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研究活动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大转折：随着一些新兴学派对青年语法学派的猛烈批判，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主流的时期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结构研究为特征的新时期。这一大转折的实现，是由不少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所促成的，其中关键的人物是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索绪尔。

费尔迪南 德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然科学家。因此，他进入日内瓦大学后，遵照家庭的意愿，起初学的也是自然科学。然而他从小就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四岁时就撰写过一篇题为《论语言现象》的论文，因此很想转学语言学。后来父母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到当时欧洲语言研究的中心德国的莱比锡去学习。

索绪尔自1876年至1880年这四年都在德国学习（除了有一段时间去柏林大学外，都在莱比锡大学），其间跟青年语法学派的雷斯琴、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等人常有往来。他二十岁时开始构思一部专著，研究印欧语历史比较中的某些问题，结果于二十一岁时写成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一书。索绪尔在这一著作中，用系统观念分析印欧语言的古代语音成分，成功地构拟了一个在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音，解决了印欧语历史比较语音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此书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俄罗斯——波兰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H.B.Крушевский）于1880年发表一篇评论，提请读者注意该书的重要性，说它“开辟了印欧语语音研究的新道路”^[1]。后来，甚至有人把这一著作誉之为“前无古人的历史语言学最出色的篇章”^[2]。索绪尔的这一专著之所以受到同行学者的特别注意，是因为它不仅在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构拟方面很成功，而且在指导原则和研究方法方面与青年语法学派有根本的区别，因而具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正如梅耶在《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中所指出的：“德 索绪尔的这本著作，不仅总结和确定了以前有关元音系统的发现，它还使一种严整的系统得以产生。这种系统包罗一切已知的事实，并且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成就。从此以后，无论在哪一个问题上都不容许忽视这样一个原理：每一个语言都构成一种系统，其中一切成分都互相连结着，而且都从属于一个非常严格的总纲。”^[3]

在《系统》一书的写作中索绪尔显示了他的语言学天才。接着，他于188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enitif absolu en sanscrit，1881年于日内瓦出版）。1880年秋季，他到巴黎大学进修，主要选听布雷阿尔（M.Breal）、达姆斯特泰尔（J.Darmesteter）、哈韦（L.Havet）等人的比较语法、伊朗语文学、拉丁语文学等课程。一年后，特别爱才和乐于提携后进的布雷阿尔就把他在高等研究学校（l'Ecole des hautesétudes）所担任的课程让给了索绪尔。索绪尔自1881年10月30日起被任命为“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讲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根据他的一些学生的回忆可知，索绪尔教学态度十分严谨，怀有一种引导学生从事研究的深刻责任感，因此成绩卓著。后来在法国现代语言学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位大师，如帕西（P.Passy）、格拉蒙（M.Grammont）、梅耶等人都受过索绪尔的教导。格拉蒙在191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索绪尔时曾说：“他在高等研究学校的教学诞生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即语言学的法国学派。”^[4]由此可见他在巴黎任教十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由于不十分清楚的原因，索绪尔于1891年离开巴黎，回到了日内瓦。母校日内瓦大学为他特设了一个教授讲席，自此直至1913年去世，他一直在该校任教。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索绪尔开设过许多课程：梵语、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印欧语言的动词、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法语语音学、欧洲地理语言学、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研究等等。而特别重要的，是他于1907至1911年间曾先后开设了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从所开的各种课程，可见索绪尔研究之深广及其知识渊博的程度。尤其是最后几年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索绪尔把各种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一个理论体系，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三次课程，从大纲到具体内容，都有大幅度的变动，真可谓呕心沥血。总之可以说，索绪尔的这三次课程，汇聚了他一生钻研的成果，是反映了当时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平的。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位高足巴利（Ch.Bally）和薛施蔼（A.Sechehaye），在里德林格（A.Riedlinger）的协作下，把他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加以整理，编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出版。《教程》的出版，尽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还是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欧美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梅耶、格拉蒙、叶斯丕森（O.Jespersen）、舒哈特、布龙菲尔德等人都发表了书评。由于《教程》阐述的许多新观念与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迥然不同，因此在最初的一批书评中，欧洲的各国学者大多持保留态度，然而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却独具只眼，敏锐地看出了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价值。布龙菲尔德不仅曾在《现代语言杂志》（Modern Languge Journal）上对《教程》的初版、二版（1922）分别发表过专门评论，而且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对这一著作的看法。他指出，19世纪“对人类言语的一般性的问题很少或根本不感兴趣”，所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几乎是“一花独放”。他认为，索绪尔的这部专著“为我们奠定了人类言语科学的理论基础”，或者可以说“为语言研究的新趋向奠定了理论基础”。^[5]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一生勤于思索，苦心钻研语言理论和语言研究方法，但却很少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只有大学时代写作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和《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这两部。在巴黎的十年，时而发表一些短篇论文，尽管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6]，但终究不是系统的研究。回日内瓦之后，他几乎不再公开发表什么作品。如前所述，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理论思想的，也是在他去世后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然而，由于这毕竟不是他本人亲自编定的著作，因而学术界对它的性质和地位曾进行过不少争论。

