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

一

最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国际译学界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尤其是随着代表当代国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些译学论著被大量原版引进或翻译出版，国内部分学者借鉴、运用这些理论，也相应出版、发表了一些译学论著，从而在国内译学界激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是，认为当代国外译论，尤其是文化学派的译论，尽管不无可取之处，但都偏离了翻译的本体，“走向了歧路”，于是提出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应该回归翻译本体，并且认为后者才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这样的观点在国内的一些翻译研讨会上，在近几年出版或发表的一些译学论著中都能听到或看到，在国内译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譬如赵彦春教授在他的专著《翻译学归结论》(以下简称“归结论”)一书中就指出:“近三十年来的文化派译学研究虽不乏善可陈，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歧路。尤其是解构(deconstruction)学派、女权学派、操纵学派，更是代表了这一错误方向。”他还进一步分析说:“该派论者从文化的立场考察翻译，揭示了文化与翻译的相互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以翻译学言之，它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思潮的拍打而漂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1]

在赵教授看来，“文化派从大处着眼，‘毅然决然地与文本内讨论相决裂’，这正好说明他们所研究的是翻译学的边缘性问题，因为翻译的基本规律——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的规律、翻译的制约因素——决定译与非译的因素，只能到翻译本身，即文本(text)和成就文本过程中去寻找。文化派从历史、政治、文学的角度切入，‘找到’了翻译的制约因素，但这是决定‘译蜕变为非译’(从改写到操纵乃至伪译)的因素，而不是决定‘译之所以为译’的因素。质而言之，这与翻译的本位研究恰是南辕北辙的。不错，从文本到文本的单一模式是不充分的，但翻译的根本问题毕竟离不开文本，因为文本(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承载着语言和语言的转换，而语言又蕴含着文化因素。简言之，没有文本，翻译便不存在。语言的转换规律涉及翻译学最核心的问题，即(1)本体论问题:翻译是什么(Translation as it is);(2)认识论问题:翻译是如何运作的。翻译学要成为真正的‘学’就必须首先回答这两个问题。”^[2]

虽然就实质而言，吕俊、侯向群两位教授与赵教授对翻译学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如何看待当代国外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尤其是从国外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中引发出来的关于翻译研究的“本体”问题上，他们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吕、侯两位在他们合著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以下简称“建构主义”)一书中同样不止一处提到:“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但它仍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他们郑重提出:“……应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3]

吕、侯两位教授还强调指出:“应当承认，目前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被涉及，深度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也只是整体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向度，而绝非全部。更不可以算作本体研究，它仍是一种离心式的外在性的研究，而翻译学的继续发展仍主要依赖其内在性研究，即本体研究。”^[4]他们还进一步强调说:“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就翻译研究而言，对语言之外的各种要素的关注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要建立起翻译学的知识体系，语言要素仍是最主要的要素，离开对它的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所以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如巴斯奈特、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学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的说法是很令人怀疑的，因为在这一学派的诸多著作中，有译者目的的论述，有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问题，有权力话语问题等等，而独没有语言问题的系统论述。”所以，他们认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就是要返回翻译本体，重建这一知识体系。”^[5]

与以上三位教授相比，张柏然教授、辛红娟副教授两人合作的论文《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以下简称“理论偏向”)对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两大流派进行的分析似乎更为详细和精当。他们首先分析的是语言学派的译论，把语言学派的译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尤金·奈达(Eugene Nida)、卡特福德(J．C．Catford)等为代表的学者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所做的关于翻译的论述。两位作者认为，第一类研究者在讨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便利语言研究”;第二类研究者把翻译的中心问题局限于“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把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局限在“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和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由此，两位合作者认为:“如果说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是基于语言学自身研究的需要而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局限，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地位;那么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则是在为实现译文‘等值’或‘等效’的实用性目标的观照下，同样得出具有理论偏向的模式。”

