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

1898年至1911年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1894年甲午一战的惨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以巨大的震惊。曾经是“蕞尔小国”的日本，通过全面学习西方，竟一举击败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如果以往列强侵略所带来的危机感还仅仅局限在少数先进知识人范围的话，那么，甲午一战则是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群体。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并成功地把自己的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对甲午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本文着重研讨的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通过翻译日文西书输入西方文化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意义。

中日两国经济和地理上的便利，两国在近代政治与社会变动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其中一个国家对异质文化的反应必然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异质文化的挑战和应战的反应，也会激起反省与仿效。

甲午战后，中国人从惨重的失败中开始寻找与思考日本之所以迅速强大的原因。有识之士在众多的因素中注意到了日本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康有为认为：“日本者亦闭关，而早变法，早派游学，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他自信“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于日本也”。⁽¹⁾盛宣怀也指出日本维新以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因此要“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²⁾梁启超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³⁾

尽管当时各派人士在主张译书的目的和动机方面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悖，但在留学日本与译书的关系上却持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这一见解可以张之洞《劝学篇》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一段话为其理由：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当然还包括“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⁴⁾这几条后来原封不动地被光绪皇帝写进了1898年8月给军机大臣的上谕。⁽⁵⁾可以认为，甲午战后中国朝野人士都开始认识到日本在摄取西方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们鼓吹留学日本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期望通过翻译经过日本消化的西方书籍，来进一步认识西方；希望通过留学日本，能造就一批出色的翻译人才，来完成全面介绍西方文化的任务。正如实藤惠秀所指出的：“中国人认识到不仅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且肯定翻译比留学更是当前急务，至于留学的目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⁶⁾

权威的史家曾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⁷⁾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底，首批留日学生13名抵达日本，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第一页。此后，中国留学人数逐年递增，1899年为200名，1902年达400—500名，1903年有1000名，至1906年多达10000—20000名。⁽⁸⁾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几乎是与留学活动同步进行的，大致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这些翻译活动多由一些翻译团体组织，较著名的翻译团体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新译界社、新女界杂志社、闽学会以及一些同乡会，如留学生浙江同乡会、江苏同乡会、四川同乡会、河南同乡会等，翻译活动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报刊与书籍两方面。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刊载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与革命思想的译作，较为集中刊载译作的报刊有《开智录》、《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新小说》、《新译界》、《政法学报》等。《开智录》先后收入的译书有日本大井宪太郎著《自由略论》、涩江保著《法国革命史》、有贺长雄著《十九世纪外交之通观》等。专门以编译欧美政治法律名著为主的《译书汇编》，先后据日本转译了美国伯盖司《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国法泛论》、德国海留司烈《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法国卢梭《民约论》、法国伊耶陵《权利竞争论》等，陆续刊登的还有英国斯宾塞尔的《政治进化论》、《社会平权论》与《教育论》等34部译著。《国民报》注意译介英、法、美、意、日等国致富的历史和美、意、希等国的独立史与法国革命史。《游学译编》更是全以译述为主，其中不少是西方各国近代历史与现状的内容。《政法学报》则注重国际公法与外交知识的译介，如《英国宪法史》、《国防案例》、《伊加利亚旅行记》，《法政杂志》还比较系统地译介过西方及日本资产阶级法学与法律、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如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的《法典论》、美国伯吉斯的《政治学》，并译述了包括英国《大宪章》、《权利请愿》、《权利法典》及《皇位确立法》的《英国宪法》一书。

