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語中的“名量式複合詞”

關於漢語中的“名量式複合詞”，學界已經討論得很多。朱德熙在《語法講義》中講到：“由名詞性詞根加量詞性詞根組成的複合詞：紙張、槍支、人口、車輛、船隻。”^[1]

王力《漢語史稿》稱為“單位詞作名詞詞尾”，云：“單位詞還有一種用途，就是用在名詞後面，不加數詞，當做名詞的詞尾。這個名詞往往是無定的，至少不是單數的（‘房間’是例外）。例如：車輛、船隻、馬匹、布疋……紙張、書本、物件、房間、槍枝。”^[2]

向熹《簡明漢語史》稱為“名量式複合詞”，云：“這類複合詞由一個名詞性詞素加一個量詞性詞素構成。整個複合詞的意義與名詞性詞素的複數同。”^[3]

而周薦則稱為“事物＋單位”的複合詞，云：“在名詞性詞根後加量詞性詞根組成的複合詞，往往表示對這一名詞類詞根所表示的名物的總稱，如‘船’以‘隻’計，故總稱為‘船隻’，‘馬’以‘匹’計，故總稱為‘馬匹’。”^[4]

對於這一類詞的定義及命名，目前僅表述不同，實質上不存在太大的差距（本文暫採用向熹先生的説法，稱為“名量式複合詞”），但是，對於一些“名量式複合詞”的鑒别界定及出現年代上，卻存在很多問題。

一、《詞典》誤定的“名量式複合詞”

目前，《漢語大詞典》所收的詞條，或者是所舉例證中相關詞，雖然釋義為名量式複合詞，但實際上值得商榷。比如：

【馬匹】

《漢語大詞典》（第12册p.762）：

【馬匹】亦作“馬疋”。馬的總稱。馬以匹計，故稱。《易·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類説》卷三六引漢應劭《風俗通》：“馬疋，俗説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説馬夜目明照前四丈，或説馬縱横適得一疋，或説馬匹賣直一疋帛。”《水滸傳》第二十回：“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撑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杜鵬程《保衛延安》第一章：“他們有的人站在馬匹和文件馱子旁邊，有的在桃樹林裏來回走動。”

按：從《詞典》引例來看，似乎“馬匹”一詞先秦已見。其實這是誤解《易》經文意所致。《易·中孚》之“馬匹亡”不當分析為“馬匹/亡”，而是應該分析為“馬/匹亡”，古人注疏可以證明。

（1）月幾望，馬匹亡者，棄群類也。若夫居盛徳之位而與物校，其競争則失其所盛矣，故曰絶類而上，履正承尊，不與三争，乃得无咎也。（魏王弼《周易注》卷六）

（2）“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虞翻曰：訟坎為月，離為日，兑西震東。月在兑二，離為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為奔走，體遁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二）

（3）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宋程頤《伊川易傳》卷四）

（4）“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曰馬匹亡，匹，兩馬也。四與三同體，捨三而弗之比。（宋張浚《紫巖易傳》卷六）

（5）爻曰：“馬匹亡，无咎。”而象曰：“絶類上也。”夫兩馬為匹。匹，類也。《詩》曰“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是也。凡駕車用馬四，謂之駟車。兩服在前，故曰上襄。兩驂次之，故曰鴈行。今四不三之比而惟五之承焉，故有馬匹亡之象。謂云絶其匹類而獨上承乎五也。此所以為成孚之主而無滿盈之咎也。（宋王宗傳《童溪易傳》卷二六）

（6）月幾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捨五而從初。如有二馬而亡其一，然後无咎類五也，四與五皆巽也，故得稱類。（宋蘇軾《東坡易傳》卷六）

從以上所引前人對於《易·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的解釋，都可證明此中之“匹”乃“兩馬為匹”之“匹偶”義。

而《類説》引漢應劭《風俗通》“馬疋”云云，此例亦值得懷疑，從所述内容看，應劭旨在説明“馬”何以稱“匹（疋）”，未必當時有“馬匹”這樣的“事物＋單位”複合詞。查《太平御覽》卷八九七“獸”部“馬五”引《風俗通》作：“馬一疋，俗説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説馬從横適得一疋。或説馬死賣得一疋帛。”《太平御覽》是北宋太宗趙炅命李昉等14人編輯，始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成於八年（公元983年），為朝廷欽定之類書。而《類説》為南宋曾慥個人所輯漢以來筆記小説材料，所以引文明顯有脱漏（《太平御览》中作“马一疋”而非“马疋”）。且編於南宋高宗趙構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時代上也比《太平御覽》晚150年，故當以《御覽》所引為準。

