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论纲

上面我们提到，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布拉格语言学会提出的“论纲”，系统地阐明了布拉格学派的立场和观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纲的内容。

“论纲”是由一些学会成员共同起草的，最后经过一个五人小组（马德休斯、雅可布逊、特伦卡、哈弗拉内克、穆卡洛夫斯基）讨论审定。共分九节，前三节是有关语言理论和方法论的说明，后六节是关于一般理论在斯拉夫学中的应用的专门问题。前三节是整个论纲的主体（主要是由雅可布逊和马德休斯起草的），包括以下一些重要论点：

（1）认为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具有合目的特性的功能系统。

“论纲”一开头就指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语言和人类活动一样具有合目的性。把语言活动作为表达或交际来看所进行的分析表明，解释是说话人的意愿，这种意愿表现得十分明显和自然。因此，在语言分析中，应该采取功能的观点。从这个观点看，语言是服从于一定目的的表达手段的系统。若是不考虑到语言材料所隶属的系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语言材料。”^[8]从这段话可看出，他们坚持两个观点：一是系统观点，他们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看法；二是功能观点，在这方面显然有博杜恩 德 库尔特内的思想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功能系统”，而他们的“功能”，是指“目的”、“用途”而言的。在他们的术语中，功能与目的是同义的，例如哈弗拉内克曾说，“语言经常和应该完成一定的目的，或执行一定的功能”^[9]。该派成员常用“功能”这一术语来表示意义，如说词的功能，句子的功能等等。他们认为任何语言表达手段都有一定的目的，因此主张评价任何语言现象时，都必须从功能和目的着眼。

（2）认为必须强调共时分析的优先地位，但又不能把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对立起来。

“论纲”说，“认识语言本质和特性的最好的方法是对现代语言作共时分析，因为只有语言现状才提供详尽的材料，使人们可能有直接感觉”（第23页）。然而他们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共时描写也不能绝对排除进化概念，因为在共时分析部分，也总能察觉到正在消失的东西、现存的东西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此外，能产形式和非能产形式的区别是不能从共时语言学中排除的历时性事实。可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以下一点：“作为功能系统的语言观念，无论是为了重建，还是证明它的演变，在对过去语言状态的研究中同样是要考虑的。我们不能像日内瓦学派那样在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架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在共时语言学中用功能的观点考察语言系统的要素，也不能把受过变化影响的系统置之不顾而去判定语言所曾经受过的变化。认为语言变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破坏性的伤害，与系统观点毫不相干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语言变化往往以系统、系统的稳定和系统的重建等等为目标。所以历时的研究不独不排斥系统和功能的观念，而是恰好相反，不考虑到这些观念就是不完备的。”（第23—24页）^[10]

（3）认为比较方法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论纲”指出，比较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发生学问题，如谱系问题和构拟问题，比较方法可用来发现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他们认为，结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在亲属语言之间进行，也可运用于分析非亲属语言；既适用于历时分析，也适用于共时分析。就共时分析来说，可比较各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律，比较不同语言为了适应交际需要而运用的不同的表达手段等等。与历史比较法不同，他们的结构比较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进行语言结构类型的研究，为后来的语言类型学奠定了基础。结构类型的比较还为语言的“区域联盟”（unions régionales）概念提供了丰富的根据。后来布拉格学派对语言起源的“单源论”（monogénèse）提出异议，认为临近地域的语言通过相互接触可获得共同特征，因此语言之间的相类似并非一定导源于语言的亲属关系。这种“区域联盟”的思想正是进行结构比较所得出的一个结果。^[11]

（4）认为“必须区分作为客观物理事实、即表达的语音，和作为功能系统的成分”（第27页）。

他们指出，就“音位系统的结构原理”而言，客观物理事实（即音响现象）跟语言学只有间接关系，因此不能把它们跟语言价值等同起来。而主观的音响形象，也只是当它们在系统中执行某种区别意义的功能时，才成为语言系统的成分。他们认为，这种音位成分的感觉内容远不如它们在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重要。

这些观点在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形式/实体及价值等理论中已大致可见，但布拉格学派把索绪尔的理论应用于语音研究时提出的这些看法，却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正是这些看法构成了新的音位学与旧的语音学之间的区别：语音学研究客观的物理声音，音位学则研究有辨义功能的声音。而对语言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并非声音的自然性质，而正是声音的辨义功能以及这种有辨义功能的声音在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这些重要看法，后来在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里发展为系统的音位学理论。

