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的语言理论

把语言看作为一种不间断的创造活动，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核心。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这一导论中，他说：“语言绝不是产品（Werk［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Thätigkeit［Energèia］）。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它使分节音得以成为思想的表达。”^[1]他并且说，这样的定义当然只是就每一单个的言语活动而说的，但实际上，语言正是这类无数言语活动的综合投影。整个说来，洪堡特认为，语言活动是一种创造能力，这种语言创造能力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基本特性，它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因为洪堡特把语言看作“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中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成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来”（第54页）。在他看来，由语言整体分割而成的词和语法规则等等，只是一种人为分析的无生气的东西，犹如变冷了的熔岩石。若想真正理解语言的活的本质，就应该在无数话语的锁链中去了解它，从生成的角度去认识它。

因为语言活动被视为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因此洪堡特认为语言活动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精神发展的需要。他说，“语言产生自人类的某种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出自人类维持共同交往的外部需要，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对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是必不可缺的；对于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形成，语言也是不可缺的，因为，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第24页）可见，在他看来，不是社会交际引出语言，而是语言根据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产生了”交际。

以往的语言学家，大多把语言看成一种已经完成的、机械的东西，一种人为的创造物，洪堡特却把语言视为一种不断重复进行的活动，一种精神的创造。这显示了他对语言本质的新理解，是颇有启发性的，它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语言。然而，他为了强调语言的思维功能的首要地位，把交际功能放在从属的地位，甚至颠倒过来说是语言产生了交际，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说明他对语言的社会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

在深入探索语言创造活动的特征的过程中，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innere Sprachform）的概念。他指出：“在把分节音转化为思想表达的精神劳动中，存在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同形的元素，而正是这些元素，就其全部的关系和整个系统而言，构成了语言的形式。”（第56页）在这里，语言形式被看作为精神劳动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被确定为某种经常的、一贯的因素。洪堡特认为，这种语言形式是一种属于语言内在的特征，因此他常常称之为“语言内部形式”。

“内部形式”这一概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在赫尔德和歌德研究艺术和诗歌的著作中，就可找到对这一概念的阐述。A W 史勒格尔当时提出过“机械形式”和“有机形式”的区别并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洪堡特可能也从中得到了启发。以往的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语言形式就是语法形式，甚至简单地理解为变格变位的形式。洪堡特的“语言内部形式”概念则根本不同，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洪堡特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所特有的东西，它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的对象，但又十分难以接近。他的这一看法，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模式论极其相似。康德说，存在于意识概念基础上的模式，实在“是一种艺术，深藏在人类的灵魂中间，它动作的实在方式，我们是极不容易发见并暴露的”^[2]。洪堡特在谈到语言结构的总特点时，曾多次说过一种看法，即认为语言似乎是来源于同样的模式的。这一观点在他1822年给A W 史勒格尔的一封信里说得十分清楚。他说：“不可否认，只要我们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内部结构去研究，就可以看出，在语法平面上，所有的语言显示出深刻的类似性。”^[3]他把语言看作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类本性相同，因此自然会产生人类的语言具有相似的形式的看法。然而，有时他又认为，每种语言的内部形式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方式，包含着一定的主观见解，因此是产生语言结构的差异和语言多样性的根源。洪堡特的“语言内部形式”概念，对后来的语言学有较大影响，但也是常有争议之处。

关于语言的相关性原理，也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一个要点。他认为理智活动借助语音而物质化的过程，亦即语言的不间断的创造过程，是在个人言语行动的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当然，他并非没有看到社会因素在语言活动中的作用。他把语言视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然而，在他看来，语言创造活动，其基础毕竟是个人的创造。因为语言创造与艺术创造是相类似的，“在这里比在它的任何其他部分，语言在其进展的较深刻的、难以表明的方式上都更类似于艺术。雕刻家和画家也是把观念结合到材料里的，他们的作品成功与否，也是根据这个结合、这个内心的深入来判断它是真正天才的作品还是雕刀和画笔把割裂的观念艰难痛苦地复写到材料上的”^[4]。洪堡特认为语言活动正是这样，它首先是一种类似于艺术创造的个人活动，是把语言形式与语音结合起来形成综合作品的过程。正因为这样，他反复强调语言具有深刻的主观性。

