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一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标语口号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汉字呈方块形，像集装箱一样容易“打包”，竖写横写都很方便辨认。汉字还具有象形文字独有的视觉冲击力。所以，汉字是制作标语口号的最佳材料。

汉语中的标语口号一般是由简短有力的字句组成，讲究工整对仗、声律押韵、平仄协调。之所以如此，除了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和传播的优势外，还与传统的中国人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

封建时代科举及第是最光宗耀祖的事。“科举考试，对于及第的士人来说，不仅入仕即享有做官、荣华富贵的生活，而且只要及第之后，就能免除赋役，到唐以后的朝代还享有司法特权。”⁽¹⁾对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范进中举为例，精彩描述了考取功名后的好处。范进中举之后，乡绅张静斋即来拜访，又是送银子又是赠屋，不过两三个月工夫，范家田产房屋、奴仆家丁一应俱全。正是因为统治阶级对科举及第人员的厚遇以及社会的追捧，读书人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座右铭，宁愿皓首穷经，去苦读经赋。

科举考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的吟诗作赋能力。历史上科举及第的文学大家无不是诗词的高手。为了训练诗赋能力，他们从孩童时就开始操练。流传后世的童蒙教材《千家诗》、《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打开了一扇窗口。如《增广贤文》就如是写道：“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朱子家训》开篇即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²⁾这些句子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朗诵。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大学》、《中庸》就有帝王用韵文写的赞美之词。如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御制赞：“大孝要道，用训群生，以纲百行，以通神明，因子待师，答问成经，事亲之实，代为仪刑。”又如皇明山东巡抚陈凤梧圣贤道统曾子赞：“守约以博，学恕以忠，圣门之传，独得其宗，一贯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诚正，万世所崇。”⁽³⁾正是因为借助于科举平台，文人学子们学会了雕琢词汇，训练了句法应用，这就为标语口号的广泛应用准备了人文土壤。

中国人善于总结提炼，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在历史长河的流逝中，创造了无数的佳作名篇。历经数千年社会实践及大浪淘沙般的洗礼，至今仍然传诵着众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

标语口号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与封建帝王的推崇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登泰山，立三丈高的石碑“刻石颂秦德”。秦始皇很喜欢这样的“石头标语”，又在他巡视的芝罘、琅琊、碣石等树立石碑以“颂秦德、明得意”。从此以后，历代皇帝纷纷仿效，树碑立传以昭示天下，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类石碑可以视为现代标语的雏形，是封建帝王运用标语来动员民众、训化民众、接受自己统治，为一姓江山万古长存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整个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信息传播手段落后。专制统治推行的皇权专制文化以及屡屡兴起的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限制和打击了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致使全国“九天一色、上下一统”，标语口号的传播动员功能受到极大的弱化，只有在吏治极其腐败、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的农民起义之中时，标语口号的社会动员功能方才彰显。

中国有句俗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农民起义领袖正是借助于自己创造的顺天理、得民心的标语口号来宣传造势、推波助澜，迅速壮大力量。

史书载，殷商之时，纣王无道，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民不聊生，于是民众就发出了“天何日丧，吾与汝偕亡”的呼号。武王伐纣，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中国历史上，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军都有唤起民众的响亮口号。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起义军极具煽动性的呼号，开了农民起义军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组织力量与统治者进行较量的先河。这种形式为后来者所沿用。一些起义领袖借助迷信式的口号来动员组织民众。如汉朝时期张角领导的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来号令天下，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以“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来证明起义的正义性；有的起义领袖以谴责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为内容形成口号为动员起义力量，如唐朝李密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来控诉隋炀帝的罪恶。

