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语言学会及其代表人物

除了布拉格学派之外，欧洲还有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心，那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崛起的哥本哈根学派。丹麦有语言研究的优秀传统，自19世纪初以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语言学家，其中有国际影响的，就有拉斯克（R.Rask）、维尔纳（K.Verner）、汤姆逊（V.Thomsen）、裴特生（H.Pedesen）、叶斯丕森（O.Jespersen）等人。哥本哈根大学原来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之一，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汤姆逊、裴特生先后主持该校的比较语言学讲座达三十年之久。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像布拉格出现的情况一样，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丹麦一批青年学者开始转向语言结构的研究。先是成立了两个小组：“音位学研究小组”和“语法研究小组”，着重从结构角度从事音位学和语法的研究。1931年，仿照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样式，成立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que）。该学会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个：布龙达尔（Viggo Brøndal，1887—1942），乌尔达勒（Jørgen Uldall，1907—1957）和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

布龙达尔的主要著作有《普通语言学论集》（1943）、《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基质和借用（关于语音和词的历史的研究）》（1948）、《词类》（1948）、《介词理论》（1950）等多种。然而最集中地反映他的结构语言学思想的，却是刊载在《语言学学报》（Acta Linguistica）创刊号上的他的那篇篇幅不长的论文《结构语言学》（“Linguistique structurale”）。在这一论文中，他评述了以往的、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情况，并全面表述了自己的结构主义观点。

布龙达尔首先指出比较语法是“19世纪的女儿”^[1]。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由于受对遥远的古代的浪漫主义情趣的影响，它首先是“历史的”。某些理论家（例如保罗）甚至坚决认为，整个语言科学都必须是历史的。由于对细小的真实事实以及精确和细致的观察的兴趣，它也是“实证的”。它只对可以直接观察的事实、尤其是语音感兴趣，并把整个语言活动看作纯生理的、心理的现象。由于受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影响以及想在方法的严密性上跟自然科学相媲美，它最终又是“合乎法规的”。它形成越来越多的具有绝对性的规律（lois）。布龙达尔认为，比较学家强调历史、具体和规律的倾向明显地反映了他们的实证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对科学的实践固然很有用处，但在理论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甚至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完全赞同拉朗德（Lalande）的观点，认为对任何科学来说，实际上最重要的是那些经常的、稳定的、相同的东西。他并且表明，应该承认任何真正重要的变化都显示出非连续性（discontinuite）。

接着，布龙达尔指出，到了20世纪，实证主义观念已再也不能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了，“在语言学里，也和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新的科学精神显然是反实证主义的”（第4页）。这是因为，人们首先感到“有必要在时间的长流中把属于一种科学的对象独立出来，分割开来，也就是说，一方面确定被视作不变的状态，另一方面确定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突变”（第4—5页）。他认为，正如在物理学中提出“量子”（quanta）、生物学中提出“突变”（mutations）一样，在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了“共时性”（synchronie）和“历时性”（diachronie）的区分。共时性被理解为具有稳定性、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平面。其次，人们懂得了确立普遍观念的必要性，因为普遍观念是“同一客体的各种特殊情况、所有个别表现可能形成的唯一统一体”（第5页）。布龙达尔认为，正如生物学中产生了“基因型”（génotype）概念，社会学中提出了“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的概念一样，语言学中则相应地提出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别。生物学家约翰逊（W.Johannsen）把“基因型”理解为“遗传型因素的总和，各种各样的现象型（phénotypes）只是具体体现”（第5页）。社会学家杜尔克姆（Durkheim）则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独立于它的个别表现和各人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同样，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看作“种”（espèce）和“制度”（institution）。跟“基因型”和“社会事实”一样，“语言”也纯粹是一种抽象的实体。总之，布龙达尔认为，许多现代科学都已认识到，必须紧紧抓住“被研究的对象内部的各种理性联系”（第5页）。例如，在现代物理学中，人们不仅研究晶体和原子的结构，甚至分析光的结构。在心理学中则提出了“格式塔”（Gestalt）的概念。布龙达尔在援引了拉朗德对“结构”所下的定义之后指出，结构主义原则在语言学中也已扎根，“索绪尔所说的系统正是这个意思，在系统里所有的成分都相互制约着；萨丕尔所说的‘模型’（pattern）或语言整体模式也是这个意思。特鲁别茨柯伊的功绩则在于创立和制定了关于音位系统的结构主义学说”（第6页）。在布龙达尔看来，这种语言学新观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强调同一性、统一性和整体性思想的过程中，它就幸运地避开了狭隘实证主义所固有的那些困难，而这些思想在科学发展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布龙达尔还进一步指出，对结构语言学来说，“共时”、“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概念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共时”，强调某一语言的同一性，共时性研究也就是研究属于同质状态的语言现象。“语言”，强调由共时研究而视为同一的语言的统一性。“为了确定一种语言……我们把所有的变体归并为最低限度数量的基本和抽象的类型（变体则被视为这些类型的实现），而暂时地，然而毫不犹豫地忽略那些从结构主义观点看来，可以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非相关性的和纯粹是个人的一切东西。”（第7页）“结构”，强调业已确认同一性和统一性的语言的整体性。“为了深入结构的本质，我们在被视为同一的和统一的诸要素之间确立不变的、必须的、因而是合法地建立的一切关系”。（第7页）以上三方面被认为是结构语言学的基础。