相关性（relativity）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语言学术语，但语言的相关性原理却首先是由洪堡特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说话者的语言通过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决定着说话者的世界观（或用德语来说是“Weltanshauung”），这种语言系统是说话者同他的本族文化一起继承下来的。^[5]洪堡特提出语言相关性原理的主要依据，就是他所强调的语言主观性。不过，首先提出语言有主观性这一看法的，却不是洪堡特，17、18世纪的一些哲学家早就表述过这种观点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欧洲语言学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即认为语言是世界的事物和存在的观念的简单的、直接的、被动的反映（好像镜子一样），也就是说，认为词是以某种方式直接反映事物的。洛克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词并不与对象直接相联结，而是与人们关于对象的观念相联系的。这种观念，不同的民族可能不同，同一语言共同体内不同的集团，甚至个人之间都可能有差异。他曾说过，一个词好比是几个观念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结。后来孔狄亚克也说过，“大家都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显示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特性。”由此自然会导出关于语言主观性和语言相关性的认识。洪堡特的语言相关性理论，正是对上述哲学家的有关观点的引申和发挥。他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他具体阐述了“语言世界观”的观点。这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要知道，词正是从这种知觉行为中产生的。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形的反映。任何客观的知觉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所以，撇开语言不谈，我们也可以把每个有个性的人看作世界观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但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而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第70页）由此，“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第70页）^[6]

从上面洪堡特对“语言世界观”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相关性原理是与民族语言的特性问题紧密相联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当时的语言研究曾经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浪漫主义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每一种语言都反映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赫尔德因此提出语言和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关系。洪堡特接受了赫尔德的观点，把相关性原理与浪漫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相等同的看法。他认为，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它表达和陶冶着民族的灵魂。“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第50—51页）他还说，“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因为，唯有这种力量才活生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于我们面前，而语言则仅仅是依赖于这一力量的现象”（第51页）。洪堡特认为，正是这种与民族精神融合成一体的民族语言，反映着世界的特殊图像。

就这样，洪堡特从探索语言活动与思维的关系开始，把他对语言主观性以及关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的认识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颇有独特性的语言相关性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语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还提出了语言的差别性与不同语言反映不同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然而洪堡特所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引起后来学者的不少争论。洪堡特认为，世界的客观性是由语言的主观性所赋予的，不同的“世界图景”是由语言的差别构成的。最终他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语言构成世界。洪堡特最后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跟他对语言、思维与客观现实三者关系的独特理解有关的。洪堡特说，“正如个别的音处在事物和人之间，整个语言也处在人与那一从内部和外部向人施加影响的自然之间。”（第70页）他认为语言是处于人的思维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中间世界，人和事物的关系完全受语言的制约。这不仅歪曲了语言、思维和客观现实三者之间真实的依从关系，而且夸大了语言的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在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客观现象之间起媒介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此说语言构成人的世界观，在理论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洪堡特语言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语言类型分类的理论。随着语言视野的不断发展，欧洲学者对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的印象日益加深，加上18世纪相继出现的一些自然界类型分类法（如林耐分类法）的影响，18世纪已有一些人提出按照结构类型对语言进行分类的想法。到19世纪初，F 史勒格尔于1808年提出了语言类型二分法，把语言区分为带词缀的语言与带词尾变化的语言。之后，他的哥哥A 史勒格尔又于1818年提出三重类型分类法。他说，“我们地球上不同民族以前和今天所说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类：没有任何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词缀的语言和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7]。洪堡特强调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结构性是一切语言最一般、最深刻的特点”^[8]，因而他跟史勒格尔兄弟一样，也主张根据语言的结构类型为语言分类。

洪堡特在1822年和1835年的著作中，多次论及语言分类问题。他主要根据作为语法单位的词的占优势的结构状况，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这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类型三分法：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粘着（Agglutination）这一术语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除了这种分类方法外，洪堡特又根据句子结构的类型，提出了一种类型四分法，即一类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的表达依靠词序或者其他词的添加，一类像梵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由词形变化表示，一类像美洲印第安语这样的语言，句子的语法关系被编插在一个单词之中，另一类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此外，洪堡特有时又像F 史勒格尔一样，只承认语言的两种极端的类型，即纯粹的孤立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他分别以汉语和梵语为例。他认为世界上其他一切语言可根据它们倾向于孤立型和屈折型的不同程度，依次排列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由此可见，洪堡特对类型分类的看法并不是很确定的，他提出的几种具体分类法，存在着交叉重叠的毛病。

