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的特点

上海话的特点

每一种方言都有其自身属性特点，从它的形成、演变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这种特点始终贯穿于方言的本质，成为其固有特征。我们在研究上海方言时发现，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饮食

老虎脚爪：一种含酥油的小甜饼，色黄，形如虎爪，是上海的传统点心。

一、古代方言的延续性

上海的原住民最早始于松江地区，松江的人类活动历史已有六千多年，对后来的上海话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松江亦属于江南地区，原江南地区语言中有许多词汇、发音一直完整地保留到现在。比如上海话里的“锯子”一词，若只针对“锯”这个字，上海话读[ju:]，音同“具”。但是组成“锯子”这个词语后，上海话就读[ga:]，音同“嘎”了。再比如“五虚六肿”中的“虚”，一般情况下上海话念[xu:]，组成“五虚六肿”这个词语后，“虚”就发[he],读起来就音同“嗨”了。这都是中古早期江东方言在江南地区语言上的遗留和延续。

上海语音里还保留着很古老的元素，许多字在上海话中都有两种发音。“价钿贵”、“鬼头鬼脑”、“乌龟”这几个上海话里的“贵、鬼、龟”都读[ju:]，读如“举”；而在读“贵重”、“鬼鬼祟祟”、“海龟”时，“贵、鬼、龟”都读[guei]，音同“桂”。比如“吃亏”，“亏”既可以读作[qu:]，音同“区”；也可以读作[ku:e]，音同“盔”。

“柜台”的“柜”既可以读作[ju:]，音同“具”；也可以读作[gue]，音同“贵”。“围巾”的“围”既可以读作[wei]，音同“为”；也可以读作[yu:]，音如“雨”。在一些城郊地区，“喂饭”的“喂”读[yu:]，不读[wei]；“归去”的“归”、“鲑鱼”的“鲑”、“钟馗”的“馗”，都读[ju:]，而不读[gue]，这几个读音在吴语系里是保留最老的发音了。

上海话中有许多同音的字，但是念起来是有细微差异的。如“碗”和“暗”，“官”和“干”，“圆”和“雨”，“权”和“具”，“出书”与“出尿 [s]”，“石头”与“舌头”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上海人已很少能区别出这些字发音的异同。

说唱《金铃塔》里有一段绕口令，对“官”和“干”的发音要求就非常严格，如果演员不能区分两者的发音，对绕口令的效果就会产生影响：

饮食

油炸桧：一种油炸的面食，长条形，多用作早点。也叫油条。

苏州城内玄妙观，

东西有得两判官，

东判官姓潘，潘判官，

西判官姓管，管判官，

东判官潘判官，手里拿块豆腐干，

西判官管判官，手里拿根萝卜干，

东判官潘判官，豆腐干要调西判官格管判官、豆腐干调萝卜干，

西判官管判官，萝卜干不肯调拨东判官格潘判官、萝卜干调豆腐干，

豆腐干调萝卜干，萝卜干调豆腐干，

东判官潘判官西判官管判官，弄到后面侪不管。

上海话的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最全的。在城郊地区的老年人中，“客”、“掐”、“刻”、“渴”、“磕”、“壳”、“哭”都不同音。而年轻一代人在发音上，客＝掐＝刻＝渴＝磕，壳＝哭。现在的上海话，入声韵基本只有三种，即“龌龊”韵、“邋遢”韵、“铁屑”韵。上海话的韵母从19世纪中叶开埠时的62个，归并到20世纪末新派只有32个，就在六代至七代人中完成，语音跨度巨大，领先于其他方言。上海不同区域的人，上海话发音都不尽相同。城郊的上海人在上海话的发音中保留着尖团音，市区的老上海人一般也还区分，但年轻人就较少分尖团音了。所以不同人之间在进行交流时，难免会因为发音、叫法的不同，体察到差异。偶然发生理解错误也是有的。如有一个老上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公共汽车上的青年售票员把“乌鲁木齐路”叫成“麦琪路”，因为“麦琪路”是原来殖民主义者取的旧路名。其实是他听错了，该售票员叫的是简称“木齐路”（双音节化倾向），那是新派语音[V]、[O]开始接近，齐为尖音，琪为团音，不分尖团，结果（齐＝琪）。

