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书馆《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新知识运动

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00年）的《欧几里德原本》（The 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曾被大哲学家罗素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¹⁾两千多年来，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对科学理论的成长，对人类文明的塑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末曾有不少学者尝试翻译欧氏几何学，徐光启之前就有浙江一位姓蒋的举人和瞿太素，试图与利玛窦一起来译此书，但均未成功。⁽²⁾1606年，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满怀着对西学“会通与超胜”的信念，与利玛窦合作，曾据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神甫⁽³⁾的《欧几里得原本》拉丁文注释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Romae，1591）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很多学者认为徐光启是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中的“几何”这一古汉语中表示“多少”的副词，用来翻译“Geometria”中的词头“Geo”（形状学）一词。⁽⁴⁾徐光启“几何”这一绝妙的创造性译法，堪称音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二百多年来，这一译语一直被中国的译家所尊崇，《几何原本》前六卷也被中国学人反复审订、辑注、校雠，直至二百四十多年之后，由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在诞生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西书中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补译完后九卷。这部历经近两个半世纪才译全的名著，显示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知识与真理的艰难行程，也展现了中国译家求会通、求超胜的不屈不挠的品格。

明末清初的江南，曾经是基督教传教的重要基地，也是西学东渐的重心。江南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曾把家乡上海和杭州作为西学传播的中心。1843年上海开埠，依托着长三角的地理和人文优势，取代广州、宁波很快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掀起了明末以来西学传播的又一波，促发了19世纪50—6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人士追求新知识的西学传播的高潮。这一时期传入的西学知识已经与明末清初有了质的变化，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新知识运动”。从空间上来说，新教传教士的推进新知识运动以墨海书馆为传播的核心，这一波新知识运动科学方面的枢纽人物是浙江海宁人李善兰和英国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科技翻译家。他十岁在私塾读书，就对《九章算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对儒家经典日渐疏远而遭到塾师的训斥，他一怒之下辞学而去，表示终身不再求科举仕进。15岁时他无师自通地学完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丁韪良说“一本耶稣会士编写的数学书唤醒了他沉睡的天才”，⁽⁵⁾显然就是指《几何原本》对于他研究数学的意义。正是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他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知识，35岁前后已在尖锥术、垛积术方面作出了独到的贡献。1845年他寓居嘉兴期间，完成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三种有关幂级数研究的著作。李善兰与周边文化人有着比较充分的学术互动，在嘉兴他广交江浙明算之士，比他年长十一二岁的江苏扬州学者罗士琳（1789—1853）、浙江湖州学者徐有壬（1800—1860）等，也乐于与他切磋相商，书函往来，常常是“朝复而夕又至”。1846年他专程到钱家圩请金山著名的学者顾观光（1799—1862，字宾王，号尚之）为其《四元解》、《对数探源》写序。顾观光对当时中西天文历算之术有着很深的认识，也许是受到李善兰的启发，1846年至1851年间他通读了“近时新译西术”，对同时代的数学家如戴煦、李善兰等人的成果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剖析，并将之与西法加以比较。浙江海盐人吴兆圻在《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写道：“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⁶⁾

李善兰在传统中国数学中的垛积术和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积分公式的雏形，这在近代数学尚未自西方传入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说是最高的成就了。⁽⁷⁾1852年李善兰听说上海来了精通算学的外国学者，于是从海宁来到上海，居住在大境杰阁，寻找西方的学术知音。据傅兰雅称，李善兰“幼有算学才能，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初印其新著算书；一日，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予麦（都思）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之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⁸⁾他结识了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并与他们合作，共同翻译西书。伟烈亚力对于李善兰的数学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格列奇利于17世纪发明双曲线求积法时一样的结果。”⁽⁹⁾

