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统治中心转移到马其顿。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凭借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非、亚三洲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就是由亚历山大手下统治非洲的将军托雷密在埃及建立的一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这个城市逐渐成了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有规模巨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据说图书馆内收藏了50万卷手稿。因此从希腊本土吸引来大批学者，聚集于此研究希腊古代文献，注释和考证荷马史诗等典籍。很快形成了一些学派，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就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学派之一。历史上一般把公元前4—1世纪希腊文化通过亚历山大里亚的扩散，称为“希腊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的活动，构成欧洲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希腊化”时期也曾经发生过关于语言的争论。有关“类比”和“变则”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斯多葛学派以克拉底斯（Krate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一种“变则”说。他们认为词与物的关系是不对应的。如δκóραε（乌鸦）是阳性词，但它既表示雄乌鸦，也表示雌乌鸦。阳性词怎么可以用来表示雌雄两性呢？他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变则”现象。这类“不规则”的现象很多，因此他们认为语言是无系统的，不受规则制约的。这一看法当时得到柏加摩斯（Pergamos）学者们的支持。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文学家也加入了这一争论。不过，他们与“变则”说者相反，提出了“类比”说。代表人物是当时最著名的语法学家亚里斯塔克（Aristarchos，约公元前200—前150）。赞成“类比”说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以相似的形式指明相似的范畴，并受一定的规律制约的。很明显，这一争论是早先在雅典展开的“按本质”还是“按规定”的争论在新时期的继续。争论双方开始时各执一端，“变则”论者强调例外的、不规则的现象，“类比”论者则只看到语言中一致的、合乎规则的地方，力图把一切都纳入规则。但争论最后还是以双方逐渐调和而告终，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习惯用法”是最重要的。
这场争论的实际结果是，促进了双方系统而深入地去观察、分析语法现象。因为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为了说服对方，就必须有充分的例证。结果无论是例外的现象还是规则的现象，都搜罗了不少，从而促使了语法的系统化。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与雅典时代不同，“变则”说与“类比”说的支持者主要不是哲学家，而是语文学家。当时聚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和柏加摩斯的大批学者（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学生），主要从事古代文献的校订、注释工作。这就必然遇到大量的语言问题，迫使学者们从语言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因此语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了。正是这些语文学家，由于实践的需要，并受到“变则”和“类比”的争论的推动，大大地推进了语法研究。
“希腊化”时期，语法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亚里斯塔克对形态学作了相当详尽的研究，已确定了八大词类，即：名词、动词、分词（兼有名词和动词的特点）、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和连接词。后来出现了特拉克斯（D.Thrax，公元前170—前90）的《语法术》（TéchuēGrammatiké），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语法体系。特拉克斯是亚里斯塔克的学生，他的语法著作实际上是对柏拉图以来直至他的老师的研究成果的归纳和系统化。《语法术》共15页，分为35节，扼要地描述了希腊语的结构。在该书的开头特拉克斯指出：“语法是诗人和散文家通常使用的实用的知识。它包括六个部分：（1）考虑到韵律的、大声而正确的朗读；（2）对作品中文学熟语的解释；（3）关于用语和研究主题的评注的汇编；（4）词源探索；（5）类比规则的确定；（6）文献考订（或校释、校勘），此为语法最重要的部分。”[11]由此可见，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研究，范围相当宽泛，当时的语文工作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决定了他们的语法研究的语文学性质。不过，在《语法术》所包含的上述六部分中，第五部分最为详尽，也正是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语法学的中心。同时，这也充分证明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研究与“变则”、“类比”讨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特拉克斯提到语法的两个基本单位，即句子和词。他把句子看作语法描写的最大单位，是“完整思想的表达”，词则是最小单位。他对亚里斯塔克确定的八大词类逐一下了定义，从而形成了较完备的词类理论。他所下的定义如下：
名词：有格的曲折变化，表示人或事物；
动词：没有格的曲折，但有时态、人称和数的变化，表示动作或过程（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
分词：兼有动词和名词的特征；
冠词（成分）：有格的曲折变化，位于名词的前面或后面；
代词：代替名词，标指特定的人；
前置词：在复合构词法和句法中位于其他词的前面；
副词：没有格的曲折，用来限定动词；
连接词：连结话语和填补表达中的空缺。[12]
此外，特拉克斯还对名词作了性、数、格的说明。他把形容词列入名词一类，因为它像名词，具有性、数，而没有动词那样的时态变化。对动词则作了时、人称、数和态的描写，态分主动态、被动态，时分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
特拉克斯发现了一些新的语法范畴，对八大词类的定义也比前人提得明确多了，因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这一语法体系，后来经过拉丁语法的中介，先后被套用到许多别的语言的语法分析中去，在一千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改动。正如汤姆逊所说：“大致应当说，欧洲的语法体系直到十九世纪，都是奠基于希腊人的语言学及其在罗马国土的变体之上的。这方面的证据之一就是语法术语，其中大多数术语都与古时相同。”[13]特拉克斯语法体系的主要缺点是缺少句法的研究，这一不足之处，两个世纪后方才由狄斯柯利（A.Dyskoli）弥补上。
总的说来，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对语言学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是因为：
（1）他们确立了语文学观念。当时的语法研究包括阅读、理解、注释等等在内，主要目的是考证和解释当时人已很难读懂的古希腊典籍，尤其是荷马的著作。在实际工作中，学者们认识到，要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首先必须认真钻研古代文献资料的语言和文字，他们的语法著作正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
（2）与上面一点相联系，他们的语文学工作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向。以往的语言研究主要是由哲学家从哲学（逻辑）角度进行的，其目的主要是分析思维形式，现在则主要由语文学家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研究了，目的是寻求对语言、文字本身的理解。由此就促进了真正的语言学的诞生。特拉克斯的《语法术》就是第一部真正的希腊语描写语法。从特拉克斯给词类所下的定义也可以看出，他确定词类的标准是形态和语义结合的标准，这也是语法研究脱离逻辑学范围，进入真正的语言学范围的主要标志之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的语言研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保护希腊语，不让“庸俗粗鄙”的人把它败坏，这一态度却成了双重错误的根源：一是对口语与书面语关系的错误认识，二是对语言演变问题的错误看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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