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的事业

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完二年级的学生要分专业，四分之三分为文学专门化，四分之一分为语言专门化。多数同学认为，学文学，有趣，未来的生活道路宽广；学语言，枯燥，毕业后分配工作可选择的余地有限。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够分到文学专门化，而不愿分到语言专门化。

有一个同学，被分到了语言专门化，因为他不愿学语言，终日愁眉不展，情绪低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李行健和这个同学关系密切，看他这种样子，心里很是焦虑不安。于是，便约上几个同学，一同到系里去找有关领导，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同学分到文学专门化来。

“不能！”领导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这是国家计划，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不能随便更改变动的。将来你们毕业后，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分配：学文学的，一个不能多；学语言的，也一个不能少。”

听了领导的这一番话，同学们再也无话可说，都失望地回去了。但是，李行健却心有不甘，他这样想：领导说文学专门化一个不能多，语言专门化也一个不能少，那么，换一换是不是可以呢？

第二天，他没再约别的同学，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系里，找到昨天接见他们的那位领导。他说，还是为了那件事情，既然国家计划已定，学文学的一个不能多，学语言的也一个不能少，换一换不行吗？

领导听了，大吃一惊。为了分专门化，他向学语言的同学，做了多少思想工作。现在，竟然有分到文学专门化的同学，自动要求到语言专门化来。他问：

“是你想换吗？”

“是我想换。”李行健回答。

“你想好了吗？”领导说，“这可是决定你一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换了以后，你可不能再反悔呀！”

“我不会反悔的！”李行健坚决地说。

为了让领导放心，他又解释了几句。他说，学什么都一样，只要刻苦努力，就能学好。至于工作，做什么都一样，行行出状元。

但是，空口无凭，领导还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你得写一个申请书。”

“这好办。”李行健干脆地说，“我这就写。”

他拿过纸笔，立即写了一份自愿到语言专门化的申请书，交给了领导。

就这样，李行健便开始走上了他的语言学之路。

其实，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没有想很多，只是为了安慰那个不想学语言的同学的心，才这样做。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英雄之举、模范行为，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随机处理就是了。

当然，细究起来，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可能有一种心灵的昭示，一种情感的激励吧。

1952年，李行健在一所工科重点大学——重庆大学的预备班读书。当时，升入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机械制造。由于受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语法修辞讲话》的影响，他对语言知识的学习有了些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写成一篇题为《谈“着”和“了”用法》的文章，寄给语言方面的刊物《语文学习》。因为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收到回信，李行健便以为自己的文章可能是不值得编辑先生一顾，也就淡忘了这件事。殊不知有一天，突然收到《语文学习》社来的一封退稿信。信中充满热情关怀真诚鼓励的话语，使李行健感动不已，乃至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搬迁，这封信仍旧完好地保存在他的书橱里。因为他认为那是一封很有纪念意义的信，这也是他从工科转到文科的一个因素。信的开头说，没有尽快回信“非常抱歉”。他们对文章研究过多次，打算让作者修改后发表。李行健真有点儿受宠若惊。由于当时正准备北上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未能应命修改那篇文稿。当时李行健并不知道那是张志公先生亲笔写的信。30多年后他再看那封信觉得像是张志公的笔迹，于是便复印一份送给张志公看。张志公看后非常高兴，确认那封信就是他写的。他还对李行健开玩笑说：“好在信中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容，否则人家就要秋后找我算账了。”李行健说：“账还是要算的，从那时起，你就是我的老师了，是把我引入语言学的带路人之一。”

非常巧的是，1980年语文出版社正式成立，原拟定由吕叔湘任社长，张志公任总编辑。结果吕叔湘担任了社长，张志公却始终没有到任，而后来接任的，不是别人，正是李行健。

1935年，李行健出生于四川遂宁。在他1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可以想见，一家人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有个叔叔，待他们比较好，经常给以关照。因为家庭贫苦，李行健珍惜学习的机会，知道发愤，刻苦学习，小学初中，每次考试，都是前三名。老师告诉他，国家穷，是因为不能造飞机、大炮等先进器械，初中毕业时鼓励他报考当时设在重庆的西南工业专科学校。遂宁没有考点，要到南充去考。同去赴考的一共5名同学，为了节省路费，自带干粮，步行。到南充100多里，两天的路程，中途在一座破庙里住了一夜。蚊声如雷，咬得人不能入睡，只好由两个人打蚊子，轮流睡觉。结果考取两名，其中就有李行健。

后来院系调整，这所学校改为西南建筑工程学院，李行健所在的机械制造专业转入重庆大学，作为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

这时，李行健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不想学机械制造，认为单纯靠工业救国不行，国富民强，要靠社会制度，政府和老百姓一心。