伟烈亚力（Wylie，Alexander，1815—1887）1815年4月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其父约于1791年自苏格兰来到伦敦，接管特鲁利街一位颜料商的生意，伟烈亚力在家是排行第四的幼子。早年在苏格兰生活，进入Drumlithie一所文法学校受启蒙教育，回伦敦后就读于切尔西的中学。所学课程包括拉丁文、几何、代数等，其中几何主要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伟烈亚力离校后当了一名木工，曾受雇于英国刑事法庭、考文特花园等，并加入了苏格兰长老会。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基督徒们对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话题津津乐道。伟烈亚力也深感兴趣，十分向往去中国传教。1845年冬，他在一家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1863—1736）用拉丁文写的《汉文启蒙》（Notitia Linguae Sinicae），自此对汉语有了浓厚的兴趣。后又从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得到圣经汉文新译本，并通过它深入学习汉语。1846年，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 Legge，1817—1890）博士由上海返回英国，选拔人才到上海负责墨海书馆的印刷工作。理雅各深为伟烈亚力学习汉语的能力所赞叹，将他作为合适人选，被伦敦会派赴中国负责大英圣书公会的圣经出版工作。之前他还在查理·瑞德公司学习了六个月的印刷。1847年8月26日到达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先后学习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梵文。他研读了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艺术和东亚的科学，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人能有他那样广博的中国文献的基础。来华后他接替麦都思成为墨海书馆的实际负责人。⁽¹⁰⁾

墨海书馆堪称19世纪40—60年代上海新知识运动的中心，1843年建在上海城北大境一带，具体地址至今仍众说不一。1845年英租界开辟后，伦敦会在租界内的山东路（河南路以南）购地，作为教会基地，称为“麦家圈”。以后在圈中大兴土木，建造教堂、教会办公楼和医院及书馆等建筑物，成为一个集教会活动、印刷出版、医疗生活设施齐全的文化社区中心。对于墨海书馆何时迁入麦家圈学术界看法不一，据《中国丛报》1849年第10期刊载的裨治文给该刊编辑的信，当时墨海书馆已迁至麦家圈，“并已增加了一台用畜力带动的印刷机，数小时内能印出数千张印刷品”。⁽¹¹⁾墨海书馆英文名曰“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墨海”在中国是砚的别号，麦都思的宏愿就是要使墨流成海，犹如书之成林，为此麦都思还自号“墨海老人”。当时中国人对该馆用耕牛来拉铁制印刷机器感到浓厚的兴趣，孙次公的《洋泾浜杂诗》中有他写的赞美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垅重书田。”直至1860年该馆仍是西学传播方面最重要的据点。

当时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外人士究竟有哪些至今也未确定，郑逸梅认为只有艾约瑟和王韬两人，胡道静认为前后除有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位外国编辑外，聘任的中国人有王韬、李善兰、张福僖。但据王韬记载，当时在墨海书馆，除了著名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外，“与麦君同在一处者，曰美魏茶，曰雒颉，曰慕维廉，曰艾约瑟，咸识中国语言文字”。⁽¹²⁾与墨海书馆出版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学者，还有蒋剑人（1808—1867）、张福僖（？—1862）、沈毓桂（1807—1907）和韩应陛等。据熊月之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有138种，占总数的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的有33种，占总数的19.3％。⁽¹³⁾

墨海书馆类似一个松散的文化社团，或称为“学术共同体”。而“麦家圈”则成为当时江浙学者会聚的重要据点，一些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曾经在这个区域展开，许多重要的著述，特别是与中西学术有关的著述流通在这一地区。慕维廉并非墨海书馆的正式成员，但他的不少译著却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该馆出版的《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类似这一文化团体的同人杂志。1857年1月26日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刊物。这份月刊的主编伟烈亚力希望这份杂志能成为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中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就像《遐迩贯珍》一样，《六合丛谈》也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宗教内容并不占主要地位。大量的是属于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记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以及各种商情与新闻报道。如艾约瑟的《西学说》包括有关西方文具、古罗马风俗礼教的介绍，有关古希腊哲学家基改罗（今译西塞罗）、百拉多（今译柏拉图），史学家黑陆独都（今译希罗多德）、士居提代（今译修昔底德），诗人和马（今译荷马），博物学家伯里尼（今译普利尼）的介绍，这些文章后来经过删节，编入了他的《西学略述》。其他如韦廉臣的《格物穷理论》、蒋敦复的《海外异人传·该撒（今译恺撒）》、韩应陛的《用强说》和王韬的《反用强说》。当然也有宗教宣传的内容，如韦廉臣的《约书略说》、《真道实证》，慕维廉的《赎罪喻》、《总论耶稣之道》等。该刊每期几乎都有新书的介绍，开始放在“杂记”一栏中，从1857年第8号起专门开出“新出书籍”一栏，介绍了一批中外新书，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术起着积极的作用。

