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编们（二）

赵丕杰和刘钧杰有着相似的命运和经历。1932年他生于天津，16岁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毕业。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调入首都师范大学，曾任中文系主任。刘钧杰推荐他参加《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工作，他非常高兴，主要是到了晚年，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壮志未酬的遗憾，因此参与词典编写工作，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发挥余热，奉献社会的机会。有好几天，他的心情都是处于一种激动之中，而总也不能平静下来。他甚至把这一次编写词典的工作，看作他曲折人生的一次战斗，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战斗，似乎周身出现了一种青春时的火热感觉，鼓舞他投入整个的身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赵丕杰在参加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工作经验，写成《“规范”是〈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主要特点》《〈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对字头分合的处理》《背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现象浅析》《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等多篇论文，在《语文建设》《辞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等刊物上发表。这对“规范词典”的编写工作，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他曾做腰椎手术，尚未康复，即带病投入紧张的工作。出国探亲期间，也不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工作。由于他勤奋工作，后来担任了副主编。

应雨田是湖南常德师范学院（现湖南文理学院）的现代汉语教授。应雨田虽然知道李行健，读过他的语言学著作，但并不认识，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打过电话和通过信。有一天，应雨田突然接到李行健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工作。李行健读过应雨田关于异形词研究的文章，而异形词规范问题又是词典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应雨田是这方面的人才，于是特邀他来京工作。应雨田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惊喜。李行健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消息他从报刊上早已得知，但做梦也没想到会主动邀请他参加这项工作。尽管事出意外，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了李行健的邀请。他虽然已满60岁，但学校决定延长他服务年限到65岁，他还必须与学校磋商。不过他已打定主意，万一学校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还好，学校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这是国家语委“八五”规划的重要科研课题，决定同意他带职代表学校参加这项工作。于是，在他完成本学期的教学工作之后，就启程赴京了。

他毅然决然离家别舍投入这项事业，图的是什么呢？利吗？不是。李行健在电话中许诺的不过是每月500元生活补贴，虽然这个数目比编写组一般工作人员还高出200元，但他在学校讲课，课时费和奖金也远不止这个数目。名吗？也不是。这个项目固然是国家语委“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他能参加这个项目当然是光荣的，但编词典在目前的高校是不算科研项目的，何况他又不是项目的主持人，只是编写人员，就更谈不上什么“名”了。他也深知，一旦投入这项工作，就得全力以赴，个人计划的研究课题就得全部停下来。

他之所以参加这个项目，主要是这样考虑：首先是这部词典的编写宗旨——全面贯彻国家已有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各项规范标准，与他的愿望不谋而合。他是长期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他教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中学语文教师，他们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无疑要比一般人更自觉、更强烈。在平常查阅字典词典时，不时发现有与国家的规范标准不一致的地方，常常感到无所遵从。因此，大家早就渴望有一部完全遵从国家规范标准编写出来的词典面世。现在，能有机会亲自参加这样一部词典的编写工作，他当然感到高兴。再说，他的专业特长也适应从事规范词典的编纂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词汇学和词典学，也逐渐形成并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在《辞书研究》《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等刊物上发表过关于反义词、比喻义、比喻词语的意义、异形词规范方面的论文；编写过两本小型词典，《反义词词典》和《同音易混词语辨析词典》，但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总结经验教训，他深知，一个人的学识很有限，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编出有较大影响词典的。与其个人单干，不如将自己的一些见解融汇到一个集体工程中去。无数的涓涓细流汇集起来，才可望形成汪洋大海。他正是抱着这个期望，参加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个编写集体中来的。

临行时，他曾书七律一首以述怀：

告老之年心不休，离家别舍赴京都。

灯红酒绿非吾愿，附凤攀鸾不我求。

沥血呕心无昼夜，行间字里细爬梳。

一生磨砺今朝试，编出辞书慰白头。

为他送行的挚友熊莘耕，当即和诗一首：

决心已定实难留，久倚窗前动别愁。

千里离家君自苦，终年劳累我为忧。

室中老父须寝省，膝下幺儿待运筹。

羡汝衰年犹壮志，一身抖擞上京都。

从这首友人的和诗，足可看出应雨田进京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是怀着很大的壮志的。

编写组没有国家拨款，完全靠自力更生，所以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开始两年还是在街上的小饭店就餐，后来才办了个小食堂。住的是集体宿舍。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除了晚餐后一个多小时的散步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娱活动。这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而应雨田却习以为常，因为长期以来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困难主要还在于家庭的安置，克服疾病的折磨。

他老伴比他小4岁，身体不太好，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前几年没有退休，是系里的骨干教师，担负的教学任务很重，根本没有精力服侍年近九旬的老父老母。为了安置两老，他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雇人，老人不满意；继而送他们到姐姐、妹妹家暂住，他们也不适应；最后只好把小妹妹和妹夫都接到家里来专门侍候他们，有病时还得打电话催应雨田回家。每次回家探亲，都得想方设法做思想工作。