《教程》刚出版不久，跟索绪尔关系最密切的学生，当时已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的梅耶在评论中就说，这是“一本老师没有写也绝不会写的书”，它只是“一种瞬间的口头讲授的改编，人们不知道，其间可批评的细节，究竟是属于作者还是导源于两位编辑者”^[7]。类似的疑问和批评后来不断出现。然而，由于《教程》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新颖而富有哲理，因而对读者有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后来经过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吸收和发挥之后，《教程》终于作为一部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著作而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在对索绪尔的理论，尤其是一些二项对立（如符号的任意性、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等等）的争论中，发现《教程》有不少矛盾之处，从而提出要对《教程》的编辑过程进行重新审查。从50年代初期起，有好几位学者开始认真搜集资料（包括索绪尔的手稿、札记和学生的听课笔记、回忆录等等），仔细分析比较。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教程》版本的专著^[8]，其中最主要的有戈德尔（R.Godel）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资料来源》（1957），以及《教程》的莫罗（T.de Mauro）评注本（1967）和恩格勒（R.Engler）评注本（1967—1974）。经过这些学者的严格审查，得出的结论是：《教程》的编者是以当时所知的索绪尔的手稿以及极为详尽的学生笔记（包括6名学生的28本笔记）为根据进行编辑的，尽管对索绪尔的口头讲述进行了剪接、浓缩、润色之类的加工，但基本上是保持了他的讲授的内容实质，忠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因而是可信的。然而，由于这毕竟是根据几次讲课内容、经过重新组织编纂而成的东西，再说索绪尔的思想始终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编者也未必能领会他的每个术语、观点的深刻含义，因而《教程》的有些地方难免显得生硬，甚至前后矛盾，某些方面还出现了跟索绪尔的真实思想若即若离的情况。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肯定《教程》在研究索绪尔理论中的重要价值，同时又不能满足于阅读《教程》。除了《教程》之外，还必须直接阅读索绪尔留下的手稿，以及几位索绪尔版本学家的研究专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全面而深入地掌握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

在索绪尔的学术活动中，还有一项内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他对换音造词现象的研究。换音造词（anagramme）是索绪尔积极从事过的一个研究项目，但却是在他逝世后半个世纪才被人发现的。1960年，戈德尔为两年前由索绪尔的儿子捐赠给日内瓦公共和大学图书馆的两箱索绪尔手稿整理清单，发现其中有99本关于换音造词问题的笔记，此外还有20本关于农神体诗（Vers Satarnien）、26本关于吠陀格律（Métrique Védique）以及18本关于日耳曼传奇的结构的笔记，也跟换音造词研究密切相关。所谓换音造词，是指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在一句诗或一系列诗句、乃至整首诗中，某些语音成分环绕着某个隐藏的主题词（上帝或英雄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这一新发现的领域，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先是日内瓦大学文学系教授、医学博士斯塔罗宾斯基（J.Starobinski），他根据索绪尔的手稿，先后整理发表了一批资料和论文，并于1971年出版了研究专著《词中词〈索绪尔的换音造词研究〉》（Les mots sous les mots，les anagrammes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紧接着，不少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纷纷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从随后发表的许多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对索绪尔的这项研究有两种决然不同的看法：斯塔罗宾斯基、穆南（G.Mounin）、莫罗等人否认索绪尔的这一研究有什么理论意义，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另一些学者则充分肯定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雅可布逊（R.Jakobson），他认为索绪尔的换音造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雅可布逊还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关于换音造词问题索绪尔写给梅耶的第一封信”（“La première lettre de F.de SaussureàA.Meillet sur les anangrammes”）。在此文中，他首次公布了索绪尔1906年7月14日给梅耶的信，并作了详细的评论。雅可布逊认为，“在这些研究中，索绪尔为诗歌语言的研究展示了闻所未闻的前景。他论证了开始讨论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叠韵之类的细节问题的必要性。”他还认为，在换音造词现象的分析中，索绪尔所关心的，实质上是不同时代、不同诗歌的音义关系问题，因而对“语言学本身”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

看来，目前尚难以对索绪尔这项研究的价值作出确切的估计，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大笔遗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不少问题很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索绪尔的换音造词研究，是在1906年至1910年之间进行的，这正是他三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的时候。当时他正在反复思索语言理论的体系，但是为了探索换音造词问题，他几乎倾注了课余的全部精力，看来决非心血来潮。其次，索绪尔上普通语言学课时，极少留下手稿，常常因为感到不满意，讲过后就撕毁了。然而在换音造词的研究过程中，他却留下了100多本笔记，其中包括一些精心写作，显然是准备发表的文章底稿，看来也不是偶然的。再说，索绪尔自回日内瓦后，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但在换音造词的研究中，却先后五次写信跟梅耶商讨，还曾两次专门写信给意大利著名拉丁语诗人巴斯戈利（G.Pascoli），征询他的看法。由此可见，他对这项研究极其重视，并且特别认真，这也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把他研究换音造词问题的大量手稿，跟他所讲授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联系起来分析比较，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索绪尔的形象和理论，确定他在语言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Lyons）曾说：“如果有谁堪称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的话，那一定是伟大的瑞士学者费尔迪南 德 索绪尔……当代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但所有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索绪尔《教程》一书的不同程度的影响。”^[10]莱昂斯的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都有类似的看法，即认为索绪尔一生的语言研究活动，开创了语言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语言学的现代理论，是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的，洪堡特、辉特尼（Whitney）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但只有到了索绪尔，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语言学。正因为如此，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