就在这一有着用老牛拖拉的印刷机的墨海书馆里，竟然产生了近代西学输入史上几个重要的第一。如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专门论述流体力学和刚体力学的《重学》，由艾约瑟和李善兰合作译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英国数学家棣么甘的《代数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读本，论述了初等代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俩合译的《代微级拾级》中，创立了第一个由330个英文数学名词及译名构成的对照表，把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第一次传入中国。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李善兰合译的英国植物学家林利所著的《植物学》，是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的植物学著作，包括了植物学的基础理论和近代西方植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几何原本》原著共13卷，第1卷由5个公理出发，讨论各种几何形的基本性质和毕达哥拉斯定理（相当于中国的商高定理）等；第2卷讨论形与量间的一些基本关系，用几何图形表示几何恒等式；第3、4卷是有关圆与切线、圆内接正十五边形作图；第5卷为比例；第6卷为相似原理；第7卷论数的基本性质；第8卷论几何数列，指出质因数分解的唯一性；第9卷论数的基本性质；第10卷涉及无理数的讨论；第11、12、13卷专门讨论立体几何，并涉及Eudoxus的穷尽法。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注释本（Euclids Elementorum Libri XV，1574）共15卷，其中14卷是13卷的补遗，第15卷是新添入的公元3世纪后的内容。伟烈亚力来华后就发现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旧译”，中国“算学家多重之，知其未为全书，故亦不甚满志”。当年梅文鼎对未译后九卷颇有“疑惑”，认为是“有所秘耶，抑义理渊深翻译不易故耶”。伟烈亚力认为“学问之道，天下公器，奚可秘而不宣！”⁽¹⁴⁾于是他非常希望能够承担完成后九卷的翻译工作。他从英国买来了15卷的足本，是从拉丁文译成英文的版本，但是校勘得不够精细。⁽¹⁵⁾于是他到处寻找翻译该书后九卷的合译者。“精于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的李善兰成为最好的候选人。1852年，李善兰开始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他后来在《续译几何原本序》中写道：“泰西欧几里得撰《几何原本》十三卷，后人续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译其前六卷也，未译者九卷。……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道光壬寅（1842年）国家许息兵，与泰西各国定约，此后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算法者听闻之，心窃喜。岁壬子（1852年）来上海与西士伟烈亚力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伟烈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遂以六月朔为始，日译一题，中间因应试、避兵诸役，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忆善兰年十五时读旧译六卷，通其义，窃思后九卷必更深微，欲见不可得，辄恨徐、利二公之不尽译全书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译归，庶几异日得见之。不意昔所冀者，今自为之，其欣喜当何如耶？”⁽¹⁶⁾中西两位学者的合作翻译工作于1856年大功告成，伟烈亚力在《几何原本》译序写道：“书既成，微特继利氏之志，抑亦解梅氏之惑，殊深忻慰。”接续了当年徐光启与利玛窦这一未竟的事业，再度在上海重兴了中西学者通力合作译述西书的一代新风。李善兰在翻译科学译著的过程中，其作用非同一般。伟烈亚力“十分钦佩其合作者的天才”，他曾对丁韪良说：“李常常在译者面对困难茫然失措时，能敏锐地捕捉到原文的真义。”而伟烈亚力的优势是能够成为西学原本的选择者。⁽¹⁷⁾

墨海书馆汇聚了早期一批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的中外学者，除了李善兰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算不上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或是传教士，或是诗人，或是学者，聚在一起研究数学、物理学、历史和地理，起初的动力大多来自好奇心而非完全为功利的需要，但他们的活动却成为后来中国科学发展壮大的基础。墨海书馆科学和人文的出版物在学界颇有影响，如由中外两位新知识运动的科学枢纽人物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曾在墨海书馆的学者间流传，后又由韩应陛刊行。