于是，李行健开始有了一个蒙眬的想法，觉得当新闻记者最好，能广泛接触群众，反映民意。上一年预科后允许他们重新选考大学，他决定报考新闻专业。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有新闻专业，他便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这是1953年，如愿以偿，李行健被录取了。

但是，他并没有学新闻专业。入学后，系主任是杨晦，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革命前辈——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跳墙而入的5名北大学生中，据说有一名就是杨晦。杨晦给新生讲话，说学新闻的最好有些社会经验，应让调干同学去学新闻——同学中，有些已经是国家干部或工人，组织调来上大学，称为调干生；从中学直接考入大学的，学语言文学专业。既是国家的需要，组织的决定，李行健愉快地服从了。

一年级课程中，有一门“语言学引论”，讲授这门课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但是，名师并未把李行健引入语言学之门，他对语言学始终也没有发生什么兴趣，觉得这门课比较枯燥。

后来，由于生病，李行健中途休学。第二年，病愈后再从一年级开始学，“语言学引论”的授课老师仍然是高名凯。这时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汉语实词分类问题，李行健读了一篇发表在《中国语文》上批评高名凯的长篇文章，说过去帝国主义学者认为汉语是低等语言，不能分词类，现在高某也提出不能分词类……李行健认为，名凯师是在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人们尽可以自由讨论，怎么能乱扣帽子？为这件事，他很是愤愤不平了几天。

于是，他便认真地去读名凯师的文章，同时还读了其他有关的文章。他敬佩名凯师在学术上坚持真理的勇气和令人信服的论辩，便给《中国语文》写了一篇文章，讲了自己的观点，并反驳了那位批高名凯的人。后来此文被删削后收入《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李行健收到文稿校样后，在一天高名凯授完课把校样拿出来，请名凯师过目。

名凯师约李行健下周面谈。他们的谈话，是在授课教室的一角，名凯师看上去很高兴，他不曾想到，一个入学不久的学生，居然对词类问题的讨论感兴趣；而且，在众多的批评声中，竟然还理解他的观点。他鼓励李行健好好学习，并说今后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去找他。

从此之后，李行健便和名凯师有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到语言专门化后，师生之间的交往自然更加增多起来。

几十年后，李行健在一篇《回忆我的老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1958年我快毕业的时候，一次名凯师同我谈话，他说，没能留我做助教，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这自然是他的雅意和关怀，但我表示谢绝了。理由是愿意到下面去闯荡一番，干一点实事。这自然也是我的真实愿望。但同时还有政治上的因素，经过1957年“反右”后，政治气氛很“左”，我这个社会关系复杂，对当时的政治又不太积极的人，怎能考研究生呢？先生对这点不太理解，我也不愿向他讲明，因为按先生的意图去做，必然给他添麻烦。毕业前夕，他知我决心去外地工作（填的志愿是新疆、内蒙古），要我在一个星期天去他家吃饭。因行前事多，加上我不愿因这些事打扰他，所以婉言谢绝了。当我快离京时，去向他告别。除说了一些怎么好好工作经常写信等叮嘱的话外，先生拿出两件纪念品：一个大理石的水果盘子，一个小匣子，内装有清朝开国皇帝的一方印章。先生让我从中选一件留作纪念。盛情难却，我就顺手拿起我身边的盘子。由于这个盘子来历不凡，所以几经搬迁和无数折腾，至今仍完好地放在我的书橱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名凯师见我拿盘子，没有拿印章，好像有点惋惜地说，这个印章也很好玩儿。后来在历史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中，我看到了这方印章。在说明中介绍了它的历史价值，同时说它来自高名凯教授的捐赠。

李行健在北大学习5年，这里的师资阵容强大，为同学们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同学们的高涨饱满的学习热情。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倶兴，渴求学好知识，建设国家是青年学子们强烈的共同愿望。图书馆排队借书，教学楼和宿舍深夜不灭的灯光就是这种气氛的写照。学校为保护同学们的健康，只好限时拉闸熄灯。北大专家学者云集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深深地吸引着李行健，5年期间他没有回过四川老家，寒暑假也没有离开过。寒暑假里，学校的学术活动很多，借书方便，阅览室座位也不挤，特别是一些心仪已久的名师，可以到老师家中去问学。这些都是平常难得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在大学阶段，李行健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论文《汉字为什么没有走上拼音道路》。这篇论文的题目是魏建功先生出的，写作中自然得到他的很多指导。李行健也多次和高名凯先生谈过，听取名凯师的意见。论文写成后，还经名凯师审阅。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专家的好评，并分别被美国和苏联的学者翻译收入有关汉字汉语研究的文集中。还有一篇论文《〈世说新语〉中“都”和“了”用法比较》，发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第二辑上。这是杨伯峻先生指导的。杨先生当时教外系课，只参加指导本系学生写学年论文。系里要求老师们出一些研究题目，让学生去选择，谁出的题目由谁指导。当时李行健爱看《世说新语》，便选了杨先生出的题目。从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到写成文章，整个过程杨伯峻先生都给予了指导。这种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这种教学制度和师生关系，让李行健终身受益。

