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教授講過：“現在研究任何一門學問，都是國際性的。所謂‘漢學’或‘中國學’也不能例外。中國學者研究自己國家的歷史，當然有其得天獨厚之處，但也難免有觀察不周的缺點。外國漢學家研究中國歷史，往往能用新資料，觀察往往能有新角度，從而獲得獨到的成果。”[1]
漢學，中國人稱“國學”，外國人稱研究中國學問為漢學，中國哲學、歷史、文學、語言、文化等均包括在内。中國人研究“國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成天浸潤其中，自然有不少優勢。但有時候也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弊端，有些問題我們習以為常，不注意去思考，而外國人卻比我們敏感。對於中古漢語詞彙的研究亦然。目前國外學界對於中古漢語較為關注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國等國家。
日本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對於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日本學界起步較早，在20世紀，以京都大學、廣島大學、神户外國語大學等為中心。
京都大學是日本的漢學研究中心，從20世紀50年代起，吉川幸次郎就是京都大學文學部的主任，他是日本六朝文學語言研究的先驅者，早在1938年就發表了《世説新語の文章》[2]及《六朝助詞小記》[3]就《世説新語》中的一些口語詞“是”、“便”、“都”、“復”和由它們複合的一些雙音詞的用法以及六朝“定”、“頗”、“將不”、“將無”、“將非”、“何物”等的詞義與用法以及進行了深入的探究。
日本的漢學研究，每涉及一個課題，每做一項研究或讀一本書，首先是編一份論文、論著目録，這些目録的編製，大多由學術帶頭人進行的，目録包括日本國内、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及世界各國已有的這方面的成果。這種目録的編製，有利於瞭解信息、掌握全局、選擇出擊方向。然後是收集各種版本資料，包括原物、照片、複件。接着是根據研究的不同目的編製側重面不同的索引，如研究文學的，編人物、地名等索引；研究語言文字的，編詞語、逐字索引等，有的還給某本著作、某類著作編索引。
據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回憶，著名漢學家小島憲之就是採用這類治學方法的典型。“小島憲之曾説：‘詞語的語意未詳時，首先要收集很多用例，然後按照先師前輩所傳授的方法去做，我時至今日仍然固守着這種方法。’（小島憲之著《漢語逍遥》第一部第四章《中江兆民的漢語》）收集用例方便的工具書，便是各種古典書籍的索引。在戰後的五十餘年間，中國古典書籍的索引，多是由日本的漢學家編纂完成。……如果要查閲某些生僻的内容，即便没有讀過某個詩人的詩集，只要利用索引，大概便可查出其中的論文了。作者當然也是以《文選索引》為主而活用索引的，與其他作者不同的是，作者的索引並不是‘引’，而是‘讀’。本書的最後一章《〈佩文韻府〉、〈文選〉天天讀》，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出現一個未知的漢語詞語時，為了確定其使用例子，那就要馬上去查《文選索引》了。索引這個詞語的用法，要用句子的單位來表示。索引找到這個詞語之後，不應該生吞活剥，而是要在它所存在的文脈條目中，找到其實際意義並予以確認。如果只有兩三個用例，事情就簡單了；如果有幾十個用例，事情就變得非常麻煩了。正因為如此，作者才講到其他觀點。‘我所説的一個詞語有幾十個用例，是指整體的並無遺漏而言的，並不需要花費現代的時間來做這方面的嘗試。’也就是説，‘幾十個用例’正如前所述，雖然是整體地並無遺漏地存在於原文中，但需要連續耐心地讀下去才可以發現。清代康熙年間編撰的《佩文韻府》，是以兩個字為基本熟語，並根據語末字的韻來分類排列的一種用例辭典。它原本是為方便作詩而編撰，但到了現在，卻成為專門的用例檢索工具書而被廣泛使用。在這部浩瀚的辭典中，作者的目的仍然不是‘引’，而是‘讀’；通過‘讀’，來查找每一個詞語的特性。”[4]
正因為此，日本學者編製了大量的語彙索引，他們編製的與中古漢語有關的語彙索引、中古漢語語彙集主要有：
《文選索引》[5]
《昭明文選》作為現存最古的詩文總集，在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斯波六郎是日本六朝文學研究的泰斗，研究《文選》前後有30年歷史，由於他的影響，廣島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中，六朝文學的傑出研究者層出不窮。《文選索引》是以斯波六郎為首的9位學者，以上海掃葉山房據胡（克家）刻原刊影印本為底本，自1950年起，花費9年時間編成的。這部索引具有明顯的特色：首先，它是逐字索引，《文選》中出現的每一個字（共約6 800餘字）均收録在内，人們一經翻檢，即可知道某字出於何卷何篇何頁，出現了幾次。《索引》的另一個特點是將每一個字的連用詞亦列為條目，因此同時又兼具詞典的某些功能，通過檢索，人們不僅可以對相同的詞語進行比較，而且可以對當時的語言和詞彙面貌有更全面系統的認識。這無論對《文選》的閲讀研究，還是對語言學、詞彙學史、文字訓詁學研究，都會提供巨大的便利。因為《文選》中收有大量後漢、魏晉時期的詩文，因此該索引對於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亦起很大的作用。正如京都大學平岡武夫教授在《序》中所言：“這部《文選索引》，對於依據《文選》直接對六朝及其以前的文學進行研究的人自不用説，就是對於想要從事隋唐以後文學研究的人們，也是重要的參考書。我想，無論是作家，還是閲讀古典文學的人們，今後經常會有通過使用這部索引而理解作品中所使用的語彙的意義及其神韻的體驗，對於《文選》以及文言文學的研究，由此殆可取得長足的進步吧！”[6]
1980年（日本昭和55年）由廣島大學森野繁夫教授主持，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資助的《六朝漢語の研究》項目啟動，其中包括前期編製的《六朝漢語語彙集》：森野繁夫《高僧傳語彙索引》、《六朝小説語彙集》、《六朝評語集》；藤井守《三國志語彙》、《三國志裴氏注語彙集》相繼出版，預定還有《宋書語彙集》、《魏書語彙集》等。
《六朝古小説語彙集》[7]
該書以《搜神記》（學津討原本）、《續搜神記》（學津討原本）、《異苑》（學津討原本）、《世説新語》（四部叢刊本）、《古小説鉤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本，其中包括《青史子》、《裴子語林》、《郭子》、《笑林》、《俗説》、《小説》、《水飾》、《列異傳》、《古異傳》、戴祚《甄異傳》、《述異記》、荀氏《靈鬼志》、祖臺之《志怪》、孔氏《志怪》、《神怪録》、劉之遴《神録》、《齊諧記》、《幽明録》、謝氏《鬼神列傳》、《志怪記》、《集靈記》、《漢武故事》、《妬記》、《聞異記》、《玄中記》、陸氏《異林》、曹毗《志怪》、郭季産《集異記》、《神異記》、《續異記》、《録異傳》、《雜鬼神志怪》、《祥異記》、《宣驗記》、《冥祥記》、《旌異記》共36種）為主要對象，收羅了以上五書中大部分詞語，而所收詞語基本上為雙音詞語，偶有少數單音詞及三音節以上詞語。該書體例，如：
阿堵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上
世（《世説新語》）上B—16a
呼婢曰，舉卻○○物 世 中B—40b
見錢之，令婢舉○○物 郭（《郭子》）40
