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前期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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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漢語史上，20世紀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4]著名語言學家吕叔湘當為早期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對中古漢語的一些詞彙、語法現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一《筆記文選讀》雖然不是專門的中古漢語研究著作，卻是有關中古漢語詞彙注釋的早期著作之一。

在漢語史上，20世紀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舉起了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大旗。文學革命在思想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在形式上則反對保守的文言文，提倡使用白話文，這使人們更密切地關注鮮活的口語，從而很自然地關注到口語的來源及其發展演變（要研究白話文學史、白話歷史，要言文一致，就要研究白話及白話史）。另一方面，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又是西學東漸的時期，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大量傳入，使我國開始從長期的傳統的語文學研究向現代語言學研究轉型。

首先是不少學者將研究的目光投注到俗文學作品及所使用的語言。

1928年胡適在所撰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樂府’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第一，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得機會。第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第三，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有時因為音樂的關係不能不把民歌更加添減，使它協律；有時因為文學上的衝動，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平民化’的趨勢，因此便添了不少的白話或近於白話的詩歌。”^[1]“漢朝的散文承接戰國的遺風，本是一種平實樸素的文體。這種文體在達意説理方面大體近於《論語》、《孟子》及先秦的子書；在記事的方面大體近於《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前一類如賈誼的文章與《淮南子》，後一類如《史記》、《漢書》。這種文體雖然不是當時民間的語體，卻是文從字順的，很近於語體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這種散文很可以白話化，很可以充分採用當日民間的活語言進去。”^[2]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對漢魏詩歌中的方言俗語亦頗重視，如言及程曉的《嘲熱客》詩，云：“這是一首開玩笑的詩，不僅明白如話，且簡直引進了許多方言俗語，像‘啥一何多’，‘甫問君極那’之類，這是俗文學史裏極可珍貴的材料。”^[3]言及漢末方才寫定的《古詩十九首》時，指出：“其内容和辭語有些是不甚相遠的，這乃是民歌的特質之一；她是決不遲疑的襲用着他人之辭語的。”如“努力加餐飯”之類。同時他也談到漢王褒《僮約》，認為“這篇東西恐怕是漢代留下的唯一的白話的遊戲文章了”。^[4]

著名語言學家吕叔湘當為早期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對中古漢語的一些詞彙、語法現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當時正直抗戰期間，吕先生在成都任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央大學教授。如《相字偏指釋例》^[5]，詳細列舉了“相”字偏指類例，考察了“相”字偏指用法之演成，論述了“相”字之詞性，並指出：“此類偏指用法，先秦經籍不數數見，兩漢漸多，魏晉以後滋盛。”《“見”字之指代作用》^[6]，則首次對魏晉以來“見”字偏指的用法作了探討，指出：“復有見字，亦有類似之作用，魏晉以來所常見，而限於第一身。”“見字之指代用法，其興起視相字之指代用法為略後，而並盛行於魏晉六朝。在二者並見之文句，相字常指第二身，與見字相對。”兩文利用了大量文獻資料，特别是中古漢語資料，如《後漢書》、《三國志》、《全晉文》、《世説新語》、《宋書》、《晉書》、《北齊書》。這一時期，吕先生還撰寫了《語文雜記·讀〈三國志〉》，對《三國志》中的詞語進行了考釋。

吕先生的另一部力作《近代漢語指代詞》，雖然直至1983年才由江藍生補充、整理，1985年經吕先生最終調整後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但真正的寫作卻早在40年代，吕先生在《序》中講：“這本書的初稿寫於1947—1948年，是我準備寫的近代漢語歷史語法的一部分。”因為吕先生所言的“近代漢語”就是指魏晉以來的古白話，所以其中不少就是中古新産生並盛行的指代詞，如“身”、“儂”、“渠”、“伊”、“己（代三身）”、“寧”、“能”、“那（哪）”、“若為”等。有些指代詞雖然成熟、盛用於唐代以後，但為了溯源，往往也是從中古談起，如“你”、“他”、“某”、“某甲”、“阿誰”等。

1944年，吕叔湘選注《筆記文選讀》由文光書店出版。這一《筆記文選讀》雖然不是專門的中古漢語研究著作，卻是有關中古漢語詞彙注釋的早期著作之一。因為古白話的萌芽期，不是體現在正規的文集裏，而是體現在一些“雜書”裏。吕先生在1955年再版時所寫的《序》中説：“打開《古文辭類纂》之類的書來看看，可以算做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實在不太多。其實這一時期的散文文學，如果不限於第一流的作品，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只是文集裏不多，應該到‘雜書’裏去找罷了。所謂‘雜書’，包括多種，而數量最多的是筆記，這裏面是有很多好東西的。這個事實應該怎樣解釋，文學史家一定大有可説。我所能説的只有一點，就是本書初版序文中所説，筆記作者不刻意為文，只是遇有可寫，隨筆寫去，是‘質勝’之文，風格較為朴質而自然。……隨筆之體肇始魏晉，而宋人最擅勝場。本書選輯始於《世説新語》而終於《武林舊事》……所以結果所選的，或寫人情，或述物理，或記一時之諧謔，或敘一地之風土，多半是和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7]

