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龙达尔提出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强调逻辑分析,他想在人类的语言活动中找出逻辑概念,在好些方面与语符学观点并不一致。乌尔达勒则主要解决精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问题,目的在于建立作为科学的一般理论的语符学。对作为语言理论的语符学作全面而深入探索的,只有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Prolegomm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一书及他的《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等论文。因此,叶尔姆斯列夫被视为语符学派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评述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
(1)关于对象和方法
在《导论》的开头部分,叶尔姆斯列夫就指出:“构成传统语言学主要内容的是语言的历史和各种语言的起源的比较,其目的与其说是了解语言本质,不如说是了解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接触,在这一了解的过程中语言只不过是当作一种工具罢了……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disiecta menbra,即语言的支离破碎的部分,它们不能把语言作为整体概括起来。我们研究的是语言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现象,而不是语言本身。”[10](第一章)很明显,叶尔姆斯列夫认为传统语言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语言学,而是语文学。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呢?在《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一文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有索绪尔所理解的那种“纯粹相互关系的结构”才是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他十分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并将永远认为,只有以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把语言看作是相互关系的模式来进行研究才是科学领域的主要任务。为了在传统语言学和纯粹结构分析方法的语言研究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我为后一种研究方法提出一个术语——语符学(Glossematics,来自希腊词γλσσα〔语言〕)”[11]。由此可见,语符学是把语言看作一种纯符号系统,并专门研究它们的关系和模式的。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传统语言学是一种超验(transcendante)语言学,因为它研究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那些虽然与语言有关,但却主要是属于逻辑、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现象,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学外的语言材料为基础的。他提出应该以一种内在(immanente)语言学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语言学既不应该是辅助科学,也不应该是派生科学。它不该把语言当作非语言学的(物理学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逻辑学的、社会学的)事实的混合物,而应该当作一个自足的整体:一个sui generis(独特的)结构”(第一章)。他还提出,内在语言学应该努力寻求常数(constance),亦即确定对所有的语言来说是稳定的、共同的部分;常数并不扎根于一种语言学外的“现实”,但它一旦被找到和得到描写后,就可将它投射到某种“现实”(物理学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逻辑学的等等)之上。他指出,传统语言学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是一种归纳、概括的方法,而内在语言学应该采用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分析的方法,即从“文句”(texte)开始,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再分割时为止。他认为归纳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中世纪的唯实论的泥坑,而演绎法是从整体到部分的分析方法,是最合理的分析方法,因为整体永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2)关于形式与实体
