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校釋的集大成之作

《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原書本十五卷，今存十三卷，漢揚雄著，是我國第一部漢語方言學著作，在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方言》一書，記録了周秦西漢以來各個地區的方言概貌，晉郭璞《方言注序》稱譽此書是“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絶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誠如斯言，《方言》一書不僅明析了方言與通語的區别，而且還探究了古今語的流變和方語的音變，並能從時、空兩個角度綜合考察，對紛雜的語言現象進行較為系統科學的梳理歸納。《方言》記録的寶貴的語言材料，為後世學者所重視：魏張揖《廣雅》即屢引《方言》之説，晉郭璞更因是書“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而作《方言注》以廣其説，所撰《爾雅注》亦常援《方言》之語。^[1]有清以來仿《方言》體例或特點編撰之書更是層出不窮：杭世駿的《續方言》、岳元聲的《方言據》、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李實的《蜀語》、章太炎的《新方言》等等，可見《方言》之影響歷千載而不衰也。《方言》乃揚雄傾近三十年心血著成的“懸日月不刊之書”，歷代學者亦多加關注引用，然其流傳時久，錯訛脱漏之處漸夥，亟待重加勘訂以返其真；雖有前彦時賢校理舊本，然諸説紛雜，歧見疊出，據校之本亦各有參差，頗須搜覽匯證以明其實。今華學誠所作《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下簡稱《匯證》），上册採擷衆家校釋所長，匯證於一書，條分縷析，力呈《方言》之原貌；下册捃摭《方言》相關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獻，分類匯總，開今人研究《方言》之方便法門。故得此一書，則衆家之校畢具，舊釋新證盡擁，研究材料咸集，實為《方言》校釋的集大成之作。此書特點，愚以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集衆家校勘之所長，重訂《方言》

《方言》至清代始有校本，戴震《方言疏證》是第一個《方言》的校注本，戴氏以《永樂大典》本為底本，校以明本，並廣援文獻以參證，“正訛補漏，逐條疏證”，求成善本。其後陸續有盧文弨《重校方言》、劉台拱《方言補校》、王念孫《方言疏證補》、錢繹《方言箋疏》等校本出現，但因所依底本、據校本及參校文獻的限制，雖取得很多成就，但仍不乏誤校、漏校之處。現存最早的《方言》刻本為南宋寧宗慶元六年李孟傳的刻本，今人周祖謨以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宋本為底本，參照明本和清人校本，旁涉《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萬象名義》、《倭名類聚抄》、敦煌本《刊謬補缺切韻》等多種清儒未見古書，還吸收了王念孫手校本《方言疏證》的相關内容，歷時八年完成《方言校箋》一書，羅常培先生贊此書“實在不愧是‘後出轉精’的‘定本’”^[2]。但周本因其時條件所限，對清儒校勘成果未能充分引用，部分校勘意見也還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今華學誠《匯證》一書，廣集諸本，匯證諸家，對《方言》及郭注進行了重新的校訂，可謂後來居上。《匯證》是目前為止搜集版本最為全面的《方言》校注本，其以《四部叢刊》影印南宋李孟傳刻本《方言》為底本，匯校宋刊本、覆刻本、鈔本6種，明刊本、鈔本、叢書本12種，清代以來校刻、校注本22種。最可寶貴的是，華君在搜集《方言》諸本的過程中，在上海圖書館發現的王念孫手校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全本《方言》。這一王氏手校明本，為周祖謨先生所未見，“上海圖書館收藏此本距今四十四年，這四十四年間也没有關於王念孫有手校明本《方言》存世的研究報告”^[3]，此本之前一直為學界未察，更遑論對其進行研究。華學誠經過考證認為，王念孫有關《方言》的著作鏈應該是：《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校正方言》→手校戴震《方言疏證》→《方言疏證補》→《廣雅疏證》^[4]，而手校明本《方言》，實際上就是學界認為已經亡佚的《校正方言》，這一發現對於王念孫學術成果的研究及清代學者有關《方言》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王氏手校明本《方言》中有校勘意見的共涉及《方言》133條，其中有效校勘内容171處，^[5]這些校勘意見大多言之有據，頗為可取。^[6]《匯證》將王氏手校明本的校勘成果吸納書中，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方言》新校注本的含金量。

《匯證》在匯校舊本的同時，還吸收了吴予天《方言注商》、周祖謨《方言校箋》、徐復《方言補釋》、劉君惠《方言箋記》等家的校勘意見，尤其是周氏之後的校勘内容，正可反映近六十年來對《方言》校訂的新成果。