在《筆記文選讀》中，首選的劉宋劉義慶《世説新語》20則即屬中古漢語語料^[8]。注釋中時有對中古漢語詞語的精彩詮釋，如：

《管寧割席》：

“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注：〔捉〕握也。

〔本文人名〕文言中，人名已見上文時，可單稱姓或名；此處一篇之中恰恰兩種例子都有。在典雅的文言中，稱名是正常的説法，稱姓限於婦女。

《華王優劣》：

“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注：〔輒〕即，就。通常表示不止一次，無論上面有“每”字與否。如此處即指那個搭船的人數次要求，華歆都不允許。

〔相棄〕把他扔下。“相”在此處無互相之意，是單方面的。

《家無長物》：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注：〔王大〕王忱字佛大，亦稱阿大。此與後世以行第相稱者異，忱乃坦之第四子也，以行第相稱，唐宋之世最盛。

“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注：〔卿〕六朝時習慣，尊者稱卑者為“卿”，同輩相昵亦互稱“卿”。王忱與王恭同族而輩分高，故稱恭為“卿”。〔故〕本來，自然。

《小時了了》：

“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注：〔清稱〕有名譽。〔通〕通報、傳達。〔府君〕漢時稱太守為府君。原注引孔融别傳，云膺時為河南尹，《後漢書·孔融傳》同。後世府君之稱漸以施於他官，尤以子孫尊其先世為然，乃至無官亦稱之。

“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注：〔了了〕明悟，聰慧。

《鄧艾口吃》：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注：〔定〕到底，究竟。〔故是〕原是。

《新亭對泣》：

“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注：〔正自〕只是。

《祖財阮屐》：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注：〔屏當〕料理，收拾；今多作摒擋。

……

吕先生確實是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倡導者與先行者，可惜的是由於當時戰争頻仍，後繼者乏人，使得這一系列的研究未能進一步開展起來。

另一位，就是王力。他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些論著中，就為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勾畫藍圖，比如他在《新訓詁學》中説：“舊訓詁學的弊病，最大的一點乃是崇古。小學本是經學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乎明經，後來範圍較大，也不過限於‘明古’。先秦的字義，差不多成為小學家唯一的對象。甚至現代方言的研究，也不過是為上古字義找一些證明而已。”^[9]“我們研究語義，首先要有歷史的觀念。前人所講字的本義和引申假借（朱駿聲所謂轉注假借），固然也是追究字義的來源及其演變，可惜的是，他們只着重在漢代以前，漢代以後則很少道及。新訓詁學首先應該矯正這個毛病，把語言的歷史的每一個時代看作有同等的價值。漢以前的古義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後新起的意義也同樣地值得研究。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只要它在社會上占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例如‘鬆緊’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説文》裏没有，因此，一般以《説文》為根據的訓詁學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説文通訓定聲》）。我們現在要追究，像這一類在現代漢語裏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麼時候産生的。至於‘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鬆’字的年代恐怕更晚，但是我們也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産生，何時死亡。雖然古今書籍有限，不能十分確定某一個語義必係産生在它首次出現的書的著作時代，但至少我們可以斷定它的出世不晚於某時期；關於它的死亡，亦同此理。前輩對於語義的生死，固然也頗為注意，可惜只注意到漢以前的一個時期。我們必須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訓詁學才真正成為語史學的一個部門。”^[10]對於常用詞的研究（特别是漢魏以後常用詞的研究），王力在他的《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11]中就論及了常用詞的交替演變，“例如‘怕’字替代了‘懼’……‘狗’戰勝了‘犬’……”這一思想在他1956年所著的《漢語史稿》中闡述得更為具體清晰。在第四章《詞彙的發展》之“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一節中，即舉了“腿/腳”、“走/行”、“跑/走”、“錯/過”、“怕/畏、懼”、“偷/竊”、“硬/堅、剛”、“喫/食”、“喝/飲”等組常用詞，對他們的交替演變的情況作了大致的探討。

王力不僅有漢語詞彙史研究方面的理論構想，而且開始着力這方面的實踐，我們從他《理想的字典》^[12]、《了一小字典初稿》^[13]兩文中可以看到，他所要編寫的理想字典（其實是單音詞典），就是要體現詞義發展的時代性，對每一個詞作出科學的定義，附有確切例證。

徐復亦為中古漢語研究的開拓者、倡導者之一。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撰寫了《方言溯源》、《〈文心雕龍〉校記》、《讀〈文選〉劄記》等^[14]，其中多有考釋中古語詞者。如：