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為○○ 俗（《俗説》）62
阿儂 ○○已復得壺矣 幽（《幽明録》）267
哀乞 其母便搏頰向人，若○○ 後（《搜神後記》），
引（《太平廣記》131）
哀求 輒來啟白，幸蒙○○ 搜（《搜神記》）4—4
哀恕 已糜之身，唯垂○○ 冥（《冥祥記》）448
……
每個詞語後列所出例句，例句後注明書名、頁數，極便使用。其中《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世説新語》還收録了部分見於類書的佚文。該書後還附有劉孝標《世説新語注》詞語集。全書語彙按首字在日語五十音圖中音序編排，前附筆畫檢字表。
《〈高僧傳〉語彙索引》[8]
該書以大正藏本梁慧皎撰《高僧》為底本，選取其中有六朝特點的雙音語彙進行編排（據編者言，語彙的選取標準是：佛教語彙儘量選入，而漢代以前就出現的語彙則略而不收）體例一同前書，每一詞語後列例句，例句後注明在《大正藏》中的頁數及欄數。如：
阿上 ○○是諦沙彌 371，1 （即《大正藏》第371頁第1欄）
《〈三國志〉語彙集》[9]
該書以中華書局1959年版平裝校點本《三國志》為底本，選取陳壽所用具有六朝特點的雙音語彙進行編排（漢代以前就出現的語彙略而不收），唯全書語彙按首字部首、筆劃編排，前附部首、筆劃檢字表。每一詞語後列例句，例句後注明册數、卷數、頁數、行數。如：
丁强 乃次發諸○○以為義從 2—15—469—6（即第2册15卷469頁6行）
《〈三國志〉裴氏注語彙集》[10]
該書亦以中華書局1959年平裝校點本《三國志》為底本，選取裴松之注所用具有六朝特點的雙音語彙進行編排（漢代以前就出現的語彙略而不收），全書語彙亦按部首、筆劃編排，前附部首、筆劃檢字表。每一詞語後列例句，例句後注明册數、卷數、頁數、注號、行數。關於注號，如果某注由上一頁延續到本頁，則注號以“0”表示，同一頁幾段文字分别有注，注號相同者，自第二個相同注號起分别以b、c、d等加以區别。如：
公果 然為人○○，不畏强御
3—23—661—0—9（即第3册23卷661頁由上頁延續的注文第9行）
了了 人小時○○者，大亦未必奇也
2—12—370—1b—5（即第2册12卷370頁第二個注1第5行）
在這一系列語彙集中，還有《六朝評語集》[11]、《六朝評語集〈晉書〉》[12]、《六朝評語集〈古晉書〉》[13]、《〈增壹阿含經〉語彙索引》[14]。《魏書語彙集》（此語彙集主要是收了大量人名、地名、官職名、物名等專名詞，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漢語研究所需語詞）至於原計劃中的《宋書語彙集》則未能見到。
《六朝漢語の研究——王羲之の書翰の場合》[15]
該書編者認為以六朝的文字與前代相比，增加了不少的詞語，在那樣豐富的語彙中，其中一部分是六朝時期的新創詞語，同時有一部分也反映了當時濃厚的口語色彩。該書選取了東晉王羲之（公元307—365年）書信中的語彙，王羲之的這些書信，與西晉陸雲（公元262—303年）寫給其兄陸機的書信《與兄平原書》類似，都是寫給家族中關係親近的人看的，所以在遣詞造句時大都未加修飾，是自然語言的流露。從這一點而言，它們也是六朝漢語研究的珍貴材料。
該書以唐代張彦遠輯《法書要録》（津逮秘書本）所收《右軍書記》為底本，以宋代朱長文撰《墨池編》（康熙五十三年就間堂刊本）所收的《二王書語》及明代王世貞輯《王氏書苑》（民國十一年上海泰東圖書局用原刻本影印）所收的《右軍書記》參校。選取的是書信中出現的六朝雙音新語彙，並按動詞、名詞、副詞、其他四類分類編排。與前舉語彙集不同的是，每個詞語後均附有釋義，因此更具參考價值。如：
委悉 得征西近書，○○為慰 123（詳しく知る）
先生頃可耳，今日略至，遲○○319
驚惋 痛毒之甚，○○摧慟，痛切五内170（驚き嘆く）
與此同一系列、同一體例的還有：
《六朝漢語の研究——東晉·王獻之の書翰の場合》[16]
《六朝漢語の研究——西晉·陸雲の書翰の場合》[17]
《捜神記語彙索引》（一）[18]
《捜神記語彙索引》（二）[19]
《捜神記語彙索引》（三）[20]
《〈陳書〉評語總合索引》[21]
總之，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對中古時期這些代表著作中的六朝語彙進行的調查編寫的工作，雖然還不能算是六朝詞語的深入研究，但也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首先，通過這些語彙集使我們對具有六朝特色的語彙有了一個大致的總體認識。其次，這些語彙集，為瞭解當時一些語素的組合能力提供了方便。比如在《〈高僧傳〉語彙索引》中，凡以“心”為語素組合而成的語彙有“心氣”、“心競”、“心曲”、“心計”、“心神”、“心水”、“心府”、“心抱”、“心要”等；以“精”為語素組合而成的語彙有“精括”、“精奇”、“精究”、“精苦”、“精研”、“精悉”、“精峻”、“精尋”、“精析”、“精達”、“精難”、“精鍊”等。在電子語料庫尚未通行的當時，極大地方便了研究者查找相關例證、統計相關數據，因此對於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是功德無量的。
除了六朝漢語語彙集以外，還有一些涉及六朝詞語訓詁的論文值得一提。如早期斯波六郎的《“為當”考》[22]、《“賦得”の意味に就いて》[23]，小尾郊一的《六朝に於ける賞といふ字の用例》[24]、《馨字について》[25]。
森野繁夫《〈世説新語〉における評語—“詣”について》、《庾信の詩にみえる“定”字》、《〈世説新語〉およびその注にみえる評語—“簡”と“率”》、《簡文帝の詩にみえる“～自”》、《六朝訳経の語彙》、《〈世説新語〉における評語—“朗”について》、《六朝漢語の研究——陸雲〈平原に與ぅる書〉場合》、《六朝訳経の語法と語彙》、《六朝詩語小記》、《六朝語辭雑記（1）》、《六朝語辭雑記（2）》、《六朝詩の“可憐”について》[26]。
另如：落合守和《法顯〈游天竺記〉の音譯漢字“竭叉（國）”と法顯の入竺路》[27]、松尾善弘《“見”字攷——六朝·唐詩の解釋を通して》[28]、长尾光之《中國語譯“百喻經”の言語》[29]、长尾光之《中國語譯“雜寶藏經”の言語》[30]、服部四郎《中古シナ語の研究》[31]、高志真矢《“雖言”……につぃて南北朝期を中心に》[32]、三瀦正道《“相”に於ける指代作用の成立過程につぃて》[33]、川越菜穗子《中國語介詞“在”の歷史攷察—〈世説新語〉を中心に—》[34]、入矢義高《中國口語史の構想》[35]、松尾良樹《漢代譯經と口語——譯經にょる口語史初探》[36]、太田辰夫《中古漢語の道しるぺ〈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滙釋〉》[37]、小川恒男《六朝詩中の“色”について―“事物名＋色”を中心に》[38]。
在學術研究中，一個人的見識畢竟是有限的，儘管是出類拔萃的專家，也不可能是學貫所有領域的全才。而集合各方面的專家進行共同研究，實為促進研究深入的極好方法。在日本國内，各類研究會（讀書會、研究班）比比皆是，雖然組織形式、成員結構不盡相同（成員上，有以一两位老輩學者為中心，帶領一批年輕學者組成；有以同學、同事、同道為主體；有以某一單位為主體、糾合他單位的成員。時間上，有一月一次，有一週一次，甚至一週數次的。地點上，有來自全國的，有同一地區、同一單位的）但研討均圍繞一個中心，或共同讀一本書，或共同研究一個問題（先複印資料，主講準備，大家討論，一起修改）。可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短者一年半載，長者三年五年乃至十多年。細水長流，持之以恒。看起來毫無功利的目的，但往往是一個讀書會結束，就産生一項優秀的研究成果。