《匯證》廣集諸本，匯證諸家，在此基礎之上，對《方言》及郭注進行了重新校訂，主要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校訂正文。

即依諸本或諸家校勘可取之處，對所據宋本正文進行校正。如卷二第八條，匯證［二］“”言：“吴琯《古今逸史》本、明李玨刻本、明佚名刻本、鄭樸《揚子云集》本均作‘策’，下文同。按：作‘策’是也，當據以訂正。……錢繹《方言箋疏》：‘策之言朿也。’”（p.118）四種明本作“策”，錢氏校本亦以作“策”為確，據此可復古本之原貌。又如卷一第二十一條，匯證［二二］“暇”言：“戴震《方言疏證》改作‘假’，……王念孫手校明本改作‘嘏’，盧文弨《重校方言》據曹毅之本亦改作‘嘏’。周祖謨《方言校箋》：‘本書前“敦豐厖幠般嘏大也”一條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嘏，郭《注》音賈。是此處亦當作嘏。’按：‘暇’與‘嘏’形近而訛，當改作‘嘏’。”（pp.72-73）是所據底本之“暇”字當依王、盧、周三家校訂意見，改作“嘏”。

2.校訂注文。

即對郭璞《方言注》可商之處進行校正。如卷六第十二條：“逴，蹇也。”郭注“逴”曰：“勑落反。”匯證［二］“落”言：“東文研藏珂羅版宋刊本、静嘉堂文庫藏影宋抄本、遠藤氏藏天壤閣翻刻本及明刻諸本俱作‘略’，戴震《方言疏證》亦作‘略’。按：卷二第一二條‘逴’下音也作‘略’。當據正。”（p.433）

3.校正校語。

（1）匡正舊校。

即對清人校勘意見進行修正。如卷三第七條：“斟、協，汁也。”（p.187）匯證［一］“斟”言：“盧文弨《重校方言》以為‘斟縱可為羹汁，若施之協，不可通矣，因此‘疑本是卙字之誤’。按：卙，《廣韻》昌汁切，《集韻》即入切，分别釋為‘會聚’、‘盛也’，是‘卙’與‘斟’形雖近，而音義迥别，尤與和協之義不相通，盧説不可從。蓋羹汁必調匀和協，是羹汁與和協義相因也。”（pp.187-188）

（2）匡正周校。

即對周祖謨《方言校箋》未訂或有疑者，進行匡補。周書未訂者，引據校諸本申明之。如卷六第三條，匯證［三］“袤”言：“字之誤也。東文研藏珂羅版宋刊本作‘衺’，吴琯《古今逸史》本、程榮《漢魏叢書》本、胡文煥《格致叢書》本、明李玨刻本、明佚名刻本、鄭樸《揚子云集》本、明抄本均作‘衺’，《廣雅·釋詁二》以‘衺’釋‘佊’。戴震《方言疏證》作‘衺’是也，周祖謨《方言校箋》未改，非是。”（p.422）周書有疑者，引文獻考證之。如卷五第三十四條：“俎，几也。”（p.403）匯證［二］“也”言：“周祖謨《方言校箋》：‘“也”字疑為衍文。《後漢書·鍾離意傳》注云：“杫，音思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據是可知俎几曰杫。’按：依周校，則‘俎几’為同義複詞。……然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六‘俎割’下云：‘《方言》：俎，几也。’卷八八‘樽俎’下云：‘《方言》：肉，几也。’‘肉’當是‘俎’字之誤。卷一〇〇‘俎几’下云：‘《方言》：俎亦几也。’據此，則‘也’字並非衍文，自不當從周校刪。”（pp.404-405）

4.補證校語。

（1）補證舊校。

即對清儒校訂意見進行補充證明。如卷八第一條，匯證［五］“事抑虎説”言：“戴震《方言疏證》改‘抑’為‘神’，云：‘《注》内“神”字，諸刻訛作“抑”，《永樂大典》本及曹毅之本作“神”，其上仍當脱一“見”字。’按：當從戴校改，明抄本、清抄本作‘神’不誤。”（p.538）

（2）補證周校。

即對周氏所校之例進行補充證明。如卷六第十三條：“嗌，噎也。”（p.434）匯證［二］“嗌”言：“周祖謨《方言校箋》：‘玄應《音義》卷三“嘶喝”條云：“喝又作同，乙芥反。《方言》嘶噎也，郭璞曰謂咽痛也，楚曰嘶，秦晉或曰。”……案作是也。《玉篇》喝下云：“乙芥切，嘶聲也。”又作，注云：“噎也。”即字，足證今本《方言》作嗌有誤。當據《玉篇》及玄應《音義》引訂正。’按：周校是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嘶喝’條引《方言》亦作‘’。”（p.435）