雖然説，“匹”作為“馬”的量詞，似乎很早。如：

（7）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書·文侯之命》）

（8）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左傳·襄公二年》）

（9）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宋書·符瑞志》）

但正如劉世儒云：“大約在當初，‘匹’是可以泛用於一切有‘匹偶’可説之物的。比較下邊的用法，最容易看出來這種關係：‘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皇疏：‘謂為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也。’《文心雕龍·指瑕篇》：‘疋夫疋婦亦配義矣。’^[5]……可見‘匹’對於‘人’、‘馬’原本都是可以適用的。只是後來發展，‘匹’用成量詞，才逐漸專用於‘馬’，‘人’另配有量詞，不再使用‘匹’來稱量了。”^[6]

我們認為：“馬匹”成為一個真正的“名量式複合詞”，必須具備幾個條件：（1）“匹”已經發展為真正的量詞［已不帶“匹偶”義，如《史記·大宛列傳》：“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匹馬，亦以純金為諸乘具，金網覆上。”（2—68）再如《宋書》中的“三匹馬”］。（2）因為名量式複合詞的“馬匹”往往表示對“馬”這一名詞類詞根所表示的名物的總稱，因此往往是無定的，至少不是單數的。（3）在漢語中的雙音詞有了較大發展以後（因為根據調查，“名量”結構的雙音名詞總體上比其他結構出現更晚）。當然，這些條件也適用於對於其他“名量式複合詞”的鑒定。

若按照這樣的要求，那麼真正作為一個詞出現的“馬匹”，可能要到中古才見。但又肯定比《詞典》所舉的明代的《水滸傳》及現代的《保衛延安》例要早。如：

（10）及（元）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蕭）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魏書·樊子鵠傳》）

（11）臨陣次，馬匹忽然驚，欲悚欲謙多退縮，牽纏不動自遲情，回首免軍驚。（《全唐詩續拾》卷四〇《易静〈兵要望江南〉》）

（12）致三軍之怨怒，乘馬匹以奔逃。（《全唐文》卷七六七《沈詢〈與韓君雄書〉》）至宋後才普遍起來。如：

（13）蜀漢道古今欹危，自羊腸九曲之盤，入鳥道三巴之外，雖限戎隔夷，誠為要害，而人御馬匹，常困險難。（宋王溥《唐會要》卷八六）

（14）今官司一舉動，則承行之人不務徇公，但知謀利，此不足怪。減落價錢，退還馬疋，本府只得承受，但恐自此馬愈難得，徒使本府虚受不任責之罪。（宋黄榦撰《勉齋集》卷二八《申安撫司論買馬利害》）

（15）京襄、兩淮土豪民兵，團聚堡寨，捍衛鄉井，最為可用。近因出戰之際，官軍常忌其功，每奪到馬匹，獲到首級，多被攘奪。（宋吴泳《鶴林集》卷二〇《邊備札子》）

（16）北望登州馬匹馳，駝裘孤扇任風吹。才聞使者方相委，事屬公家不敢辭。聚落蕭條宿山縣，波濤浩蕩瞰天池。煩君一上蓬萊閣，歸説扶桑日出時。（宋郭祥正編《青山續集》卷七）

（17）所謂騏騎院、教駿營所掌者，乃常從駕者馬匹也，如唐之立仗馬。（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一《躬請》）

（18）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銀二十萬兩，以供貴國之需。（金張師顔《南遷録》）

（19）竊惟隨路每歲差遣人員赴都，如計禀公事押運差發課程一切等物者，既還，心欲速得到家，不問鋪馬生受，日行數站，其馬匹不無走損倒死。（元王惲《秋澗集》卷八四《為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

【書本】

《漢語大詞典》（第5册，p.715）：

【書本】裝訂成册的著作。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後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孫犁《秀露集·克明荷燈記序》：“在戰争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一些作者，我同克明都在内，得生活的教育多，受書本的教育少。”