论文接着分析的是文化学派译论。两位合作者同样把这一派的译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为代表的多元系统论(the Polysystem Theory)，另一类是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学派的译论。作者认为，前者的译论是“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翻译与整个文学体系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质是研究译入语文化对以翻译为媒介的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以及该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问题”;而后者“所从事的研究是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它力图解决的问题正是比较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使用的也正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6]。这样，在两位作者看来，无论是文化学派的第一类译论还是第二类译论，“他们的研究虽与翻译有密切的联系并给翻译带来新启示，但并不属翻译理论的本体论范畴”。

综合以上对现当代西方译论两个主要流派的分析，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两大流派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偏向。文章认为，语言学派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等值或等效，始终不过是对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的探索”，从而“合理地推导出对翻译现象的误释，以及对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文化学派由于“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使其学科边界模糊，从而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质言之，翻译的文化研究回避了翻译的本体研究”。总之，在文章的两位作者看来，这两个西方翻译理论流派一是“消解”了翻译的学科理论或“模糊”了翻译的学科边界，一是都不属于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范畴。

从以上分析和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几位作者的立场并不完全一样，但在评价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时有一个观点是基本相同或比较接近的，那就是都认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文化学派的理论，偏离了翻译的本体或翻译研究的本体。

二

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传统译论的框架之内，把翻译的本体仅仅理解为纯粹的、机械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于是在讨论现当代国外译论，尤其是文化学派的译论时，便会觉得它们偏离了翻译的本体，或者说表现出一种偏离翻译本体的理论偏向，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在国内译学界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如进一步探究的话，我们还能发现在有些学者所用的“偏离”或“偏向”等词的背后，恐怕还蕴藏着论著作者们对现当代西方译论的一种否定性立场。

然而，假如我们能跳出传统译论的框架，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去考察、审视当代国外译论中的各个流派的话，那么我们应当不难发现，现当代国外翻译研究中的各种理论流派，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事实上，“理论偏向”一文的两位作者在对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两大流派的所谓理论“偏向”进行分析时，他们对两大流派的基本理论特征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和中肯的。如果文章作者不用“偏向”一词去概括两大学派的理论特征，而代之以另一个词——“取向”，那么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评述其实也是比较符合这两大流派的实际情况的。如上所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学派的研究不过反映了研究者们各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切入点而已，语言学派更关注翻译的过程及可能达到的目标，文化学派的重点则放在翻译的结果和译者及其背后的诸多制约翻译选择和过程的文化因素。这里的所谓“偏向”，实际上是各自的研究特征、各自的研究取向，所以与其说是“理论偏向”，倒不如说“理论取向”更接近两大学派的理论研究实际。

以语言学派为例。20世纪首先就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巨大发展的时期。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翻译学者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讨论翻译问题，运用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他们的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通过微观分析来考察一系列语言层次的等值，较为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和就翻译过程提出的“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四步模式，还是雅可布逊对翻译所做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分类，都帮助人们对翻译有了比以前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严格而言，正是这些研究揭开了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这一“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谈到语言学派，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认真思考，即语言学派的理论核心是否仅仅是“寻求等值或等效”?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学者是否仅仅只是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而没有其他人?结合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最新进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是否定的。

