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过，中世纪只重视拉丁语，拉丁语是基督教的宗教语言，也是各类学校所教授的唯一语言。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了布道，不得不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方言，并把圣经和祈祷文译成各种语言和方言。但这完全是为了宗教宣传的目的，对语言学实在并未带来什么好处。传教士也收集和整理过一些材料，但大多数只是用各种语言和方言翻译的祈祷文的汇编。只有对希伯来语的注意，才可以说开始使人们的语言视野有所扩展。基督教源于犹太人，因此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增长，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以及与希伯来语同属一种语系的一些闪语，较早受到了欧洲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希伯来语是一种与欧洲语言不同类型的语言，因此对希伯来语的了解，使人们多少扩大了一点眼界。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希伯来母语说”的提出。例如，圣经翻译者圣杰罗姆就说：“全部古代文献证明，写成《旧约》的希伯来语是人类最早的语言。”这样一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对希伯来语的误解又成了不少谬论的根源。
语言视野的真正扩展是在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随着古希腊语文学的复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扩张殖民地的野心的发展，欧洲人开始广泛地接触到许多新的语言。15、16世纪，在欧洲就出现了亚洲、美洲的许多语言的语法书和辞典。欧洲人对梵语的了解也是从16世纪开始的。17世纪，欧洲人所了解的语言的范围更扩大了，包括了汉语、满语等亚洲语言以及不少非洲语言。
随着语言视野的不断扩展，对世界各地语言的调查和语言材料的搜集工作也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采集语言标本，是由莱布尼茨开始的。莱布尼茨坚决反对希伯来母语说，提出了“一切民族都是同源的并且有一种原始的根本语言”（《人类理智新论》第三卷第二章第一节）的观点。他最早预感到了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为了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他又第一个致力于世界活语言的搜集工作。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以及他跟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联系，通过通信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办法，他组织了广泛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各地学者、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员，甚至亲王、皇帝的支持，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的，还有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А.Екатерина，1729—1796）。她极其赞赏莱布尼茨的计划，决心编一部汇集世界各种语言标本的“比较词典”。她亲自参与调查表的拟订工作。这份表格包含286个最常用的俄语词，从“上帝”开始，还有“人”、“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表格被寄到各地要求译成当地语言。这一工作，在俄国境内由帝国政府机关进行，调查表由各地首席行政官或政府秘书签字，在国外，由外交人员配合进行。例如，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就曾在耶路撒冷大主教的协助下，编纂了阿比西尼亚语的翻译本。在美国，她甚至直接请求华盛顿总统帮助。华盛顿曾为此专门召开州长会议，要他们协助翻译北美的印第安语言。类似这样的搜集工作，当时还有一些学者和传教士也在进行着。
这类语言标本搜集的直接成果，是几部多种语言对照词典的出版。最著名的有：（1）《全球语言比较词汇》，由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持。第一版由巴拉斯（P.S.Pallas）协助，1786—1787年在彼得堡出版，包括286个词的200种语言的对译材料。第二版由米里耶和（J.de Miriewo）协助，于1790—1791年出版，语种增至280种（主要增加了非洲和美洲语言）。（2）《各民族语言目录》，由西班牙传教士海尔伐斯（Heras）编纂，出版于1800年。他在其他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收集了300多种语言标本，其中包括很多美洲语言。（3）《米色雷达提斯》（Mithridates），这是一部汇集了用近500种语言翻译的主祷文的对照词典，共四卷，由阿德隆（J.C.Adelung）和伐特尔（J.S.Vater）合编，出版于1806—1817年。
在语言标本的搜集和汇编过程中，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初步的比较和分类工作。例如，斯加里谢（J.J.Scaliger）的《欧洲语言论集》（1610）把欧洲语言分为十一种基础语（四种大基础语，七种小基础语）。莱布尼茨1710年写过一篇题为《略论根据语言证据确定的种族起源》的论文，文中把欧洲大陆语言分为闪语组和雅弗语组，后一组再分为斯基泰语组（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克尔特语组（乌拉尔—阿尔泰语）。不过，17世纪前后，比较的思想尚在孕育之中，人们对具体语言的起源和关系的认识，还只有相近、类似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发生学的概念。人们大多还只着眼于词汇的收集、比较。这些比较是表面的，有些比较则是类型学、甚至修辞学的概念。例如，德国学者邢尼希（J.Jenisch）1794年写了一篇题为《十四种古代和现代语言的哲学的和批判的比较与评论》的文章，其中就认为在语言中以一定的方式显示出人类整个智慧和精神的类型。尽管如此，在这段时间里，语言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不断地激发着人们去了解和研究语言的兴趣，为19世纪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注释】
[1]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7页。
[2]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41页。
[3]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que，des origines au xxe siècle，Paris，1970，P.128。
[4]本节有关《波尔 罗瓦雅尔语法》的引语，均见胡明扬《〈波尔 罗瓦雅尔语法〉简介》一文，刊《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
[5]参见H.Aarslaff《语言学史与乔姆斯基教授》，《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期，徐烈炯译，第13—14页。
[6]参见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洪洁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9页。
[7]指洛克《人类理解论》的卷、章、节，下同。中译文见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
[8]指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卷、章、节，下同。商务印书馆，1982年，陈修斋译本。
[9]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洪洁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0页。
[10]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勒赛尔克评注），法律出版社，1958年，李常山译，第93页，下文凡引该书，只夹注页码。
[11]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1989年，第46页。
[12]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1989年，第39页。
[13]参阅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4]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页。
[15]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页。
[16]同上书，第50页。
[17]参阅胡明扬《乔姆斯基〈笛卡儿语言学〉评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2期，第57页。
[18]引文见С.Д.Каинеяьсои的《亚当 斯密的语言类型学观念》，郭谷兮译，《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2期。
[19]参阅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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