此外，布龙达尔还提出了是否应该接受“泛时性”（panchronie）和“无时性”（achronie）概念的问题，看来他是倾向于确立那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语言的状态里都存在的、人类普遍的因素的。这种倾向跟哥本哈根学派建立普遍语法或理性语法的目的是完全吻合的。

乌尔达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与叶尔姆斯列夫在“音位学研究小组”和“语法研究小组”中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在奥胡斯（Arhus）两人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探索一种新的语言理论。1935年他们把这种新理论定名为“语符学”，并宣告他们将共同编写一部《语符学基础》。他们曾合作多年，共同致力于这一新理论的创建工作。后来由于乌尔达勒长期旅居国外，彼此的看法也有分歧，终于未能完成原定的合作研究计划。1957年，亦即乌尔达勒去世的那一年，才将他撰写的第一部分正式发表（即《语符学基础》〔Outline of Glossematices；A study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umanities I：General Theory〕，Copenhagen，1957）。

从发表的这一部分看来，乌尔达勒所承担的任务，是制订作为科学的一般理论的语符学。乌尔达勒和叶尔姆斯列夫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认为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将语言理论和科学的一般理论统一起来。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导论》中曾说：“所有科学都聚集在语言学的周围”（第15章），意思是说完全可以在作为语言理论的语符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研究适用于所有科学的语符学。乌尔达勒所完成的部分，其目的正在于建立这样一种一般语符学系统。这种认识与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卡尔纳普就曾说过，“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2]。只不过，卡尔纳普认为物理语言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语言，因而一切科学应该在物理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语符学家则认为统一一切科学的基础应该是语言学。

乌尔达勒《语符学基础》的主要内容是论证运用精密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说，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探索统一量的科学和质的科学的基础。乌尔达勒认为，计量科学的研究方法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把这种方法导入语言研究领域，必将大大提高语言学的科学水平。他进而指出，要想引进精密科学的方法，使量的科学和质的科学接近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在语言学之类人文科学（质的科学）中，排除对象的物质方面，采用纯功能和关系来表达对象。他指出，“精密科学不是跟宇宙中全部现象相联系的，而仅仅跟它们的一个方面即功能相联系，而且仅跟量的功能相联系。从科学观点来看，宇宙不是由物体甚至不是由‘物质’构成的，而是仅仅由物体间的功能构成的；而物体仅仅被看成是功能的交叉点。‘物质’本身不应予以考虑，因此，科学的世界观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张图表”^[3]。他认为精密科学之所以取得飞速的进步，关键就在于紧紧抓住了“量的功能”，因此人文科学要想与精密科学统一起来，实现“科学化”，只有在这方面向精密科学靠拢。因为在他看来，“要求精密科学放弃它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是荒谬的，因此只有人文科学抛弃‘物质’，依靠功能才能实现这一统一”。他认为，只有这样，人文科学才能成为精密科学。^[4]就这样，乌尔达勒通过把研究对象非物质化以及把一切科学对象归结为功能系统，最终得出了作为一般科学理论的语符代数学。正如他在这一著作的结尾部分所说的，“这里所阐述的语符代数学是包罗万象的，也就是说它的运用不受材料的限制，因此，在它的性质和阐述中没有任何语言学甚至人文科学所特有的东西，虽然，按照创建的意图来看，它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对语言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材料进行描写的基础。”^[5]

