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研究

进入新千年以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显然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迄今为止，以“翻译文学史”、“外国文学译介史”或类似名义编撰、出版的著述，其数量至少已有二十几种之多，呈现出相当活跃甚至繁荣的景象。这些著述的作者，在翻译文学史及其编撰的理念、方法等方面不尽一致，但都从各自的立场对翻译文学史的理念和编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不仅如此，这些著述实际上还是对目前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拓展和补充，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

在这些著述中，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王向远教授于2001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其对“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概念、性质、位置的确切和清晰的认识和界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本将近五十万言的国内首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里，作者在该书的“前言”第一段即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的翻译文学既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缺少翻译文学史;完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不能缺少翻译文学的研究。”接着，他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应该有纵、横两部分构成。横的方面，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不同文学体系之间、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贯通研究等;纵的方面，则是比较文学视角的文学史研究，其中包括‘影响—接受’史的研究、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研究等。翻译文学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因而也就是一种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渊源学、媒介学、形象学、思潮流派比较研究等，都应该、也只能放在比较文学史、特别是翻译文学史的知识领域中。这样看来，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就成了比较文学学科中一项最基础的工程”^[1]。

对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的内容作者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文学史的内容要素为六个，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在这六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是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核心，而翻译文学史则应该把重心放在后三个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译本’，所以归根到底，核心的要素还是译本。……翻译文学史还是应以译本为中心来写。”^[2]

至于翻译文学史应该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作者把它们归纳为四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译?二、译的是什么?三、译得怎么样?四、译本有何反响?”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翻译的动机以及翻译家所受到的主客观制约因素问题，作者分析说:“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对象中，为什么要选这个作家而不选那个作家，为什么选这个作品而不选那个作品?这当中，有翻译家对选题对象的认识与判断，有翻译家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在起作用，同时也受到翻译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出版走向等因素的制约。”第二个问题涉及翻译的对象也即原作。对此作者强调“翻译文学史对原作的介绍和分析”，应该“在原作如何被转化为译作这一独特的立场上进行”，而不应该像外国文学史那样为说明、阐释原作而对原作进行介绍和分析。第三个问题显然是与翻译的语言技巧层面有关，但作者指出:“除了语言层面之外，还必须进一步从文学的层面对译作做出评价。……一个好作品译作应该是‘语言’与‘文学’两方面艺术的高度统一。”最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译本的影响和反响。通常人们都把这个问题与“读者反应”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错。但本书作者笔下的“读者”除了普通读者外，他把翻译家、研究家、评论家和作家等也都纳入“读者”之列。这样，在作者看来，“‘翻译文学史’不能只是孤立地讲‘翻译’，它还必须包括‘研究’和‘评价’。因此，完整的、全面的‘翻译文学史’同时也是‘译介史’，即翻译史和研究评介史”^[3]。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把他关于翻译文学史的理念切实、具体地贯彻到他的这本著作中去了。譬如该书第三章“战争时期的日本翻译文学”第二节“对侵华文学和在华反战文学的译介”，通过对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的译介及其反响和对火野苇平《麦与士兵》的译介和批判的论述，通过引述大量当时第一手的评论资料，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并具体再现了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中国的译介、接受、反响等过程。这些内容不可能在国内传统的“日本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而只能为翻译文学史所独有。

王向远教授同期推出的另一部著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4]虽然没有明确标示“翻译文学史”，但其副标题“译介与研究史述论”以及书中各章节的标题，诸如“泰戈尔的译介”、“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日本现当代文学的译介”等，已经寓示了它的“译介史”性质。而书中介绍的国内学界对东方各国文学的“研究”，正好反映了中国对东方各国文学的“接受”。再加上本书与王向远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一样，同样以翔实的史料、深刻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证见长，所以本书也是一本值得关注的翻译文学史类著述。