按：《顔氏家訓》中的“書本”也不是“名量式複合詞”，而是偏正結構的複合詞“寫本”、“抄本”之義。首先，我們可以統計一下，“書”在《顔氏家訓》中常見的詞性和詞義。

（一）“書”在《顔氏家訓》中為動詞，表“書寫”之義。如：

（1）書之玉版，藏諸金匱。（《教子》）

（2）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風操》）

（3）吕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風操》）

（4）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勉學》）

（5）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名實》）

（6）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省事》）

（7）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書證》）

（二）“書”為名詞，表“書信”義。如：

（8）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風操》）

（9）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風操》）

（三）“書”為名詞，表“書籍”義。

（10）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風操》）

（11）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勉學》）

（12）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勉學》）

（13）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勉學》）

（14）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勉學》）

（15）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勉學》）

（16）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名實》）

（17）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書證》）

（18）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治家》）

雖然，在《顔氏家訓》中“書”作名詞，表“書籍”義者也已多見，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這些“書”的量詞大多為“卷”，如上文所舉“數十卷書”、“數百卷書”、“數千卷書”。這是因為六朝隋唐時期，大多數書籍還是卷軸裝的。北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云：“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〇云：“古書皆卷，唐始為葉子，今書册也。”倒是佛教典籍，因譯自梵本（或稱“胡本”），謂有“本源”，又受印度貝葉經的影響，採用梵夾裝、經折裝，然後書籍才成“本”，所以在“本”作為書籍之稱是先出現在佛教典籍中的。如：

（19）佑見《菩薩地經》一本。（《全梁文》卷七一《僧佑文》）

（20）若此論已成……想寫一本，為惠貧道，賫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高僧傳》卷八《齊高昌郡釋智林》）

（21）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黄縑，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高僧傳》卷十《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22）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高僧傳》卷十一《論》）^[7]

（23）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删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内，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虚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録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高僧傳》卷一四《序録》）

後來，這一用法也影響到中土文獻。

（24）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十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魏書·崔光傳附崔子元傳》）

（25）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顔氏家訓·書證》）

（26）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顔氏家訓·勉學》）

但正如劉世儒所云：“量書的‘本’是間接地由‘本源’義引申出來的（古人傳書各有所本，因之就把所傳之書叫做‘本’，如《論語義疏叙》：‘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璧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三本’，語源上也就是所本有三：一本於古，一本於齊，一本於魯。‘本’的作為量詞就正是這樣發展出來的）。”^[8]

此類“數＋本”的表達，在南北朝已較流行，但以佛典為甚，不過“本”後不再出現中心詞（有的承前省），故此“本”的名詞性還是比較明顯的，而真正陪伴用法（如“一本書”）還看不到，到了唐初才出現，如：

（27）“藏在盟府”（《左傳·襄公十一年》）孔穎達疏：“《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

嗣後如：

（28）《柳氏家訓》曰：“余家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簽卷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供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宋高似孫《緯略》卷七《三本書》）

（29）程子是宋時大儒，程頤號伊川先生，他曾把《大學》一本書差錯處參定來。朱子因他參定的，又把那經文逐一考究過。（元許衡《魯齋遺書》卷四）

（30）此篇是指《中庸》這一本書，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軻。恐是懼怕的意思，程子説《中庸》這一本書，乃是孔門師弟子相傳授心上的妙法。（元許衡《魯齋遺書》卷五）

所以“本”作為量詞成熟的用法要到唐代以後。

再者，《顔氏家訓》中“x本”多為偏正結構，如“舊本”、“傳本”、“古本”、“俗本”等：

（31）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書證》）

（32）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書證》）

（33）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最字，近世儒生，因改為最。（《書證》）

（34）俗本因是悉作脯臘之脯，或為反哺之哺。（《書證》）

因此，《顔氏家訓》中的“書本”亦當為偏正結構，指“寫本”。而“書本”作“寫本”者，六朝以來習見。甚至有“自書本”、“親書本”、“手書本”等説法：

（35）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梁陶弘景《真誥》卷二）

（36）右二條長史自書本。（同上卷三）

（37）右二篇長史自書本。（同上卷四）

（38）《西京雜記》云“乾鵲鳴則行人至”，亦可作雁。今時書本多作乾字。（唐湛然《法華玄義釋簽》）

（39）《因明疏糅抄》三卷，貞元年末清翰座主手書本。（日本圓珍撰《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55—1094）