留日学生究竟创办过多少杂志，至今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统计。⁽⁹⁾据《留学界杂志之发迹》一文讲，仅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创办的刊物，总计就不下百数十种。⁽¹⁰⁾根据笔者统计，从1898年底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清议报》至1911年中国青年社的《中国青年学粹》，留日学生所编各类期刊达78种之多，⁽¹¹⁾虽有不少旋办旋停，但大部分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甚大。尽管这70多种期刊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目标不尽一致，但在“输入新智”、“尽力翻译”方面却是各尽其力的。这70多种期刊成了当时传播新思想、新学理、新知识的重要载体。这些期刊印制多、流通快、传播广。如《译书汇编》高达千余份，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情况下，曾得到清政府某些地方官员的资助。如三品衔即选知府钱恂曾助银60元，四品衔候选道李哲濬捐洋墨银300元等。⁽¹²⁾《清议报》每期发行4000份；《新民丛报》创刊号印至四次，不久发行量5000份，最高达14000份之多；《云南》最高发行数达10000册；而《中国新女界杂志》也达5000份。这些杂志大部分是向内地发行的，如《民报》印刷6000份中，发行到国内的有3000份，并在各地设立秘密发行所。《新民丛报》在内地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和国外的朝鲜、越南、暹罗、澳洲、香港、檀香山、美国、加拿大等地，都设有一销售点。⁽¹³⁾而同一时期，国内宣传西方新思想的报刊受到苛刻的出版法令禁锢而无法顺利出版，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从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国内有53家报纸遭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被查封的30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14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禁止发行、禁止邮递等处分。办报人遭到迫害的不下20人，其中被杀的2人，被逮捕入狱的15人，还有不少人遭到拘留、警告等处分。⁽¹⁴⁾正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所办的期刊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前的日文中译本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谭汝谦的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的15年间，日文中译本总计有988种，每年平均达66种，其中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仅占172种，哲学与社会科学有816种。⁽¹⁵⁾从社会科学译著来看，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范围，多以译介西方文化为主体，有相当数量甚至直接转译日文版的西书译本。仅从1904年《东方杂志》的广告上发现，当时有大批西书都是通过日文转译的（见下表）。

1904年《东方杂志》广告中的西书

傅斯年《译书感言》讲：“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严译的几种，最下流的是小说。”⁽¹⁶⁾这里所讲的从日本转贩进来的书，即指这一类转译的日文西书，可见当时对这一批转译的日文西书评价还是不低的。我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部东西学译本目录中，也可见日文中译本在20世纪初中国的流传情况。1895年前主要是欧美西书的中译，日文中译本寥寥无几。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仅史志2种。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68年至1895年的日文中译本也仅11种。1899年出版的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略有增加，有54种，而同时期从欧美译成中文的西书要比日文译本多7倍。1927年出版的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统计的1902年至1904年的535种译书中，日文译本猛增到321种，欧美诸国译本总计不过131种。⁽¹⁷⁾

当时大量日文中译本“充塞于上海书肆中，译者大概是日本留学生，印刷发行大概是各书坊都有，又有日本留学生和日本人合办的作新社在上海福州路，是专门译日本书给中国人读的”。⁽¹⁸⁾以至于初期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也受日文中译本的诱惑，请托向日本留学生购买译稿，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中称：“先是各书局盛行翻译东文书籍。国人因知识之饥荒，多喜购阅，故极畅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见而心动，亦欲印行此类之书。”⁽¹⁹⁾这种日文中译书在图书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时期。⁽²⁰⁾

对日本成功地走向近代化秘密的探寻，自然也导致了翻译许多日本学者绍介西方文化的书籍和各种研究西学的著作。如日本著名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用西方哲学和科学理论来研究从民间常说的妖魔鬼怪直至天地起源、生理心理与自然本性等的“妖怪学”，先后有何琪译的《妖怪百谈》（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徐渭臣译的《哲学妖怪百谈》和《续哲学妖怪百谈》（文明书局1905年版）、蔡元培译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曾引起极大的反响。1922年蔡元培译的《妖怪学讲义录》先后印过8版，张东荪认为蔡译可以视作中国初期引进西洋哲学的代表。⁽²¹⁾1902年章太炎译的岸本能武太著的《社会学》，兼取斯宾塞和美国心理学派代表吉丁斯两家的社会学见解，也是在中国最早译介的社会学著作中比较突出的。而麦鼎华译有贺长雄著《人群进化论》、赵必振译铃木光太郎著《东洋女权萌芽小史》、陈家瓒译金开延著《社会经济学》、孙云奎译高田早苗著《货币论》等，“都为各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启蒙性的贡献”。⁽²²⁾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主要也是通过日文中译这一中介的。如1902年有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的幸德秋水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性读物《广长舌》；1903年赵必振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1903年周子高译西川光次郎《社会党》，介绍了各国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状况。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基本上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编译，此书先后有1903年中国达识译社、1906年蜀魂遥（詟生）与1907年创生的三种译本。这本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观点的著作，曾引起过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自己思想转变时讲，1903年他在东京读到此书时，“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²³⁾

