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学的历史并不长，但一百多年来却产生了好几位杰出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语言理论家，如辉特尼（W.D.Whitney）、皮尔斯（Ch.S.Peirce）、鲍阿斯（F.Boas）、萨丕尔（E.Sapir）、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沃尔夫（B.L.Whorf）、雅可布逊（R.Jakobson）、乔姆斯基（N.Chomsky）等。在发展过程中，美国语言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过，一般说来，直至19世纪末，美国语言学与欧洲语言学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的美国语言学也就是欧洲传统的继续。这一点在辉特尼（1827—1894）的思想和著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辉特尼继承了欧洲语言学中重视理论思维的传统，强调建立概括性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他所著的《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等著作，很早就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等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他并没有写过什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论著，但在他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中，却深刻地阐明了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因此，19世纪末，两位著名的德国比较语言学家，青年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勃鲁格曼和雷斯琴曾经特别指出，辉特尼以其首创的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对欧洲语言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辉特尼的语言理论观点曾对索绪尔产生过明显的影响，索绪尔曾赞扬辉特尼的研究活动“改变了语言学研究的轴心”[2]。由此可见，辉特尼与欧洲的语言研究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美国语言学显示出较为明显的特点，开始于鲍阿斯的描写研究，由此鲍阿斯被视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创者。从鲍阿斯起，经过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努力经营，直至后来的乔姆斯基学派及别的一些学派，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语言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成了欧美语言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近半个世纪来，美国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在欧美各国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专门进行一番探讨。在本节中，我们先叙述一下美国语言学的总的特点。
在20世纪初开头的一二十年里，美国语言学家在对语言的看法和分析方法方面，逐步形成了有别于欧洲传统的特点。欧洲语言学的发展一向跟语文学、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而20世纪初的美国语言学却反映了从一条不同的途径研究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分析人类行为的倾向。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印第安语的研究中，形成了描写方法的专门化。美洲的印第安土著语言有近千种之多，大约可分为150个语族。由于行政管理、传教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等方面的需要，美国不少学科的专家很早就注意研究印第安语言。在这方面开辟道路的是语言学家鲍阿斯（1858—1942）。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对印第安语的调查工作，主编了三卷本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1938年）。鲍阿斯为该手册所写的“绪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详尽地阐述了印第安语的结构特征，并提出了一个原则：每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结构。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身的结构所得出的方法，而不能根据由其他语言结构所制定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印第安语言有不少特殊的语法范畴，因而不能照搬印欧语言研究中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上述原则后来实际上成了描写语言学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布龙菲尔德曾经说过：“记录和描写人类言语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完全来自鲍阿斯毕生工作所奠定的坚实基础。”[3]可见，鲍阿斯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建立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事实也正是这样，自鲍阿斯开始，好几代美国语言学家（包括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几乎人人都把一种或数种美洲印第安语言的描写作为基础工作和基本训练。也就是说，遵循鲍阿斯的原则，他们的研究工作往往是从“田野工作”开始的。通过对许多印第安语言的描写分析，他们看到了美洲土著语言跟印欧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扩大了眼界。由于印第安语言没有文字记载，也无法利用语言直觉，因而从音位的确定到语法系统的描写，都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方法的新方法。这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一系列理论问题，并迫使他们去发展共时的描写方法，即以语言的外部形式特征为重点的客观地描写语言的方法。
其次，美国语言学跟人类学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这当然也跟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有关。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深深感到，他们面临着一种严峻的事实：几乎年年都有一些土著语言消失。而自鲍阿斯开始，语言学家就一再强调，语言是文化中最具有特征性的创造物。萨丕尔还特别注意到语言对其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宝贵的语言资源的消失，无论对人类学还是语言学来说，当然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充分认识到调查印第安语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从而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人类学家把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证据视作人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学家也认识到，语言跟使用者的意识、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只有依靠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才可能深刻地理解语言。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大多又同时是人类学家，如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等，萨丕尔和沃尔夫并且长期在人类学系工作。当时，语言研究往往是跟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有不少语言学家甚至把语言学看作人类学的一部分。
再次，美国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联系十分紧密。美国的语言教学，由于传统和实际需要的刺激，规模很大，开展得较好。美国语言学会主办的语言学讲习所（Linguistic Institute）自1928年起在各大学开设暑期课程。从1934年起，又建立了一个暑期语言学讲习所（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也于每年夏季开班，主要讲授语言描写分析技巧以及与传教工作有关的其他语言学知识，目的主要是培训向美洲印第安部族及其他土著居民传教的教士，并把圣经译成各土著部族的语言。40年代初，由于二次大战爆发，美国为了要派大批军队到亚洲、南美洲以及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上去，急需懂得当地居民的语言，因此又开设了许多军事语言学校，对军人实施语言训练计划。特别是后面两项语言教学活动，即为了战争和传教的需要所开展的规模巨大的语言教学活动，曾迫使不少有名望的语言学家去研究非印欧语系的、陌生语言的描写技术和教学方法。布洛克（B.Block）的日语研究，霍凯特（Ch.F.Hockett）的汉语研究等等，都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语言教学的实用要求往往成了语言研究的出发点，例如派克（K.L.Pike）的《美国英语的语调》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1942年开始研究美国英语的语调，其目的在于解决实用的目的。密歇根大学英语研究所，在给拉丁美洲的学生教授英语时，发现这些学生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某种类型的语调转移到英语里面来，因而使他们用新的语言谈话的这种企图变成徒劳。为了有效地教授英语语调，就进行研究美洲的各种类型的语调，找出这种教学的基础，确定最少种类的语调类型，以便顺利地利用它们作为初步教授语言的根据。”[4]可见，各种语言的教学工作，促使许多语言学家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描写分析法的重要价值，刺激并加速了共时描写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从上述几方面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语言学与欧洲语言学的传统是有所不同的，这主要是由于研究的目的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当然与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隔离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语言学毕竟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科学，因此欧美语言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实质性的。尤其是经过雅可布逊（R.Jakobson）和马丁内（A.Martinet）等著名语言学家的中介，欧美两个大陆的语言学家彼此增加了了解，双方的差别就愈来愈小了。雅可布逊和马丁内是布拉格学派的重要成员。雅可布逊自1941年起移居美国，先后在纽约的法国自由高等研究学校（Ecole libre des hautesétudes）、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校任教。马丁内1946至1955年期间也侨居美国，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且是纽约语言学会及其会刊《词》（Word）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人。这两位学者在促进欧美两个大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流方面，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因此，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语言学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区别于欧洲语言学的明显的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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