明确标举翻译文学研究的还有王建开教授于2003年推出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5]和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6]二书。王建开认为:“研究翻译文学，有两个方面可写。一是从史料的角度，对不同阶段的译介状况作描述，并从中引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一是运用理论系统，从某几个视角切入作观察。如读者接受的方法，可用来探究影响译介的各项因素。窥见诸如某类译本何以盛行之类的背景。”^[7]据作者在“前言”中自述，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花了较大力气，具体为:一是“充分占有资料，让史实说话”;二是把文艺期刊纳入研究视野;三是保证信息的完整，尽量对每一条信息与之关联的前后情况加以必要的说明;四是对早期译本上原作者缺失的现象尽力发现和给出原作名和原作者名。“尽管因年代久远，仍有少部分无法查得，但主要的那些算是有了着落。”^[8]事实也确是如此，该书作者收集、归纳、整理了自“五四”以来几十年期间我国翻译、介绍、接受英美文学的全过程，并对这个过程的性质、特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剖析。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该书跳出了此前类似著作(翻译史)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的模式，而把“五四”以来的英美文学翻译作为一个整体，然后从不同角度加以切入，如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期刊在译介英美文学方面的贡献、译介题材的变化等，从而使读者对“五四”以来的英美文学翻译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掌握。而把发表在期刊上的译作纳入自己译介史的视野，更成为该书的一个特色，很好地补充和丰富了已有翻译文学史类著述的编写和研究。

孟、李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实际上是对1989年出版的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一书的改写和扩充。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新版比旧版在内容上和地域上都有极大的扩充。内容上新增加的“第四编”把叙事的目光一直延伸到了“文革”结束后至2003年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第四个翻译高潮期，翻译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地域上新版还把港台翻译文学也纳入自己的叙事视野，从而弥补了其他同类著述的缺失。但新版在翻译文学史编写的理念上与旧版相比似无实质性的变化，这反映在翻译文学史的分期上，还未能明确彰显翻译文学史的特点，对为何设定1897年为这本翻译文学史的起源年份也缺乏明确的交代。

平保兴的《五四翻译文学史》^[9]借用传播学理论，为“五四”翻译文学整理出一个翻译文学的传播过程，即:译者(传播者、包括个人或图书)→翻译了什么［哪位(哪些)作家及其多少作品］→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包括报刊、个人、社团、组织等)→对谁(读者，包括各阶层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效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很有价值。作者指出:“由于传播是一个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时，必须考虑到分析的焦点受到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影响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翻译传播理论还应有一个传播成因。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内容。”

作者说:“翻译传播研究，可分为定性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s)和定量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前者借助理论范式，进行逻辑推理，据此解释命题，得出理论性的结论。而后者(又称量化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是在大量量化事实的基础上，描述、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通过逻辑推论和相关分析，提出观点。”^[10]

作者说，他的这本书也“就是基于上述理论和方法。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出发，本书首先介绍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分析外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接着介绍文学传播的媒介，通过对译作数量的统计和分析，得出相关的研究结果。同时又选择译本或原作，进行比较、分析，评析其得失。最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察外国翻译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11]。借用传播学理论对翻译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平保兴的这部著作应该是一个比较独特，也比较成功的探索和尝试。

在已经出版的翻译文学史类著述中也许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但却让我非常欣赏的是李今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12]。该书作者的专业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但她却敏锐地注意到了当代翻译研究范式从文学翻译(translating)向翻译文学(translation)转变的迹象，“也就是说从以原著为中心，把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译文对原著的传译上，到译品跨文化传递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多元语境与传统中的渗透;从单一文本的内部研究转向翻译生产或整个文学与文化的历史流变及社会因素影响的外部研究”^[13]。这样，作者把她的关注焦点也定位在“已经被翻译过来的译作如何被选择、被阐释以及适应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变化发展，不断被重译，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及其影响”^[14]。我以为她关注的这个焦点恰恰也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关注的焦点。还有，本书的编排也很值得称道，基本上就是以译者为经脉而构筑起全书，上卷谈苏联文学的翻译，下卷谈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各章节的标题突显的都是译者的名字，诸如“傅东华译富曼诺夫《夏伯阳》”、“贺非、金人译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上卷第五节中的两小节)、“赵景深、满涛、焦菊隐、芳信等人对契诃夫的翻译及其传播”(下卷第七节)等。最后，本书在文本的细读方面也很显功力，譬如作者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郭沫若、高地(即高植)的译本与董秋斯的译本进行了比较，一方面当然是为判断哪个译本的“理解更为透彻，意思更为准确清晰，语气更为连贯通畅”，但另一方面还触及了文学翻译中的另一个问题:“直接(从原文)翻译好过间接翻译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郭、高的译本是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的，而董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但茅盾明确认为“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15]。这个结论应该可以引起我们对翻译文学史上一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现象和问题的重新思考。

