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的研究领域相当宽广,涉及音位学、语法学、风格学等方面,但他们研究得最多的,成就最突出的是在音位学方面。马德休斯曾说:“新观点和新方法的效果与灵活性,首先要在语言的语音方面受到检验,音位学成为功能的以及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范围内的主要学科,就像历史语音学成为青年语法学派研究的主要领域和骄傲一样。”[19]可见,他们自己也认为,音位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是最值得骄傲的,这也是人们通常把他们的学派称为音位学派的原因。就音位学研究而言,最足以代表该学派的,无疑是特鲁别茨柯伊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20]一书,是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潜心研究的结晶,也是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下面我们就主要以此书为根据,概要地介绍他的音位理论。
首先是关于音位学与语音学的区别问题。特鲁别茨柯伊提到,瑞士方言学家温特勒(J.Winteler)于1876年首先感到有必要区别两种对立的语音学,他发现语言中有的语言对立被用来区别不同的词,有的则没有这种用途。然而他并没有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稍后,英国语音学家斯威特(H.Sweet)也多次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并把这一看法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尤其是叶斯丕森(O.Jespersen)。但是他们也没有考虑到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果,还是用纯粹的语音学方法去研究所有的语音和所有的语音对立。特鲁别茨柯伊认为,索绪尔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他提出了应该把物质的语音与“非物质的”(incorporel)语言的能指区别开来,并且已认识到能指的成分具有区别的、对立的和相关的特性,但是他并未明确提出必须把“言语声音的科学”与“语言声音的科学”区分开来。第一个明确划定这两门学科的界线的,是博杜恩 德 库尔特内。他提出应当有两种互不相同的描写语音学:一种研究作为物理现象的具体的音,另一种则把具体的声音作为在某一语言共同体内部用于交际目的的语音符号来研究,他分别定名为“生理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特鲁别茨柯伊认为,可以把索绪尔和库尔特内看作为现代音位学的先驱,因为他们看到了对语言来说,最重要的并非具体的语音,而是语音的对立。正是在这两位学者的认识的基础上,特鲁别茨柯伊进一步确定了音位学与语音学的区别。他说,“语音学可以定义为关于人类语音的物质方面的学科”(第11页。法译本,下同),它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音位学只应该观察那些在语言中完成一定的功能的声音
”(第12页),它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应该应用类似于研究语法系统的方法。也就是说,语音学是研究言语的声音的科学,而音位学是研究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语音学是关于语音的纯现象学的研究,而音位学则是关于语音的语言学功能的研究(第12页)。不过,特鲁别茨柯伊也指出,尽管仔细地区分音位学和语音学不仅在原则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一区分也不应该阻碍它们彼此利用对方的研究成果。
特鲁别茨柯伊音位理论的另一个重点,是音位的定义问题。最早对音素和音位(俄语为эвук和фонема)加以区别的,是库尔特内,不过他本人多次指出фонема这一术语是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Крушевский)首创的。库尔特内最初提出,音位是“语音特征的总和,它通过或是在一种语言的范围内,或是在几种相关语言的范围内的比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21],随后,他又把音位定义为“语音学范围的单一的映象,这个映象是发同一个音所留下的印象的心理融合在人们心灵中的显现=这个音的心理等价物。在这音位的单一映象上,联结着一定量的发音生理学的(亦即发音的和音响的)单纯映象”[22]。库尔特内的音位观念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就确立了,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欧和美国学者中很少有人知道。直到1895年他的《试论语音交替作用理论》的德文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人们才对此有所了解。