比如東京大學曾召集過“漢魏文學研討班（漢魏六朝賦）”，這個研討班1990年就已開始，到1994年仍在進行，參加者有中國文學、漢語、哲學、佛教、道教、政治經濟、史學等各方面的學者，其中報告有《漢魏時期漢語詞彙的主要變化》，有《中國道觀的楹聯（漢魏部分）》等，這些雖然與漢魏六朝賦没有直接關係，但富有啟發。諸如此類的研究會在日本成百上千，而且不斷重新組合，這對日本的學術研究是有重大貢獻的。
另外还有京都大學“觀世音應驗記”研究班、廣島大學的“六朝小説”研究班，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日本的漢學研究中就經常體現出各個學科的互相滲透。這種踏實的學風直接體現在論文的寫作上，所以他們的論文不尚空談，一個觀點往往窮盡式地以材料來證明。柰良女子大學的松尾良樹教授編了幾百種佛經、中古近代筆記小説詞語索引，所以你與他談到漢語史上某個詞的發展，他馬上告訴你某某書出現多少次，在第幾頁。
談到日本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我們還必須提及幾位學者：
一位是原神户外國語大學教授太田辰夫，在他的名作《中國語歷史文法》一書中，不僅引用了《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等中古史籍，還大量引用了從漢代至北齊的23種小説類材料及《樂府詩集》、《陶淵明集》、《庾子山集》、《洛陽伽藍記》、《荆楚歲時記》、《齊民要術》、《顔氏家訓》等中古語料，另外，他還特别强調了漢譯佛典的重要性，他不僅在書中運用了譯經材料，還在“跋”中言及唐以前漢語史研究資料時，專門提出了譯經材料，他説：“譯經應該進一步大量使用。版本按照大正藏經，這是常識。但是大正藏經所記載的譯者名未必可從。特别是作為語言資料，早的東西更加重要，但是在這部分譯者的斷定方面錯誤之處似乎不少。與此有關的常盤大定氏的《後漢至宋齊譯經總録》，但它也收得太寬。因此，像滿田新造氏《支那音韻斷》中所做的那樣，根據《出三藏記集》也是一種辦法。當然，根據它也還有若干可疑的，但只要不作為時代確定的基本資料，想來也就無妨了。大正藏經作了版本的校勘，但是，進一步使用以完整的樣子傳下來的最早的類書梁寶唱等的《經律異相》等資料，也是可以考慮的。”[39]他在《引書目録》“釋家類”中就列了自東漢至隋的30部經。
另外應該提到的是志村良治的《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40]，該書是以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經再三修訂、補充而成的。志村先生所謂的“中世”，是指自魏晉南北朝至唐末（並以初唐為界再分為“中世前期”、“中世後期”），與我們所説的“中古漢語”的上下限略有差别，但都包括了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雖然從書名上看，這是一部研究中世漢語語法史的著作，但實際内容是兼及中世漢語語法、詞彙兩方面的（虚詞亦是詞彙研究的一個方面）。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中世漢語的語法和詞彙——概論”曾作為中國文化叢書第一卷《語言》的第一篇，於1967年發表。主要是對中世漢語語法、詞彙概貌的全面描寫。第二部分“專論”則是對其中的一些主要特徵的歷史變化進行考察。如論及了“中世新的指示詞體系”及“中世漢語的疑問詞系譜”，又對中世漢語中一些特殊動詞、副詞、連詞、詞綴的來源、發展變化的過程及特點作了探究。對於全書内容的評價，我覺得小川環樹的《序》可以為代表，小川先生云：“這篇東西受到王力《漢語史稿》和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的啟發，但其他語言史學家的意見，凡是應該吸取的，也幾乎毫無遺漏地採納了，並非只是擇取其要。本書題目中的‘中世’一詞，志村氏前稿裏稱為‘中古漢語’，指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末（公元220—905年）的一段時期。文章準確地記述了這數百年間漢語發生的變化，特别是許多新的詞語（可以認為這些詞語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口語）的語義及用法（語法功能）的特徵。儘管其中有些前代（所謂上古漢語，即中國的古典語）已經出現，但其語義和用法大不同處甚多。而且這些詞語可以説相當於後世（即近代漢語）大部分詞語的祖先，在那其間也發生了變遷，跟唐代及以後時代（宋元以後）的詞語和用法大不相同。這些問題作者也都注意到了。另外，作為這個時期含口語成分較多的資料，志村氏選擇的是《世説新語》、《遊仙窟》和變文，不僅精密地調查了這些資料，並輔以其他資料中所見之旁證。文中幾乎到處都嵌有志村氏的新發現。”[41]因此該書出版以後，在漢語史界引起很大反響，國内外學者都給予了肯定的評價。當然該書正式出版於1984年（志村先生英年早逝，未及見到該書的出版），二十多年來，漢語史研究特别是中古、近代漢語詞彙、語法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借助於現代化的手段，各類資料的調查、利用也更為全面、方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作者所利用資料似乎更偏重於“中世後期”（即有唐一代），而更多的“中世前期”的資料則未及寓目。因此該書中言及一些新興語言現象的出現時代，每每偏晚。
隨着中古漢語研究的深入，志村良治的著作中的某些結論已被改寫，但我們認為，該書的重要價值更應該體現在漢語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因此，作者的“前言——關於研究方法”我們更應予高度的重視。比如關於“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作者認為：“本來，應該先用共時的方法考察某一時代的全部語言現象，在此基礎上再用歷時的方法進行研究。但是，我們往往不能觀察到某個時代語言現象的全貌，因而現在行得通的辦法是，力求在有限的資料中，調動一切手段，來探明各式各樣變動着的語言現象及其内在的變化規律。”“以詞彙問題為例，看看時間上横向與縱向的關係。詞彙領域也應具有相當嚴密的結構和各個時代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層次關係，但其相互限制和對立的情況不易看清，它不能像音韻學中各個音素在音韻關係上整齊對應那樣清楚明瞭地顯現出來。但是，詞彙也有相互間的限定和對立，理應能够確定它在整體結構中的位置，找出這樣一條原則是十分必要的。某一時代的詞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世界觀，對詞彙作共時的考察時，自應將此内容考慮在内。另外，即使是共時的研究，也不要擴展到那個時代的各方面，而應該只限於某一地域，進而探討如何把它同史的研究結合起來。根據方言因體系不同而帶來方法上的差異，探求方言内部構造上的特色和變化，在緊相連的前一時代或緊隨其後的推移期内選擇共時的斷面，沿着時間的縱線，對這一方言内部的構造，分門别類地進行比較研究，這是適宜的方法。”
再如關於“詞彙研究與語音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作者認為：“語法學通常分為造句學和形態學兩部分，一般説來，造句學研究詞和詞組怎樣構成句子，形態學研究的是用詞綴與合成等方法構成單詞及其構成方法的體系與詞形交替變化的體系。這方面與音韻學的關係很重要，詞彙的變化每每同音韻的交替變化有重要的關連。”因此要“把詞語的形態變化跟音韻學和音韻史的變化互相對照進行研究”。