北京大学毕业后，可能因为在语言学上的优异学习成绩，李行健被分配在北京，去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但是，因为社会关系问题，他又被退回了北大。

后来，北大把李行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到研究所后分在语言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除了河北天津师院副院长、党委常委朱星教授兼职副所长，分管这个研究室外，并无其他人。李行健来后，具体搞什么工作，大家都比较茫然。这时，朱星已随河北天津师院迁往北京（改名为河北北京师院），无暇顾及研究所的事。为此，朱星便征求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等人的意见。吕叔湘在回信中说：“天津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鄙见最好结合地方需要，较易收效。”丁声树提议可否搞河北方言调查研究，在1956年普查基础上深入下去，并希望开展词汇调查。于是，天津语文研究所便决定由李行健着手河北省方言词汇的全面调查工作。

究竟怎么下手搞，李行健一点准备也没有，不知怎么去开展工作。他很想找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讨教。但他只知道他们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特别是在方言调查研究方面，在大学读书期间就读过他们的著作，却并不认识他们，不好冒昧去打扰，只好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不久，李行健收到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熊正辉的来信，说他们将去河北昌黎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丁声树先生问李行健愿不愿意参加。李行健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哪能放过。他便立即给熊正辉写了一封回信，表示很希望去。

当李行健从天津赶到昌黎，见到丁声树时，丁声树正忙着第二天分组下到村里进行调查，只简单问了一下天津研究所的情况，就问李行健明天同他去一个点调查好不好。

李行健高兴地答应了。

这是李行健第一次同丁声树先生谈话。在上大学时，就听过许多有关丁先生的传闻，说他25岁时写的那篇《释否定词“弗”“不”》曾震惊语言学界；他后来到国外考察、做研究工作多年，会几门外语等等。总之，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洋派风度、潇洒气质的大学者。可一见面，给李行健的印象却不是这样。当时丁先生穿一身最流行的蓝布中山装棉衣，戴一顶旧棉帽，穿一双青布鞋。与其说像一位著名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老农民。由于这身打扮，使李行健敬畏的心情减了不少。对让他第二天一起去渤海人民公社朱建坨村调查，更是有点喜出望外。第二天各自带上行李，先坐火车到留守营，然后再坐大车到调查点朱建坨。一行4人，除了丁先生外，还有高玉振和熊正辉。熊正辉是李行健大学同学，高玉振南开大学毕业，是李行健所在的天津语文研究所兼职副所长李何林先生的学生，所以很快就都熟悉了。

进村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从挑选发音合作人到按调查字表归纳音系，丁先生都要求十分严格，并手把手地指导。主要由高玉振和熊正辉记音，丁先生让李行健多听多看他们记音。自然，丁先生也在一边听一边看记音。待归纳出音系后，丁先生才让他们分开按不同的发音人记录同音字表、词汇和语法条目，让李行健也跟着熊正辉和高玉振调查。每天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或需要注意的地方，丁先生都在吃饭时或晚上给他们讲一讲。这次调查时间虽不长，但李行健总算经历了一个全过程，并且一直在丁先生指导下进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接触到的东西，如怎么识别记音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假象，哪些字词可能有特殊的读音或音变，如何调查一些带有忌讳隐私性的词语等等，使他获益匪浅。至于古今字音的演变、某字中古或上古的声母韵母如何折合成今音等学问，丁先生更是如数家珍。有一次在村外散步的路上，李行健大胆问丁先生怎样才能学好音韵学，希望能得到他的“秘诀”。丁先生的回答是，把常用字的音韵位置像背外语生词一样背下来；背多了，自然就融会贯通了。虽未得到什么“秘诀”，但李行健却觉得丁先生告诉他的是一种最朴实、最可靠的学习途径。

这次调查工作完成后，李行健就回单位着手搞方言词汇调查。河北省151个县，当时就他一个人做这一工作，对于究竟怎么搞法，他征求了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吕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也是李行健大学时的老师，吕先生表示很支持。丁声树和李荣先生也积极支持。

于是，李行健便开始工作起来，他决定先编一份供调查用的词表。河北省教育厅向各县发文，每县抽一个人，李行健便到专区，把所属各县的人召集一起，开3天会，培训他们如何进行方言词汇的调查。河北省共有10个专区，开会就得30天，加上不断到各地检查情况和来回路途上的时间，1959年这一年，李行健几乎都在外边跑了。1960年，各县的调查表报上来了。1961年，李行健一边整理一边核实了一年多，1963年底完成了《河北方言词汇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出版这部书，因拖拉，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原稿放在出版社，在保定武斗中丢失。好在李行健手中还有些断篇残稿，经过努力，又一次调查、补充完善，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于1995年出版。