特鲁别茨柯伊认为库尔特内把音位看作“语音的心理等价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同一个音位可以有好几个语音(作为变体)跟它相对应,而每个语音都有自己的“心理对等物”,亦即与其对应的那些音响的和发音的映象。特鲁别茨柯伊在谈到他自己对音位的认识过程时曾说,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给音位所下的定义,有跟库尔特内同样的错误。他最初用过Lautvorsteellung(音响映象)这一术语。但他后来认识到,事实上音响——发音映象是跟各个语音变体相对应的,然而人们没有理由说哪些映象是“意识到的”,哪些映象是“没意识到的”。在第二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的报告中,特鲁别茨柯伊又用过Lautabsicht(音响意向)这一术语,这只不过是把音响映象转移到了意志领域而已。后来他发觉,这个术语也是错误的,因为意向对每个不同的音响变体来说,也是不同的。特鲁别茨柯伊指出,这些心理学的表达方法都不适合音位的特性,只能导致音素和音位界线的模糊不清,因而应该避免使用。他说:“在给音位下定义时,应该避免求助于心理学,因为音位是个语言学概念,而不是心理学概念。在确定音位定义时,必须排除任何涉及到‘语言意识’的地方。因为‘语言意识’或者是语言的一种隐喻称呼,或者根本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自身也需要定义,而且它也许根本不能成立。”(第42页)
除了对具有心理学色彩的音位定义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外,特鲁别茨柯伊认为琼斯(Danniel Jones)建立在组合变体基础上的音位观念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D 琼斯把音位定义为“在一种语言中性质相关的一簇语音,使用时没有一个成分在一个词里面相同的语音环境中,会跟任何别的成分一样地出现”[23]。琼斯还说过,库尔特内提出的音位的心理学观点和物理学观点都是可以支持的,但他更倾向于物理学观点。特鲁别茨柯伊批评琼斯的音位观念让音位和音素处于同一个平面,并且实质上依赖于讲话者的语感。
特鲁别茨柯伊最终认为,只有从功能角度给音位下定义,才可能摆脱含糊不清的状况,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说,“音位首先是一个功能概念,应该根据它的功能来下定义”(第43页)。这里所说的“功能”,跟索绪尔的价值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在特鲁别茨柯伊看来,音位也是一个价值,它具有任何价值都存在的特性。他曾举例说,“一个货币单位(例如一美元)的价值,既不是一个物理事实,也不是一个心理事实,而是一个抽象的、‘假定’的量”(第46页)。他认为音位也一样,它既非物理现实,也非心理现实,而是一个抽象的假定的单位。因而,他认为索绪尔的一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即音位首先就是“对立的、相关的、消极的实体”(《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5页)。基于这样的认识,特鲁别茨柯伊说:“从所讨论的语言来说,不能分解为更小的、相互连接的音位单位的那些音位单位,我们称之为音位。”(第37页)这也就是说,“任何语言都必须以‘音位的’区别性对立为前提,而音位就是这些对立的项,它不可能再分为更小的‘音位的’区别性单位”(第44页)。按D 琼斯的说法,以特鲁别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家并没有遵循库尔特内把音位当作语音概念的看法,而是把音位看作能够以语音形式“体现”出来的结构单位。[24]这是确实的。布拉格学派最先以结构主义观点研究语音,他们首先注意的是语音的结构、功能关系,也就是语音系统内由单位的结合而产生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根据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每一具体的音参与音位区别性对立的,只是它们的音位相关性特征,因此音位并不与具体的音吻合。正因为如此,特鲁别茨柯伊认为,也可以说“音位是一个语音所含有的音位相关性特征的总和”(第40页)。
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音位对立的分类问题。在确定了音位的功能概念之后,特鲁别茨柯伊在分析了200多种语言的音位系统的基础上,对音位对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归类。
从索绪尔理论中吸取的对立观念是特鲁别茨柯伊音位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特鲁别茨柯伊认为有两种语音对立。他说:“在某种语言中能够区别两个词的理性意义的语音对立,我们称之为音位对立(或者叫音位区别性对立或区别性对立)。相反,没有这种特性的对立,则称为从音位学观点看来是非相关性的对立或非区别性对立。”(第33页)特鲁别茨柯伊认为,某种语言的每一音位的内容和整个音位系统的确定是以音位对立系统的确定为条件的,音位的分类也以对立的分类为前提,因此他对音位对立及音位对立分类的研究十分重视。
特鲁别茨柯伊认为音位对立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1)根据区别性对立与整个对立系统的关系,首先,可分为双边对立与多边对立。特鲁别茨柯伊认为,每个对立都是以对立两项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为前提的。所谓双边对立,是指对立双方所共有的语音特征不出现于其他成分的对立之中。例如英语中的/p/和/b/是一个区别性对立,其共同特征是“口腔唇塞音”。由于英语中其他辅音都不是“口腔唇塞音”(/m/是鼻音,/f/、/v/则不是塞音),因此这是一种双边对立。当对立双方的共同特征也出现于别的对立时,就称为多边对立。如英语中的/f/和/b/是唇阻塞音,但唇阻塞音这种特征也出现于/p/、/v/中,因此/f/和/b/这一对立只能称为多边对立。特鲁别茨柯伊指出,双边对立与多边对立的区别并非只有音位系统才有,它同样存在于别的符号系统中。例如在拉丁字母系统中,大写的E和F是双边对立(其共同特征为F),而P和R则是多边对立,其共同特征是P,但具有这种特征的还有B。其次,按上述同样的关系,还可以分为成比对立与孤立对立。特鲁别茨柯伊说,如果一种对立,其成分之间的关系与同系统中其他一种或几种对立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相等同,就称为成比对立,否则就是孤立对立。例如,法语中/t/和/d/的对立是成比对立,因为与这一对立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当的,还有/p/和/b/、/k/和/g/等等。/l/和/r/的对立则是孤立的。