饮食

烂糊面：浇头和面条一起煮，且煮得很烂的面条。

二、吸收各地方言元素为我所有

自上海开埠之日起，这座城市迅速成为全国各地人淘金的基地，各地的移民汇集上海，他们的语言对上海话产生了一定影响。同属于吴方言地区的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两个地方的人移居上海的很多，因为他们的语言和上海话相近，所以对上海话的影响最大。就以上海话中的“阿拉”来说，“阿拉”表示“我”或“我们”，但“阿拉”并不是上海话，而是宁波话，上海话中原先表示“我”或“我们”的词语应该是“我伲”。宁波人到了上海，语言也随之渗透，因此上海人也吸收了宁波的方言元素，基本放弃了“我伲”的说法，改说“阿拉”。宁波话中的“高头”、“窗门”也大有取代上海话“浪向”、“窗”之势，上海话中的“老头”、“老太”的连读声调也是宁波音。南北语言在上海交汇，在自由的交际中，不少词语在上海生根，融入上海话，使上海话里的同义词特别多。比如表示“合在一起”的副词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总、拢共、一共拢总、一齐、一齐勒海、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齐勒化、一塌刮子、亨拔冷、角落山姆”等，其中“一共”、“总共”来自北方话共同语；“一齐、一齐勒海、一齐拉起、一齐勒化”则出自本土，现在在上海农村还在用，城里多已不说；“拢总、拢共”等多用于浙江籍人；“亨拔冷”来自闽粤语；“角落山姆”来自宁波腔的洋泾浜英语“all sum”，最初的读法是“和路三姆”；“一共拢总”曾在20世纪40－60年代的上海很常用，现在说“一共、共总、一共勒海、一塌刮子”比较多。

常用词的多样化是上海话宽容度高的一种表现，它使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容易听懂近于家乡话的上海话。再举几个例子：在上海话里，“一定”有“一定、肯定、准定、一准、板、板定、定计、定规”等同义词；“大约”有“大约、大概、作兴、大约莫、大约莫作、大约光景、约莫光景”等；“忽然”有“一记头、忽然、突然、突然间、突然之间、忽声能、着生头、着末生头、着生头里、勒末生头”等。又如方位词“后头”有“后头、后底头、后底、后面、后面头、后头起、背后头、屁股头”；“外头”有“外势、外首、外头、外面、外面头、外底头”等。“慢慢地”有“慢慢叫、慢慢能、慢慢介、慢慢能介、慢慢能个”。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话渐渐放弃不少自己方言中较土气的常用词，一些吴语中的通用形式取胜，如放弃“户堂”、“场化”而通用“地方”。

上海方言词中包容了不少其他方言的用词。比如北方人来上海卖“大饼”，上海话词汇中就加上一个叫“大饼”的词，而且“大”不读“度”音而读如普通话的[da]。又如苏北人在上海卖“油馓子”，上海人就在自己的语言里加了个“馓”字，读如“散”。苏北人把上海人叫“绞捩棒”的食物称为“脆麻花”，上海人也叫它“脆麻花”，就连“麻花”读音也跟作[ma] [hua]，不读[mu] [hu]。广东人卖“鱼生粥”、“云吞面”，“鱼生”一词上海人叫“生鱼”，原不读正偏式的“鱼生”，“云吞”与“馄饨”本是各地读音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写法，上海人都把它们照搬来用；在上海的宁波人把“百叶”叫“千张”，把“干菜”叫“菜干”，上海人也拿来就用。上海话可以吸收其他方言的第一级的常用词使用或取代自己的常用词。不是歧视或排斥、而是可以较随意地吸收来沪移民的生活用语，以至改造自己，这也充分说明上海人说话海纳百川的气魄。

三、引领潮流融会贯通

上海被外国人称之为“魔都”，也被叫做“东方巴黎”，其时尚性和发展性为全世界公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从国外来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当时简直是出一个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薄”等等。随着书局报馆的兴起，很多音译或意译的外来词如“沙发、咖啡、啤酒、幽默、细胞”等也都通过在上海创办的书报杂志传播到全国各地进入共同语。民间用语也常常赶时髦，如上海最早通电车，有了“电车”一词，紧接着上海人就把人脸部额上的皱纹叫“电车路”，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上海自从有了交易所后，从“算盘”上引申扩用开来“开盘”和“收盘”两个词用于交易，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即有“明盘”、“暗盘”之别，于是欺生加码的客盘（对客边人即外地人）和“洋盘”（对外国人）应运而生。再发展，花了冤枉钱的外国人被称为“洋盘”，后来干脆把“外行不识货”、“上当不察觉”的“阿木灵”都叫成“洋盘”。这种灵活造词和用词的发散性思维，不能不说是在上海这个海派社会的氛围里造就的。

饮食

米烧粥：米加水烧成的稀饭。

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向海外，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上海话对于外来词是积极引进的。在20世纪初曾领风气之先，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语，又造出了一大批音译词，以至有的类后缀也自外语中来，如“瘪三、红头阿三”的“三”，“小刁模子、三光模子”的“模子[mozi]”。又如称某人“老克拉”，“克拉”是“classics”（经典）中来的，称“办法、窍门”的“挖尔司”是“ways”，还一度产生了闻名全球的“洋泾浜语”。现在在青年中说上海话时夹杂洋话词语的现象也时而可见。这种“拿来主义”的习惯使上海话总是走在新潮里，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

上海市民使用语词还表现出其不同使用对象的层次性，在同义的词语或语句面前，各说各话而互不干涉，在老百姓中，说话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权威的用法，不讲究规范性。有说新的“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也有说旧的“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有说“酷”的，也有说“嗲”说“灵”的，传统和新潮并举，俚俗和正规同行。