《匯證》匯校諸本，擇其優者，重訂《方言》，同時又不囿於成説，遇有疑義，則加以按斷，實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可靠的《方言》的全校本和精校本。

二、采舊釋新説之可取，匯釋《方言》

《匯證》在廣搜舊本及諸家校訂意見的基礎上，還將有關《方言》及郭注的考釋内容一併彙集。既有清及近代學者的考證，又不乏今人的研究成果。

清及近代學者之説多取自戴震《方言疏證》、王念孫《廣雅疏證》、錢繹《方言箋疏》、丁惟汾《方言音釋》、吴予天《方言注商》、章炳麟《新方言》等書，其中又以引戴、王、錢三家為主，充分彰顯了清儒考釋《方言》的成果。

相對而言，戴震《方言疏證》中注釋多借助“因聲求義”的方法，往往能突破字形的局限而有所創獲，但因戴書校勘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故沿誤而釋亦有之；錢繹《方言箋疏》收集材料豐富，然“引證雖詳”，卻“識斷疏闊，繁蕪未刪”^[7]，新説乏見。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徵引博洽，斷制確切，文理密察，在清代注釋書中，堪稱首屈一指”^[8]。是書所涉有關《方言》的考釋内容，亦多精闢見解，其價值不言而喻。

因《廣雅》多引《方言》之語，王念孫在作《廣雅疏證》時，很多考證均與《方言》有着直接聯繫，故《匯證》較多地引用了《廣雅疏證》中與《方言》有關的校勘和注釋内容。王念孫考論精當，其説可采處頗多，不僅能很好地詮釋《方言》及郭注，而且往往能對我們理解其他問題有所幫助。如卷九第二條：“三刃枝，……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匯證［六］“殳”言：《廣雅·釋器》：“殳，杖也。”王念孫《疏證》：“《説文》：‘殳，以杸殊人也。’……‘杸，軍中士所持殳也。’經傳皆作殳。……殳之言投也，投亦擊也。《釋名》：‘殳，殊也，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p.584）“殳”為古代兵器的一種，杖屬，頂端一般裝有圓形金屬，可擊殺人，^[9]因其主體部分殳柄常為木制或竹制，故字後又作“杸”。劉百順先生曾在《魏晉南北朝史書語詞劄記》一書中舉漢代以來的“投刃”、“投刀”、“投戈”等詞以證“投”有“揮”義（pp.36-37），卻未及“投”表“揮”義之理據。王念孫以為“殳之言投也，投亦擊也”，其實正可申劉氏之説。“擊”、“揮”義相涉，“投”之言“擊”，蓋因“殳”為擊殺之兵器，而“投刃”、“投刀”、“投戈”之例，其動作又均與各種兵器有關，目的即為擊殺敵人。《方言》卷五第二十六條，匯證［四］“度”言：郭《注》：“今江東呼打為度。”王引之《經義述聞》第八《周官》上“鞭度”條：“《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廣雅》曰：‘殳、度，杖也。’然則古人謂殳為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p.384）度、殳一聲之轉，是“殳”為杖屬，又有“打”義，推知“投”可表“擊”，亦可表“打”，所謂“投刃”、“投刀”、“投戈”無不為“揮動、擊打（殺）”行徑，“投”表“揮”義，蓋源於此。《説文》言：“投，擿也。”段玉裁於下文注“擿”曰：“今字作擲，凡古書用投擲，字皆作擿。”（p.601）因以知許慎認為“投”義為“投擲”，其實此並非“投”之本義。“投”之本義蓋源自“殳”之“擊打”義。“殳”在戰鬥中以“砸擊”為主要方式進攻敵人，“砸擊”的動作，其表現正與“投擲”相近，手臂均有從上到下用力作弧線運動的過程，故“投”之“投擲”義，當由“擊打”義引申而來。段玉裁將《説文》“投”字“從手從殳”改作“從手音殳”，或可商榷，恐作“殳亦聲”為確，且宜歸入“殳部”。^[10]從此例可知，《匯證》所提供的關於《方言》及郭注的注釋，絶不僅僅對《方言》研究本身十分重要，還對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如漢語史、訓詁學等具有諸多參考和借鑒價值。