许钧、宋学智合作撰写的《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6]与上述李今的著作相仿，也是一部集中在某一国别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类著述，不过它的译介学意识更为明显和深刻。该书的“绪论”部分第二节在阐述20世纪法国文学译介特点时所设的几个小标题，如“翻译动机和选择”、“自发的选择与系统的组织相并存”、“翻译与研究互为促进”、“广泛与直接的交流促进了翻译”等，尤其是他们在全书撰写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诸如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在译介工作中是如何选择作品的?哪些因素对翻译和研究工作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整个译介工作又有哪些特点?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起了怎样的作用?等等，可谓紧紧抓住了译介学研究的关键节点，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译介学研究著作。

与许、宋这部合著正好形成呼应的是彭建华的《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革新的时代人期刊出版社》^[17]。彭著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类的著述，它着重考察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评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设定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学习过法语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传播，尤其是在翻译批评基础上的创作”。但作者的独特切入点，以及他希望揭示的一些问题，诸如“现代中国怎样接受法国文学”、“接受法国文学的活跃的主体是谁”、“接受了法国文学的什么”，以及“法国文学怎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等问题，使该部著作成为国内中国法国翻译文学史类著述或研究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补充和拓展。

与彭著性质相仿的还有同年出版的李晶的《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18]。李著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著述，但作者对“文革”十年期间的翻译考察也多涉及文学翻译，而“文革”期间的翻译文学在其他同类翻译文学史著述里涉及不多，甚至缺失，所以从题材上而言，该书对当代中国翻译文学史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此外，作者借用当代中西翻译理论视角对“文革”十年的翻译现象以及翻译史的编写等问题展开的考察和思考，譬如作者认为，“文革”时期“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特殊的地下读书活动，给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相对大量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19]。不乏作者的独特立场，对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著的价值在与下一年出版的孙致礼主编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20]的比较中也可见出。孙著的副标题为“1949—2008”，但其中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英美文学翻译情况描述完全缺失。然而这种“空白”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文革”十年间内部出版的当代美国文学的翻译，从意义和价值上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十七年即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

孙著当然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但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翻译史:对文学翻译家、文学翻译事件都有非常具体的梳理和深刻的分析，在译文与原文的对照细读方面则尤显功力。至于该书后面附录的多达四百余页的几则中国英美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则更是给今后从事英美翻译文学翻译史编写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硕资料。