在贫富极度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贫富不均。因此，要想动员老百姓起来革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出均贫富、求公平的口号，满足老百姓渴望平等、小康、富足的愿望。正因如此，北宋末年王小波、李顺响亮地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号令。钟相、杨么要“等贵贱，均贫富”，这不仅要求财产上均贫富，而且政治上也要追求平等。明末李自成就是以“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赢得社会广泛响应推翻了明王朝。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收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敏锐地洞察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认识到必须组织革命团体以暴力来推翻它。在成立领导革命的政治组织——兴中会时，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奋斗目标，以“振兴中华”这个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渴望的理想来组织动员力量。“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唤起、凝聚中华民族的战斗口号。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标语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原因及意义的。在早期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难以拥有像电台等高效的宣传工具，而报纸、传单成本又较高。因此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的标语最适合当时的共产党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纲领，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来投身革命斗争了。在红军斗争时期，标语的“书写格式有横书、竖书和呈三角形的斜书；字迹颜色有红（土红）、黑（墨，炭粉）、白（石灰浆）、紫（红黑颜料混合）；字体有行书、楷书、魏碑、隶书、行草；标语以文字口号为主，也有字配画、字组画、宣传画、漫画、对联、打油诗、墙报、识字牌、留言等。”⁽⁴⁾当时的宣传内容非常广泛，充分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以及苏区政府的指导方针和工作任务。大致有以下几类：（1）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2）宣传红军性质和宗旨。（3）动员群众参加革命。（4）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5）揭露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和土豪劣绅罪恶。（6）分化和争取敌军。（7）反对帝国主义侵略。⁽⁵⁾

中央苏区革命标语宣传在短时间内能得以发展和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有力领导有关，也与标语本身易于宣传、保留时间相对较长的优点分不开。红军领导高度重视标语的宣传工作。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正确的苏区宣传思想，充分认识到苏区宣传工作对其他工作的重要影响，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革命标语的制定工作。1931年2月17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印发了应用于白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和适用红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前者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十四部分内容，计143条标语，标语前附有14条《写标语注意》，标语后附有《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国民党十大罪状》。后者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军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组织革命战争等十部分内容，共94条标语。古田会议后不久，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在赣南会昌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纲要头三条规定：“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得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⁶⁾以法规的形式对苏区标语宣传提出了基本要求。

在红军部队中，拿起笔来开展标语宣传的除了各级宣传队这支专门化的队伍，从红军首脑机关到基层连队，从党委到支部，从指挥员到战斗员，只要是能识字会写字，就都积极投入。在地方俱乐部中，作为苏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普遍重视标语宣传工作，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横峰县霞坊乡俱乐部为例：这个俱乐部设在一所很宽敞的房子里，大门上写着“红军俱乐部”几个大字，进了大门是个厅堂，正中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下边有一条横幅标语：“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两边墙壁上贴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除军阀、杀贪官、土劣要杀尽！”“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就是地方文艺宣传队，也把标语宣传当大事抓。据当时文艺工作者回忆：“在我们蓝衫团里，除了演出队外，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演出队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宣传队的任务则是写墙头标语。每当出发前住各处演出时，便带上一把棕麻刷子，边走边写，在沿途的墙壁或树干上刷写标语口号。”⁽⁷⁾从总的说来，前期参加标语宣传的人不多，到了中后期，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地方，只要有能力从事标语宣传的，都能踊跃参加，苏区大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标语宣传规模。

在红军部队的带动影响下，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标语宣传工作也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步展开。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提出：“现在各县尚有许多不正确的已失去时间性的标语，现在要发动各级文委会，把各处所有的标语下一番总检查，把其不正确和失去时间性的洗刷去，另贴或写适合当前的标语。”⁽⁸⁾1933年4月4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通信第一号》，要求各县宣传部区宣传科要把“各地的标语特别是新区与边区要来一大批的洗换，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来进行，在边区要多写宣传白军士兵的标语及揭发反革命欺骗宣传标语，要写得整齐，写得好看”。正是红军部队、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有力部署，苏区革命标语宣传才能在边区、在新区、在内地、在部队各个地方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卓著。⁽⁹⁾

从上述简略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标语口号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市场，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历史进程中曾是一面面指引人们奋勇前进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