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

时间：2023-04-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文化在民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抗战时期的翻译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就是循着这一思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翻译作一较为系统的分析，并通过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特点的研讨，来揭示抗战时期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确，只有适应战时需要的选题，才会成为战时大众需要的译品。

抗战文化在民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抗战时期的翻译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翻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大后方的翻译、延安及根据地的翻译、“孤岛”翻译和沦陷区的翻译，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前两部分的翻译活动。茅盾在分析这两部分的文化运动时，曾经指出：“这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所呼吸的空气也不同，所受的风日雨露霜雪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然而无论如何，它们总是同根生的。它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从属于民族解放的最大目的（抗战），从属于当前最高的政治要求——争取民主。它们的方向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实现那多少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口号——大众化。”⁽¹⁾笔者就是循着这一思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翻译作一较为系统的分析，并通过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特点的研讨，来揭示抗战时期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从清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重心基本上集中在上海、北京及几个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五四以来，由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地理和文化背景，在20—30年代形成了翻译的空前繁荣，出现了明清之际以来“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²⁾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中华国土沦丧，首先是北平的沦陷，大批文化人南迁，不久上海又成了“孤岛”，靠卖稿为生的译家们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了，为着工作和生活，他们纷纷南下和西去，虽也有若干印刷厂无法迅速搬迁，有一部分设备仍留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一些译家也滞留在租界坚持着翻译工作，但上海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已经失落。

北平和上海的相继沦陷，武汉和广州曾一度代而为文化人的集聚点，及至1938年10月武汉与广州相继陷落，代之而起的是桂林、昆明、香港、南平等文化据点，最后是重庆成了大后方的文化心脏。文化重心的失落，文化据点的离散，造成了大批译家的长途迁徙。生活的不稳定和安全感的丧失，工具书的缺乏和出版者的散落，给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寒流《桂林作家群》一文中指出，当时不少译家“生活潦倒得靠借贷过日子，译稿卖不出钱，刊物一天天减少”，一部分译家甚至投笔从戎，或作为记者出入于火线，几乎放弃了译述。⁽³⁾有的则不幸战死疆场。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动荡的政治环境，使具有相当难度和深度的译品难以完成。严肃的纯学术译作，“在抗战军兴以来，有减无增，殊堪危虑”。据统计，1942年纯自然科学仅出版11种，应用科学仅出13种，从1935年9月至1942年12月七年间，自然科学书籍只有264种，⁽⁴⁾其中标明译编的仅116种，每年平均37种。而1921年至1930年，仅商务印书馆一家所出的同类著译要达585种，每年平均65种。⁽⁵⁾据1941年至1943年的“图书刊物出版统计”的统计资料，科学、哲学、史地、经济等出版物更少得可怜。战争摧残了“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所带来的累累硕果，搅乱了中国翻译史正在进展中的步骤和秩序，这种对翻译文化的破坏作用实不容低估。

但是，我们在指出战争对翻译造成极大危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文化重心的失落所带来的另一种后果，即以往由于交通阻隔，文化城市的新书很少流通到内地，战争使大部分原来集聚在大都市的译家转迁到内地，加速了原有翻译文化成果的播散。如生活书店退出上海后，在全国建立了将近30个分店与支店；新知书店、开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这些翻译出版西书的出版者，虽然资本和规模并不大，但均在内地建立了分社和发行网，实际上是在起着一种文化兵站的作用。一些内地的中小城市的文化也在抗战中迅速发达起来，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桂林，抗战前只有几所学校、人口不足五六万人的小城，很快成了西南大后方“集聚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的文化据点。⁽⁶⁾桂林一时也以“文化城”而蜚声全国。就在桂林，1943年至1944年出版有综合性大型翻译刊物《翻译杂志》，主张要把海外的“一种名贵水果的种子，加工播植在我们的大地上。必须如此才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的精神滋养料”。⁽⁷⁾

战争打落了原有的文化重心，同时也重建了更多的文化据点；动荡的生活摧毁了译家平静的书斋，但同时也唤起了大批文化人炽热欲燃的民族热情。1938年留学期满的钱歌川，正是冒着战火从欧洲奔回祖国，从上海、武汉辗转到重庆，先后充当战时盟国新闻处的翻译，并译出了吉布斯的《疲劳轰炸》等多部长篇小说。⁽⁸⁾为抗战服务、为抗战献身成了翻译家的神圣使命。而表现在翻译选题上首先就是反侵略、反法西斯作品的大量选译。1939年林疑今译出了海明威著名的反战作品《战地春梦》；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西洛内表现民族苦难的巨作《丰塔马辣》，先后出现了绮纹《意大利的脉搏》（1939年）和赵萝蕤《死了的山村》（1943年）两个中译本；美国斯坦贝克1942年出版的描写北欧某城市的人民反抗德军占领的名作《月亮下去了》，第二年就有了刘尊棋（重庆中外出版社）、赵家璧（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胡仲持（上海开明书店）、秦戈船（重庆中华书局）四种译本。一时间各种适应战时需要的丛书纷纷问世，如“扫荡报丛书”、“战时常识丛书”、“大众救亡丛书”等。