纵观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转换的层面，文化因素同样也是他们考察的对象，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原则就是在考察不同文化语境差别的基础上提出的。而随着当代语言学派各分支的深入发展，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学背景的翻译研究学者已经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譬如阿拉伯裔的英国学者哈蒂姆(Basil Hatim)，他的著作如《语篇与译者》(1990)、《作为交际者的译者》(1997)、《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1997)等，运用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对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他从翻译的语用和符号层面探讨语篇中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系统功能语法中单纯的语域分析，同时也体现了近十年来话语学派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再譬如，以德国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为代表的新一代具有语言学理论背景的翻译理论家，他们的研究与“翻译研究派”有着较密切的学术上的联系，也不再把文本内的“对等”或“等值”视作译者的追求目标，观点已经与文化学派相当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反映了当前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实际上，在当今国际译学研究的新形势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等人已经无法代表当今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了。“最近二三十年来，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像哈蒂姆(Basil Hatim)、梅森(Ian Mason)、豪斯(Julian House)、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莫娜·贝克(Mona Baker)等，也正在尝试借鉴语言学的特定分支或特定的语言理论，如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法、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将非语言因素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创建关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的模式，在探讨翻译语篇问题的同时也揭示世界观、意识形态或权力运作对翻译过程和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透露出向文化转向的迹象和特征。他们不再像以往的语言学派学者那样把翻译仅仅看成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同样意识到翻译是体现和推动社会的力量。”^[7]在他们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语言学以及翻译的语言学派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新认识。譬如莫娜·贝克就很重视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哈蒂姆和梅森则明确指出，近年来在语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已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使译者恢复了在跨文化交际过程的中心作用，并且不再把对等仅仅视作语篇之内存在的问题”^[8]。这些迹象表明，在当前西方的翻译研究界似乎正在形成一支有别于以奈达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语言学派的新一代语言学派，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代语言学派”。当然，限于本人的学科背景，目前这还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很不成熟的假设，我很希望对此现象感兴趣的专家学者能作进一步的科学论证，这对我们国内译学界全面深入认识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无疑将是非常有益的。

再如文化学派。且不说他们并没有如“归结论”作者所言“毅然决然地与文本内讨论相决裂”(事实上，这一流派学者的不少研究著述都有对文本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退一步说，即便真是如此，是否就因为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注重翻译结果，注重文学翻译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和影响，而没有关注或较少关注文本以内的问题，从而就使他们的研究成为翻译学研究的“边缘”了呢?也许从传统的翻译观来看，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关心的一直就是“怎么译”这样一个与语言文字转换直接有关的、属于文本以内讨论的问题。但是，“归结论”作者是从当今“翻译学”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样，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不能再局限在传统翻译观以内了。在我看来，当代西方译论的一大贡献正是让我们认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翻译行为从它的发起，到进行，再到最后的结果、接受和影响等，注定要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也正因为当代译论把探究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把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把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等问题都纳入到当代翻译研究的视野，才使得今天的翻译研究从从前的外语教学学科下面的、为外语教学服务的教学翻译研究和译者个人的翻译经验交流，发展为有可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学予以建设。否则，进行了两千多年的对所谓翻译本体的研究，为何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而只能作为外语教学的附庸呢?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

三

其实，赵彦春教授在他的“归结论”中所指出的翻译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抓得很准，这两个问题也确实是翻译学的核心问题:一是本体论问题，即“翻译是什么”，二是认识论问题，即翻译是如何运作的。他还认为:“翻译学要成为真正的‘学’，就必须首先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个观点也说得很好。只是当我们从本体论角度提出“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我们要探讨的就不再是翻译的表象，而是翻译的实质。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回答，翻译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那我们就倒退到两千年前古人的认识水平上去了。今天，我想我们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它还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的民族间的交际行为。我们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对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尤其是文化学派的译论不以为然，甚至指责其“偏离”翻译本体或翻译研究的本体，我以为这首先跟他们的翻译观有关:他们只看到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转换行为，只承认应用性、规范性的翻译理论，认为这才是翻译学的学科理论，才是翻译理论的本体论，所以极力强调要回归翻译本体，却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翻译更是一种跨越语言、跨越文化、跨越民族的交际行为。依据他们的“翻译本体观”，只有讨论文本以内的语言文字转换的规律，讨论翻译的语言要素，那才算属于翻译研究的本体。

然而，翻译研究本体是否仅仅是对所谓的翻译本体(即语言)进行的研究?只研究所谓的翻译本体也即只关注文本以内的语言问题，能够全面、深刻揭示“语言转换的规律”吗?这里我们的一些学者显然混淆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之间的关系，并且用翻译本体取代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如果说翻译本体只是指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翻译本体研究也只是对这一过程本身所进行的研究的话，那么翻译研究的本体就绝对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过程的本身。正如“归结论”一书作者所提出的，翻译学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回答“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而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那么翻译的运作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自动转换，在语言文字转换过程本身之外，它必然还包括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还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翻译研究只有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包括进去，才有可能成为完整的翻译研究本体，也才有可能使翻译学成为真正的“学”。翻译研究本体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交叉性的独立学科。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如果只有规范性、应用性理论而没有描述性理论，它就必然是片面的，而且也是建立不起来的。语言学理论、文艺学理论，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