(2)根据对立成分之间的关系,特鲁别茨柯伊把对立分成否定对立、程度对立和等值对立。否定对立是指对立的一个成分所具有的某个特征为另一个成分所没有,例如,“浊音——非浊音”,“鼻化音——非鼻化音”,“唇化音——非唇化音”等等。特鲁别茨柯伊把具有某个特征的成分称为“有标记”成分,没有某个特征的,就称为“无标记”成分。例如英语的/p/与/b/的对立中,/b/带有浊音,是“有标记”成分,而/p/不带浊音,就是“无标记”成分。如果对立成分有基本相同的特征,但程度上有差异,就称为程度对立。例如不同程度的元音开口度/u/与/o/、/o/与/ɔ/。如果对立成分从逻辑上看是相当的,既无所谓特征的有和无,又没有什么程度上的差别,就叫作等值对立。例如英语中/p/和/t/或/t/和/k/的对立就是等值对立。
(3)根据对立的区别能力的大小,特鲁别茨柯伊又把对立区分为恒定对立和可中和对立。所谓可中和对立,是指只在一定位置上保持对立,在一些场合则对立消失,也就是他所说的对立“被中和了”。例如德语中存在清辅音与浊辅音的对立(如/p/和/b/、/t/和/d/等等),但在词末却只出现清辅音。因此,虽然Rat(劝告)和Rad(轮子)的书面形式不同,但发音却一样,都是〔ra:t〕,这就是说,德语的/t/和/d/的对立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存在,但在词末却被中和了,因而就被称为“可中和对立”。相对于“可中和对立”而言,如果对立在任何位置上都存在,即不存在中和现象,那就是恒定对立。
特鲁别茨柯伊认为,通过各种不同角度对对立进行的分类,使我们有可能对音位系统的特点,如音位对立的类型、结构严密程度等作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上述所有对立中,双边对立、成比对立、否定对立最为重要。因为对音位系统的结构来说,双边对立的两个项之间的联系远比多边对立紧密。成比对立、否定对立的两个项所具有的区别特征,则由于在同一音位系统中往往重复出现,形成相关性的对立群(如p∶b,t∶d,k∶g等等),因而显得特别突出、显明。这些特点对音位分析来说,都十分有用。
特鲁别茨柯伊一生所发表的音位学论文共53篇,其中所包含的重要论点和材料,经过浓缩、重写和发展,最后基本上都被纳入了他的《音位学原理》。为了写作这一集大成的著作,特鲁别茨柯伊真可谓呕心沥血,直至去世前的最后一周,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口授文稿。然而,最终他还是未能完成预定的写作计划。据估计,全书仅缺最后的二十来页,主要是关于“句子的划界符号”这一章,以及全书最后的“结论”。正式出版的《音位学原理》,正文共315页(指法文版),除了导论和一个对音位学的初步说明外,主要分为辨义篇和标界篇两部分。辨义篇为全书重点,约占全书六分之五的篇幅。该篇探讨语音的区别性功能,共分为七章,即:1)基本概念,2)确定音位的规则,3)区别性对立的逻辑分类,4)语音区别性对立的音位系统,5)区别性对立中和的类型,6)音位群,7)音位统计学。《音位学原理》总结和概括了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的音位学研究(特别是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对音位定义、对立观念和辨义功能、区别性特征以及相关性概念等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音位理论。当然,对音位理论的研究,并非自特鲁别茨柯伊才开始的。他自己也说过,他对几位先驱者(尤其是索绪尔和库尔特内)的思想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十分了解,并努力使这些思想在国际思潮中得到传播。但应该承认,他是第一个企图并最终实现了建立系统的音位理论的人。在不少方面,他的探索是有独创性的,如音位的区别性特征、音位对立的分类、从音位角度对韵律特征(如音长、音重、音高、语调等等)的分析、音位的划界作用、音位统计学等等。所有这些,对后来的音位学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影响。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理论自然也并非十全十美的,它也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例如,他一方面主张把音位学与语音学绝然分开,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区分建立在语音学标准、尤其是发音特性的基础上,他的音位对立的分类也常常是以语音学为出发点的,这就不能不造成理论上的自相矛盾。特鲁别茨柯伊本来打算在完成全书的初稿之后,再回过来对某些章节进行修改、补充,或改写得更为精确一些。[25]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也许是造成他的理论的表述在某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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