1943年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抗战文艺丛书”，包括有瓦希列夫斯喀亚等著的《党证》、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等多种反法西斯的抗战名作。他在1944年译完苏联列昂诺夫的《侵略》一剧后写道：“我们看过《侵略》之后，要憎恨侵略者，我们要向侵略者讨还血债！我们要向侵略者复仇！这就是我介绍《侵略》的主要用意。”同年他译完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后指出，该剧“启示了新的力量的源泉。从法西斯带来的空前的灾难里，没有个人的特殊出路。出路只有一条，对所有的人都只有一条共同的出路，那就是胜利。把胜利同这些妻离子散的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看作个人的事业、看作每个人自己的出路。”⁽⁹⁾的确，只有适应战时需要的选题，才会成为战时大众需要的译品。1939年，被誉为现代派诗人的戴望舒走出了“雨巷”，投身于西班牙、法国抗战诗的翻译，渴望用他自己所掌握的写诗译诗的才华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他译出了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等八首，题为《西班牙抗战谣曲抄》，刊载于同年7月创刊的《顶点》上。

抗战造成了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全民族是在面临死亡的危境中寻求生存权，抗战成了第一主题，抗战需要是压倒一切的需要。在翻译选题上反映出的第二个特点是战时需要的实用性知识译本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如确居龙太的《现代看护学》（丁惠康，商务）、得什的《战时与平时代替品》（王学武，商务）、莎维兹基的《战争经济学》（谢木城，汉口上海杂志公司）、发尔加的《战争与农村》（杨树人，商务）、森武夫的《战时统制经济论》（陈缓荪，国立编译）等，徐宗士译英国彼吉的《战时经济学》在短短几年中先后由中国合作图书社、国立编译馆、重庆商务出了六版之多。读者迫切需要了解战时经济问题，于是译家就译出了罗尔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后果》、爱因济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济问题》，一些国家的有关财政通货与物质诸问题的著作差不多都被一一译出。如董问樵取材于德人著作编译的《国防经济论》、李树青译的《土地经济学》、刘庆云译的《农业经济学》等，都给战时读者提供了不少足可借鉴的材料。读者想了解和平问题，译本中就有了赛蒙兹的《和平的代价》、哈布罗的《和平的胜利》、艾文思的《和平的前奏》、卡尔的《和平之条件》、培斐的《远东之和平的先决条件》和《远东之和平基础》。读者想了解国联，译家就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国联的译著，如浩尔瓦支基的《国际联盟》、伊格敦的《国际政府》、刻提斯的《国际和平机构如何建立》等。抗战时期大量用土纸印出的“战后世界建设研究丛书”、“阵中文艺丛刊”、“国防问题丛刊”、“国际时事丛书”中，都充塞着这一类短、平、快的译本小册子。这些译本的原作者大多名不见经传，但译本却远比那些经典名著要有更大的销售量。

需要是学术之母，也成了翻译之母。多数译家都放弃了自己多年从事的经典翻译而投入抗战需要的译述活动。如邵荃麟原打算译出费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张毕来就以自己译出尼赫鲁自传《走向自由》的成功例子劝告他“别敲这只硬核桃”，于是邵荃麟暂居永安时，也用“契若”等笔名给《改进》杂志译出大量英、美、法报刊中的时事论文。黎烈文曾受鲁迅鼓励，计划全面翻译梅里美的名著，但由于战时需要，他一方面忙于杂事，一方面从事实用译述，译出了匈牙利霍尔发斯的《第三帝国的兵士》，该书是通过一个德国士兵的自述，描写正在欧洲耀武扬威的希特勒，怎样把青年引上一条悲剧的道路。其实，当时的译家如一味根据兴趣译书很可能会遭到指责，如傅东华就因译出《飘》而被斥为是“误入迷途的翻译家”。⁽¹⁰⁾以至生活书店在推出钱亦石译恩格斯的《德国的农民战争》这部名著时，也特别要在广告上写明此书“能帮助我们去了解目前神圣的极其复杂的历史情态”，⁽¹¹⁾以强调该名著的实用价值。