由杨义主编的一套六本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1]，以其浩繁的篇幅、强壮的作者阵营令人瞩目，也让人对之满怀期待。主编杨义在其为全书所撰写的总序“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中通过对“翻译”一词的语义多重性的分析指出:“在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翻译的技艺性层面，而应该高度关注这种以翻译为手段的文学精神方式的内核。也就是说，要重视翻译文学之道，从而超越对文学翻译之技的拘泥。道是根本的，技只不过是道的体现、外化和完成。这种道技之辨和道技内外相应、相辅相成之思，乃是我们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思维方式的神髓所在。”^[22]他还明确表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是20世纪中国总体文学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它是外来文学，但它已获得中国生存的身份，是生存于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外来文学，具有混合型的双重文化基因。”^[23]反映出主编对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清晰认识。然而，主编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总序”中大谈特谈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姿态、功能和标准等问题，却对“翻译文学史”这个关乎这套丛书最本质的概念问题却未置一词，似暴露出作者对此问题认识上的不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这套皇皇六大卷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尽管卷帙浩繁，但在内容的安排上显然存在明显的缺失:安排了两卷“三四十年代卷”，分别是“俄苏卷”和“英法美卷”，却没有德语文学卷和东、南、北欧卷，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语文学和东、南、北欧文学却无论是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另外，由于其作者多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背景，所以对文学翻译活动和翻译文学本身的关注似尚嫌不够。所以这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确切地说，也许只是一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专题研究”丛书，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当然，不无必要一提的是，这样说并没有否定甚至贬低这套丛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的意思，而仅仅是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对翻译文学史概念的厘清作些探讨罢了。更何况丛书中的“五四时期卷”、“新时期卷”和“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等卷还是表现出对翻译文学的深刻认识，其许多论述切中翻译文学史上的问题肯棨，很见功力。

由以上的梳理和描述可见，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在翻译文学史类著述的编写方面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践探索，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即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这在国际翻译界恐怕也罕有其匹。

但与此同时我们恐怕也不能不看到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对翻译文学史性质的认识问题。翻译文学史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是它的文学史性质;二是它的比较文学性质。前者决定了一部完整的翻译文学史必须让读者看到作家(包括译作家和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与翻译相关的各种事件)这一多数文学史都具备的三大基本要素;后者决定了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是一部文学关系史、文学接受史和文学影响史，从而让读者在其中看到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对照这两个性质，我们目前已经出版的翻译文学史类著述中大多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其次是翻译文学史所独具的一些问题尚未引起我们的相关编写者的注意，譬如翻译文学史的分期时间节点，以及断代史的年代起讫时间的确定问题，如何突显翻译文学史自身的发展特点而不与社会政治史的发展时间节点相混淆?再如翻译的中介语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翻译中介语的变化显然尚未引起我们的翻译文学史编撰者的足够注意，然而这却是独具翻译文学史特色、且能折射出背后社会语境如何变迁的重要问题。再次，翻译文学史的地区覆盖面也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目前我国出版的大多数翻译文学史其实视野多局限于中国大陆本土，只有个别著述注意到了港澳台地区的翻译文学史实。然而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港澳台地区的翻译文学显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该地区的翻译文学有时还呈现出中国大陆地区所没有的特点，譬如台湾地区曾长期出版中国大陆译者翻译的译著，但与此同时却又隐匿大陆译者的真实姓名^[24]。类似现象其实香港、澳门地区也都有。最后，与编写翻译文学史相关的理论探讨就更薄弱了，尤其是对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不少编写者其实并不都是很清楚，他们大多还是凭着对翻译文学的感觉在做翻译文学史，这样，在他们的笔下，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就难以有质的区别。可见，国内的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期待着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和广大青年学子共同去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原载《东方翻译》2013年第4期)

【注释】

[1]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同上书，第8页。

[3]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第9—10页。

[4]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5]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前言，第Ⅶ页。

[8]同上书，第Ⅷ页。

[9]平保兴:《五四翻译文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0]平保兴:《五四翻译文学史》，第2页。

[11]同上。

[12]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3]同上书，后记，第349页。

[14]同上书，第351页。

[15]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第302页。

[16]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17]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革新的时代人期刊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18]李晶:《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李晶:《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第2页。

[20]孙致礼主编:《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译林出版社，2009年。

[21]《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由杨义主编，共六卷，分别为“近代卷”(连燕堂著)、“五四时期卷”(秦弓著)、“三四十年代·俄苏卷”(李今著)、“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李宪瑜著)、“十七年及‘文革’卷”(周发祥等著)，以及“新时期卷”(赵稀方著)，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22]杨义主编、连义堂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3]同上书，第1页。

[24]赖慈云:《埋名异乡五十载——大陆译作在台湾》，《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