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并成功地把自己的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对甲午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20世纪初的日文西书中译本以及日文著作中译情况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日本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西方文化中间人与启蒙导师的双重作用。留日学生在这场20世纪初的文化传导活动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汉译活动对中国近代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通过日本文化的中介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近代化的速度。由于作为初译者的日本学者，在原本的选择与内容的理解上已进行了第一次筛选与加工，因此大大减少了中国译者理解上的困难。尽管作为重译者的留日学生在原本选择的范围上是受到了日本初译者的限制，但由于日本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比较系统，特别是由于中日双方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所面对的相似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因而这种第一次筛选显然是利多弊少的。我们只要注意到19世纪中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迟迟未被介绍到中国，而当日译全文首刊于1904年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重刊于1906年片山潜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不久，这一经典著作就通过1906年的《民报》介绍给了中国人，以后《复报》、《天义报》都相继节译。由此可见日本初译者的第一次选择，实际上是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速度。

其次，它减少了中西思想的语言障碍，为吸取西方近代文化提供了便利的工具。直到20世纪初，日文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汉字，更由于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初期是以中国为媒介的，因此往往使用明清以来中国人或西洋人惯用的纯粹汉字的字音来翻译，或用旧汉字来意译外来词并赋予新的用法。这使留日学生能较快地掌握这些融入日本人思想中的外来词，相对正确地理解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不少新概念与新术语，引进了不少日本转译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词汇。如政治方面的“左翼”、“右翼”，哲学方面的“时间”、“空间”，财政方面的“预算”、“决算”，贸易方面的“入超”、“出超”，法律方面的“动产”、“不动产”，物理方面的“动力”、“静力”，电学方面的“高压”、“低压”，气象方面的“暖流”、“寒流”，工程方面的“上水道”、“下水道”，地质方面的“地上水”、“地下水”，以及文化上的“出版”、外交上的“协定”、商业上的“广告”、医学上的“结构”、生理上的“神经”、军事上的“番号”、园艺上的“温室”、音乐上的“交响乐”、美术上的“漫画”、体育上的“运动场”等。加上表现新事物的大量复音词，如“社会”、“权利”、“行为”、“幸福”、“攻击”、“忍耐”等的出现，⁽²⁴⁾为中国人表达概念的分别、借鉴新事物、输入新学科与抒发细腻的感情，减少了许多思想上的语言障碍，为中国人摄取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第三，日文西书汉译的实践，在留日学生中训练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提供了一批新的译者群。他们当中有戢翼翚、马君武、赵必振、朱执信、蒋方震、高梦旦、张东荪、宋教仁、廖仲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等。不少留日学生回国后，成了许多科学、社会、文化等杂志的主要编辑，有的译者成了国内一些新型出版机构，如南洋公学译书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翻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出现使中国翻译史上的主译者地位发生了转换，取代了西方传教士作为近代文化传播中的桥梁地位，最终结束了那种口译加笔述的译经方式。从日文西书汉译本的数字和内容可以看出20世纪初，中国翻译家的输入方向已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转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反映出翻译界的兴趣正与文化界的总趋向趋于一致，说明了这一转换正使中国在摄取西方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从原来被动的地位转化为主动的地位。