叶尔姆斯列夫把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这一重要命题当作语符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他强调形式与实体的绝对对立以及形式的绝对独立性。他说,同一语言形式可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实体(如语音、书写符号、莫尔斯电报字码等等),可见形式是绝对独立的。由此他主张所有的实体都不应该列入语言学研究范围,“语言学分析语言形式,而很多其他科学则研究实体”(第15章)。那么,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形式”究竟是指什么呢?他指的是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法》一文中,他说:“现实的语言单位决不是语音或是书写符号,也不是意义;现实的语言单位是通过语音或书写符号及意义显示出来的相互关系成素。关键并不在语音或书写符号及意义,而在于它们之间在言语链及语法变化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些相互关系组成语言的体系,也正是这一内部的体系成为该语言与其他种种语言相区别的特征,而语言在语音中或书写符号或意义中的表现对语言体系本身来说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改变而对体系毫无损失。”[12]他还从另一角度谈到形式与实体的区别:他认为,一切语言都是相同的,这是结构的原则。它们的区别是在于每一具体情况下对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的模式不同。相似与区别取决于形式而不是实体。他还说过,“构成常数的是形式,而变数包含在物质里,根据不同情况,变数可以有不同的价值”[13],也是这个意思。对于语言形式与实体的关系,叶尔姆斯列夫甚至说:“实体……并不是语言形式存在的必要前提,但是语言形式却是实体存在的必要前提。”(第21章)因而他认为,不能把实体的描写作为语言描写的基础,“相反,实体的描写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描写”(第15章)。
可以清楚地看出,叶尔姆斯列夫对“形式与实体”的认识跟索绪尔的看法是有区别的。索绪尔看到语言具有符号的形式特征,但并不主张排除实体。他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这两方面都是心理的。尽管这一看法带有浓烈的心理主义色彩,本身也站不住脚,但他至少承认语言是一种实体(不过他说是心理实体)。叶尔姆斯列夫则避免对语言作心理的理解,而只作纯形式关系分析。在这方面,语符学派的主张跟布拉格学派的看法也有很大不同。这一点,他们双方都是清楚地意识到的。叶尔姆斯列夫批评布拉格学派没有全面理解索绪尔的学说,而只是接受了索绪尔把语言(langue)看作是在实体中的、不是独立于实体之外的形式这一部分,因而他认为布拉格学派并未掌握索绪尔思想的精髓。反过来,布拉格学派则批评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归结为纯形式系统,把意义从语言中排除出去,使语言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游戏”。例如,在对音位的认识方面,两派就有分歧。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分析中,通过对立分析,说明区别特征,是联系实体(音素)来认识形式的。叶尔姆斯列夫则相反,拒绝分析音素的区别性特征,认为如同意作这种分析,就意味着不能摆脱实体(声学特征)。他认为应把音位理解为独立于实体的、纯抽象的关系模式。
(3)关于功能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学只应分析语言形式,而所谓“语言形式”,在他看来就是一系列关系,也就是功能。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符号系统中存在三种主要关系:
①决定关系(dermination),亦即限定与被限定的关系,a以b为前提,但b不以a为前提;
②依存关系(interdependance),a和b互为前提;
③并列关系(constellation),a和b同时并存,但并不互为前提。
由于叶尔姆斯列夫把常数(constante)理解为是在功能关系中成为另一个功能体[14]的必要条件的那个功能体,变数(variabc)则是不成为另一个功能体的必要条件的那个功能体。因此他说,决定关系亦即一个常数与一个变数之间的功能,依存关系亦即两个常数之间的功能,并列关系亦即两个变数间的功能。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还可采取另一种对语言理论来说有重要意义的功能区分方法,即区分为“et…et”(既……又)功能(或称连接功能〔conjonction〕)和“ou…ou”(或……或)功能(或称分离功能〔disjonction〕)。他所提出的“过程”(processus)和“系统”(système)的区别正是以上述“et…et”功能和“ou…ou”功能的区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过程”(如语句)中存在的是“et…et”关系,在“系统”中存在的是“ou…ou”关系。例如:
rat
mis
如将r和m,a和i,t和s分别交换;就可得到下列不同的词:rat,ras,rit,ris,mat,mas,mit,mis。这许多语链都是语言的过程(语句)。其中每一个,例如rat,它的成分r、a,t是共存和连接的关系。在mis中的m、i、s的关系也同样。然而,就r和m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种分离和交替的关系,在具体语链中出现的,或者是r,或者是m。
叶尔姆斯列夫的功能概念接近于数学的函数概念,也就是说,他用功能表示两个功能体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各种关系都是功能,如词的范畴、动词的支配能力、主语与谓语的关系、“表达”与“内容”的关系等等。一方面,一个语言单位对别的语言单位来说具有功能(也就是说有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语言单位由某种确定的方式获得了功能,那么它在言语链中就占据了某个位置。叶尔姆斯列夫曾说,“结构按定义来说是依赖关系(dépendance)或函数(数理逻辑学的含义)的组织”[15],又说“功能就是决定着分析条件的依赖关系”(第11章)。可见他认为功能就是严格的依赖关系的表现,而研究这种依赖关系(功能),正是结构语言学的一项主要任务。
很明显,叶尔姆斯列夫的功能观也是来源于索绪尔的理论的,它与索绪尔的价值观十分接近。索绪尔说:在语言系统里,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如下图[16]:
这就是说,索绪尔认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产生价值。叶尔姆斯列夫则说,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产生功能。可见,叶尔姆斯列夫的“功能”和索绪尔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4)关于两个平面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叶尔姆斯列夫认为索绪尔这一对符号的看法仍不符合形式化的要求,他认为对能指和所指本身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出了两个平面的理论,即[17]:
这就是说,表达和内容各有其形式和实体。这样一来,他把语言世界分成了四个方面:在内容平面,一方面是经验的现实世界(内容实体),给这一内容实体装上一种模式的,是内容形式;在表达平面,跟内容形式紧密相关的,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是给表达实体(即音的现实世界)装上的模式。叶尔姆斯列夫认为,“符号是由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构成的单位”,因此只有这两部分才是语言学的对象。他认为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都是现实世界的东西,不应包含在语言之内,因此研究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的语义学和语音学也不属于语言学,而只能当作语言学的辅助学科。
按照语符学观点,表达形式可切分成更细小的部分,即表达—形素(figures)。分析的结果表明,数量无限的表达形式是由有限数量的表达—形素构成的。他们认为,这种表达—形素,实际上就是布拉格音位学家所说的音位,不过他们强调这种形素(音位)应该是没有相应内容的单位,他们通常称之为“表达单位”(cénème)。把表达区分为形素当然不是语符学派首创的。人们早就这样做了,这实际上正是拼音字母产生的前提。语符学派的创新之处是在于,他们提出在内容方面也可以像表达方面一样进行细分,得出有限数量的、最小的“内容单位(plérèmes)。叶尔姆斯列夫指出,在内容平面分析内容—形素的方法,在语言学里一直没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忽视使许多人相信内容方面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认为正像一个语链可分析为音位一样,内容也可分析成较小的(和较为一般的)“内容成素”(élèments de contenu),例如,“母马”可分析为“马”+“阴性”,“公牛”=“牛”+“阳性”,“女孩”=“孩子”+“阴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叶尔姆斯列夫对内容平面的分析,所依据的并非这些单位的意义,而是从纯形式的角度出发的。例如,上述的“阴性”、“阳性”并非指性别上的男、女、雌、雄,而是指与语法上的阴性或阳性代名词的联系。
(5)关于接换原则
叶尔姆斯列夫说,接换(commutation)关系是语言现象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是理解语言的锁钥。据此,他提出了接换原则,并以之作为全部理论的主要基础。
究竟什么是接换原则呢?它指的是任何表达形式的差别必然会引起内容形式的差别,反之亦然。“接换”这一术语是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但接换试验这种方法早已有之,布拉格学派在研究音位时就常用此法。例如,在法语中,r和l这两个音是可接换单位,因为通过交换可引起内容的变化,如把rire(笑)中的前一个r换成l,就成了lire(阅读)。因此r和l是不同的两个音位。同样,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内容成素”的替代会引起表达的变化,如在法语中以“ellecheval”(她—马)代替“il-cheval”(他—马),整个表达就由étalon(公马)变成了jument(母马)。
这一原则也是由索绪尔的思想引申出来的。索绪尔说:“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语言制度的特性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普通语言学教程》P.167)他还进一步指出,“能指的变化常会引起观念的变化”(同上,P.167),“反之,任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到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同上,P.168)。叶尔姆斯列夫只是用他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代替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而已。
接换关系确实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实际上只涉及那些对某一语言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还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表达方面有某种差别,但内容方面并没有相应的差别与之对应;或者内容方面有某种差别,但在表达方面没有相应的差别与之对应。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这些差别都是语言结构的非本质的差别,在讨论接换原则时可以不加理会。为了说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差别,他提出了“常体”(invariants)和“变体”(variants)的概念(见第14章)。常体是通过接换试验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表达平面(或内容平面)用一个单位去替换某一单位,若是这一替换引起另一平面的变化,那么用来替换的单位就是常体。变体是在替换中不能引起另一平面的变化的那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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