惚恫　《（文心雕龍）·程器篇》：“孔彰惚恫以粗疏。”黄叔琳注云：“惚恫，不得志。”復按：惚恫二字，當依《廣韻》去聲一送作詷，謂言急，二字疊韻。《三國志·魏志·程昱傳》附《孫曉傳》云：“其選官屬，以謹慎謂粗疏，以詷為賢能。”亦以詷、粗疏連文。又《臧霸傳》云：“部從事詷不法。”據上二文，則詷當為言事不謹之稱。黄注不得志，非其義矣。

瓊敷　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李善注：“瓊敷玉藻，以喻文也。”復按：善注未解敷字，語意不明。《爾雅·釋草》：“華，荂。”郭璞注：“今江東呼華為荂，音敷。”華，古花字。陸機吴人，故用江東語入文矣。又晉尚書郎晉灼注《漢書·雋不疑傳》云：“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未敷即未花，作動詞用。《易·説卦》釋文亦引晉人干寶語，謂為花之通名，則敷之後起字也。

舉手查范臂　任昉《奏彈劉整》：“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駡，婢采音舉手查范臂。”復按：查字為當時俗語，李善無注。查，《説文》作皻，云：“叉取也。”徐鍇《繫傳》：“舉手查范臂，當用此字。”亦書作摣。《釋名·釋姿容》：“摣，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從手與從又同。今字通以揸字為之。

承籍　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復按：“承籍”當為“承藉”，隸書竹草不分，故“藉”亦書作“籍”。承籍，為晉宋之間恒語，意為繼承憑藉。《晉書·武十三王傳》：“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世説新語·政事》：“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籍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皆其證也。……又按：承籍，日本影宋本《世説新語》“政事”、“雅量”、“識鑒”均作承藉，與繼承憑藉義正合。

當時，還有不少文學家、史學家，因為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魏晉南北朝史，而關注中古漢語，先後也發表過一些相關論文。如陳寅恪的《東晉南朝之吴語》^[15]及《〈文選〉評點》中之《〈奏彈劉整〉評點》，均涉及中古語言問題。《大乘義章書後》中對慧遠所撰《大乘義章》中的佛教譯語有所論列。另如朱芳圃《晉代方言考》^[16]、余冠英《漢魏詩裏的偏義複詞》^[17]、昭琛《晉宋習語》^[18]等。

20世紀前50年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另一個側面即表現在對東漢以降漢譯佛典語言的關注。雖然尚未出現以研究漢譯佛典詞彙為目的的專著，但不少學者在很多場合，都論及這一問題。梁啟超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論及中古時期佛經翻譯對漢語的影響（其影響覆蓋詞彙、語法、文體等方面），他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作於1920年）中説：“初期譯家，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抽象語多襲舊名，吾命之曰‘支謙流’之用字法。蓋對於所謂術語者，未甚經意，此在啟蒙草創時，固應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則覺舊語與新義，斷不能適相吻合，而襲用之必不免於籠統失真，於是共努力從事新語之創造。如前所述道安、彦琮之論譯例。乃至明則撰翻經儀式，玄奘立‘五種不翻’，贊寧舉‘新意六例’，其所討論，則關於正名者什而八九。或綴華語而别賦新義，如‘真如’、‘無明’、‘法界’、‘衆生’、‘因緣’、‘果報’等；或存梵音而變為熟語，如‘涅槃’、‘般若’、‘瑜伽’、‘禪那’、‘刹那’、‘由旬’等。其見於《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者既各以千計。近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乃至三萬五千餘語，此諸語者非他，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為新成分者也。夫語也者，所以表觀念也，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也。由此觀之，則自譯業勃興後，我國語實質之擴大，其程度為何如者！”^[19]

梁啟超以上所言，乃指漢譯佛典中之“音譯詞”、“梵漢合璧詞”以及“意譯詞”。特别是後者，大部分的佛教詞語是用漢語固有的造詞原料，根據漢語造詞的方法與梵語詞所指的内容構成的新詞，故更容易融入漢語。

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中言及漢譯佛典的語法、文體之變化時云：“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其最顯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儷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繩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挈句法極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釋語。（六）多覆牒前文語。（七）有聯綴十餘字乃至數十字而成之名詞。——一名詞中，含形容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語句，鋪排敘列，動至數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交錯。（十）其詩歌之譯本為無韻的。凡此皆文章構造形式上，畫然闢一新國土。質言之，則外來語調之色彩甚濃厚。”^[20]