第四，留日学生在一个不同于清朝专制政体的维新以后的国度里从事翻译活动，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理解西方文化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时期，在许多译述与介绍西方文化的杂志中，刊登了不少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如《醒狮》、《河南》、《新译界》、《云南》、《晋乘》等，《湖北学生界》1906年还出增刊《旧学》，纷纷研究国粹。不少留学生认识到完全摒弃“昔年创造文明之经事，而从此为因袭（西方）文明之国民”⁽²⁵⁾的观点未必可取，因为“将中国一切旧学，归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是不利于中华文明新生的。《新译界》还在文学界栏中发表文章，对东西洋文明进行比较，指出东西文明盛衰的两大原因：一是东洋文明不借人力以竞争，专赖天然之思想，西洋文明不专持天然之恩惠，必借人力以发达。所以东方文明虽皆据天然丰富之地，开文明发达之先声，但文明发达反不如西方。二是东洋文明有锁国守旧的倾向，不学他国长处，不求进步而满足现状，而西方文明富于开化进取的气象，输入东方文明，继继承承以求发达，所以日渐盛大。文章指出，东方文明如不求变革，仍“持锁国守旧之政策，而欲立国于天涯比邻铁道、电信、轮船交通之世界，不能也”。⁽²⁶⁾联系20世纪初留日学生致力于译述日本学者用近代史学方法所从事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1901年至1903年，先后有数家出版社出版《支那文明史论》、《中国文明小史》、《支那文明史》等，恐怕并非出自偶然。⁽²⁷⁾有的论著指责这些报刊扩散大汉族主义思想、宣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从而助长复古潮流的看法，未必公正。这些文章除了有反满革命、宣传民族主义的政治需要外，在文化上是否还有反省传统的价值，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笔者认为，这批文章中的确有不少意见是试图以一种新的参照系来重新审视与反省传统文化，以寻找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

附记：原文曾提交1989年11月1日至7日由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和上海市、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联合主办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后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9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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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3页。

(2) 盛宣怀《奏请设立译书院片》，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50页。

(3) 梁启超《论学日本之益》，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页。

(4)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975页。

(5) 《德宗景皇帝实录》422卷，转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6)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09页。

(7) 参见［美］　费正清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93页。

(8) 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至今仍未有一致公认的确切统计。张元济1906年在《议改变留学日本办法》一文中称：“查近日留学日本学生人数已达八千。沪上邮船开派日本者，每次总有学生数十人，转瞬即将过万。”（《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6页）据《四川学报》1907年第1期《留学日本各省学生人数表》、《自六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送学人数》两表统计，1906年在日本留学生共有12337人（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实藤惠秀统计1906年实数为约8000名（前揭书，第1页）；梁容谷认为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年至1906年）留学生常达万人（《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页）。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竟出现过完全不同的数字，在《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和留日学生》一篇中称从19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为止的50年中，中国赴日留学的人数约有五六万人左右，而《留日学生对出版事业的影响》一篇中又说从19世纪末至1937年的抗战发生为止的42年间，留学人数“总在十万人以上”。

(9) 实藤惠秀与汪向荣先生都分别作过这方面的统计，然而两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错误和遗漏。

(10)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11) 主要资料依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卷人民出版社版。

(12)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13) 上述统计数字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4、188—189、386—387、408、569页。

(14) 同上，第596—597页。

(15) 统计数字来自［日］　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表二。

(16) 《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17) 上述数字均据笔者对1897年时务报馆版《西学书目表》、石印本《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所作的统计。

(18) 参见《上海学艺概要（二）》，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529页。

(19)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页。

(20) 朱自清《译名》一文讲：“近来这些年中国译出的书，从西文直接翻译的很少，从日本翻译或重译的却多得很。”载《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7期。

(21) 张东荪《文哲月刊发刊词》，《文哲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

(22) 参见［日］　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代序，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

(23)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国青年》1959年5月1日。

(24)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统计来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多达844个（前揭书，第326—335页）。高名凯、刘正埮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认为日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58页）。关于这些日语新词首见于何种文献，目前尚未完全澄清。近代一些文人的笔记中提出这些新词传入的途径是“始由报纸沿用，继而讲义用之，渐而政令用之”。如“四万万人”见于预备立宪之诏；“政治上”、“军事上”等用法见于岑春萱请移广西省会至南宁之奏。“政界”二字首见于袁世凯请以新军六镇直隶军部之奏。马其昹上学部大臣书，使用“教育发达”，王先谦在“半日学堂书”中使用“目的”以取代中国文言中的“鹄的”。（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99—100页）

(25) 君武《创造文明之国民论》，载《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

(26) 《公德和德之辨》，载《新译界》1907年第3号。

(27) 参见邹振环《中国文化史研究五十年著作一瞥》，载《读书》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