又如關於“形態學的研究與類推方法”，作者認為：“形態學的研究，在研究詞彙方面尤其重要，筆者所重視的，是在形態和意義的關連上有關類别與類推的作用。從詞的構造方面對詞語産生時發生獨特的類推這一漢語的特色加以分析、記述，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作者借鑒索緒爾的“聯想場”概念及烏爾曼“聯想關係的四部類”説，對中世漢語中的詞彙進行研究，“看它們在漢語裏如何自成體系，如何産生新詞，如何交替，或者説，詞彙群是怎樣進入競争狀態。舊的詞語怎樣被淘汰的”。[42]
這些方法，在作者的著作中均被成功地運用，也給我們今後的研究以極大的啟示。
在日本的老一代漢學家中，入矢義高對於漢語詞彙史研究有過深入的思考與長時間的實踐。他的一些想法在《中國口語史的構想》[43]一文中得到充分體現。為了使大家對入矢先生關於構建漢語口語史的設想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我們不妨多引用一些他在這篇文章中的觀點。在這一篇講演中，入矢先生説：“最近在大陸出版的詞典類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修訂本《辭源》中收録了很多古白話詞語，這也許是這本修訂本的特色。這樣雖好，可在寫法上僅僅就某個詞是什麼意思，給出其出處例證的資料，這樣的寫法讓人有些困惑。因為它缺乏漢語史的觀點，對每個詞語，先説詞義，後舉例證就了事的寫法，作為詞典來説，似乎有點不充分。舉一例來説，‘猶故’、‘猶自’、‘猶古自（猶兀自）’、‘還是’都是‘仍然’、‘尚且’的意思。‘猶故’這個詞……在鳩摩羅什的漢譯佛典經常出現，過去被解釋為‘如同原來一樣’，其實它是六朝時代的一個詞，從六朝的後期到唐代是‘猶自’，元代是‘猶古自’、‘猶兀自’，其隨着時代變化而如此地演變，到了現代就變成了‘還是’。這樣它演變的歷史就清楚了。然而這僅僅知道它變化發展的現象，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就很難説清楚了。還可以舉個類似的例子，即‘就使’、‘正使（政使）’。‘就使’這個詞即使在現代漢語中也使用，有‘儘管’的意思，但有點奇怪的是早在《後漢書》中這個詞就已經出現了。此後到了六朝時代幾乎都變成‘正使’或‘政使’，這在羅什的翻譯中也出現過。而這個‘就使’是在《後漢書》中使用過後，經過好幾個朝代都没有出現，又重新按原樣出現在現代漢語中的奇妙例子。還有一個很有特色的例子是‘遮莫’、‘遮渠’。‘遮莫’這個詞在詩中常常使用，可不知為什麼在散文中幾乎不使用。它是一種詩的詞彙，意思是‘儘管’，以往日本人讀作‘本非如此，只能如此’之意，其實這是不恰當的。這是一個很奇妙的詞，從字面上看也無法理解會有這種意思。‘遮渠’這個詞，在唐代元稹的詩裏偶爾出現過一次，在其他地方很少見。可是‘遮莫’這個詞，從唐代一直到清朝為止，一直是固定地作為詩的用詞，然而最早出現的文獻是晉代的《搜神記》，這樣以後一直到唐代初期的《遊仙窟》中再出現，這中間的一段歷史是空白的。到底是使用過，還是雖然使用過而在文獻裏没有被記載，這一點不明確。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宋代人好像已經不理解這個詞，在注釋唐詩時還對這個詞專門注解有各種各樣的説明，一般都把它解釋為‘盡教’。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這裏再舉一例，可對剛才松尾的報告進行一些補充。‘為……乎（不）？’、‘頗……耶（不、否）？’、‘寧……不？’，這些都是疑問句。‘為’、‘頗’就像有種發語之辭，放在句子的開頭，其語氣輕微，在起筆時想表疑問時使用。六朝時代已出現了這三種句式。在羅什譯的佛典中好像也是按其年代先後而區别使用的。對於這一點，我花了很多心思來考慮，因為發音不同，這些疑問句肯定多少有一點在感覺表現上的微妙區别，可是要辨别這種微妙的區别，卻是非常困難的。到了唐代已經不使用這種句式了，就變成‘還……以不（以否、已不、已否、也不、也無、也未、與不、與否）’這些作為疑問句的關聯詞。‘還’是已固定的，亦即‘究竟’，‘到底’，‘懷疑’，是極其輕微的引導疑問的關聯詞。宋代已很少使用這些詞，到了元代則完全消失了。”
另外，入矢先生還列舉了中古佛經中“曼”和唐代的“聞”的關係，他説：“在《大無量壽經》中出現的‘曼强健時’、‘曼佛在時’，一般都理解成‘達到强健時’，其實這是錯誤的。應該解釋成‘趁身體還强健時’的意思。到了唐代，又變化成‘聞强’、‘聞健’、‘聞早’等形式。‘聞早’即‘趁早’，大概‘聞’是由‘曼’變化而來的。我認為從當時以m開頭的發音也可以推測這一變化的過程。‘曼’、‘聞’都是當時的口語詞，與此相當的文言是‘及’。‘及時’是‘趁那個時候’的意思，就是説不要落後於時代，緊跟時代潮流的意思。‘及世’是用於當世的時髦的意思。又‘及熱’的意思也很明確。它出現在《齊民要術》詳細敍述各種各樣的燒菜方法中，意思是‘熱的時候’，即‘趁還没有冷時’。‘及時當勉勵’，這是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的詩句，在這首詩中是説趁年輕時儘可能地快樂，有酒時應盡情地暢飲。因此‘及時當勉勵’的意思是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趁還健康時盡情地暢飲。像這種‘及’的用法，我認為是口語。”
他認為：“從北魏、六朝早期到唐代一段時間内偶爾在文獻中出現過一些奇妙的詞彙：‘年别’、‘月别’。‘年别’即‘每年’的意思，還有‘日别’、‘人别’、‘家别’等，《北齊書》和《齊民要術》中有很多帶‘别’字的用例。小川環樹推測這或許是烏拉爾、阿勒泰語系的詞彙摻雜在漢語中的痕跡。漢語中已經有‘每年’這個正規的詞，而‘年别’這個詞總覺得有點奇怪。”
最後他總結道：“類似這種研究，應就每一個詞語進行研究，要一開始就進行扎扎實實的斷代研究。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動態的通時研究。我認為只有這樣纔是常規的做法。當然做這種斷代研究也是一項很費工夫的工作，需要按順序查遍文獻，慎重地邊揣摩，邊推敲，這也許是一項幹不完的研究工作。可是如果不完成這項工作，口語史的構想也許不可能實現。但通過這樣一個一個詞的研究，在或進或退的反復中總會獲得一些成熟的想法。”
他説：“日語斷代研究的一個成果《時代别國語典》，現在正在進行着非常周密的編纂工作，而在中國還不能集中精力地做到這一步。在中國最多對不同的體裁、形式作詞彙的整理研究工作，……較有代表性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開拓了超越敦煌俗文學形式框架的中古漢語研究的新領域。這些工作還需要不斷地大量地進行，我們期待着不久將會進入動態性的通時研究。”
入矢先生這些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日本年輕一輩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者有辛島静志（Karashima，Seishi，1996.On Vernacularisms and Transcriptions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Vernacularism in Medieval Chinese Texts，Sino-Platonic Papers，No.71.），他指出用對照佛經原文（梵文，巴厘文或藏文）來研究佛經中的詞彙的重要性，因為這樣才可能確切地理解某些新詞。他舉了兩個例子：（1）魯扈/虜扈，一般研究者搞不清這個雙音詞的意思，通過對梵文原典的對勘，可以發現這個詞義為“傲慢，不敬，自負，粗魯”。（2）“衣裓”也是一個不容易知道其確切所指的詞，通過梵文原典的對勘，可以知道這個詞義為“衣服上的作袋子用的褶，盛東西的圍裙”。