（5）认为语言研究应当考虑到语言功能的多样性。

他们认为语言有多种功能。在此，“功能”一词含有十分宽广的意义，指“使用的多样性”、“实现的方式”等等。他们特别指出，必须区分语言的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以及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他们指出，因为“每种功能语言都有其（社会）约定的系统”（第32页），因此若把某种功能语言跟索绪尔术语中的“语言”（langue）等同起来，另一种则跟“言语”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例如绝不能说理性语言属于“语言”，而感情语言则属于“言语”。布拉格学派（尤其是雅可布逊和穆卡洛夫斯基）对诗歌语言和诗歌功能特别重视。他们认为，诗歌作品形成了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成分，离开了与整体的关系，就不可能理解。此外他们还指出，语言的交际功能是朝向意义的，而诗歌功能则朝向符号本身，因此诗歌功能有其自身的特性。在这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布拉格学派与早先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的联系。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曾就形式主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当时就专门讨论到诗的程序、异化等问题。布拉格学派在“论纲”中对这些问题表现出同样的兴趣，他们说，“艺术以其结构特征与其他的符号学结构区别开来，其意向并不在于所指（Signifié），而是朝着符号本身的。……符号（指表达——引者）在艺术系统中是有特征的部分，当文学史家不是把符号，而是把所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当他把文学作品的思想方面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来研究时，他就破坏了他所研究的结构的价值的等级。”（第39页）因此他们提出，“应当就诗歌语言而研究诗歌语言

”（第39页）。布拉格学派的成员后来对诗歌语言问题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应当说，他们对诗歌语言的特点以及对修辞层次、风格变体等等的研究，是有成绩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撇开内容、研究纯形式的主张，显露了极端形式主义的倾向，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1930年布拉格国际音位学会议的开幕词中，马德休斯说，功能和结构语言学的源头是库尔特内和索绪尔的思想，他并且提出，“应该汲取这两个学派的最好的东西”^[12]。综观“论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提出的语言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确实是以索绪尔和库尔特内的学说为基础的。可以这样说，两位大师的思想，在布拉格学派确立系统的对抗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的。马德休斯曾经指出，“历史的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著书立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使研究活的语言，这种研究的成果也主要是用来解决历史问题。尽管有时也指出，语言是符号系统，但研究的仍然是孤立的语言事实。所以单一的历史方法妨碍了对语言系统重要性的认识。把个别的语言现象孤立起来，也阻碍了对语言功能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认识”^[13]。可见，正是索绪尔的“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理论以及库尔特内强调的语言功能作用的观点成了他们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有力武器。

可是，就布拉格学派与索绪尔理论的关系来说，有一点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们虽然自认为是索绪尔遗产的继承人，并努力将他的理论付诸应用，然而他们也很强调自己的理论与索绪尔某些观点的对立。在“论纲”及一些其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布拉格学派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是跟索绪尔有明显的分歧的。

一个是对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的看法。雅可布逊很早就在一些论文中强调，共时研究不能脱离历时研究，历时变化同样构成系统。在雅可布逊和泰恩雅诺夫合写的刊于1928年《新艺术左翼战线》上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今日共时性研究的结果迫使我们重新检验历时性原理。现象的机械拼合的观念，在共时性研究领域里会为系统概念和结构概念所取代，它在历时性研究领域里也肯定会被排除。一个系统的历史本身就创造一个系统。纯粹的共时性现在似乎是虚妄的了；每一个共时性系统都包含了它的过去和未来，它们是该系统的不可再分的结构成分”^[14]。特鲁别茨柯伊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192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说：“在语言史上许多事情看来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历史学家没有权利停留于此；稍微认真的、合乎逻辑的思索就能使我们发现，语言发展史的总线条远不是偶然的，其细枝末节就更非偶然的了……语言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特性，是‘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15]后来，在给海牙会议的建议和1929年的“论纲”中，他们反复强调，索绪尔关于共时音位学与历时语音学的二律背反命题应该取消，语言史不应限制于研究孤立的变化，而应该力图根据与变化有关的系统来考察它们，“不能像日内瓦学派那样在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架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指出，索绪尔认为语言变化是破坏的、偶然的、盲目的因素的论题限制了对语言系统运用中出现的偏差的积极考察。他们认为，变化是作为风格差异进入系统的；变化会破坏系统的稳定，但它又以重建稳定为目标，因此由于变化而出现的不稳定状态必然会很快消失。^[16]布拉格学派还认为，索绪尔对历时态的理解隐藏着一种古典物理学的刻板的时间观念，他们则主张像油画和未来派诗歌那样，采取立体式的时间观。这两种时间观的不同，在图式上表现为^[17]：图（1）是索绪尔的十字线形，图（2）为穆卡洛夫斯基的棱柱形。在图（2）上，表示时间的客观流逝的历时轴投影于表示时间的主观共存的共时轴上。他们认为，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客观的时间，而是时间的主观经验。

