母语和目的语的同和异之成分，“比熟比生”，梳“同”显“特”，从中找出便于快速习得目的语的方法，因而就出现了“正相关”，“负干扰”等中介语理论术语。“文革”刚结束吕叔湘先生就以《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为题进行汉外，古今，普、方的对比，实际上是一种双语双方言研究。这些都是双语学亟待接纳和包容，同时尽快加以利用的语言学宝贵财富。而且，双语研究的深入也会极大地促进双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在21世纪国际间交流，民族间交往空前频繁的今天，双语学的范畴和双语学的功能比之单一的语言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化学、交际学、心理学都更有综合实用交叉共享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为双语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保护文化多样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复语型教师、学者的时代要求也为双语学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日益扩大的双语群体正由城镇市场链移到农村山寨，进而流向家庭邻里。对双语的全方位需求已经突破了居住聚散，地理环境和文字有无的界限，双语教育与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昌盛，人民富强，中华民族文明素质提高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的政治工程，双语学在繁荣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提升大国地位，促进国际交流中将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以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的发展契机为起点，认清双语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让双语学由边缘学科向综合实用学科迈进，使其通过国内民族互语和国际诸国互译中架通语言立交桥，也达到学科的异军突起，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言政策，为繁荣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为培养更多的中华大国复语型人才做出我们双语工作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