自周祖謨《方言校箋》以後，今人考釋、研究《方言》著作亦多。如徐復《方言補釋》、劉君惠《方言箋記》等，《匯證》亦竭力收録，以求全備。《匯證》還注重對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如《方言》卷八多釋動物，《匯證》便及時吸收了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考釋》^[11]一書的相關内容，其中關於《方言》所載動物得名之由的考證，不乏獨到見解，對讀者理解《方言》此卷内容，多有裨益。此外，《匯證》對從新的視角探求《方言》詞語的研究同樣給予了足够的關注。如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詞試析》一文，從對少數民族語的語音構擬和詞語釋義出發，通過與《方言》詞語的比對，來探求它們之間的聯繫，雖有可商之處，但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在匯釋《方言》同時，《匯證》還對諸家注釋材料進行了有益的考證分析，避免了單純的材料堆砌，體現了編者自身的研究心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匡補舊釋。

《匯證》於所引舊説，有未備可加匡補者，則直抒己見。如卷五第十四條，匯證［二］“”，引章太炎《新方言·釋器》言：“今人稱盤小而庳者為，轉入如狄，遂訛作碟。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有‘疊子五十隻、盤子五十隻’。《宋史·吕蒙正傳》作‘楪’。‘疊’、‘楪’皆誤，正字當作‘’。”（p.363）《匯證》以為章氏所説過於拘泥，“”、“楪”、“碟”實為一詞，“楪”即《方言》之“”，後字作“碟”，從“木”、從“石”、從“瓦”，是制器材料變更的結果，而“是”聲换為“枼”聲，則為古今方音之變。其説可謂明其實矣。

2.對歧説進行判定。

《匯證》於諸家所釋，盡力搜羅，有不同見解者，則加以分析判别。如卷六第五十三條，匯證［一］“戲”，王念孫《廣雅疏證》以為“‘戲’讀當為‘赫戲’之‘戲’”，“‘盛光’謂之‘赫戲’，‘盛怒’亦謂之‘赫戲’，故《廣雅》‘赫’、‘戲’並訓為怒也”。《匯證》認為《廣雅》“戲”之訓“怒”，本自《方言》，而“赫戲”謂盛怒於文獻無證，故王氏之説可商。《匯證》又引丁惟汾《方言音釋》所説：“‘戲’為‘呼’之異文，《大學》‘於戲’，《詩·周頌》作‘於呼’。‘呼’為發怒聲。字亦作‘赫’，《大雅篇》：‘王赫斯怒。’《箋》云：‘赫，怒意。’”（p.483）《匯證》於王、丁兩説，以為後者庶幾得之。這樣的判定不無道理。

3.釋前人所未釋。

《匯證》於《方言》及郭注之諸家注釋盡求完備，故前彦時賢未措意者，《匯證》則加以補充完善。如卷三第五十二條，匯證［五］“慧”，《方言》正文言：“南楚病癒者謂之差，或謂之間，或謂之知。知，通語也。或謂之慧，或謂之憭。”郭璞注曰：“慧、憭，皆意精明。”（p.261）《匯證》引醫書文獻，以證“慧”義。《素問·藏氣法時論》：“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王冰注：“木王之時，故爽慧也。”《靈樞經·順氣一日分為四時》：“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是‘慧’謂病情減緩而覺輕爽，或清爽。”又言“慧”可指“眼睛清明”，《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證》：“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語言不休。”（p.263）其例正可釋補《方言》及郭注所涉“慧”字。

此外，《匯證》於不知者則存疑備考，體現了匯證者審慎的治學態度。而書中這些存疑待質及文獻用例未詳之處，實際上正為後來者標示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三、明詞語古今之流變，闡發《方言》