说到翻译学的学科性质，这里还可顺便回应一下“理论偏向”一文两位作者所说的关于文化学派的研究使得“学科边界变得模糊”的观点。其实，所谓的“学科边界模糊”，正是当代一些学科，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翻译学、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也是当前整个国际译学研究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冲破传统固有的学科框架，大量借用其他学科，尤其是当代各种文化研究的理论，全方位、多视角地理解翻译、描述翻译、剖析翻译，从而使得翻译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最具吸引力、最富学术研究前景的学科之一。这样的研究并不会如文章作者所担忧的那样，“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相反，正是这样宏观的描述研究，才使得人们对翻译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使得人们意识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的必要。

我们的一些学者在面对国外译学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呼吁回归翻译本体，这还跟他们对翻译研究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一定关系。在我们的一些学者看来，翻译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流派相互之间是一种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一种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譬如，“归结论”一书的作者就在其著作中写道:“文化学派‘颠覆’了以前的翻译理论，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语篇，而是文化。”^[9]他显然没有看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两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实际上，文化学派突破文本的框架，注意到文本以外的文化因素，是对语言学派局限在文本以内的研究的一种拓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建当代译学的理论大厦。

当代国外翻译研究理论流派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我们的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颠覆与被颠覆、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当代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流派，如同吕俊、侯向群教授所说的，“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却绝不是对先前理论的颠覆和取代。它与20世纪国外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变化也很相似:针对传统社会学批评过于关注文学作品形成的外部因素的倾向，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提出要探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即能让读者产生新鲜感、陌生感的作品的形式和手段;新批评则干脆斩断了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提出对文本的“细读”，把研究者的目光完全引向了文本以内;而针对新批评完全不顾文本外因素的倾向，接受美学和读者反映批评又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文本以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样:两千年来基于译者个人翻译实践的语文学研究虽不乏智慧的闪光，但毕竟局限于感性的经验层面，所以，语言学理论流派是对它的一次理论提升，使古老的翻译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专门的理论术语。但语言学流派只停留在文本以内的研究，又使它的研究受到一定的局限，这样文化学派就应运而生，把研究者的视野拓展到了文本以外。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后者颠覆前者或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同济共生、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关系。今天，尽管西方翻译研究实现了“文化转向”，但与此同时，古老的语文学研究，以及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语言学研究，仍然都存在，并且也在不断发展。以语言学派为例，自从20世纪末西方译学界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相反，如前所述，它继续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译学领域有新的建树。正如莫娜·贝克所指出的:“我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取得显著的进步……攻击语言学途径对研究翻译无关的那些学者们通常不了解近年来语言学界发生的变化，也不清楚在现代语言学框架下开展的一些关于翻译的令人振奋的研究。”^[10]当然，新一代语言学派学者的翻译研究视野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要开阔得多，在坚守语言学理论立场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鉴于翻译学学科的特殊性，当代学者对翻译的研究视角也必定是多维的。以上针对国内同行就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所谈的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观点，也无非是从我本人的立场坦陈的一些个人管见而已，同样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研究者不固守陈旧的翻译观，确立现代学科学的观点，那么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表面上存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但只要在抛弃“唯语言”观或“唯文化”观之后，能以一种兼容的心态去探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最终取得共识，并共同为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共同的贡献。

(原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

【注释】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2]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第4页。

[3]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4、107页。

[4]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第113页。

[5]同上书，第118页。

[6]载《外语与翻译》2005年第2期。

[7]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8]B．Hatim and I．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London:Longman，1990，p．35．

[9]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第7页。

[10]Mona Baker，“Linguistics＆Cultural Studies: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paradig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in A．Lauer ed．，Uebersetzungwissenschaft im Umbrnch: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Geburtstag，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