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研究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文化对后来欧洲各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希腊文化。语言学也不例外，西方语言学是从古希腊发源的。

古希腊人对语言问题的兴趣相当广泛，尤其是对语言的结构和起源充满着好奇心。他们在文字、语音、语法、修辞和语言理论等方面都作过不少探索，作出了不少贡献。完整的拼音文字字母表，是希腊人简化和完善了腓尼基人的字母后制定的，它对语言音素分析意识的产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古希腊人对语音的分析，虽然远不如古印度人那么细致而精确，但却是不容忽视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有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描写，他们已提出元音、半元音、默音、长音和短音、高音和低音、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等概念和术语，为后来的语音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修辞学在古希腊是演说的艺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初的智者派对它特别重视。这是因为，当时民主制的雅典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诉讼的实践，特别需要演说术。智者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曾说，演说术是“任何城市里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与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柏拉图《高尔吉亚篇》）。可见，正确地运用语言，并不断地磨炼，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就这样，修辞学一开始便成了为明确的实践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当时有些人就以教授修辞学为业，智者派的成员，就是一批专门向人传授说话和争辩艺术的教师。因此，修辞学在古希腊很早就诞生了，并很快成了教学的主要科目。不过，就古希腊人对语言问题的主要兴趣以及他们对后代语言学的主要影响来看，他们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和对语法范畴的确定，应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应该重点考察的方面。

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因此，最早引起争论的，就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智者派就对这一问题发生了兴趣，并由此开创了对语言的思辨。高尔吉亚在其所著《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中指出，词不是基质和存在，因而传达给交谈者的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词。又说，因为语言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只是语言。他还认为，语言是随着从外界刺激我们的事物而产生的，亦即随着感性事物而产生的；由于事物与体质的接触，才产生了转达这种性质的语言，例如，由于颜色从外而来，才产生了转达这种颜色的语言（词语）。因此，他认为，不是语言转达我们之外的东西，而是我们以外的东西表达语言。^[1]高尔吉亚的目的是在于论证存在是不可认识的，即使可以认识，也不能用语词来表达。他看清了词语不等于存在物本身，同时也看出了概念由感觉而产生，这是正确的。然而，他把意识与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语言不能转达存在的东西，那就陷入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高尔吉亚也许是最早提出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亦即词与物的关系）问题的学者，尽管他对这两者之间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

公元前4世纪，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周围，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的争论。在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Kratylos）里保留着对这一争论的回忆。《克拉底洛篇》，全名《克拉底洛——论词的正确性问题》，共分六个部分，即：序言（争论的目的），（1）语言产生于约定，（2）按本质的命名，（3）原始名称和派生名称，（4）对问题的重新考察，结语。“按本质的命名”这一部分论述得最详尽，约占全部篇幅的一半。其中论及荷马传说和古典传统的名称，以及上帝、魔鬼、英雄、各种事物、概念等等的名称的来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事物的名称是根据事物的性质被赋予的呢，还是根据协商而被规定的？

争论是在克拉底洛、赫尔摩根和苏格拉底三个人之间展开的。克拉底洛与赫尔摩根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克拉底洛篇》中叙述说：“克拉底洛宣称，存在着一种由每一事实的本质产生的名称的原始的正确性；如果某些人想用什么语音称谓一个事物就这样称谓，那就不成其为名称了；名称的某种正确性，原始地存在于希腊人，也存在于野蛮人，对一切人都是一样的。”（383A）^[2]

赫尔摩根则相反，他认为事物的名称是按规定而产生的。他说：“……我不能相信名称的正确性在于别的什么东西而不在于约定俗成。因为我认为，如果有谁确定一个名称，那个名称也就是正确的名称；若是他在后来改用别的名称而不再使用原先的名称来称呼，那么后来这个名称的正确性丝毫也不次于前者，这正如我们改变奴隶的名字一样，因为任何人的某个名字都不是按本质产生的，它乃是在法律和习惯的基础上属于确立这种习惯，并且这样称谓它的人们的。”（384D）^[3]