乌尔达勒企图运用精密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近来数理语言学等边缘科学以及机器翻译等应用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然而，他为了追求形式化的彻底性，要求完全摒弃“物质”，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必行得通，因而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和指责。^[6]

布龙达尔和乌尔达勒都很早就去世了，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实际上，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真正的代表人物只有叶尔姆斯列夫一人。

叶尔姆斯列夫最初是专攻罗曼语言学的，先后受业于裴特生（从其学习比较语言学）和梅耶（从其学习普遍语法），因此对传统语言学的材料和方法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曾在奥胡斯当过一个时期的副教授，1937年接替裴特生的比较语言学讲席，从此一直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他的父亲是数学家，自1917年起就是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有人认为，叶尔姆斯列夫后来立志从事纯理研究，有一种倾向于抽象而严密的科学精神，也许受到他父亲的某些影响。

叶尔姆斯列夫是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一生论著宏富。主要著作有：《普通语法学原理》（1928），《格的范畴》（两卷本，1935，1937），《语言理论导论》（1943），《语言学》（1963），以及一系列论述语符学原理的重要论文，例如《论语素的一种理论》（1938）、《支配关系的概念》（1939）、《语言和言语》（1943）、《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1948）、《语言行为的层次》（1954）等等。^[7]

叶尔姆斯列夫是语符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奥胡斯时，他与乌尔达勒合作，共同构筑新理论。1935年，他们曾在奥胡斯的Humanistisk Samfunds Skrifter第一卷上发表过一篇《语符学基础提要》，并计划合作写作《语符学基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叶尔姆斯列夫未能完成这一《基础》的写作任务，但还是在其个人所著的《语言理论导论》里全面阐述了语符学理论的原则。《语言理论导论》的丹麦文版出版于1943年，1953年出英文版（由F.J.Whitfield翻译，经叶尔姆斯列夫亲自校阅），刊载于IJAL的增刊第19/1期，1969年又出版了单行本的英文第二版。丹麦文版《导论》由于语言的障碍，影响有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通过马丁内的一篇重要述评^[8]才对它的内容有粗略的了解。自英文版出来后，《导论》就成了各国学者了解语符学理论的基本著作。随着《导论》的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叶尔姆斯列夫遂被视为哥本哈根语言学派（亦常常称为语符学派）的语符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阐发者。

实际上，叶尔姆斯列夫并未能全面完成语符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导论》中只是提出了有关这一理论的一些前提，尚未来得及作深入的、确定性的展开。50年代，他忙于行政工作（1953—1954年担任副校长、1957年创建“语音学和语言学学院”），特别是后来患了重病，当他再想写作他长期来所构思的语言代数学时，已经不可能了。

哥本哈根语言学会有两个刊物，一个是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于1939年创办的《语言学学报》（Acta linguistica），自1939年至1960年共出了八卷，1965年起更名为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继续出版。另一个是《哥本哈根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que，简称TCLC），自1945年出版，1949年（第5卷）为结构研究专辑。乌尔达勒的《语符学基础》即发表于该刊第10卷（1957年）。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论集》（Essais linguistiques）则分两次，分别发表于该刊第12卷（1959年）和第14卷（1973年）。学会成员的有关语符学的论文，大都刊载于这两个刊物。

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虽说是仿照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模式建立的，但它并不像布拉格语言学会那样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喜欢通力合作、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叶尔姆斯列夫作为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对整个学会当然是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的，但学会成员的理论观点并不一致。布龙达尔、狄德里森（P.Diderichsen）、安德森（P.Andersen）、费舍约根森（E.Fisher-Jagensen）、陶格贝（K.Togeby）等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观点。而且，对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的最深刻、最贴切的批评，常常是来自他的学会的内部的。^[9]这些都构成哥本哈根语言学会有别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