胡適《白話文學史》中談到佛教對漢語的影響時也指出：“在中國文學最浮糜又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中國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濫套的路上的時期，佛教的譯經起來，維祗難、竺法護、鳩摩羅什諸位大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這種白話文體雖然不曾充分影響當時的文人，甚至不曾影響當時的和尚，然而宗教經典的尊嚴究竟抬高了白話文體的地位，留下無數文學種子在唐以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佛門禪寺遂成為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這是一大貢獻。”^[21]

朱自清、葉聖陶、吕叔湘在1948年合編的《開明文言讀本》中亦就翻譯佛典的句式及用詞，有非常精闢的論述：“翻譯佛經的文體跟正統文言有點不同，比較接近口語。……可是佛經又跟其他接近口語的文體不同……它的特有風格最初也許是由於翻譯（正像現代的翻譯作品一樣），可是後來中國佛教徒的著作也都採取這種筆調，甚至文人一時遊戲也有模仿佛經的。這種風格最顯明的特點是愛用‘四字句’，就是四字一頓，不一定是語法上的所謂‘句’。大概是譯經的人有意這麼安排，為的是便於熟讀。……有些停頓似乎是八個字的或十二個字的，這是因為我們是依照文義去點斷的，在讀慣佛經的人，他會每逢四個字給它一個停頓，不管意義上斷得下斷不下。……以四字句為主的風格産生一些後果。有些地方，一個意思連用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如：‘往昔，造作，即便，必可，皆盡，咳唾，每常、皆悉，膽勇。’有些地方加用不必需的虚字，尤其是本來頗有彈性的‘而’字，‘之’字，‘於’字，例如：‘云何頃來而不造作……’‘而問之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以是之故’，‘勝於餘人’。也有與此相反，似乎應該有虚詞而硬省了的，例如：‘若唾地者’，‘出口落地’，‘即欲入中’，‘遮不聽前’。”^[22]

周一良在談到從語言史的角度來看佛典時説：“佛典的體制固然是依照原本，但究是譯成漢文，多少要受漢文文學的影響。譬如經典裏的偈語，不問原文音節如何，大抵魏晉六朝時所譯以五言四言為多，七言極少。而隋唐以後所譯偈語，什九是七言，五言極少，四言簡直看不到了。”在論及佛典中的中古詞語時，周一良將它們分為三類：（一）“有别的記載中不見的魏晉南北朝時語彙，在佛典中保存下來。如《佛本行經》卷二《出家品》‘曼火未盛有所燒，當與逆滅莫出後’。卷五《歎定光佛品》：‘曼佛今未去，唯妹助福。’《賢愚經·屍利苾提品二二》：‘曼我今者心未裂頃。’《婆斯離品五七》：‘曼其未長，當預除滅。’此例甚多。明本有時改曼為及。慧琳《音義》五九及七三注曼為莫盤反，云高昌人謂聞為曼。案‘曼’字有今口語‘趁’的意思，即唐宋人詩詞中之‘聞’。詳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五。”此類例子又舉佛典中“續”表“尚”、“猶”義；“故”表“猶”、“仍”義；“緣”表“何處”義；“唐”表“空”、“徒”義；“嗚”表“吻”義等。（二）“又有一類是外典裏可以找到的語彙，而例子甚少，從佛典中能尋出更多例證的。《世説新語·惑溺篇》説：‘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踴，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嗚’當然就是吻，這一類的語彙普通載籍不大見，虧得《世説》保存下來。劉敬叔《異苑》一〇亦載此事，作‘充就乳母懷中嗚撮’，亦是古語。《晉書》卷四〇《賈充傳》依據《世説》此條，而改作‘充就而拊之’。想避俗就雅，殊失本意。竺法護譯《生經》裏的《佛説舅甥經》數用此字，如‘有嗚者’，‘因而嗚之’，‘授餅乃嗚’。可知六朝時這是很普通的話了。”此類例子又舉佛典中“將無”表“莫非”義；“落度”表“没落、潦倒、無聊”義等。（三）“還有一類是現代口語裏的語彙能在佛典中找出同樣的用法，證明它有很久遠的歷史。如現在俗語指丈夫‘命硬’克死妻子，或妻子克死丈夫，謂之為‘妨’（讀陰平）。我們在義淨譯《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五》看到一個長者每次娶妻即死，‘如是乃至第七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唤為妨婦’。”^[23]

【注释】

[1]胡適著《白話文學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2]胡適著《白話文學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頁。

[3]鄭振鐸著《中國俗文學史》（上），上海書店1984年6月複印本，第55頁。

[4]同上，第82頁。

[5]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2卷，1942年。

[6]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3卷，1943年。

[7]吕叔湘選注《筆記文選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頁。

[8]同上，第2—10頁。

[9]王力撰《新訓詁學》，《王力文集》第19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頁（初收於1947年《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10]王力撰《新訓詁學》，《王力文集》第19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頁（初收於1947年《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第172—173頁。

[11]《王力文集》第19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初刊於《國文學刊》1卷9期，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