《方言》成書至今，已經有兩千餘年，所記詞語，或本身已消亡，或形、音發生了較大變化，或詞義出現引申或轉變，或流行地域已有不同。如何梳理、闡發《方言》所記詞語的古今流變，不僅對於漢語方言史研究，而且對於漢語詞彙史及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匯證》一書，注重聯繫方言今證，以明《方言》所載詞語之流變。地方志中有很多寶貴的方言材料值得重視，編者對這些材料儘量加以引用，使得我們可以瞭解《方言》所載詞語在各地的存現情況及意義演變。如卷七第三十條，匯證［四］“”，《方言》正文言：“，儋也。”郭璞注云：“今江東呼擔兩頭有物為，音鄧。”編者按：“清宣統年修《東莞縣志·方言中》：‘擔物兩頭稱曰’”（p.532）可見後世東莞方言中還有此語使用，其義正與郭璞注合。又如卷一〇第三條，匯證［一］“央亡”，《方言》正文言：“央亡，獪也。……凡小兒多詐而獪謂之央亡。”編者引1929年《雄縣新志》：“小兒無其事而相詐者為央亡。”“是後世冀魯官話猶有此語。”（p.643）卷一〇第四十七條，匯證［一］“”，《方言》正文言：“，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編者按：“後世山東方言猶有此語。1935年《臨朐續志》：‘俗謂相戲曰，音如反。’”（p.709）可見“”義歷經兩千年依然保留在口語之中。除了對地方志材料的關注，《匯證》還注意對今日方言材料的引用。如卷六第九條，匯證［一］“錪”，《方言》正文言：“錪，重也。”編者言：“今西南官話猶有此語，如湖北武漢人説‘這口箱子有點錪手’，‘錪’即謂沉重也。”（p.430）卷二第七條，匯證［六］“泡”，《方言》正文言：“泡，盛也。……江淮之間曰泡。”郭璞注曰：“泡肥，洪張貌。”編者按：“今方言猶有此語，義有小變，然相近也。形容虚鬆謂之‘泡’，如安徽安慶説‘麵發泡起來了’。……肉肥盛則謂之‘泡肉’，如湖南長沙人説‘一身的泡肉’。大而不可信的話謂之‘泡話’，如河北人説‘他説的都是泡話’。單言之曰‘泡’，疊言之曰‘泡泡’，四川成都説的‘泡泡肉’，北京人説的‘泡泡囊囊’即其例也。”（p.115）雖今日方言“泡”義與《方言》所釋義稍别，但其使用範圍有了很大擴展，通過所引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今方言流行地域的變化。

《匯證》一書，注重發掘詞義變化和文獻例證，以明《方言》所載詞語之發展。如卷五第七條，匯證［一］“案”，《方言》正文言：“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自關東西謂之案。”編者按：“‘案’為木制器物，几屬，本指古時進食所用短足木盤。……《史記·田叔列傳》：‘（漢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是也。亦指憩用坐榻。《周禮·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賈公彦疏：‘案，謂床也。’徐鍇《説文解字繫傳》：‘案，所憑也。’是也。後指桌之長方形者。《三國志·吴志·周瑜傳》：‘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曹者，與此案同。’書案、桌案皆此類也。’”（p.344）《方言》所載“案”，義當指食器，《匯證》並未僅囿於此，而是有所闡發，指出還可用於指坐榻，中古時期又成為方形桌的名稱，“案”的形制演變情況可知其大概矣。

除了校釋匯證《方言》及郭注以外，編者還將《方言》研究的相關資料以附録的形式别集一册，主要内容包括：“《方言》地理名詞釋、《揚雄答劉歆書》、《漢書·揚雄傳》（節選）、《晉書·郭璞傳》（節選）、主要參考引用文獻目録、歷代方言及其諸家研究文獻目録、歷代方言及郭注研究文選”七部分，尤其是後兩部分研究目録及文獻材料的匯録極具價值，對瞭解《方言》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益處頗多。

當然，《匯證》一書也存在一些或可商補之處。

1.部分校勘可商。

卷一第二十七條，匯證［三］言：“：明刻本作‘跂’，清人校本均作‘跂’。按：當據諸本改正，下同。”（p.87）

今按：此處實不煩改。“”乃“跂”之俗體。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第三《音大般若經》之“技藝”條，據高麗藏本與頻伽精舍本參校排印之《大正新修大藏經》作“技藝”，而據高麗藏本影印之《中華大藏經》所收慧琳《一切經音義》，正作“藝”，據日本獅谷白蓮社藏本影印之《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慧琳《一切經音義》，亦作“藝”，“”即“技”之俗體，由此可推知“”字非誤。為保持底本原貌，匯證於此處可不必出校。此外，《方言》卷五第一條：“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郭璞注曰：“或曰三腳釜也，音。”（p.329）因以知底本常作“攴”之形，不煩校改。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字條言：“俗書攴、支二旁相亂，如：‘斀’俗作‘’、‘敤’俗作‘’是也。”^[12]張湧泉《漢語俗字叢考》“”字條亦言：“攴、支二旁形近，俗書多混用不分。”^[13]（p.559）其説均可為證。

卷三第六條，匯證［五］言：“：按：當作‘卵’，形近而訛。‘’同‘鯤’，指魚卵。《集韻·魂韻》：‘鯤，《爾雅》：“鯤，魚子。”或作。’本條‘伏卵’即‘孵卵’，不當作‘’。”（p.187）