（40）舊本諸文全無錯邪？應是荆溪親書本邪？又多本同者。止如杭州十藏中台教。頃曾略續，錯字不少。豈非初將一本寫之。一本或錯，十處皆訛。（宋知禮述《十不二門指要鈔》，46—708）

（41）張洎博士多聞，在江南將命入貢，及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悦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與易簡同為學士，不協，上前往往異同。易簡云：“清河公若更相矛盾，即將灰堆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甚懼，稍屈伏焉。（宋曾慥《類説》卷二二《一灰堆》）

（42）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為潘淑妃小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七）

以上所謂“書本”，皆為“抄本”、“寫本”之義。

就本人所見，作為“名量式複合詞”的“書本”（表示“裝訂成册的著作”），似到明代才出現，而且已經出現了“子”化、“兒”化。如：

（43）余小時讀經書，皆為傳注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然無所得。今久不拈書本，傳注皆已忘卻，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一二。乃知傳注害人亦自不少。（明何良駿《四友齋叢説》卷四《經四》）

（44）東江曰：“某是個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曾見錯了？”（《四友齋叢説》卷一七《史十三》）

（45）大學士徐文貞公語余曰：“大凡書本上話頭，聽信不得多。”“這話想是書本上來的，恐不可見之行事。”（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一〇）

（46）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明陳于陛《意見·應物》）

（47）元人非不讀書，而所制之曲，絶無一毫書本氣。（明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

（48）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之時，先有裨於觀者，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於緑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閑情偶寄·聲容部》）

（49）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〇）

（50）高秀才道：“正是，也無可奈何，還不曾丢書本兒哩！”（《型世言》第一回）

（51）那名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卻柴擔，手裏兀自擒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明話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52）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耻笑，連累我也没臉皮。你不聽我言抛卻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兩相躭誤了。”（同上）

（53）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為貧所迫耳。”（明話本《唐解元出奇玩世》）

另外，在明清民歌時調中更比比皆是。

二、《詞典》所舉“名量式複合詞”時代偏晚

雖然《漢語大詞典》中，有些“名量式複合詞”釋義正確，所引例句也相匹配，但始見年代偏晚，這也是與相關量詞的研究有關。如：

【船隻】

《漢語大詞典》（第9册，pp.7—8）：

【船隻】即船。水上主要運輸工具的總稱。元無名氏《馮玉蘭》第一折：“且將船隻撑近岸邊，看有甚麽人來雇船那。”《水滸傳》第一〇七回：“宋江教戴宗傳令水軍頭領李俊等，將糧食船隻，須謹慎提防，陸續運到軍前接濟。”清李漁《玉搔頭·弄兵》：“兵士們，快隨我來，跳上他的船隻，就奪了兵器殺他。”

按：“隻”作“船”的量詞，且大都可置於“船”之前者，唐宋已見。

（1）一隻蘭船當驛路，百層石磴上州門。（唐白居易《初到忠州贈李六》）

（2）臣能止得吴軍，不須寸兵尺劍，唯須小船一隻，棹椑一枚……（《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

（3）同行船有十隻，忽遇惡風頓起，九隻船没。（宋非濁集《三寶感應要略録》，51—853）

（4）活計惟撑一隻船，流行坎止隻隨緣。（宋宗曉編《樂邦文類》，47—230）

（5）這僧泛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引得一陣猛風，看伊把柁張帆也不易當抵。（宋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録》，47—789）

（6）譬如造得一隻船，上面一一裝載了。（宋頤藏主《古尊宿語録》，續68—213）

正因為此，“船隻”作為“名量式複合詞”表“船”的總稱，宋時已經多見（而《詞典》首引例為元代）。如：

（7）初，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遏斷船隻。（《太平御覽》卷三二三《兵部五十四》引《三國典略》）

（8）臣自到官，盡籍管内所有船隻。（宋廖剛《高峰文集》卷五）

（9）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只備師相回闕。（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

（10）擄劫出城避難人民船隻，其勢猖獗。（宋岳珂《金佗續編》卷二五）

（11）程吏部指揮覃統制不得擅發船隻，於是楊欽乘車船臨寨防火燒屋。（宋岳珂《金佗續編》卷二六）

（12）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管道污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間處。（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三《諸色雜賣》）