中国南北方言在语法上也有许多分歧，在上海话里却可以和平共处。如可以用点头或摇头代替答问， “是非问句”在汉语里大致有四种形式：

1. V吗

2. V不V

3. V不

4. 可V （“V”为动词）

在许多比较单纯的方言中，往往只用其中一种来提问。如苏州话只用“可V”式，杭州话、绍兴话只用“V不V”式，宜兴话只用“V不”式，嘉兴话只用“V吗”式。但是，在上海方言中，这四种形式及其混合式都可以自由说。如“侬是学生？”“侬是勿是学生？”“侬阿是学生？”“侬是学生勿啦？”及“侬阿是学生？”“侬是学生阿是？”“侬是学生，是勿是？”甚至英语的反意问句的形式如“侬勿是学生，是？”上海人也用。所以到上海来的外地人，不论他是何地人，问的话是哪种形式，在上海都能交际，上海人都听得懂。于是，正像人们在上海搞经济活动很润滑那样，问话也很自由，上海话也在此种纷繁交际的环境下养成了宽大的自由度。

汉语中一种常用的带兼语形式的“V1+人+物+V2”句子，其语序原来在上海话里只有一至两种表达形式。后来，在各地移民方言的影响下，也变得很自由，只要在语义上不造成歧义，下面六种说法都可以：“买好小菜拨伊吃”、“买拨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好小菜吃”、“买好小菜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吃”、“好小菜买伊吃”。由此可见在上海话中语言的组装能力之强和上海话容纳各地说话习惯的灵活性。

饮食

阳春面：光面、清汤面；不带浇头的面条。

四、持经达变灵活性强

对于一些词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叫法完全不一样。如要说某一样东西很贵重，上了年纪的人会说“吃价”，年轻人则说“价钿老大”。“吃饭”在领导的口中叫做“应酬”，在商人的口中叫做“饭局”。“商业演出”在文艺界中叫做“哇轮”（原为滑稽界的切口，现上海演艺界都用），娱乐圈里则叫做“尅司”（指英语case）。这种根据说话的不同场合或不同对象，不断地转换双语或多语的现象，在上海社会交际中已司空见惯。这就为不同语言间的杂交和互相吸收长处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环境。上海的语言环境能分能合，人们在不同场合中组装着不同层面的上海话。跟祖父母说老派的，跟老朋友说俚俗的，跟年轻新朋友说新潮的，跟老师同事说“正宗规范”的，在会议上说书面化的，跟白领说带洋词语的，跟股民说带行情流行语的，在正式场合、媒体话筒前就说普通话。久住上海的不少上海人说带有许多上海话词语或语音特点的“上海普通话”，如“这部片子好看得来”、“我弄不来的”、“你去不啦”、“这里有个洞洞眼”、“他不大开心，我倒老笃定的”，连公共汽车的报站器中把“车儿拐弯了，请拉住扶手”也说成“车辆要转弯，扶手请拉好”。还有什么“体育场调头”、“开门请当心”等都是普通话的上海变体，更别说“zh、ch、sh、r”和“z、c、s、l”不分了；不久前才来上海的外地人又说着刚学到不多的带上海词语的“普通上海话”，如“赶明儿咱们去南京路白相！”但大家都可以听懂可以交流。上海话就在此开放的环境中变革着，变得更有生气，在必要处更简化更公约数化，在一些特别场合又更有区别更细腻，有统一，有分散，形成了一种有丰富层次的社会方言。

许多老上海人都会说两种方言，既会说上海话，又会说自己的家乡话。像有些原籍苏北的上海人在自己的社区里说苏北话，而与上海人或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说上海话。如今，大多数的上海人都会说普通话。但是有一些城郊的上海人尤其是老人却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普通话。上海浦东有一辆785路公交线，由于沿途的乘客有相当数量的浦东本地老人，这些老人有很多还听不懂普通话报站，于是从2011年开始，785路公交线采用了女生沪语报站，极大地方便了老年乘客，也对保护和传承上海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海现在也在逐步推进方言的保护工作，如对新上海人开办上海话培训班等等；直到前不久，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栏目推出了沪语主持，新闻频率推出了沪语“新闻腌笃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海话的保护和传承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这里，有个“有没有标准的上海话”的问题，值得讨论。在保护、传承上海话的呼声里，有人发出了“没有正宗的上海话”，“我60多岁的上海人讲的就是上海话”，“无标准上海话”，“‘阿富根’是上海乡下闲话”……我们觉得这些讲法实际上是否定上海话的特征，对于保护传承上海方言十分不利。如果没有“标准的上海话”，那如何传承？保护什么？约定俗成的“正宗的上海话”是有的，那就是上海滑稽和沪剧里保存的上海话。“阿富根”节目是正宗的上海话，几十年来，他们为保存、传播正宗的上海话做了大量的示范的工作，如果说对农村广播就是“乡下话”，那就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