洪堡特的上述类型分类方法，像史勒格尔兄弟的分类法一样，都是共时描写性的。但洪堡特的看法又有跟史勒格尔兄弟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把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看作一种发展顺序，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精神向着充分实现人类语言的潜在可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的一种过程。在《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的影响》（1822）一文中，他对这种发展顺序作过如下说明：第一阶段，语言活动只表示对象，让听者自己去猜测它们的关系。第二阶段，词序逐步固定下来，有些词原来的用法及语音独立性消失，语法关系借助于词序和某些摇摆于具体意义和形式意义之间的词来表示。第三阶段，上述摆动的词变成了词缀，但跟词根的结合尚不牢固，接缝处还很明显；词缀与词根还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只是集合体。到了第四阶段，过程才告完成，词成了一个统一体，语法关系靠屈折变化表示，形式词不再受具体意义的任何扰乱，只表示关系。不过，洪堡特尽管承认共时的不同类型反映着类型发展的顺序，但又拒绝“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梵语是最晚期的语言”的说法，他一再说明，他所说的语言的连续阶梯，只是语言结构类型的阶梯，而不是具体语言历史发展的阶梯。^[9]他认为，人和语言是一起诞生的，语言活动是人类精神固有的特性，原始人类靠神奇的创造能力，一下子创造了语言，不同类型的语言是由不同类型的思维创造力造成的。

洪堡特的类型分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对语言类型阶梯的认识，引出了类型优劣的看法。尽管他说过，“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应遭到指责和鄙视，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的语言，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言语活动的自然赋性的表现”^[10]。然而他还是坚持认为，作为精神活动的工具的语言，不同的类型毕竟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尽管他承认原始语言形成阶段的个别优点，还特别强调过古汉语有某些特殊的优点（如说古汉语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从而使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密切对应），但最终还是认为只有屈折语才是最发展、最进步的语言。他提出，在研究语言时，“应揭示出所有能被想到的形式中更好地和语言目的吻合的一个形式”，更靠近语言的理想的形式，“真实存在的语言的优缺点应根据它们远离还是靠近这个理想而被评判”。^[11]他的结论是，梵语这样的屈折语言最靠近语言的理想，它们的屈折形式赋予词真正的内部一致，最适合于具体而精确地表达思想。至于被视作处于类型另一极端的汉语，虽说有某些特殊的优点，但终究被他认为是“排斥所有的语法形式”（第311页）的、只靠上下文和词义作为理解句子的基础的语言，因而是比较低级的语言。至于其他语言，洪堡特则拿它们来跟梵语或汉语相比较，从而决定它们的优劣程度。

总的说来，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从共时描写的角度说，对后来的类型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但他的把语言类型分为历史的和评价的等级的观点，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他的语言进化和语言优劣的观点，后来虽经葆朴、施莱歇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但从未得到验证，纯属缺乏科学根据的推理。作出这种错误推理的原因之一，是洪堡特存在着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欧洲语言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这种偏见，后来有不少学者曾提出过批评。例如，萨丕尔就曾尖锐地指出，“实则任何分类只要是从固执的评价观点出发，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情绪，就自己注定是不科学的……要了解语言的真正内情，就必须清除固执的‘评价’”^[12]。

以上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要点。通观洪堡特的语言学论著，除了以上几点之外，还有两点也值得注意：（1）他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人类学。1795年他发表《比较人类学计划》一文，开始显示出对“比较”的兴趣。然而，他所说的“比较”跟当时正在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并不是一个意思，他指的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进行结构比较。洪堡特把语言视作人类精神的特性，认为研究某种语言就是研究某种人类精神，对不同语言的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就可以达到比较各个民族的精神的特点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应该把语言研究看作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2）洪堡特语言理论的哲学背景相当复杂。洪堡特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历史转折时期，从早期的教养和所受的影响来看，他基本上是一个18世纪类型的人物。自1788年开始他系统阅读康德的哲学著作，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曾反复钻研，因此他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的“语言内部形式”是一种神秘的先天机制，显然根源于康德的先验论。他对语言主观性的强调，以及认为客观世界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构成的等等，很明显都是来自康德的。此外，他又受到18世纪理性主义，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不少影响。同时又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不少观念。不同的哲学背景形成了他的语言理论观点缺乏应有的一贯性，其中包含着不少犹豫不决和矛盾之处。例如，他一方面强调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认为在逻辑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说语言多样性就是世界观的多样性。同样，在语言的主观性和语言的社会制约性面前，他也常常表现出左右为难的情绪。这些都是他头脑里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想的矛盾的反映，显示出他在对精神统一的怀念和对语言多样性的确认之间的无所适从。正因为这样，他的语言理论使一些后来的学者常常困惑不解，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对之往往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