应雨田患有糖尿病和青光眼两种顽疾。对于糖尿病，目前尚无并发症，还不至于危及生命，只要不严重影响工作，他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加大服药量以控制血糖的升高，防止产生并发症。这种病他了解得很清楚，就是什么也不干，专心调养，也还是会逐渐加重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紧时间干一点儿有意义的工作。讨厌的是青光眼，眼压一高，头部就疼痛难忍，根本无法工作。药物控制不了时就只好施行手术。这几年应雨田就动了3次手术，直到将右眼摘除。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应雨田克服这重重困难坚持工作？他说，就是李行健的人格魅力和编写组这个集体，为了共同事业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献身精神。李行健比应雨田还大两岁，也是身患多种疾病，为了语言文字的规范事业，他放弃了去国外讲学的优厚待遇，顶住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一直坚持和编写组的人们一起摸爬滚打。除了生病和外出开会，应雨田就从没有看到李行健休过周末。在李行健的事业心的感召下，编写组的人们无不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大家的忘我精神时时激励着应雨田，鞭策着他，决不能中途打退堂鼓。

让应雨田深受感动的还有，李行健知人善任，毫无门户之见，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所长。应雨田刚来时，发现编写组的同人不少是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毕业生，而他却是北师大毕业的，又是唯一的从专科学校来的，心里难免犯嘀咕，在这个圈子里能否站得住脚是心存疑虑的。没想到还不到半年，在李行健的推荐下，经过领导小组慎重研究竟破格让他担任副主编。后来李行健见他工作不够大胆，就经常主动征求他的意见。李行健见他主人翁意识强，自觉性高，布置任务时对他从不限时限量，而且还一再叮嘱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工作几十年来，应雨田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知人善任体贴下属的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叫“士为知己者死”，应雨田虽然不会理解得那么迂腐，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准则，他还是遵循着的。这也是他遇到这么多困难，特别是做了右眼摘除手术，也还坚持编写工作的重要原因。

后来应雨田接到家中急电，老父病重，催他速归。他含泪匆匆离别了多年来朝夕与共的编写组。临行前，他与李行健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说，自己虽然有心与主编共患难，坚持把词典修订下去，但家庭的困难和身体的实际情况，已不允许长期在北京坚持工作。老父已满93岁，随时都可能倒下，不会让他再离开的。而自己的右眼又已摘除，编词典这项工作太伤眼，万一左眼再出现病变，今后的生活都将难以自理。最近这几年记忆力明显减退，大脑反应迟钝，写字时手发抖，的确难以胜任繁重的脑力劳动。还继续留在编写组，工作效率不高，将会对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不如就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通读词典，继续就修订提出意见。如果有必要，短时间来编写组讨论一些问题还是可以的。他的想法得到了李行健和编写组同事们的理解。大家的心，始终是相通的。

季恒铨和谢自立两位副主编，都是李行健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同班同学，都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季恒铨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副所长。谢自立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资料中心主任、教授，参加过词典学理论著作的撰写，又有编《新华词典》、修订《新华字典》的实践，是编词典的行家里手，可惜不幸病逝，在编写组工作时间很短。

季恒铨虽然身患心脏病和高血压，但勤于任事，作风朴实平易，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兼办公室主任的丰富的工作经验，用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的管理，起到了交口称誉的作用。编写组既然是一个组织，担负国家重点课题的任务，季恒铨认为就必须有规章制度。根据工作的特点，结合他在研究所工作的经验，以他为主先后制定了写稿、审稿等规定，又制定了生活管理，如作息、休假等制度。著作权利和报酬分配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有位记者访问编写组的报道中，就曾预言，鉴于集体编写书稿的先例，差不多都会发生署名和稿酬分配的矛盾。他认为规范词典编写组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问题发生。正因为大家事先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编写组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开会讨论，由季恒铨执笔制定了关于署名和报酬分配等问题的决定。事实证明，编写组成立20多年来，没有发生这方面不愉快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章程和条例。

编写组成立时全靠借款度日，要解决几十口人的吃饭、住房、办公和劳务费等问题，必须有一位善于管理和理财的人主持这些事。如每月发劳务费，要根据当月收支情况以及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调整，经费不足时如何筹措经费，安排开支等等。这些都是十分繁琐，又是一般知识分子难以胜任的事，当时就只好由季恒铨承担了。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

编写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又都是上了年岁的人，各自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思想方法，在治学上也有不同的师承和路子，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就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之相互团结、和谐相处。季恒铨在这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虽然编写组当时不少同志比他年长，差不多都是教授，还有博导或某方面的知名专家，季恒铨都能与他们亲切谈心，交换意见，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人们认为他是李行健得力的帮手，在编写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今虽已年届80，但仍每天工作不止。