苏格拉底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他先是同意克拉底洛的看法，认为确实存在“名称的本质的正确性”。他举例说，希腊人尊奉太阳、月亮、群星等为神，因为它们都是运动的（ρε$ουτα），因此他认为“神”（ρεοι）这一名称就是根据这种运动的本质而产生的。对那些无法跟别的词联系起来产生联想的词，他就用拟声原则解释。他说：“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取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谓的事物的。”（423B）^[4]他甚至认为每个字母都是摹仿一定的性质，或者表示一定的特征的。他举例说，希腊字母ρ（r）是表示运动的，因为在发r这个音时，舌头需要一种特别的运动。因而在ρειυ（流动）、ρoη$（河流）、τρóυcç（颤动）等词里都有ρ这个字母。可是，在《克拉底洛篇》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又说词的“按本质的正确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本质有正确的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创造出具有正确性的词，而这对最初创造词的先民来说，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他也承认，语言的实际情况也不像他前面所说的那么简单。例如，也可举出不少带ρ字母的词，不仅没有运动的意思，反而可能具有相反的意思。最后他说，“或者你可以用习惯来称呼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当我说一个名字而指的却是别的东西的时候，你也能知道我指的正是这个别的东西”（434E），也就是说，他似乎不得不承认“习惯”的约束力了。

对这场争论，柏拉图的态度如何呢？他实际上是借着苏格拉底的口表达自己的意思的。因此，根据上述苏格拉底的态度，可以说柏拉图基本上是站在“按本质”论这一边的。自然他也存在着不少疑问。不过，对话录既然是一场辩论，那么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所表达的，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采用的一种讽刺手法，实在也很难断定。

这一关于“按本质”和“按规定”的争论，在后来的哲学家中不断引起反响。例如，亚里士多德是赞成“按规定”论的，伊壁鸠鲁基本上同意“按本质”论，但有时又向“习惯”让步，似乎有点类似苏格拉底的调和态度。4世纪末形成的大哲学学派斯多葛派坚决主张语言“按本质”而产生，怀疑论者则反对斯多葛派的主张，认为词语是由“协商”（即“按规定”）而取得自己的意义的。后来的语言学家也不时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充分证明《克拉底洛篇》所记录的这场争论，不断地刺激着人们去思索语言问题，这也说明了这一论题的重要性。

《克拉底洛篇》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引起了探索词源的浓厚兴趣。“按本质”还是“按规定”的争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知道词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当时人们以为，想要找到把词语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就必须追溯词语的起源，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最初的形式。^[5]柏拉图在《克拉底洛篇》中对按本质命名的详细论证，开了这种词源探索的先河，因此他被认为是词源学的创始人。这种研究工作，后来被斯多葛派进一步发展。该派学者从“按本质”的观点出发，认为词是具有“真实性”的，意思是说，词是反映它们代表的对象的本质的。因而他们比柏拉图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要揭示词的本质的、真实的内容。后来热衷于这种词源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渐渐成了一种风气。这样一来，词源学就成了当时语言研究的中心。这种探源工作，目的在于寻找词的“真实”意义，可又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往往仅凭猜测，因而引出不少荒诞的结论。例如，把vulpēs（狐狸）解释为“飞毛腿”，说它是由volô（我飞）和pēs（脚）组合而成。甚至说bellem（战争）一词起源于bellus（美丽的），因为战争是不美丽的。应该承认，这是柏拉图的词源学所产生的一种消极影响。这种荒唐的词源探索为真正科学的词源学的诞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正如裴特生所说的：“古代世界给欧洲留下了一笔遗产，里面装满了对语言史的误解；欧洲的语言科学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继续了许久；直至语言知识的范围渐渐扩展，远超过古人的梦想以后。”^[6]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从确定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这一角度再次触及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他在《解释篇》的开头写道：“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书面语言是口语的符号。正如任何人没有相同的书法形式一样，任何人也没有相同的说话声音。但它们所直接代表的心灵的经验，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却是相同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事物都是相同的一样。”^[7]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跟柏拉图是有区别的。从柏拉图的观点看来，不管名称是按本质还是按规定产生的，但词语是被简单地视作事物的名称或标志的，也就是说，词好像是给现成的事物贴上去的标签。而亚里士多德并不把词语与事物的关系简单地看作标签与事物的关系，他认为“心灵的经验”是反映“事物”的，而“口语”（指说话的声音）又是“心灵的经验”的直接代表。