今按：此處亦不煩改。《方言》正文言“雞伏而未孚”，此“”即“卵”之俗體。孵卵之“卵”，《廣韻·緩韻》作“盧管、郎果兩切”；魚子之“”，《集韻·魂韻》作“公渾切”，兩字音、義有别，《匯證》混同為一，認為“”同“鯤”，故正文“雞伏”中的“”字訛誤，其説實難成立。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第1338册所收《玉燭寶典》，乃據古逸叢書本影印，在談到寒食風俗時，言及“此節城市尤多鬥雞鬥之戲”，字亦作“”。秦公輯《碑别字新編·五畫》“卯”條，下列魏元緒墓誌字作“”，唐姜行本碑字作“”，遼馬直温妻張氏墓誌字作“夘”^[14]；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入聲卷第四“卩部”：“：正，落管反。凡無乳者曰卵生也。”^[15]據此觀之，“卵”不無寫作俗體“”之可能。黄征所編《敦煌俗字典》“卵”條列敦煌寫本三例俗體，分别作“”（出自S.5431《開蒙要訓》）、“”（出自S.2073《廬山遠公話》）、“”（出自S.328《伍子胥變文》）；（p.259）其中第二例，字與“”極為相近。^[16]劉復共李家瑞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七畫》“卵”條，列《三國志平話》中作“”，形與“”同。^[17]據此可知，至少自唐代以來，“卵”之俗體即常作“”形，故宋本《方言》之字，可不必校改。

2.個别考釋可商榷。

卷一第十五條，匯證［一］言：“謾臺：……‘謾臺’、‘顫掉’、‘戰掉’乃古今方俗轉語，其義謂顫抖。宋元口語有‘戰篤速’、‘戰都速’，亦謂因恐懼而顫抖。如《東堂老》三折：‘嚇得他手兒腳兒戰篤速，特古裏我根前，你有甚麼怕怖？’《對玉梳》三折：‘嚇的我意慌張，心喬怯，戰都速，無了魂魄，軟了身軀。’今則通言顫抖、發抖。謾臺、戰掉、顫掉、戰篤速、戰都速、顫抖，古今一詞。”

今按：言“謾臺、戰掉、顫掉、戰篤速、戰都速、顫抖，古今一詞”，蓋因各詞音近義通，然與“謾臺、戰掉、顫掉、顫抖”音近的格式是“戰篤”、“戰都”，而非“戰篤速”、“戰都速”，若視為古今一詞，則“速”字無所依存。對於“戰篤速”、“戰都速”而言，其所具備的顫抖之義，並非來自“戰篤”、“戰都”，而是由“戰＋篤速”、“戰＋都速”的並列形式共同表達的，這其實可以看作是一種羨餘形式。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戰篤速”條言：“謂因恐懼而顫抖。篤速，即‘哆嗦’。……亦作‘戰都速’、‘戰撲速’。”^[18]王學奇《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一書“戰篤速”條還列出了與之相關的“戰撲速”、“戰都速”、“戰速”、“戰篤索”、“戰索索”、“戰簌簌”、“顫篤簌”、“顫篤速”等多種形式，釋為：“戰、顫音同，發抖、顫動之意。篤速、都速、撲速、速、篤簌、篤索、索索、簌簌，為一聲之轉，形容害怕、發抖或顫動的形態。今北人形容害怕轉語為‘哆嗦’。”^[19]實際上，與此相關的還有“慌篤速”一詞，“戰”與“慌”語意相通，故可相换用。“篤速”另有“篤速速”的形式，亦表顫抖、哆嗦義，如元關漢卿《五侯宴》一折：“我戰欽欽身剛舉，篤速速手難舒。我哭啼啼扳住臂膊，淚漫漫的扯住衣服。”“戰欽欽”與“篤速速”相對而言，其義甚明。故不可將“戰篤速”、“戰都速”與“謾臺、戰掉、顫掉、顫抖”視為一詞。

3.文獻用例可提前。

卷七第三十二條，匯證［一］言：“過度：……按：《廣雅·釋詁二》：‘過、涉，渡也。’又《釋詁三》：‘渡，過也。’是‘過度（渡）’為同義複詞。早期文獻用例未見，《漢語大詞典》引宋蘇軾《荆門》詩之五：‘野市分麞鬧，宫帆過渡遲。’是也。”（p.533）

今按：《漢語大詞典》引例嫌稍晚。表渡河義之“過渡”唐代文獻已見。如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二：“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治生，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過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經險道，是人先當念地藏菩薩名萬遍。”（13—788c）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二五“詐偽”：“【疏】議曰：謂津濟之所，或有深濘，若橋船朽漏，不堪渡人，而詐云‘津河平淺，船橋牢固’，令人過渡，因致死傷者，‘以鬥殺傷論’。”^[20]此二例可為補充。

4.未詳之處可探究。

卷九第一條，匯證［七］言：“雞鳴：《考工記》鄭《注》：‘今句孑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名原未詳。”（p.583）