强调翻译选题的趋时性和实用性，使译作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无疑是积极的。译家的转迁使他们对于下层读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的眼界拓展了，更注意到译作产生的效能问题。一些新的学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译介入中国，如应用心理学的翻译。除译介战时心理学外，还有人事心理学、军警心理学、学校心理等、实业心理学等。军训部译《军事心理学之研究》、萧孝嵘译《军事心理》、唐钺译《心理与军人》、高觉敷译《形势心理学》等，不仅适应当时的实用需要，而且对于该学科后来的发展，也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过分强调趋时性和实用性带来的另一种负面效应，即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需要，从而使翻译活动走向一种散漫无计划的状态，使“市场的评价，掩盖了文化的评价。于是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而学术巨著反因产销的困难而为出版所冷视”。⁽¹²⁾一些迎合年轻读者追求成功的励志类通俗读物大行其道，如马尔腾的《励志哲学》自1938年至1945年被多家出版社抢译，先后有10余个译本，卡耐基的《处世之道》有同书异名译本12种，其中李木译本被天津四家出版社印了29版，黄毅译本1941年至1945年在重庆有五家出版社先后推出。许多趋时性的译作当时确也风光一时，但真正能在翻译史上留存下来的实属凤毛麟角。

抗战是民众的战争，只有把大众动员起来，才能夺取战争胜利，而要动员千百万民众，文化必然要走一条通俗化的路。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大量形式短小、内容通俗，而富于煽动性的作品，“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欧化的，近几年来技术的水准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在技术上优秀的作品的基本读者，还只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学生的阶层。欧化的文学技巧在作者和落后的读者中间筑起了一道障壁”。⁽¹³⁾这一问题同样也表现在抗战初期的译品中。于是不少译家努力在文风上克服积年已久的欧化倾向，努力使译作具有更大的可读性，如傅东华在1940年译完《飘》后写道：“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把其中的人名地名“中国化了”，“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以期阅读时可获如闻其声的效果。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都被整段删节了。⁽¹⁴⁾文字的欧化只是一个方面。正如茅盾所言：“文学上的‘异样’，并不是全部问题的中心”，表现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需要从文字的不欧化以及表现方式的通俗化入手。⁽¹⁵⁾译家们在战时特别青睐报告文学、特写和通讯，不能说与追求表现形式的通俗化全无关系，抗战时期也成了报告文学翻译最活跃的时期。

不少出版社还纷纷推出各种节译、编译、摘译的小册子，如刘保寰先后编译了《现代西班牙政治》和《现代澳大利亚政治》，李万君编译了《现代英吉利政治》，黄正绍编译了《现代国际关系》等。不少译本还纷纷推出“通俗版”，这种通俗版译本直到战后还在解放区广泛流行，如苏联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戈巴托夫的《宁死不屈》等。1944年人文出版社还遵照战时节约原则，创用袋纳本形式，推出“西洋最销书丛刊”，多为原著凝缩译本，其中有报告文学《东京上空三十秒》、《美国纳粹黑幕》等。

大众化这一在抗战前已展开讨论的旧课题，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意义，向世界名著学习，也一定要以民族形式为结穴。由于戏剧是社会意识的最真实的表现，因此译述形式的民族化在戏剧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反法西斯的戏剧都作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改译，如法国欧济尔的独幕剧《冉丽》，译编者不失原旨地将戏剧冲突的时间地点移在中国一沦陷区，将剧中人物对话也稍加改动，以适合中国战时民众的语言习惯。比利时著名戏剧家梅特林克《水落石出》三幕剧，也由王石城作了中国剧情的编译；美国奥尼尔《天边外》1941年12月被改译为《遥望》在重庆公演，剧情全部改为抗战背景，剧中人物与戏剧情节全盘“中国化”。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是席勒的《威廉·退尔》，这部取材于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历史剧早在1915年曾由马君武译出。1938年戏剧家宋之的与陈白尘合作将此剧译编为反映中国东北各阶层人民不堪日寇蹂躏、奋起联合反抗压迫的多幕剧《民族万岁》，在形式上成功地克服了不同民族、历史、时代、风俗等表述上的障碍。