韩应陛（？—1860），江苏娄县（松江）人，字对虞，号鸣堂，又号绿卿、菉卿，室名“读有用书斋”、“读未见书斋”。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居南埭，为姚春木（椿）弟子。勤于学，终日手不释卷，好读周秦诸子，对于西方数学、光学、声学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王韬等人交往频繁，还参与校订墨海书馆出版的光学、声学等读物。他系金山钱熙辅之婿，张文虎曾馆钱氏家长达三十年，因此与韩应陛结为密友。钱氏世代书香，家富藏书。韩应陛效法钱氏，亦致力于收藏图籍及古器物，先后得宋元古本、旧钞400余部，计经部26、史部80、子部91、集部206，皆为清代名家黄丕烈、顾广圻、汪阆源诸家散出之物。经黄丕烈批校题跋之书达60余部。苏州曹元忠曾馆其家，为编旧目《读有用书斋书目》一册。其同邑封文权又重加编订，并附列各家跋语数则，惜印行时未能详录。太平天国时期，藏书损失大半。劫余图籍由其后人深藏秘守达半个多世纪，直至抗日战争时才标价以售，学术界极为重视。其书目另有《松江韩氏藏书目录》钞本及《云间韩氏所藏书目》刻本2种。遗稿多散佚，有《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稿本4卷及《读有用书斋藏书记》稿本5册存世。张文虎为之辑《读有用书斋杂著》两卷。藏印有“韩应陛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读有用书斋藏善校本”、“应陛”、“应陛手校”、“应陛手记印”等。⁽¹⁸⁾王韬对其“博雅好古”非常推崇，称其“于格致一端，已窥其奥，凡见测天仪器，不惜重价购求，是以洞悉物理，穷极毫芒，倾吐之余，佩服无量”。⁽¹⁹⁾韩氏曾在《六合丛谈》第四卷上发表有《用强说》等文章，其思想深受道家的影响，提出了“刚必缺，亢必悔”，“弓用则敝，刀用则钝”，因此不必过分争强的观点。而王韬大不谓然，所撰《反用强说》系与其论辩变法问题的时论文章。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韩氏死于逃亡途中。

熊月之认为《续几何原本》1857年在上海出版，凡401页，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在明末译出，故此书以“续”名之。书稿译出以后，由松江人韩应陛出资木刻印行，尚未印毕，雕版毁于兵燹。⁽²⁰⁾其实，该书是“印毕”并正式流传的。韩应陛对《几何原本》后九卷反复校勘，并在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撰有《题几何原本续译本后》。次年刻竣，该版有戊午（1858）初夏王庆芝“几何原本”四字题签，书名并无“续”字。上海图书馆藏有该版，共三册。前有咸丰七年（1857）正月五日李之藻的《续译几何原本序》和同年正月十日伟烈亚力的《叙》，正文为卷七至卷十五，卷首题为“英国伟烈亚力口译、海宁李善兰笔受”。后有韩应陛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所撰《题几何原本续译本后》。扉页用红笔旁注“第一次刷印六十七部”，“每部纹银四两”。早在该书刊刻完成前，时在墨海书馆担任校对的王韬即从李善兰处得知续《几何原本》即将刊刻而非常兴奋，他在给韩应陛的信中写道：“昨于壬叔处得见手书，知近刻《几何》已将蒇事。天算之学，西人精于中土十倍。几何又为算学之渊源，第利氏有翻译未全之憾，今伟君为补成之，功当不在利氏下。足下为之锓版传世，功亦不在徐、利下。”⁽²¹⁾王韬在得到韩应陛的赠书后，于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9年1月25日）在自己的日记中记道：“云间韩菉卿应陛来访，以所刊《几何原本》相赠，得之如获拱璧。菉卿为云间名孝廉，塾于诸子，作文奇奥诡邃，几不可读。《几何原本》八卷［应为九卷——引者］，系伟烈君与壬叔所译，而菉卿以其特探秘钥，西法大明，特出资授梓，今已蒇事，因携一册来饷予，殊可感也。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²²⁾并给予该书高度评价。可惜该版“刻之印行，无几而板毁于”战火。⁽²³⁾