今按：“雞鳴”之語，出自《周禮·考工記·冶氏》之鄭玄注，其理據可考。《周禮》原文為：“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曰：“戈，今句孑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唐賈公彦疏曰：“云‘或謂之雞鳴’者，以其胡似雞鳴故也。云‘或謂之擁頸’者，以其胡曲，故謂之擁頸，有此數名也。”賈疏以為“雞鳴”之稱，乃以“戈”胡似“雞鳴”之狀而得名，其説近是。戈作為上古常見的兵器，可能源自原始農業中使用的石鐮。如《考工記》所言，主要由“援”、“胡”、“内”三部分組成，《漢語大字典》^[21]有圖示甚明：

觀之此圖，戈所具之“胡”，很難與“雞鳴”之狀聯繫起來，那麼為何稱“戈”為“雞鳴”呢？實際上，《漢語大字典》所示圖例，並非漢代“戈”之形狀。從出土實物來看，“戈”自産生以來，其形體發生了不少變化。商代，戈是最重要的格鬥兵器，由戈頭、戈柲、銅鐏組成，有的在木柲上端還有銅冒（或稱龠），戈頭的標準形態，包括上下有刃、前有尖峰的“援”和裝柲用的“内”兩部分，“内”上有穿繩繫柲的小孔，稱為“穿”，為了防止勾啄時戈頭脱落，又常在“援”、“内”之間設“闌”，並在“援”下近“闌”處下延成“胡”，“胡”上也有“穿”。其時戈“内”具有“直内”（横直之内）、“曲内”（曲垂之内）、“銎内”（有穿柲小洞之内）三種形式，“胡”並不是必須的部件，“戈”以無“胡”為常，“闌”與“援”多呈直角。到了西周，“直内”式漸成主流，“闌”與“胡”由直角漸向小於100°的鈍角發展，同時繼續延胡加穿，更多地使用了中胡戈。^[22]從戰國開始，“援”、“内”發生了較大變化，“援”由平直變成了弧曲狀，“内”則開始上翹，並有了銳利的邊刃。秦代，延續了戰國戈的樣式，特點是長胡，三穿或四穿，曲“援”，“内”上翹，除“援”有鋒刃外，“胡”、“内”亦有（觀之上列《漢語大字典》圖，蓋即為仿戰國或秦時之“戈”所繪）。到了漢代，“戈”的數量開始大幅減少，由於騎兵和步兵的發展，以前常用於車戰的“戈”逐漸被“矛”、“戟”所取代，這時的“戈”，一方面沿着原有的發展軌跡，“援”的弧曲度繼續加大，一方面則出現了新的樣式，即鄭玄所言的“雞鳴”戈。^[23]

通過上引兩圖，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漢代“雞鳴”戈，形正似雞引頸長鳴之狀，其得名之由，主要是因為“援”的上揚，與“胡”整體上構成雞鳴狀，而非僅僅因為“胡似雞鳴”。

圖引自《中國古代兵器圖集》（p.129）

圖引自《中國古代兵器圖集》（p.133）

那麼鄭玄注所言“或謂之擁頸”中的“擁頸”又是什麼樣的“戈”呢。賈疏認為是由於“胡”曲，不够明確。漢劉熙《釋名·釋衣服》：“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為端首也。”又：“曲領在内，所以禁中衣；領上横壅頸，其狀曲也。”以此推知，所謂“擁頸”，蓋指“援”弧曲度加大後，使得其鋒下垂，與“胡”整體上形似上衣曲領擁頸之態。有圖為證：

圖引自《中國古代兵器圖集》（p.132）

鄭玄注言“戈”為“句孑戟”，而未如許慎《説文解字》所言“戈，平頭戟也”，蓋因兩人所釋角度不同。許慎乃針對“戟”為“戈”與“矛”的組合體，有直上之刃，而相對言之，“戈”無直上刃，乃“平頭戟”；鄭玄則是依據其時“戈”的實際形制，特别是“援”的弧曲之態，而釋“戈”為“今句孑戟也”。後代學者拘於鄭司農之説：“援，直刃也。”而以為戈援直上，戈胡旁出，誤作圖立説，宋代為盛，至清不絶。^[24]自宋代起，亦有學者糾非溯本^[25]，清代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言“横出故謂之援。援，引也。凡言援者，皆謂横引之，直上者不曰援也。”以許説為確。古代學者考辨之説，大都圍繞戈之“援”、“胡”之形，幾無人關注“雞鳴”、“擁頸”何以得名，更無人注意先秦兩漢“戈”之形制的細微變化。今人郭沫若在《釋戟》文中較早闡明了上古“戈”的一系列形制變化，郭寶鈞在《戈戟餘論》一文中，又在郭沫若之説的基礎上加以補充細化。^[26]而借助《中國古代兵器集》中提供的大量考古文物圖片和説明，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到上古“戈”的發展演變，“戈”名之“雞鳴”、“擁頸”亦是有其理據的，非不可探求。沈從文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附有一幅漢代空心磚模印圖^[27]，此圖不僅可明漢代“戈”、“戟”之别，更可知“雞鳴”、“擁頸”戈之形態。