（13）州縣若造船隻，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一）

（14）近日商舶不行，盜多出没，所以籍定船隻，以示禁戢。（《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一）

（15）便差人賫大宋通問所牒去大金國河陽府投下，乞計會差，借船隻渡河。（宋徐夢莘編《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〇）

（16）十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兵於西采石一帶擺布船隻，顯忠激厲水軍諸軍統制將官，先於東岸分佈馬步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九）

【紙張】

《漢語大詞典》（第9册，p.770）：

【紙張】紙的總稱。紙以張計，故稱。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滿地都是包過了東西的紙張。”曹禺《日出》第二幕：“你没有從筆墨紙張裏找出點好處？”

按：《詞典》作為“名量式複合詞”的“紙張”的始見例出現代作品，偏晚。

其實，“張”作為“紙”的量詞，且置於“紙”前者，六朝始見，至唐宋多見。如：

（1）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着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王）顯於地下。”（《魏書·昭成子孫傳》）

（2）先是，并州謡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别授則二紙。（《北史·隋宗室諸王·庶人諒傳》）

（3）承足下還來已久，别欲參慰，為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深，豈此委具，乙兩日少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今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怪耳。（《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卷九載“陳釋智永書”）

（4）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七八《祭祠篇第六十九之餘》）

（5）争得青天化為一張紙，高聲唤起懷素書，搦管研朱點湘水。（唐裴悦《懷素臺歌》）

正因為此，作為“名量式複合詞”的“紙張”，就筆者管窺，明代已多見，至清代已很普遍。

（6）自文書到彼日為始，各將該納印刷鹽引紙.張.暫且停止，令其每紙一張，納鈔一貫。……如此則紙張不致損壞，而鈔貫亦可以備用矣。（明《王端毅奏議》卷二《貫奏狀》）

（7）每國地面人名數多，回賜并求討物件猶多，若共載一敕，紙張短窄，難以該載。（明夏言撰《南宫奏稿》卷四《請給敕書疏》）

（8）近又增添燒造瓷器，抄造紙張，約該增銀壹拾三萬餘兩。（明潘季馴撰《潘司空奏疏》卷七《協濟站錢疏》）

（9）各鈔關合用筆墨、紙張、心紅、油炭等項，日不可缺。大約每月用呈文紙二百張，價銀四錢；刷票裝簿紙二千五百張，價銀一兩五錢。毛邊紙二十張，價銀一錢。（明黄訓編《名臣經濟録》卷二四《題鈔關禁革事宜》）

（10）刊印榜文，合用匠料、紙張等項，行令順天府支給官錢買用。（《名臣經濟録》卷三四《申明舊例事》）

（11）雖牙腳等費，曬揚等耗，與造册紙張工食等項，俱準開銷。（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五《荒政》）

（12）臣等譯撰曆書，除前二次進呈過四十四卷外，今年正月間續完……因冬月紙張用盡，旋於市中鬻買，謄完覺未合式，未敢輒進。（明徐光啟《新法算書》卷二）

（13）晁源也便日逐料理出喪的事體，備了一分表禮，三十兩書儀，要求胡翰林的墓誌、陳布政的書丹、姜副使的篆蓋，俱收了禮，應允了。又發帖差人各處道喪；又遍請親朋出喪墳上助事；叫了石匠，磨礱誌石；又差人往臨清買乾菜、紙張、磁器、衫篙、孝布、果品之類。（《醒世姻緣傳》第十八回）

（14）小獻寶果就去請了金亮公來，合他説了所以，窗外與他設了一張桌，一把椅，筆硯紙張。（《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一回）

（15）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鍔劍峰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16）見石堂僅有一間房大，東邊堆着些米，西邊放着些乾柴和大沙鍋、大爐、木碗等類。地下鋪着一條破氈，和尚就坐在上面，氈上還有幾本書和筆硯紙張諸物。石壁三面都鎸着佛像。（《緑野仙踪》第九回）

（17）晚間，命不邪搬取蠟燭、錫臺、紙張、戥子、筆硯、地桌等物，安置在東西偏殿内。（《緑野仙踪》第三十九回）

（18）耘軒道：“張類村請了個本街文昌社，大家損貲，積了三年，刻成一部《文昌陰騭文注釋》版，昨日算刻字刷印的賬，一家分了十部送人。誰愛印時，各備紙.張.自去刷印。如今帶了兩部，分送二公。”隨取兩本，放在桌上。譚婁各持一本，看完凡例、紙版，都説字刻的好。（《歧路燈》第四回）