以往的佛經詞彙的研究者一般是在浩繁的佛經中撿拾一些口語詞彙來解釋，作者提出另外一種作法：把一部經中所出現的所有口語詞收集在一起加以解釋，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彙集一個譯者或一個學派的所有的譯經中的口語詞來進行解釋，這樣便於集中進行研究，以認清當時漢語口語詞彙系統的整體面貌。
作者在研究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中的口語詞彙時發現，即使在這一部經中，也有很多詞是在現有的詞典和語法書中查不到的。作者舉了一些例子。（1）人稱代詞“仁，仁者，仁等，仁輩，諸仁”指“你/你們”。“鄙”是第一人稱的謙稱。（2）“諸所”指“所有，許多”。“爾所”指“這麼多，那麼多”，義同“爾許”。“諸所”和“爾所”中的“所”具有相同的意思，義同“許”，指“大約”，因為“諸所”和“爾所”都含有“所”，它們有時可以互换。（3）“載”，在佛經中有一個特殊的用法，用在數詞之後，不是表示“年”，而只是表示“在數量上”，不能直接譯出。如“見無央數億載諸佛”。（4）被動，“（為）……所見”是一個表示被動的格式。（5）假設句，讓步句和反問句。“設使”、“若令”用來構造假設句，“假當”也是一個假設連詞，詞典中没有收録。“正使”用在讓步句中做連詞。“寧”、“當”、“將”用在反問句中起强調作用。（6）意義不明的詞，如“乙密”，出現在“心念此已，發願乙密”、“假使菩薩乙密，觀察斯一切法”等句中。
關於辛島静志，大家比較熟悉，而且已有不少文章介紹，故不贅言了。
西方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總體來講，西方漢學家對古漢語的研究重點在於音韻，其次是句法，而對詞彙的研究則很少，無論是專著或論文為數都不多。對古漢語詞彙研究的缺乏與上個世紀西方語言學整體對於詞彙學的不重視的大背景有關。自從結構主義語言學誕生之後，語言學和語文學的研究分離開來，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結構主義强調語言的系統性，因而音位與句法的研究得到重視，因為二者都能較好地體現語言的系統性，而詞彙則看起來缺乏系統性，詞彙個體成員的特異性和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大，所以不少語言學家認為對詞彙的研究任務交給詞典學家就行了，把語言中的詞彙都收入到詞典中就解決問題了，用不着做理論上的更深入的分析。正因為這種認識的存在，詞彙研究成了語言學研究的邊緣，尤其是對於歷史詞彙的研究，由於基本上被劃入語文學的範疇，因此語言學家研究得就更少了，這就造成了西方世界對於古代漢語中的詞彙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的現狀。
不過，雖然研究數量不多，但仍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發現。這裏主要介紹上個世紀西方漢學家對於中古漢語詞彙的一些研究成果。介紹圍繞不同的研究方面展開。
一、詞典的編纂
W.A.C.H.Dobson
W.A.C.H.Dobson（1913—1982）是著名的漢學家，他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了三十年的漢語教授，曾擔任東亞系的系主任，著述頗豐，代表著作有《早期上古漢語》（Early Archaic Chines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2），《晚期上古漢語》（Late Archaic Chines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9），《東漢漢語：從上古到漢代的語言變化》（Late Han Chinese：a Study of the Archaic-Han Shif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4），《詩經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Song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漢語虚詞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Particle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另外還有兩篇未發表的著作，對六朝時期的漢語進行了分期和研究（參看Scarpari1990）。
Dobson在西方古漢語研究領域嘗試了方法上和術語上的很大革新，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其研究成果有兩大方面：一是古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編輯了功能詞（function words）的歷史詞典，即他的《漢語虚詞詞典》。
Dobson的《漢語虚詞詞典》收録了694個虚詞。虚詞雖然屬於語法研究的範圍，但也可看作詞彙系統的一部分，因此在這裏我們也對這部詞典做一介紹。Dobson的詞典與在此以前的其他虚詞詞典相比有三大特點：（1）用歷史的方法來處理虚詞，顧及虚詞的最早用例和存在時期。（2）對虚詞做了細緻的劃分，分出了大類和小類。（3）從宏觀上定義和描述了虚詞的語法功能。在詞典的正文前有兩章説明，概括反映了作者對虚詞的研究結果。在第一章裏作者闡述了有關虚詞的一些問題。首先給出了確定虚詞的標準，然後按照不同的層級將虚詞分為三類：出現在第一層級即構詞或構造詞群（word-group）的虚詞，如重疊標記；出現在第二層級即構造句子的虚詞，如助動詞、體標記；出現在最高層級即用在句子間的虚詞，如句間連詞。在第二章作者舉例分析了各類虚詞的語法功能。這些分析中所用的術語雖然與我們今天通用的術語有不少差異，但其中包含了很多非常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尤其是作者對於古漢語虚詞功能觀察的細緻不能不令人佩服。
Tor Ulving（1997）《上古和中古漢語詞典》（Dictionary of Old and Middle Chinese，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這部詞典是對高本漢劃時代的著作——《中日漢字形聲論》（Grammata Serica，1950，修訂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一書中所構擬的上古漢語（漢以前）和中古漢語中的漢字語音按音序排列的一部著作。高本漢的《中日漢字形聲論》中談到的漢字是按字形而不是按語音排列的，因而不容易從中得到關於古漢語詞彙面貌的系統認識。按音序排列這些詞語（8398個），也便於將高本漢的擬音與更晚近的擬音相對比。這本詞典共有397頁，正文中只有音標，没有注明漢字，不過詞典後附有一個漢字的索引，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憾。
二、對於古漢語詞彙類别的研究
Schafer，Edward H.1966.Thoughts about a Students'Dictionary of Classical Chinese.Monumenta Serica，Vol.25.pp.197-206.