“学术中国化，理论现实化”也成了理论家的一个“中心口号”。⁽¹⁶⁾在学术翻译“民族化”方面探索最成功的要数潘光旦的《性心理学》。1939年他着手翻译英国科学家蔼理士《性心理学》一书，1941年完成，1946年初版。采用语体文，目标是要“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¹⁷⁾正是根据这一宗旨，他以中国旧有的“阳奇”、“阴偶”的说法来译述医学上的染色体，在译文中添入“乾道”、“坤道”云云，以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该书约34万字，而潘光旦所添加570个译注和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就多达10万字，这些取材于正史、野史、笔记、小说等材料，足以与原著起互相发明、彼此印证、补充原文乃至修正原文的作用。这一译本在当时曾被认为起过“补偏救弊、扶起健康的性心理”的积极作用，⁽¹⁸⁾40多年后，仍被学人视为是“好一面的拔尖儿的样品”的精译，“应获得超过100分的特高分125分”。⁽¹⁹⁾

抗战时期国民党仍执行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38年7月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0月在重庆重新组织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在四川、广西、贵州、江西、重庆、桂林等地设置了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²⁰⁾不仅马、恩的《社会主义入门》遭禁，蒋学楷译的《亚洲内幕》和叶启芳译的《国际纵队从军记》，也以“触犯审查标准”和“故不送审原稿”等理由被查扣。1940年赵讽译的《苏联音乐》在重庆送审后，只剩下乐谱，歌词都触犯禁例。有人译了一篇讲述美国工人在苏联参加建设的小说《量规虫》，也被列为禁书。禁令措辞五花八门，《卡尔曼》被批为“诲淫”，亚里士多德、阿纳司陶芬尼司则被列为“不合抗战需要”。⁽²¹⁾

战争打落了原有的文化重心，也打破了文化统制的可能性，严厉的查禁政策与具体实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何况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使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地推行那种文化围剿的专制政策。战争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区域，即使大后方也存在着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如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就使得广西较之其他地区一度获得较为开明的空气，这也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生长的土壤。加之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创作相比，“翻译书籍容易获得审查机关通过”。⁽²²⁾因为对译作的查禁，有引起原本所在国政府出面干预的可能。如1931年和1936年曾两度以“言论反动”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查扣的美国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在1941年8月和1944年11月先后有王凡西和郭有光两个译本，前者是金星书店利用上海“孤岛”的特殊环境推出的，后者则由美学出版社的主持人沈镛机智地利用当时国民政府与苏美之间的关系，警告图书审查委员会，如果故意刁难，就要以破坏中美邦交通知美国驻华使馆，迫使这些审查官员在这一报道十月革命的长篇报告文学的译稿上，乖乖地盖上“审查通过”的印戳。⁽²³⁾

抗战时期，一方面是正面战场大片国土的沦丧，一方面是敌后战场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世界人民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然而，有关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和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的报道，都被国民政府一一查禁。这一时期有关根据地的报道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翻译方式完成的。其中最典型的是斯诺写的轰动欧美的《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1月由孤岛上海的一批抗日救亡人士以《西行漫记》为题合作译出，由复社出版，引起中国读书界的轰动。斯诺所写的《中国见闻录》（1941年星光编译社译刊）、《亚洲之战》（国振译）、《毛泽东自传》（方霖译）也都被译刊，对于大后方读者认识根据地，起着积极作用。他的夫人韦尔士也曾突破层层封锁线，历时四个月只身由北方来到大后方重庆，撰成《续西行漫记》，先后有胡仲持（复社）和华侃（四译社）两个译本。史沫特莱也先后写出反映抗战的《打回老家去》（钱许高译）、《西战场的苦英雄》（黄峰译）、《随军漫记》（田璜译）。其他如美国作家格累俾尔的《新中国》先后有成都上海光明书局和桂林新生书局两个译本；英国作家阿丽特的《日本在中国的赌博》、《扬子前线》由罗稷南、石梅林译出；美国记者勃兰特的《中国的新生》和《华北前线》先后由林淡秋译出。这些外国作家、记者的世界观虽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反法西斯的强烈要求和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切同情，因此，尽管他们对中国大后方根据地的描述有隔膜、有变形，但在中国作者不少报道不能顺利面世的情况下，这些外国作家报道的中译本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反射着一个抗争与新生的中国，成了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人民认识自我的一条通畅的渠道。

由于国民党查禁政策难以推行，使以延安为主的各根据地及孤岛上海出现了马列经典翻译的高潮。一些重要的经典在抗战时不断再版，且有了较好的校订本。如《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法兰西内战》（郭和译）等就在孤岛上海推出。最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全译本），1938年由郭大力与王亚南合力完成，同年8月至9月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齐，1939年历经种种阻挠才有部分运抵延安。译刊马列经典著作最集中的是延安的解放社和中国出版社，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9年延安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出版了五卷本《斯大林选集》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毛泽东对马列经典的翻译极为重视，1942年9月15日，他写信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建议“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并建议由翻译过《反杜林论》的吴亮平主持编译部，指出：“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²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提议下作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成立了由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元桢、赵毅敏等同志组成的翻译校阅委员会。从下表我们就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是马列经典翻译史上最有成就的时期之一。⁽²⁵⁾

