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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口号动力源泉的心理学探析

时间:2023-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标语口号动力源泉的心理学探析标语口号要得到流行并广为接受,一般都是出自权威者之口,即便发自民间,也往往随即得到权威的确认。上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例说明了权威在标语口号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现在各个单位、部门拟定的标语口号稿,都要经过权威人士的审定,可以说,没有权威便没有真正流行的标语口号。

三、标语口号动力源泉的心理学探析

标语口号要得到流行并广为接受,一般都是出自权威者之口,即便发自民间,也往往随即得到权威的确认。相信权威,信服名望,这是人的一大天性。

“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23)

论起权威人物对标语口号的形成和流行产生的影响力,最典型的要数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在艰难困苦中率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的话语自然也成为当时中国流传最广、传播速度最快、影响力最大的标语口号。

例如,1952年12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提纲中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从此,“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总路线万岁!”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为止。

又如,“以阶级斗争为纲”。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口号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又如,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又如,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从此,成千上万的城镇青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奔赴农村,扎根边疆。

又如,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

又如,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在革命领袖的巨大权威光环的映照下,伟人的一句话既可改变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可以成为全国人人都能背诵的经典箴言,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成为治党理政的法宝。同样的道理,正是因为伟人的无限魅力,也可以很轻易地否定掉一个早被人接受的“最高指示”。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这句在“文革”中盛行的口号,就是因为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表示对这“四个伟大”很“讨嫌”,这个在当时光茫四射的口号顿时就失去了市场价值,被立即停止使用。

上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例说明了权威在标语口号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现在各个单位、部门拟定的标语口号稿,都要经过权威人士的审定,可以说,没有权威便没有真正流行的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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