（19）紹聞道：“這個好，這個好。你們開上單子來我點。這‘皇王有道’、‘天下太平’、‘火燒戰船’是一定要的。中間大故事我再檢上五六宗，那小故事，你們揀手熟的、消息活動的隨意做。該多少火硝硫磺，得多少紙張，你們算明，開上單子來，好發銀子。總之，多做下幾十萬、幾百萬火箭，越多越好。一個走毒子不要。”（《歧路燈》第一〇四回）

另外，如“队列”、“布匹”、“銀兩”等許多條目的引例均存在時代滯後的問題，因限於篇幅，不一一贅舉。

三、餘論

至此，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略作討論，即“名量式複合詞”的出現時代（亦即“量詞”作為詞綴的時代），王力認為：“這種結構是相當後起的。雖然中古時期有‘釵朵’、‘鈿朵’、‘梅朵’、‘蓮朵’的説法，……但是，這些‘朵’字都是名詞，不是單位詞。直到宋元時代，單位詞才用作詞尾。”^[9]

而劉世儒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量詞）詞綴化構詞法的形成——在這個時代以前（按：指南北朝以前），這種構詞法一般還説没有形成。偶然出現幾個零星的例子，也只能説還是一種‘萌芽’，又因為數量太少，又多有問題，還不能形成為一種範疇。……但到了南北朝，情況就大有不同。因為這是量詞空前發展的時代，而由這種方式構成的合成詞又是如此之多，還説它仍然是‘名名’的構詞法，那顯然是説不通的。”^[10]

為了證明這一論斷，劉先生列舉了南北朝時期八個例子（車乘、釵朵、蒜顆、書本、書卷、馬匹、首級、荆株）：

（1）《三國志·吴志·陸遜傳》：“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

（2）庾信《春賦》：“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

（3）《顔氏家訓·書證篇》：“北士通呼物一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

（4）《顔氏家訓·書證篇》：“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

（5）《金樓子·雜記篇》：“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為黄嬭。”

（6）《魏書·樊子鵠傳》：“子鵠……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

（7）《全陳文》卷三《陳宣帝文》：“所以藏其首級，誡之後世。”

（8）庾信《别庾七入蜀》：“由來兄弟别，共念一荆株。”

劉世儒還説：“一般説來，這些例詞作為量詞後綴構詞法來處理都是可以居之不疑的。把這些詞綴化的量詞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認為還‘都是名詞，不是單位詞（即量詞）’，並没有什麼堅實的理由；認為‘直到宋元時代，單位詞（量詞）才用作詞尾（詞綴）’，更是和歷史事實不符。”

劉世儒的説法有一定道理，但也過於絶對。確實，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漢語量詞大量産生的時代，也是漢語複合詞大量形成的時代，這些為“名量式複合詞”的産生提供了條件。但是，漢語的量詞有一大部分是由“名詞”轉化而來，在轉化之初，確有很多場合難以鑒别它們的詞性（是名？是量？），比如，劉世儒先生所舉的“車乘萬兩”之“乘”的詞性就很成問題，因為古代“乘”亦作名詞，指車（春秋時多指兵車，包括一車四馬）晉杜預《春秋序》：“晉曰乘。”陸德明《釋文》：“乘，車乘也，一云兵車。”《韓非子·外儲説左下》：“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王先慎《集解》：“《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後漢書·蔡邕傳》：“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故例（1）中之“車乘”當為並列式複合名詞，且語境中也明明白白告訴我們量詞是“兩（輛）”。再如例（2）之“釵朵”之“朵”，亦為名詞。《説文·木部》：“朵，樹木垂朵朵也。”段玉裁注：“凡枝葉華實之垂者皆曰朵朵，今人但謂一華謂一朵。”故“朵”本指樹木枝葉花實下垂貌，後多指花朵。“釵朵”實乃“釵上花朵”之義。若此中之“朵”為量詞，則我們從未聽説過“一朵釵”這樣的説法。類似的還有“簪朵”，如唐薛能《柳枝詞》之三：“暖梳簪朵事登樓，因掛垂楊立地愁。”所謂“簪朵”即“簪花”，亦即“戴花”。再如例（3）之“蒜顆”，《説文·頁部》：“顆，小頭也。”引申之也指較小而圓形之物，白居易《荔枝》詩：“燕支掌中顆，甘露舌頭漿。”“顆”亦為名詞，故“蒜顆”猶“蒜頭”。正如劉先生在同書中指出：“在南北朝，量詞的性質本來就還很接近於名詞，因之這種構詞法其中的詞素是否就是量詞性質實在還成問題。但它獨立用時既然可以是量詞，那麼在構詞法中就作為量詞來看待也是有理由的。”這句話本身就有模棱兩可之嫌，所以在劉氏所舉八例中，我認為比較可靠的僅例（6）中的“馬匹”等少數幾個而已。