尽管此表中的统计是不完整的，且包括一些重译本，但它反映了马列经典翻译的一个趋向，即抗战八年经典翻译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马恩列斯合著的汇编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论游击斗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其中有的是经典部分译文的节译和摘译，有的是经典文摘。这种语录式的节译、摘译固然适应了战时阅读的需要，对于较快掌握马列主义的纲纲条条无疑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但同时也常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即用片言只语的寻章摘句来取代对马列主义的系统化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从根源上讲是各种文化的大汇合。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互相激荡、互相冲击与互相交融，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产生了空前的重大变迁。20世纪20—30年代，名著时代的译本为中国人带来了一整套全新的、足以与传统经典文化抗衡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这种异于传统文化的经典因素，通过与中国文化的连续接触，正开始融入并综合成一种新的中国经典文化。但由于大都市知识分子和广大乡村普通大众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构，新的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隔膜在不断加深，以至形成了某种断层现象。战争打落了文化重心，造成了大批新的经典文化的承负者的转徙，大批译家和文化人走出了书斋、亭子间、沙龙和咖啡馆，步入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大都市的新经典文化正是随着炮火烽硝烟开始向中小城乡辐射和播散。为使“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²⁶⁾战时翻译一改名著时代浓厚的舶来气质的译风和典雅的文化趣味，强调“通俗化”和“民族化”，这就形成了抗战时期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最大程度的互动关系。应当说，这种“通俗化”和“民族化”的追求，正是五四启蒙运动以来“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追求的继续和深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的学者把抗战文化称作“新启蒙”，洛蚀文在《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中指出：抗战的新启蒙运动“并非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简单再版。相反，它是在于把五四阶段上所提出的任务放到一个更高的基础上来给予解决。因之，它也是五四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其中内容可总括为两点：（1）民主的爱国主义；（2）反独断的自由主义。⁽²⁷⁾

确实，战争打落了文化重心，也打破了独断的文化统制。在文化独断破产的情况下出现在延安及根据地的马列经典翻译热，使抗战时期的马列经典翻译取得了空前的成就。1941年，正是在译述形式民族化达到高潮的时候，艾思奇在介绍辩证唯物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中国具体应用时，指出“最突出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了”。⁽²⁸⁾“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译述“民族化”追求之间有何关联，我以为是很值得进一步加以研讨的。

抗战翻译强烈的趋时意识和实用意识，以及对“通俗化”的过分夸张、对“民族化”的片面理解，也产生了另一种负面效应，即不少译者急于实现译作的宣传效能，过度降低了译品的质量，有的甚至不惜粗制滥译，把报纸杂志上的译文东拼西凑地剪剪贴贴付之出版，造成很大的文化投机性。有的译作过分追求“民族化”，忽视翻译的特殊规律，把改编、译编和翻译混为一谈，以简单化取代复杂性，把文化的通俗层面过多纳入经典层面，原作被修正到了极端，使翻译形式的民族化追求未免变了形，使这一时期译作的留存价值大大减弱。也许正是有感于这种浮光掠影的粗译和劣译对抗战翻译格局的破坏性，著名哲学翻译家陈康在1944年商务推出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译注中提出，经典译品的理想目标是不仅不通西文原本的人要读，亦不仅通西文原本的人要读，而且要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地昭著于全世界。他身体力行，以九倍于原文的译注实践，“充分表现了中国译述家的创造魄力”，⁽²⁹⁾也是对抗战时期流行的滥译现象的一种反拨。正是激于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抗战时期才有了潘光旦的《性心理学》精注和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译。

战争是一种苦难，但也是一种挑战。抗战文化就是在面对日寇强大的挑战，作出了规模浩大的文化应战。在这一应战中，抗战翻译运动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实用性、通俗化和民族化，以及译家们强烈的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富的创造性。

原文载《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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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茅盾文艺杂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194页。

(2) 参见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

(3) 吴基民《左拉泪》，《文学报》第528期，1991年5月9日。

(4) 参见谭勤余《抗战期内我国科学出版物》，《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号。

(5) 据《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

(6) 司马文森《扩大宣传周之后建议成立西南文抗》，《大公报》（桂林）1944年6月21日。

(7) 《发刊词》，《翻译杂志》1943年9月创刊号。

(8) 刘超先《奉行“三书主义”的钱歌川先生》，《中国翻译》1990年第5期。

(9) 《曹靖华译著文集》（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