圖引自《中國古代服飾研究》（p.134）

上圖第一人所持為“雞鳴”、第二人所持為“擁頸”、第三人所持為“卜形戟”^[28]，“戈”無直上刃，“戟”則有之。沈從文先生於此圖例注為“戴不同冠、束腰大袖衣、持戟佩劍門衛”，恐疏於“戈”、“戟”之别。

實際上，名“戈”為“雞鳴”、“擁頸”，或正體現出古人命名事物時遠取諸物（雞鳴之態）、近取諸身（衣領之狀）的原則。以事物的某一顯著特點代指事物本身，故有此名，茲為申説以明之。

總體來説，《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一書，確為《方言》校釋的集大成之作。華學誠在《方言》研究領域浸淫多年，用功甚勤，著有《漢語方言學史研究》、《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等專著，有關《方言》研究的系列論文也每有創獲。今日《匯證》一書，是他潛心研究《方言》二十年的學術成果，相信該書的出版，一定會有力推動《方言》研究的深入開展，廣惠學林！

引用書目

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

華學誠撰《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的初步研究》，《文史》2006年第1期。

（本文由董志翹、汪祎合撰，發表於《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注释】

[1]又清戴震《方言疏證·序》云：“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為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吴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駰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此亦可見魏晉以來人們對《方言》的重視程度。

[2]周祖謨撰《方言校箋》，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頁“羅常培序”。

[3]華學誠撰《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的初步研究》，《文史》2006年第1期，第211頁。

[4]同上，第223頁。

[5]同上，第213頁。

[6]王念孫的校勘意見詳見《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的初步研究》一文之“附録”。

[7]王彩琴、華學誠撰《〈方言〉版本流傳及文字校訂》，《河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第165—166頁。

[8]李建國著《漢語訓詁學史》（修訂版），語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頁。

[9]《中國古代兵器圖集》云：“殳主要是一種車戰兵器，又作‘杸’，東周時期使用普遍……其實戰作用就是砸擊，《左傳·昭公二年》載：‘張匄抽殳而下……扶伏而擊之。’”詳見成東、鍾少異編著《中國古代兵器圖集》，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頁。

[10]《説文·殳部》收字多有“擊”義。如：“毄，相擊中也。”“，從上擊下也。”“毆，捶毄物也。”“敲，擊頭也。”“段，椎物也。”

[11]李海霞著《漢語動物命名考釋》，巴蜀書社2005年版。

[12]楊寶忠著《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91頁。

[13]張湧泉著《漢語俗字叢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59頁。

[14]秦公輯《碑别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2頁。

[15]（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鑑》，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7頁。

[16]黄征編《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頁。

[17]劉復、李家瑞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118頁。

[18]龍潛庵編《宋元語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頁。

[19]王學奇著《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語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9頁。

[20]（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74頁。

[21]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縮印本），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7頁。

[22]“胡”一般按長度大致分為長、中、短三種，“戈”則據此可以分為無胡戈、短胡戈、中胡戈、長胡戈四種。

[23]本段主要參考了《中國古代兵器圖集》一書關於先秦兩漢時期“戈”的形制的論述。

[24]如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九之“戈”圖，宋林希逸《考工記解》卷上云：“戈二刃，刺兵也。鄭氏以為句兵者，言其形句曲也。戈之制有三名。其曰廣二寸者，戈之通身必徑二寸也。（筆者按：必即柲，柄也。）内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其長四寸；胡者，旁出之一鋒也，其長六寸；援者，刃之直而向上者也，其長八寸。漢時謂此戈為雞鳴者，以其胡之句勢似雞鳴也；又謂之擁頸者，亦以其胡曲而名之也。”清黄以周《禮書通故》第四九之“戈”圖。諸家圖、説，均誤矣。

[25]見宋黄伯思《東觀餘論·銅戈辯》。

[26]郭寶鈞撰《戈戟餘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1935年版，第318—320頁。

[27]沈從文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頁。

[28]“戟”一般呈十字形，“卜形戟”大概出現於戰國晚期，漢代則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