對中古漢語中的詞做了分類，分出了以下類别：（1）單音節的自由形式；（2）單音節的虚詞；（3）漢語固有的多音節的自由形式名詞，如：玳瑁，薔薇，魑魅；（4）外來的多音節的自由形式的名詞，如：旃檀（來自梵文Candana），檳榔（來自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個語言Pinang），結骨（來自印度語Jasmine），茉莉（來自梵文Malli［ka］）；（5）多音節聯綿詞，經常用於表達情緒或氣氛，其中有些是象聲詞，如：斑剥，徘徊，宛轉。
他認為詞典中應在詞條下指明象聲詞。如潑刺（形容魚在水裏跳躍的聲音）、蕭索（呼嘯聲，包括悲歎聲，荒野中的風聲，“蕭”與“嘯”擁有同樣的詞根）都是象聲詞。
Cikoski.John.S.1970.Classical Chinese Word-Classes.Ph.D. dissertation at Yale University.
在漢語傳統的語言研究中，只將古漢語中的詞分為兩類：實詞和虚詞，而對實詞和虚詞下面的小類則不予説明，讀古漢語的人只能根據自己的閲讀經驗對詞類知識進行歸納。而有些研究者就完全忽略了古漢語的詞的分類問題，只靠翻譯將古漢語的詞放入某個詞類。《馬氏文通》首次對古漢語的詞做了分類，但其所定義的名詞和動詞等基本是從語義出發的。以後一些學者繼續對古漢語的詞的分類做了探索，但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缺陷。作者提出了自己解決古漢語中的詞類問題的辦法，根據哈里斯的所謂“語段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注意這裏的discourse analysis是哈里斯自己的術語，不是普通所説的話語分析，而是結構主義意義上的對分佈環境的考察），考察詞在句子中出現的環境與功能，對古漢語中的詞進行了詞類和詞法特性的考察。在書的末尾，作者列出了一個詞表，標出了古漢語中常用的詞的詞類。[44]
三、對於漢語詞法的研究
Thomas Zimmer
Thomas Zimmer是一位德國漢學家[45]，他的《白話》（Baihua：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n Chinesischen，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40.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9）一書集中探討了中古時期的口語性通俗詞彙[46]，是一部對古漢語詞彙進行研究的優秀著作。該書的討論集中在漢語詞法上。第一部分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討論構詞、派生和語法結構。在書的第二部分分析了七篇變文，運用第一部分中闡明的詞法範疇進行考察。
Downer，G.B.1959.《古漢語中變調》（Derivation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Xxii，pp.258-290.）
對於古漢語中通過改變聲調而派生新詞的現象做了研究。古漢語中最系統的聲調對立與意義差别的對應出現在去聲和非去聲之間。王力（1958）和其他學者認為非去聲是基本形式，去聲是派生形式，但未做明確解釋。Downer同意這一觀點，並提出了幾點根據：（1）在一對去聲和非去聲的對立形式中，非去聲往往代表了該字的初始意義，而另加上偏旁的往往是去聲形式。（2）《説文》一般是給出字的本義，在大多數情況下，《説文》中所解釋的意義是非去聲形式的意義。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中對非去聲字的讀音注為“如字”，也證明了他認為非去聲形式是基本的。（3）在去聲和非去聲的形式對立中，後來消失的往往是去聲，這也説明去聲形式是有標記的（marked）。Downer認為去聲和非去聲的聲調對立是出於創造新詞的需要，是一種派生方式，而不是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是遠古漢語類似印歐語的屈折形式的殘餘。
利用去聲和非去聲的對立來派生新詞的手段，周祖謨（1945）（《四聲别義釋例》，載《輔仁學志》）認為出現在漢代。Downer則認為是上古漢語中最晚近的一種詞法手段，因為這一手段直到中古漢語時期還比較活躍。
Downer還對去聲派生方式做了分類，除了由名詞派生動詞或由動詞派生名詞、不及物動詞派生及物動詞等常見的派生類别外，Downer還指出了一種較為特殊的派生類型：去聲形式和非去聲形式没有明顯的意義差别，只不過去聲形式常用在複合詞中充當第一成分。Downer認為這種去聲形式具有構成複合詞（尤其是偏正複合詞）的功能。
清聲和濁聲的對立也可作為派生新詞的手段。他還指出本字就是去聲的字唯一可用的派生手段就是利用聲母的清濁對立。這種清濁對立的派生手段，也出現在其他聲調的字上。他認為濁聲是派生形式，清聲是基本形式。
四、對於口語成分的研究
Boltz，William G.1980.Cicada Sinica Quotidiana，the Vocabulary of Common and Classical Chine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4.
作者認為正如拉丁語分為古典拉丁語（Classical Latin）和通俗拉丁語（Vulgar Latin），漢代的漢語也應該分為古典漢語和通俗漢語（common Chinese），前者是固定了的書面語言，而後者則是當時的口語。正如通俗拉丁語（而不是古典拉丁語）是後來的羅曼語言的直接源頭一樣，漢代形成的通俗漢語（而不是古典漢語）是現代漢語方言的直接源頭。作者指出，在通俗漢語的語音、句法和詞彙這三個方面中，對詞彙進行研究是目前最容易取得成果的。比如古典漢語中的“蟬”是一個單音節詞，它在書面語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以前。但是在現代漢語的方言中，包括作為標準的北京話，表示“蟬”的口語詞都與“蟬”的語音形式有很大不同，而且看起來好像與之没有聯繫。以下是幾個方言中表示“蟬”的口語詞的語音形式：
以上方言材料表明“蟬”的口語形式多是雙音節。北京話中表示“蟬”的口語詞的第二個音節被俗詞源化為“鳥”。合肥話中第一個音節的送氣捲舌聲母tξ-可能是受到了書面語音形式ch'an的影響。長沙話的
可能從詞源上來講與ch'an是相同的，這可能是受了相鄰的南方方言的影響，這些南方方言還在口語中保留着古語形式。以上方言中表示“蟬”的口語形式很明顯是同源形式，很可能它們具有一個可以追溯到漢代的共同祖先。根據《方言》和《廣雅》的記載，作者重建了漢代通俗漢語中表達“蟬”的原始形式：
，這是一個單音節，經過語音演變，變為漢代通俗漢語的
。上面所列舉的現代方言中的形式都是這一形式的後代，因為這些形式都可以從
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則推導出來。
這一研究將對古代漢語的口語源頭的推測與現代方言的口語表現形式繫聯起來，很有新意。
Mather，Richard.B.1995：Translating Six Dynasties“Colloquialisms”into English，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47].