跟亚里士多德相类似的看法，后来又被斯多葛学派的学者提了出来。他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除物质的事物之外，没有别的存在，因此词语应与物质世界有关，但事物本身并不等于词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词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的东西，这就是表现为感觉或表象的心理映象。他们还认为，要想阐明真正的词义，除了注意这个心理印象外，还应考虑到“所说的东西”^[8]。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派学者，在对语言与客观世界关系的认识上，已比柏拉图前进了一大步。

古希腊哲学家在建立语法范畴方面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们在研究逻辑范畴的过程中涉及语法范畴，从而初步确立了传统语法的范畴体系。目前西方语言学中的语法范畴和术语，大多可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有关学说。

从逻辑原理出发对语句进行分析，德漠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区分出两种形式的语言表达式——主词和谓词。智者派学者出于当时社会对提高演说术的特殊需要，也做了不少语法研究工作。例如，当时的修辞学家已区分出语句的四种类型：请求、提问、回答和命令。他们还把名词分成了阳性、阴性和用具（中性）三类。

柏拉图也从逻辑角度对语言表达形式作了分析。他在《克拉底洛篇》和《智者篇》中依据逻辑原理区分了语句的两个基本要素：名词（onoma）和动词（rhema）；有关动作的称作动词，采取动作的主体，称作名词。他把形容性的词列入动词范围，认为形容词与动词一样，为主语带来某种精确性，这完全是从逻辑角度得出的结论。柏拉图对判断的逻辑理论的研究是以分析名词和动词结合而成的句子开始的。在《智者篇》中有一段对话：

外乡人：但是，仅有不间断地（连续地）读出的名词，正如脱离名词读出的动词一样，永远不能成为言语。

泰阿泰德：这点我还不理解。

外：……我想说的就是：仅有不间断地读出的名词或动词还不是言语。

泰阿泰德：这是什么意思？

外：这是说，比方，走、跑、睡等等这些表示动作的动词，尽管有人按顺序把它们读出来，但是它们还不能构成言语。

泰阿泰德：那么怎样才能构成言语呢？

外：同样，当你说狮、鹿、马的时候，不管你说出多少个动物的名称，它们也不能这样联结起来构成言语；因为不论是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你所说的东西都不能表达任何动作或非动作，不能表达任何存在或非存在的本质，假如不把动词和名词联合起来的话。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它们才能彼此呼应，而且它们一经结合，就立刻成为言语，至少是最初的和最短小的言语。^[9]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看出两点：（1）柏拉图把句子定义为“最初的和最短小的言语”；（2）柏拉图强调只有把名词和动词联结起来，才能产生言语。他的意思是，名词和动词是句子的两个部分，实际相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语和谓语。柏拉图对句子及其成分的初步分析，已为进一步的语法分析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确定语法范畴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诗学》中他说：“言词，概括的说，包括下列各部分：简单音、音缀、连接词、［arthron］、名词、动词、词形变化、语句。”他并具体指出，“名词为含义的合成音，没有时间性，它的各成分本身不含意义”，“动词为含义的合成音，有时间性，它的各成分，和名词的各成分一样，本身不含意义”，“连接词为某种不含义的音……它不妨碍，也不帮助一些别的音组成一个含义的语句，它可以位于它们之后或它们之中，但位于语句之首则不合适，如果这语句是独立的”^[10]。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发展首先在于，他把词分为三类，除了名词和动词之外，增加了第三类词，即连接词，它是连接名词和动词的，实际包括了今天的连词、系词，而且也包括代词和冠词。实际上他已经把词分为有独立意义的词（名词、动词）和起语法作用的词（连接词）两大类。其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格的概念，他把名词和动词的所有跟基本形式（名词的主格、动词的现在时）不同的词形变化都叫做格的变化；因此他认为格可以表示关系、数、语气等等。可见，亚里士多德并非只是重复柏拉图已提出的范畴，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后来继续推进语法范畴的研究的，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词分为动词、连词、成分（包括冠词和代词）、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五类。该学派的另一个功绩是发起了关于格的概念的讨论。他们把格限定于仅仅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并给每个格确定了名称，例如直接格（主格）、间接格（包括属格、与格、宾格），还有呼格。后来这些名称在拉丁语法中巩固下来，并被逐渐运用到其他语言的语法中去。

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对语法范畴的认识，一步比一步精确和系统化。不过，他们毕竟是哲学家而不是语法学家，他们关心的是逻辑形式，只是在研究概念和判断的过程中才触及了语言的词和句的问题。因此，他们还只是初步确立了语法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