李善兰与墨海书馆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是上海新知识运动的中心。咸丰七年（1857）四月，徐有壬曾到上海麦家圈墨海书馆参观，与西人相见，“皆以洋酒饼饵相饷，请予为介，得与纵谈。……与壬叔为算学交最密。”⁽²⁴⁾1859年4月18日，算学家吴嘉善也曾访问墨海书馆，“壬叔与之剧谈”。⁽²⁵⁾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麦家圈”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如伟烈亚力和艾约瑟在李善兰处看到戴煦的《求表捷术》非常钦佩，艾约瑟还专门到杭州去拜访戴煦未果，伟烈亚力则把戴煦的研究成果写进了自己的《代微积拾级》序言，指出：“微分积分为中土算书所未有，然观当代天算家董方立氏，项梅侣氏，徐君青氏，戴鄂士氏，顾尚之氏，李君秋纫所著各书，其理有甚近微分者……”⁽²⁶⁾傅兰雅也赞许道：“想中国有李君（即李善兰）之才者极稀，或有能略与颉颃者，必中西广行交涉后，则似李君者庶乎其有。或云金山人顾尚之，与李君不分高下，但未知然否。”⁽²⁷⁾江苏南汇人贾步纬（1840—1903），字心九，幼好学算，咸丰年间避乱到上海，拜李善兰为师并与伟烈亚力交往，精通天文算学，1865年由李善兰推荐到江南制造局任上海广方言馆航海测量馆与天文馆教习，受聘任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除校刊《算法统宗》、《九数外录》、《勾股六术》外，还编译有《算术开方表》、《算学对数表》、《对数表说》、《八线简表》、《八线对数简表》、《量法代算》、《步纬算法》、《航海通书》等。江苏无锡人徐寿（1818—1884）出生在“耕读兼理商务”之家，一生不求仕进，讲究实验科学，有过许多发明。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华氏是无锡的望族，父亲华翼纶曾任广西巡抚邹鸣鹤的幕府，又任江西永知县的知县。华蘅芳自小对数学有特殊的爱好，14岁即读《算法统宗》，16岁将中国一些古算法的传世名著“日夕流览”，20岁以前攻读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他与徐寿经常定期晤面和书信往返。为了了解西方实证科学的理论，二人曾结伴到上海麦家圈搜求墨海书馆出版的译作。1855年他们在墨海书馆选购图书时与李善兰结识。自此之后他们经常来“麦家圈”与李善兰及王韬切磋。该馆重印的《博物新编》使他们“甚为欣羡，有惬襟怀”。⁽²⁸⁾华蘅芳回忆了自己拜访李善兰的情景：“见其方与西士伟烈亚力对译《代数学》及《代微积拾级》，尚未告竣。秋纫（李善兰）谓余曰：此为算学中上乘工夫，此书一出，非特中法几可尽废，即西法之古者，亦无所用矣。”⁽²⁹⁾1858年李善兰完成了《火器真诀》一书，想用数学上的抛物线原理来论述近代火炮炮弹着落点的测算，华蘅芳发现该书如获至宝，将其带回无锡与徐寿共同研究。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验，并将实验结果的数学原理写成了《抛物线说》一书。⁽³⁰⁾晚清江南西学人才向沪地络绎不绝地流动，在上海形成了文化传媒市场的人才的“聚集效应”；楚材晋用——苏材和浙材的沪用，江南知识者在上海所进行的积极的学术互动，是晚清西学传播中心在上海形成的重要原因。

《几何原本》后九卷译述过程中，李善兰也秉承着徐光启的体例，李善兰在《序》中称“各国言语文字不同，传录译述，既难免差错”，“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他加有按语一二十处，其中有些是对命题的说明，有些则是他自己观点的发挥，如在卷十117题“凡正方形之边与对角线无等”下，李善兰以按语的形式把无公度线段推广到无公度面积和无公度体积进行讨论，这种涉及无理数的问题在中国数学史上还是第一次。⁽³¹⁾韩应陛对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续译利玛窦、徐光启的《几何原本》颇为感叹：“夫徐、利俱精天算家言，李、伟烈亦俱精天算家言；徐居吴淞，李亦居吴淞；利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伟烈亦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利信耶稣，伟烈亦信奉耶稣。前书徐、利各撰一序，此书李、伟烈亦各撰一序。何前后一一相同，如是顾未知后日亦得收入四库否也！”⁽³²⁾该书译全后，近代的数学家都纷纷参与研究，1859年王韬得到韩氏赠书后连夜展阅，并持赠友人郁泰峰，并在致郁氏信中予以高度评价：“几何之学，素重于泰西。自利玛窦入中国，与徐文定公译成此书，其学乃大明。然原书十有四卷，所译仅得六卷，有未全之憾。定九梅氏谓精奥处皆在后八卷（应为九卷——引者注），前数卷略备轨法耳。匿其所长而不以告人，犹有管而无钥也。今西士伟烈与海宁李君，不惮其难而续成之，功当不在徐、利下。先生素讲西法，获之必喜。”⁽³³⁾