討論了《世説新語》的俗語特徵。將《世説新語》中的口語成分分為以下幾類：（1）在現代漢語中仍在使用的口語成分。如“那”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哪”，用作疑問代詞，有時用在反問句中，可以單用，也可以與其他成分合用，組成“哪得”、“哪可”等複音形式。再如“常”表示“經常”，“都”表示全部，這些都一直沿用到現代漢語。（2）現代漢語中不再使用的口語成分。如“將無”義為“莫不是”。（3）有一些從前代沿用下來的詞，到南北朝時發展出了一些不同的功能。比如“便”在漢代時一般指“立刻”，到了《世説新語》中表示一種微弱的連接，義為“於是就”；“相”在以往多是表示互相，但在《世説新語》中常常無法譯出，只是表明行為事件牽涉一個以上的人。按：實際上就是吕叔湘提到的“偏指用法”[48]。
梅維恒Victor H.Mair的研究
梅維恒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系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他的知識範圍十分廣博，對於中國通俗文學、中國古代語言和文化都做過研究。他對於敦煌變文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他雖然對變文主要是從文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但顯然也十分關注其中的口語性成分並對之加以强調。他自創了一個詞sinitic來指稱中國境内的各種語言，這一術語已被收進《劍橋大百科全書》。
梅維恒（1992）（Mair，Victor H.Script and word in Medieval Vernacular Sinitic，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2，2. pp.269-278.）一文强調了中古漢語的特性就是含有大量的口語通俗成分，他批評Robert Henrick對寒山詩全集的譯注忽略了這一特性因而造成了錯誤。他指出導致錯誤的原因除了對中古漢語的不熟悉之外，是由於過分看重了漢字的字形而犧牲了詞。他認為漢字的相對固定的書寫形式對於正確理解中古的文本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一個個分寫的漢字給人造成漢語全都是單語素詞的錯誤印象，但實際上中古漢語中已經有了很多的複音詞。梅維恒舉出的寒山詩裏的口語詞有：“閑自”（悠閒地），“可哥”（十分），“頭頸”（臉頰等）。梅維恒指出寒山詩中的一些多音節的詞往往被Robert Henrick一字一字地拆開對譯，從而造成誤譯。如“昨來”是指“昨天”而不是指“昨天來”，“好好”是指“仔細地”，等等。
許理和Zürcher，Erik 1996.《早期佛經中的口語成分：對於理想研究資料的確定》（Vernacular Elements in Early Buddhist Texts：An Attempt to Define the Optimal Source Materials.Vernacularisms in Medieval Chinese Texts，Sino-Platonic Papers，No.71.）
作者的目的是在大量的中古時期的佛經中確定那些可資利用來進行口語成分研究的理想材料。第一步是確定可利用的材料的下限，作者建議將下限定在公元410年，即大約在譯經大師鳩摩羅什去世的時間。這是因為鳩摩羅什為後代譯經者確立了一個規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創造了一種“教堂語言”，當這一規範確定以後，新的口語成分就不容易再被吸收進來，因而這種譯經語言就可能慢慢遠離活的語言，而在鳩摩羅什之前，譯經者們風格各異，從用純文言到用半口語，不一而足。所以，鳩摩羅什以前的譯經是研究口語成分的更為理想的材料。
根據歷史上的經目可以確定一些譯經的年代，但是由於後人假託的較多，不少經被放在早期譯經大師的名下，因而要仔細分辨。早期的譯經中用“聞如是”，而後期的譯經中用“如是我聞”；早期的譯經中用“泥洹”，而後期的譯經中用“涅槃”。用這兩個形式標準可以區分早期的譯經和後期的譯經。
許理和認為，下列這些類型的經文應該從研究口語用的材料中剔除：（1）用文言譯的經文，如康僧會的不少譯作。（2）對早期粗糙的譯經進行潤色的段落，如支謙就有不少對以前的譯經做了潤色的重譯。（3）硬譯類的經文，為了使譯經盡可能地接近原作，譯者使用的是一種歪曲了的漢語。研究表明這類經文中除了普遍使用的“云何”、“何以故”外，含有的口語成分很少。裏面包含大量術語，多數是複合詞形式。（4）固定化、形式化，經常極度重複的經文部分。（5）韻文偈頌部分也是經常出現扭曲的語言的地方，由於受到字數的限制，出現了一些不屬於正常漢語的應剔除的部分。另外，一些佛經的四字格模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譯經語言變得不自然。
Thomas Zimmer在我們上文已提到過的《白話》（Baihua：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n Chinesischen，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40.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9）一書中討論了白話的概念，並對反映白話的變文的研究做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並對一些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做了説明。由於很長時期以來敦煌出土的許多不同種類的通俗文學作品都被不加區分地放在變文的名目之下，因而造成了一些混亂，Zimmer提出了一些精確的標準用來判定變文，這樣他對變文的語言學分析就可以建立在大量内部一致的文本語料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異質的語言材料上，因而就保證了他的分析的可信性。Zimmer把對變文分析得出的構詞類别運用到與變文同期的唐傳奇《李娃傳》上，指出二者語言上存在着顯著的不同。他把一些方面的不同歸因於變文的佛教背景和因此而帶來的梵文原文的影響。Zimmer的書提供了一個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書中所討論的口語詞彙的索引，他在書中共研究了1 600多個唐代的口語詞，很有價值。Zimmer的研究反映了他對於漢語中古白話研究會遇到的一些主要問題（如材料的混雜、外來語的影響等）的充分認識，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解決策略，這對於更好地挖掘古文獻中的白話詞語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五、對於漢語中的外來詞的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比較多，這與西方歷史語言學中歷史比較法運用的優良傳統有關，因為在確認外來詞時也需要對詞的始原形式進行擬測後再加以比較。
Maenchen-Helfin，Otto 1945.Are Chinese his-p'i and Kuo-lo IE Loan-words？Language 21.pp.256-260.
“犀毗”（義為“帶鉤”）、“郭洛”（義為“帶子”）是漢語中的借詞。以往學者傾向於將這兩個詞與阿勒泰語系的語言相聯繫。如Pelliot和白鳥庫吉等學者認為這兩個詞來自匈奴語，不管匈奴説的是蒙古語、通古斯語還是土耳其語，都不是印歐系語言。作者反對這種看法的理由是“犀毗”這個詞的前身出現在《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中，“鮮卑”即“犀毗”，作者認為在當時的楚國，人們對匈奴還没有瞭解，所以這個詞不可能是借自匈奴語。Egami認為“郭洛”來自土耳其語，白鳥庫吉試圖將“犀毗”與滿語相聯繫，Boodberg則認為與蒙古語有關，這些都不能讓人信服。作者認為這兩個詞的來源是原始印歐語。
Chmielewski，Janusz.1958.《漢語早期借詞研究中的問題：以“葡萄”為例》。（The Problem of Early Loan Words in Chinese as Illustrated by the Word'p'u-t'ao'.Roczxnik Orientalistyczny.Vol.22. 2.pp.7-45.）
“葡萄”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中，Tomashek（1877）和KingSmill（1879）都認為源於希臘語bótrys。Daigenkai（1935）認為源自梵文，Frei（1936）認為源自葡萄牙語，作者認為源自中古的波斯語bātak，這與高本漢對“葡萄”的擬音b‘wo-d‘og很相近。
Chmielewski，Janusz 1960：Two Early Loan Words in Chines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Vol.24，No.2.pp.65-86.