向熹《簡明漢語史》則進一步認為：“上古晚期這類複合詞偶有出現。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吏員自佐使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其中‘吏員’就是官吏的泛稱。到了中古，這類複合詞有了較多的發展。”^[11]並列舉了車乘、車兩、船乘、官員、麥粒、書卷、蒜顆、羊群、舟乘等詞。

至於上古晚期就出現“名量式複合詞”的説法，劉世儒先生在40多年前就已基本否定。我們不妨就向文所舉的“吏員”一詞作一分析。《説文·貝部》：“員，物數也。从貝口聲。籀文从鼎。”故一説，如林義光《文源》：“口，鼎口也，鼎口圓象。”甲骨文“員”作“”（佚一一），“員”乃“圓”之古字。如《孟子·離婁下》：“規矩，方員之至也。”一説則如《説文繫傳》：“古以貝為貨，故員字从貝，若言一錢、二錢也。”因以表物數。《漢書·尹翁歸傳》：“責以員程，不得取代。”顔師古注：“員，數也。”引申指官員的定額、人員的數額。《字彙·口部》：“員，官數。”《漢書·禮樂志》：“至孝惠時，以沛宫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門户，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而向文所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中之“吏員”也是“官吏人數”之義，此“員”並非量詞明矣（應該還屬名詞）。到南北朝後，雖可用作量詞，但局限性很大，仍多只是用於“生徒”，即後來所謂生員。直到《敦煌變文集·漢將王陵變文》“對三百員戰將，祭其王陵忠臣之母”，才有“數＋員＋名”這樣的量詞成熟格式。

再如向文中所舉“羊群”為“名量式複合詞”亦甚可疑。《説文·羊部》：“群，輩也。从羊君聲。”段玉裁注：“羊為群，犬為獨。引申之凡類聚之稱。”如《詩·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後也指聚在一起的禽獸，如《國語·周語上》：“獸三為群，人三為衆。”韋昭注：“自三以上為群。”《禮記·曲禮下》：“國君春日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孔穎達疏：“群謂禽獸共聚也。”故“羊群”猶“人衆”，“人衆”中之“衆”非量詞，則“羊群”中之“群”非量詞明矣。

因此，本人認為，所謂“名量式複合詞”，必須在其中與名詞搭配的量詞非常成熟之後，再虚化為詞綴的。檢驗的標準之一，便是“數＋量＋名”形式的廣泛使用。因此，這類“名量式複合詞”的出現，往往要比其中“量詞”的産生年代晚許多。而從本人調查的大多數“名量式複合詞”的産生來看，六朝時期還僅限於“馬匹”、“車兩（輛）”等少數幾個，且用例不多，大量、成規模的出現往往是在宋元甚至以後，所以從整個趨勢觀察，王力先生所説的“直到宋元時代”也不無道理。

引用書目

所引史書均為中華書局校點二十四史本。

佛經材料均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續編。

其他均引自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文發表於《漢語學報》2010年第2期）

【注释】

[1]朱德熙著《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2頁。

[2]王力著《漢語史稿》（中册），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3頁。

[3]向熹著《簡明漢語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頁。

[4]周薦著《漢語詞彙結構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頁。（按：但“房間”例外，可以稱“一間房間”、“兩個房間”。）

[5]《文心雕龍·指瑕》：“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

[6]劉世儒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6頁。

[7]按：前文云“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

[8]劉世儒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7頁。

[9]王力著《漢語史稿》（中册），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4頁。

[10]劉世儒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頁。

[11]向熹著《簡明漢語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