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到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补译全后九卷，这两个半世纪的艰难翻译过程，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移植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一种西方原典在中国经过翻译、增补、删节、重编的具体化的建构过程。可以说，《几何原本》的续译续刻，为上海新知识运动提供了重要的中介，在晚清学术交流的网络中，《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如同其前六卷影响之于清代前期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般，也使学者为之建立起科学上的互相联系；而上海新知识运动也推动了后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科学翻译，为晚清西学传播新高潮的再度掀起奠定了基础。

附记：原文题为《〈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新知识运动》，载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的《东方翻译》2009年9月创刊号。收入文集时题名有改动，内容依旧。

————————————————————

(1) 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71页。

(2) ［意］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517页。

(3) 克拉维斯（P. Christophus Clavius, 1537—1612，Clavi拉丁文是钉状，故称其为丁先生），1537年出生于Bamberg，1555年入显修会，由罗马派至葡萄牙留学，回罗马后继续修习神学，并著作多种教科书，1582年曾协助教皇格奇利第十三世修治历法，所著书由明末耶稣会士携来，后多数存放在北京北堂图书馆。参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载《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三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8—429页。

(4) “Geo”一词用明代上海方言念，听起来就像是“几何”，参见李天纲《徐光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载宋浩杰主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也有学者不同意《几何原本》中的“几何”是geometry，即几何学的译名。欧几里得《原本》讨论的是数学上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汉语中，“几何”意为多少，传统数学著作中的算题通常以“几何”设问。《几何原本》译本中的“几何”代表的是所有的“度数之学”，意为数学，亦即可分数量方面的算学与形体方面的形学，“数”为数值运算问题，而“度”为现代意义下的几何。参见田淼《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页；周振鹤《翻译〈几何原本〉的文化史意义》，载宋浩杰主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5) ［美］　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6) 转引自王渝生《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7) 同上，第11页。

(8) ［英］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12、14页。

(9) 转引自王渝生《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0) 参见马军《伟烈亚力与中西文化交流》，载《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55—281页；汪晓勤《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科学出版社，2000年。

(11)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Vol.XVIII, 1849, No.10, p.518.

(12)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59页。

(1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14) ［英］　伟烈亚力《叙》，载《几何原本》戊午（咸丰八年）版，上海图书馆藏，下同。

(15) 钱宝琮据伟烈亚力《几何原本叙》推断，后九卷《几何原本》的底本为巴罗（Issac Barrow，1630—1677）于1655年将希腊文本译成拉丁文，1660年又译成英文的本子。参见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23—324页。

(16) 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序》，载《几何原本》戊午（咸丰八年）版。

(17) ［美］　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18) 参见《畴人传三编》卷五；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74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一），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

(19) 王韬《与韩绿卿孝廉》，载《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14页。

(2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0页。

(21) 王韬《与韩绿卿孝廉》，载《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14页。

(22)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69页。

(23) 曾国藩《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同治四年（1865）夏月金陵刻本。

(24)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77页。

(25) 同上，第108页。

(26) 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4页。

(27) ［英］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9页。

(28) ［英］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24—25页。

(29) 华蘅芳《学算笔谈》，光绪二十三年（1897）味经刊书处刊本。

(30) 参见王庚唐《知半斋文集》，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86—487页。

(31) 王渝生《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32) 韩应陛《题几何原本续译本后》，载《几何原本》，戊午（咸丰八年）刻本。

(33)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