指出對於漢語的“苜蓿”的來源有兩種意見：來自梵文
（蜜）或
動物飼料）。漢語的“珊瑚”來自伊朗語*（a）sanag（a石頭，寶石）。
梅維恒（Mair，Victor H.）主編的《青銅時代與早期鐵器時代的中亞東部地區的人民》。（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Monograph number26.Philadelphia，1998）
這是1996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與考古學博物館由梅維恒主持召開的一個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其中也有幾篇文章是由編者邀請其他學者在會後提交的。論文涉及不同的領域，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新疆發現的乾屍以及中亞地區的史前情形有關。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語言學研究，共包括12篇論文。
論文集中的語言學探討主要是為了揭示文明的接觸。其中討論較多的是語言之間的接觸關係，主要是考察從借詞上所反映出來的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如關於漢語與蒙古斯通語的關係，漢語的“馬”和蒙古斯通語中“馬”這個詞的形式經常被用來做比較分析，並被認為它們都與原始印歐語的*marko-有關，這在愛爾蘭語中是marc，在英語中是mare，等等。
論文集中Alexander Lubotsky的論文探討了漢語中的13個吐火羅語借詞，這些詞與戰車和城市建築有關。從歷史上看，很有戰車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吐火羅人是一個可能的中介。這13個詞是“乘”“轂”“輻”“軌”“輈”“鞹”“厄”“聖”“裏”“垣”“楨”“壁”“城”。不過蒲立本（Pulleyblank 1999）認為Lubotsky論述的説服力並不是很强。
Lin Meicun的論文也討論了漢語中一個可能的吐火羅語借詞“祁連”。顔師古《漢書》注認為“祁連”是一個匈奴詞，義為“天堂”，Lin Meicun認為這更可能是一個來自月支的詞，源於吐火羅A方言的klyom，吐火羅B方言的klyomo，義為“神聖，光榮”。其更早的形式是*
，大概可以和梵文kalyān（a高貴，具有美德的）以及希臘語的kalós/kalón（美德，榮譽）相比較。根據梅維恒的建議，作者還進一步與拉丁語caelum（天空，天堂）相比較。但是蒲立本（Pulleyblank 1999）認為Lin的論述的説服力也不是很强，因為Lin所引的希臘語與梵文的形式一般並不認為與拉丁語相關，因為它們無論是從語音上還是從意義上都有較大的距離；而且“祁連”的早期中古漢語（Early Middle Chinese）形式gji-lien追溯到過去是一個類似這樣的形式：*
其中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是*r，而不是*l，韻尾輔音是*n，而不是*m。另外，也缺乏直接的證據表明吐火羅的相關詞是用來表示“天堂”或“天空”的意思，這也給作者的論證帶來了一個嚴重缺陷。
六、對於古代方言詞彙的研究
Mather，Richard B.1968.“A Note on the Dialects of Loyang and Nanking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In Wen-lin，edited by Chow Tsetsung，Madison：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
這篇文章討論了顔之推在《顔氏家訓》中所提到的兩大方言系統：“金陵”方言與“洛下”方言。雖然文章大部分都在談語音差别，但也提到了一些詞彙問題。比如《世説新語》中記載王導對他客人中的一個南人説：“臨海便無復人。”其中没有任何詞彙意義的“復”便是吴語的成分。再如“何乃渹”中的“渹”無疑也是吴語。
（注：本文“西方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部分由董秀芳執筆撰寫）
【注释】
[1]1992年8月30日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2]《東方學報》第十册第二分。
[3]秋田屋《智慧》創刊號，1946年。
[4]興膳宏著，李寅生譯《小島憲之〈漢語逍遥〉的世界》，《中國古典文化景致》，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4—205頁。
[5]斯波六郎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9年版。
[6]［日］斯波六郎編，李慶譯《文選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7]森野繁夫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79年12月版，朋友書店1989年版。
[8]森野繁夫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79年版。
[9]藤井守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80年版。
[10]藤井守編，《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41卷特輯號3，1981年12月。
[11]森野繁夫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80年版。
[12]森野繁夫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82年版。
[13]同上。
[14]森野繁夫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84年版。
[15]佐藤利行編，《安田女子大學紀要》14，1985年12月。
[16]佐藤利行編，《國語國文論集》（安田女子大學）17，1987年版。
[17]佐藤利行編，《國語國文論集》（安田女子大學）20，1990年版。
[18]原田種成編，《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19，1981年版。
[19]原田種成編，《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20，1982年版。
[20]原田種成編，《大東文化大學紀要·人文科學》21，1983年版。
[21]久保卓哉編，《福山大學教養部紀要》12，1988年版。
[22]斯波六郎撰，《漢文學紀要》1，1947年1月。
[23]斯波六郎撰，《國文學報》3，1955年7月。
[24]小尾郊一撰，《支那學研究》10，1953年11月。
[25]小尾郊一撰，《中國中世文學研究》3，1963年12月。
[26]森野繁夫以上論文分别刊於《中國中世文學研究》8，1971年9月；《支那學研究》36，1972年5月；《東方學》44，1972年7月；《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2，1972年12月；《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6，1976年12月；《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7，1977年12月；《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2部28，1980年；《東洋哲學研究》22，1983年11月；《三迫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溪水社1984年5月；《中國語研究》秋季號1987年10月；《中國中世文學研究》19，1989年8月。
[27]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人文學報》128，1978年。
[28]《加賀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文史哲學論集》，加賀博士退官記念論集刊行會，講談社，1979年。
[29]《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31—2，1979年。
[30]《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32—2，1980年。
[31]《日本の言語學》7，1981年。
[32]《鈴鹿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紀要》15，1982年。
[33]《麗澤大學紀要》35“淺野榮一郎教授·岡田晃教授古稀記念號”，1983年。
[34]《京都教育大學國文學會誌》20，1985年。
[35]《集刊東洋學》56，1985年。
[36]《禪文化研究所紀要》15，1988年。
[37]《東方》95，1988年。
[38]《中國學論集》20，1998年7月。
[39]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頁。
[40]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
[41]小川環樹《〈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序》，《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頁。
[42]《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4頁。
[43]入矢義高撰，艾乃鈞譯《漢語史學報》第四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該文是入矢義高先生1986年在日本東北大學作的演講，後全文發表於《集刊東洋學》第五十六號。
[44]雖然這本書大體討論的是語法的問題，但是由於詞的語法信息與其意義也是有關係的，要正確解釋詞的意義，需要知道詞的語法信息，所以我們也把這一成果列在這裏。
[45]是梅維恒（Victor H.Mair）教授把Zimmer（ 1999）的研究介紹給我們，在此致謝。
[46]對於Zimme（r 1999）的介紹參考了梅維恒Victor H.Mair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0，Vol.120，No.2，306-308.）對此書所做的書評。
[47]此論文的資料是張永言先生所贈，謹致謝忱。
[48]參看吕叔湘撰《相字偏指釋例》，金陵、齊魯、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2卷，1942年。又收入《吕叔湘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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