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1]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2]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4]、《翻译与后现代性》^[5]、《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6]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7]、《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8]，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9]、《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0]，许钧的《翻译论》^[11]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2]、《翻译与文学之间》^[13]，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14]、《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15]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6]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17]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18]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19]，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15—20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20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年2月于上海

【注释】

[1]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2]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3]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等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4]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5]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6]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7]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8]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10]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13]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16]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17]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19]如王宁为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Neohelicon，Amerasia Journal，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META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