总的说来，布拉格学派强调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的联系及辩证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认为在发展共时音位学的同时，也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建立历时音位学，也是对的，这一认识后来在雅可布逊和马丁内（A.Martinet）的研究中引出了不少重要的结论。可是，他们在这一方面对索绪尔的批判和指责，却是不符合事实的。索绪尔强调历时变化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并把历时性内容排除在以他所定义的“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之外，然而他从来没有说过历时方法是不能成立的，或者历时语言学是不需要的。实际上，索绪尔是完全承认语言变化对系统的影响的。可是他指出，“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每个变化都会对系统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到一点；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教程》第127页）。索绪尔还说过：“共时真理似乎是历时真理的否定。从表面看，人们会设想必须作出选择，事实上没有必要，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另一个真理。”（《教程》第138页）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对索绪尔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布拉格学派和索绪尔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在对目的论的认识方面。在海牙建议中，雅可布逊等人就说，“应该提出变化所由产生的目的问题”，“正是语音变化的目的问题，代替传统的原因问题，越来越紧迫地摆在语言学家面前”。在“论纲”中他们更加强调“语言和人类活动一样具有合目的性”。雅可布逊、特鲁别茨柯伊等人后来经常回到这个论题上来。雅可布逊先是将语言活动与生物体相比拟，后来又引证信息论，竭力证明语言社会是潜意识地向着某种目的或目标前进的。也就是说，语言变化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是趋向一定的目标的，例如趋向于理想的元辅音系统，理想的音节，趋向于保持系统的稳定等等。特鲁别茨柯伊也说：“音位系统的变化任何时候都是倾向于一定的目的的。”（见其1932年的论文）总之，在他们看来，语言是一个能对变化着的周围环境自动作出有目的的反应的适应系统，这一反应作用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持结构内部的稳定，并使结构更趋合理。他们认为语言系统的秩序不能像青年语法学派一样，只根据物理的或者历史的因果性来加以描述，而应该用目的论来解释。

布拉格学派提出语言目的论的理论，既是针对青年语法学派的，也是针对索绪尔的。青年语法学派公开声称反目的性。布拉格学派的成员认为，在这一方面索绪尔与青年语法学派一样，也是一个反合目的性主义者。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在《教程》中可以看出，索绪尔是不赞成说语言变化有目的性的，他明确指出，“历时事实是一个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的事件，由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特殊的共时后果，那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第124页），总之，“语言却不会有什么预谋”，（第129页）“变化是在一切意图之外发生的”（第125页）。布拉格学派批评索绪尔把系统概念的运用局限于共时分析，同时又提出，历时音位学因为把音位系统作为正在发展的有机实体来考察，因而同样可以运用系统概念，这本来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们坚持采用téléologie（目的论）、finalité（合目的性）、tendance vers un but（趋向一个目的的倾向）等术语和说法，把语言的变化设想为是受某个预定的、内在的目标支配的，实在令人不可捉摸。对这一点，就连作为该学派的理论的主要继承人之一的马丁内，也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雅可布逊和特鲁别茨柯伊十分喜爱的téléologie和finalité这两个术语，太具有哲学色彩，是一种空想的假设，因而令人难以接受。^[18]哲学史上有关合目的性、目的论的议论，可追溯到希腊时代，在近、现代哲学中，也时有争论。语言研究领域里关于这一论题的讨论，主要与分析语言变化的原则有关，目前也难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