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一節的個案研究爲基礎，我們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考察來源於《公羊傳》的典故詞的幾個特點。
第一，成詞方式。主要有兩種，可以分別稱爲“現成式”和“概括式”。
“現成式”指的是截取原典中綫性關係上相鄰的一部分而成詞。如“無將”來源於“君親無將”，“贅旒”來源於“君若贅旒焉”。所截取的部分，可能本身就是詞，如“贅旒”；可能在語義上關係比較緊密，如“觸石”是動賓短語，“魚爛”是主謂短語；可能處於同一個句法層面上，如“無外”、“無將”；也可能是句法上的跨層結構，如《詩經·小雅·常棣》中的“孔懷”、《尚書·五子之歌》中的“貽厥”、《論語·爲政》中的“友于”等，但這類情況在《公羊傳》中較少見。一般來說，原典中哪一部分承擔了主要意義，哪一部分就最可能被截取出來成爲典故詞，如“無外”、“無將”、“居正”、“贅旒”等，但也有可能出於追求典雅、別致的心理，故意避開承擔主要意義的詞而截取次要部分，如“孔懷”、“貽厥”、“友于”等。
“概括式”是由原典節縮而來，即剔除次要部分，而留下本來在綫性關係上不相鄰的主干部分，如“撥亂反正”來源於“撥亂世，反諸正”，“泣麟”來源於《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的一個語段。由這種方式形成的典故詞數量巨大，但在《公羊傳》中却不多。探其原因，可能是《公羊傳》長於說理而略於敘事，典故詞多來源於其中的語典，而較少來源於事典。事典要凝固成典故詞，要求所成詞語能概括事件的全義，而截取任何一部分都不如節縮提取其關鍵成分來得有代表性，因此事典多由節縮方式成詞，而語典沒有對意義完整性的要求，因此多由截取方式成詞。
第二，語音形式。典故詞皆是多音節結構，大部分是雙音節詞，一部分是四音節詞。還有少量是超過四音節的固定語，不過從這些固定語中都能進一步提取出四音節或雙音節的典故詞，如“撥亂世，反諸正”可節縮爲“撥亂反正”。有時從已經成詞的四音節典故詞中還可再次節縮或截取，得到雙音節典故詞，如“撥亂反正”又可再截取爲“撥亂”和“反正”，“君親無將”可截取爲“無將”，“王者無外”可截取爲“無外”，“不絕若綫”可截取爲“若綫”等等。雙音節和四音節的詞音步平穩均衡，富有韻律節奏，較適合書面語講究駢偶、對仗的典雅規整的表達方式。
單音節形式很難單獨承載包含豐富內容的典故，且由於使用靈活，使人不易判斷它的確切來源，加之漢魏以後漢語雙音節化步伐加快，這個時代中詞彙化而產生的典故詞尚未見單音節的。
三音節的典故詞文獻中不少見，如“鴻門宴”、“莫須有”等，來源於《公羊傳》的有“大一統”。三音節典故詞較雙音節和四音節的爲少。一方面是根據漢語的韻律規則，三音步衹有［2＋1］形式纔能成詞，［1＋2］形式則是短語[8]（馮勝利2009：11—14），三音節本身成詞就比較困難；另一方面，三音節單位結構不對等，音步不平穩，從表義機制上看，可能更適合表現俚俗和直白的內容（周薦2004：196），與典故詞的典雅風格不相適應。
第三，書寫形式。典故詞常常有多種書寫形式，有的是字形的差異，是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異文，如“贅旒”可作“綴旒”、“贅斿”、“贅游”、“旒綴”等。有的則是語素的差異，即後人用同義或近義的語素替換原詞中的語素，如“不絕若綫”可作“不絕如綫”、“不絕如縷”、“不絕如綖”、“不絕如髮”、“不絕如帶”、“不絕如繩”等。這也是“去典故化”的一種表現。人們並不總是嚴格按照原典的語言來使用典故詞，而會根據自己的記憶或理解使用不同的詞語，由此固化而成的典故詞也就會有不同的形式。
第四，形態結構。典故詞大部分是複合詞和四字成語，除此之外，有少量的單純詞，包括疊音詞和聯綿詞。前者如來源於《尚書·秦誓》的“斷斷”，來源於《周易·謙卦》的“謙謙”等，後者如來源於《詩經·唐風·綢繆》的“綢繆”，來源於《論語·鄉黨》的“踧踖”等。還有少量派生詞，主要來源於《詩經》。因爲《詩經》中有不少發語詞，在詞彙化過程中，與實詞融合在一起，成爲前綴或後綴，如來源於《周南·桃夭》的“于歸”，來源於《小雅·小弁》的“維桑”，來源於《大雅·大明》的“聿懷”等，“于”、“維”、“聿”等都是無實義的發語詞。派生詞的詞綴完全依附於具有實義的語素，本身不具有獨立性，內部成分融合的程度高於複合詞。單純詞衹包含一個語素，不存在內部成分的關係問題，是實現了最大程度融合的詞。它們的詞彙化程度都比複合詞高。
四字成語是漢語詞彙系統中較特殊的一類。內部結構方面，有的很明晰，如“撥亂反正”，是兩個動賓複合詞；有的較難分析，如“不一而足”。語法功能方面，有的仍然是句法結構，不能與其他語法成分結合，如“君親無將”，有的則可以充當句子中的一個語法成分。語義方面，有的就是語素意義的相加，如“不絕如綫”，有的則有隱喻義或轉喻義，如“魚爛而亡”，還有的有非常隱晦的引申義。因此，就成語來說，它們的詞彙化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參見錢韻、余戈2003）。
第五，語義。典故詞的意義總是和原典意義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在原典義基礎上又或多或少有引申。考察典故詞的本義與引申義，可以發現，有的典故詞意義從原典義繼承而來，沒有根本的變化，如“居正”、“致仕”、“義形於色”等。有的意義繼承自原典，但詞義有了引申發展，產生隱喻義的如“膚寸”、“魚爛”、“贅旒”、“推刃”、“泣麟”等，產生轉喻義的如“觸石”。還有的則是根據《公羊傳》典故創造的新詞，與原典義相比意義發生了很大轉變，如“無外”、“無將”等。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新產生的意義都是比較單一的，遠不如很多普通詞語的引申情況豐富。正如王光漢先生（1997）所說：“典故詞的修辭義源自典籍，而一般詞語的修辭義源於詞義，典籍較之於詞義，其爲人們所熟知的程度自然要差得多，所以在縱深上引申的前景又要更少。”
語義的來源和演變發展是典故詞研究的重點，在下一節的典故詞詞彙化研究中，我們會深入討論典故詞之所以具有這些語義特征的原因。
第六，語用。典故詞的使用多出於文人學者求雅、避俗的修辭需要，因此它們都出現在較爲正式的文體中，包括詔議、公文、對策、歷史記載、論說文、詩賦等，而於口語色彩較濃厚的文獻中十分少見。
第七，詞彙化速度。有的典故詞在《公羊傳》流傳之後很快凝固成詞，歷朝歷代一直沿用，如“居正”、“魚爛”、“不絕若綫”、“撥亂反正”等；有的則長期衹存在於《公羊傳》文中，在幾百甚至千年以後纔“復生”成詞，如“不一而足”等。詞彙化速度的參差，與原典本身形式、語義特點有關，亦受使用頻率、使用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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