1962年，天津语文研究所改为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不复存在，李行健便奉调去了天津师范学院，先是教了十几年书，后来又去办学报。

在“文化大革命”过后，1980年前后的几年间，李行健写了大量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的代表性论著《语文学习新论》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这个时期撰写的。李行健研究语言涉及的方面很广，语文政策、语言理论、语言应用、汉语规范化以及词汇、词典、方言、语法、修辞、文字、训诂等方面都研究，总结出了不少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尤其是在词汇、词典方面，李行健可以说是当代汉语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少数几个热心者之一。他用尽可能占有资料进行多角度考察的方法，继语言学大师王力《释江河》之后写出《也说“江”“河”》，结论是先秦时代，“江”只指长江，“河”只指黄河；春秋、战国，是“江”“河”词义扩大的萌芽期；西汉和魏晋，是“江”“河”词义扩大并被广泛使用的时期。这一篇论文引起强烈反响，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节选为《高中语文实验课本》的课文。

1981年李行健所写论文《概念意义和一般词义——从“国家”的词义是什么说起》，对《现代汉语词典》以及《辞海》等权威性辞书的一些释义提出质疑；并由此进一步说明我国的词典释义工作，还有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一是释义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认识上拨乱反正，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词典编好；二是要从活的语言中（口头的和书面的）概括词的含义，作为词典释义的根据；三是词典注释的词义，应该是广大群众共同理解一致使用的意义，不能把专门术语的概念意义当作一般词义。

这篇论文发表在《辞书研究》1981年第二期，立即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重视。胡乔木写信给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现代汉语词典》首任主编的吕叔湘，信中写道：

很注意地读了李行健同志的《概念意义和一般词义》一文，深觉《现代汉语词典》有许多词条有类似的毛病，很需要认真准备与修订。这当然不是把《现代汉语词典》的巨大成就给贬低了，我是几乎一日不无此书的，而是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这个缺点是当时政治空气所致，我也应负其责。

这封信，被收入《胡乔木文集》语言卷中。

两年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要调3名中年骨干，主持其事的陈章太在吕叔湘先生支持下，约李行健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来。从天津来北京，在名师身边工作，李行健自然表示同意。于是就在1983年底报到，1984年1月开始工作，研究所成立时出任应用研究室主任。就在这年年中，吕叔湘先生又找他谈话，要调他到语文出版社工作。

“出版工作很重要。”吕先生见了李行健，第一句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一般人乐意搞学术研究，不愿到出版社工作。

在此之前，文改会的领导已经找李行健谈过话，让他到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征求他的意见。李行健明确表态，不愿去，不愿做行政管理工作。吕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便说：“我找他谈。”当见到李行健时，便开宗明义讲了“出版工作很重要”这样一句话。

李行健恭敬地听着。

“你知道，我已80多岁了。”吕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别的工作，如全国人大常委、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等，都推掉了，就留语文出版社社长这一个职务，就是为了让优秀的语言学成果能够得到出版，促进语言学的交流与发展。”

吕先生这感人肺腑的一席话，使李行健很受感动。

“我相信你在学术研究上能做出成绩，可以写几本专著。”吕先生接下去说，“但我认为那样的贡献，比起把语文出版社搞好，能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对语言学事业的贡献后者更大，也更需要。”

当时正面临语言学著作出版难，语言学科长期没有一个专业出版社的局面，吕先生十分坚定地说：

“语言学界一定要有一个专业出版社，并且要把它搞好。”

“好吧。”李行健开口说，“我先干3年。”

“别说几年。”吕先生说，“要安心工作，要拿出全部的精力。”

李行健点头，表示尽力去做。在大学时的老师，又是非常崇敬的长者面前，他不能再说什么了。

李行健到语文出版社后，慢慢才知道语文出版社能成立，吕先生是花了很多力气的。语文出版社成立前，只有文字改革出版社，但由于社名和出书的限制，远不能适应语言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吕先生同叶圣陶、胡愈之、张志公、倪海曙等先生多次研究，认为语言学界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专业出版社，经过奔走呼吁才得以在原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语文出版社，文字改革出版社作为副牌继续出版有关文改图书。语文出版社既然来之不易，就更应珍惜，不能把这块牌子玷污了。吕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执着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李行健要努力出好书，多出书。

吕叔湘先生对语文出版社的工作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周都要李行健去他那里汇报工作。他明确表示过，别的事他可管可不管，出版社的事他一定管。意思是说，出版社有事可以随时去汇报，不用顾虑。大到每年选题的确定，小到有时一封退稿信，他都管过。这对李行健的工作，是很大的关心和支持。语文出版社从李行健去时只有3个编辑，一年出几种书，后来发展到有4个编辑室，每年出书20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