语言学家胡明扬，对国外语言学很熟悉，他不断引进一些国外新的有益的东西进来。同时他在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以及汉语方言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李行健知道，胡明扬对词典学有研究，撰写过专著，便在1992年冬于北京西山召开规范词典编写工作会议时，邀请胡明扬参加，很想听取他的意见。熟悉胡明扬的人都知道，他有什么意见都会直率提出。果不其然，在那次会上，他除对编写队伍和体例提了中肯的意见外，还对其他一些问题提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编词典很难，编规范词典更难。你们这些同志没有编词典的基础和实践怎么编词典？会下胡明扬找李行健解释，怕大家接受不了他的意见。李行健说：“胡先生你不用解释，我认为你说的意见很好，你说了促使我们更好地钻研业务，让我们知道任务的艰巨。我向吕老请示了，想请你来给我们做顾问。”胡明扬很吃惊，认为这是他生平唯一遇到的一次，我反对人家，说人家不好，人家反过来请我去做顾问。行健这个人有胸怀，真是从事业出发，不是为自己，所以我很高兴地接受了给他们做顾问。胡明扬真是感动不已，后来他常常对别人说起这件事，还在《语言文字应用》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最初并不是他们的顾问，但是参加了他们一次会议，会上会下向行健同志坦诚地提出了不少尖锐意见，没想到他不仅没生气，接受了我大部分的意见，而且还请我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也是我几十年来在语言学界从未遇到过的事情。我很佩服行健同志的风度，所以也就答应了。”

自从当上顾问之后，胡明扬并非只是挂名，而是又顾又问，差不多每次词典编写工作会议他都参加，有时他想到一个问题还主动打电话或来编写组面谈。既然一起工作，难免有不同意见之争。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就是词条的义项要不要按词义引申脉络排列的问题。这本来是王力先生早年编“理想的字典”时提出的主张，规范词典开编时又经过论证，词义按引申脉络排列也得到吕叔湘先生认可，没想到胡明扬坚决反对。李行健和编写组坚持原来的做法和理念，争论得很激烈，胡明扬甚至提出顾问他就不当了。他的理由是这件事很难，担心词典编写组做不好；再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也无须这么做。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促使李行健和编写组更进一步反复思考他的意见。最后李行健他们相信有理由坚持原来的做法，同时也有信心处理好同胡明扬的关系。因为这毕竟是学术之争，可以求同存异。后来胡明扬看李行健他们态度诚恳认真，研究词义发展的引申关系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由刘钧杰等词义发展研究专家扎实工作，他也就不再说辞去顾问的事了。他在一次编写组的领导小组会上颇有感慨地说：“我就知道，行健认准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吧！”胡明扬年长李行健10岁，李行健对胡明扬向来以老师视之，却能容许李行健他们坚持他不同意的做法，可见其宽广胸怀和容纳不同观点的雅量，从而也更加赢得了李行健和编写组的尊重。

规范词典开始编写时，参与编写的多是兼职的高校的老师，分散在各地。编写组不时组织专家去检查研究工作，胡明扬不顾高龄也去外地巡回检视。他的到来给当地的编者很大鼓舞和教益，解决了编写工作中的不少实际问题。每位专家都有一个侧重的指导方面，胡明扬主要负责词类的标注以及一些理论问题。词类标注是当时词典编写中的高精尖和老大难问题，没有什么先例可循。著名汉语语法学者、南开大学宋玉柱和山东师大高更生教授，曾对李行健说编写汉语词典标注词类是去闯地雷阵，很危险。（后来“规范词典”修订时，宋玉柱教授在天津组织几个人，专门把词类标注全部检查一遍，纠正了一些失误，但对第一次标词类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评价很高。）但胡明扬对这个问题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实践经验。他很支持这项工作，规范词典能把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好，胡明扬付出了很大的辛劳。词典出版面世后，他还常来编写组，谈新发现或想到的问题，规划修订工作。有读者对个别词标注有不同意见，胡明扬的观点则很明确，汉语词类比较复杂，会有可此可彼的情况，但关键要一以贯之，同样情况按同一标准处理。他认为这样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容易改正。这个观点对解决实际中的疑难问题很有帮助。

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后读音问题，一直有“音从主人”还是按普通话音系改造的争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实际读音规范问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给“拆烂污”注音时，就有注“cālànwū”或“chāilànwū”之争，经过两次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应按普通话给“拆”注音，不应因吸收某个方言词打乱普通话音系，给“拆”增加一个又音。但为了稳妥处理这个问题，李行健认为应听取胡明扬的意见后再敲定。于是，便专门请胡明扬来指导讨论，他的意见很明确，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后，如还按方音标注，必然会打乱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听了胡明扬的意见，编写组决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拆烂污”标“chāilànwū”，不标“cālànwū”。又如“哟、唷”的注音问题，一般词典注“yō”，编写组认为不妥，因为既是推广普通话的规范型词典，就不能按方言注音，而应按普通话注音。普通话音系中y和o不相拼，也就是说普通话音系中没有这个音节。但具体怎么注音，先由组内程荣做一次实地调查，然后请教胡明扬后再做决定。胡明扬对普通话很有研究，他说“哟、唷”不应注“yō”，应按北京人读音，北京人重读注“yāo”，轻读注“yōu”。这同编写组的想法和调查北京人读音的结果完全一致。于是就不管别的词典怎么注音，编写组决定不能标“yō”，而改注“yāo”和“yōu”。这些都是胡明扬为提高词典的规范性作出的贡献。

可以说，他不仅是顾问，还做了不少远超顾问的工作。

李行健和应雨田（左）到内蒙古赤峰参加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演讲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