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与《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

时间：2023-04-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讲述近现代中国的翻译出版史，我们就不能不谈商务印书馆。早期商务印书馆是靠1898年出版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二书改变自己小印刷作坊形象的。孟悦在讨论《华英初阶》对于商务印书馆成长关系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译注者谢洪赉的重要作用，其实他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二书得以面世的关键人物。

讲述近现代中国的翻译出版史，我们就不能不谈商务印书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写一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翻译出版史，没有一章可以不写到商务印书馆。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创办初期只是一家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众多印刷出版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出版界的巨擘，与其初期推出的两种英语教科书有着直接的关系。⁽¹⁾本文拟从《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这套英语教科书的编译出版为切入点，来讨论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如何通过英语教科书的编刊，创建了自己出版机构的形象。

商务印书馆是光绪二十六年（1897）正月初十（2月11日）在上海成立的。创办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与咸昌兄弟和高凤池，共筹集了4000元的资本。这四位创办人都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人幼时都就读于基督教长老会清心堂分设在南市的清心小学。夏瑞芳后来以优良成绩升入清心书院，在这所培植教徒的学校里，他学圣经、英文等科目，并在附设的工场里学习技艺。毕业后他在同仁医院里当护士，一年后转入英商《文汇报》馆学习英文排字，数年后入英商的《字林西报》馆做排字工，娶同馆同事鲍咸恩之妹为妻，后又入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家英文报纸——《捷报》馆（China Gazette），与鲍咸恩、咸昌兄弟同在该报馆当英文排字、制版，夏瑞芳很快成了该报馆的“排字领袖”。⁽²⁾创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在美华书馆当司务的高凤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华书馆是继墨海书馆之后在上海影响甚大的教会出版机构，19世纪60—90年代的许多重要的西学书籍都是由该馆出版的。⁽³⁾因为四人是同学，又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星期日常常一起到教堂里做礼拜。高凤池后来在《本馆创办史》中说：“捷报总经理兼编辑是英人Mr. O'shea，脾气极坏，对于工友非常看轻；怠慢之事，又是常有。三四十年前，西人那种不可一世，轻视华人的心理，是很显著的。夏鲍二先生在捷报馆里，极为痛苦。我与夏鲍二先生是幼小时候的同学，又以宗教信仰相同，星期日做礼拜，常常在教堂里会面；午后又常常在城隍庙湖心亭吃茶，有时上小饭馆吃饭，真是少年知己，无话不谈。”⁽⁴⁾他们创设印刷工场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商务印书馆在江西路德昌里3号租屋设立了印刷工场，高凤池仍留在美华书馆，想来是充当一种了解技术信息、商业情报的中介。起名“商务印书馆”，英译“Commercial Press”，标明其业务主要是承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信纸、信封等，随着设备和技术的改进，特别是出版物的影响力后来大大超过美华书馆，最终将其挤垮。

以夏瑞芳为代表的这批创办人，文化程度并不高，没有丰厚的古典文化知识的素养，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教会办的报馆和出版机构中工作，眼界较为开阔。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除了承印《格致新报》、《外交报》外，还注意到了上海日益成熟的外语读本的市场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使用英语读本的都市读者群体。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印刷小作坊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出版机构有若干次重要的转折，其间每个阶段都出现过一些重要的事件，如早期商务印书馆由印刷作坊转变为出版机构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是聘请著名的英语专家谢洪赉编译《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完成了由单一的印刷作坊到从事编译出版机构的转变；二是1902年邀请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组建编译所。这里笔者首先来讨论编译这套英文教科书所引发的第一次转机。

英语知识的传播与其他知识传播不同，最初就是出现在下层通事和买办的读者群体中，《英话注解》和《英语集全》的出版都表明，教会系统和官方同文馆的办学系统都不曾垄断过这一知识场域。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外语学习又再掀高潮，教会学校和新创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增设外语课，注重英语教学，一些教会大学聘有较多的外籍教师，采用英语为教学用语，社会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外语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文化场域。⁽⁵⁾上海《时务报》翻译曾敬诒、张佩之、潘士裘合开的英法文学塾，“每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专课法文，下午一点至四点专课英文”。⁽⁶⁾这属于日馆性质，也有夜馆和“日夜教授”的班。不仅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甚至像无锡这样的小型城市，1898年间也出现了各种外语补习班：“近日虹桥顾氏，复请杨某教授英文。北里张氏，开设英文书馆……又有某君等七八人，每日到杨君维翰处学习英国语言文字，风气渐开，可见邑人士向学之殷。”⁽⁷⁾这一时期，一些教堂也附设外文馆。在四川，重庆天主堂于1897年6月5日开设了法文馆，每天上午9时至11时授课，中国人“不分教内教外，凡聪明子弟欲入馆者均可报名肄业”。⁽⁸⁾在上海，位于里虹桥密勒路的一所耶稣堂，1898年10月3日新设一所学堂，“专教英文、算学及地理并西国紧要学问”。在福州，当地各教堂曾有“招集闽人入学，教授洋文”的做法，1898年鉴于风气日开，愿学外语之人纷至沓来，于是教堂重新“增设学舍，招人入学”。⁽⁹⁾掌握英语的知识和能力成为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社会阶层移动的重要文化资本，在上海这个通商口岸，英语给城市的新移民开拓了寻找新职业的重要手段，日益浓厚的英语学习的氛围、良好的语言环境，显然有利于迅速提高中国学习者的外语水平。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时这些外文补习班和教堂的外文馆仍是鱼龙混杂的，胡乱使用外语教材读本，即使教会学校内所使用的外语原版教材，无论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对非母语的中国学生也是不完全适用的，曾经在教会小学和中学就读的夏瑞芳等对此深有体会。外国原版教材不适用中国学生的实际状况，使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最快地意识到了出版中国人自编外语教材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早期商务印书馆是靠1898年出版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二书改变自己小印刷作坊形象的。孟悦在讨论《华英初阶》对于商务印书馆成长关系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译注者谢洪赉的重要作用，其实他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二书得以面世的关键人物。据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称：“夏瑞芳他们从教会学校出身，学校里所读的英文课本一向用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的Primer，都从印度输入。他们除承印洋商零件外，为了适应学习英文的需要，首先把这本书翻印出版，果然风行一时。因原书只是英文，使用的人不很方便，不久又请人译成汉文，与英文本对照排列，名为《华英初阶》，接着把高一级的课本也译成汉文，名《华英进阶》。这两种读本经过几次改译，流行了十几年之久。这是商务印书馆经营出版事业的开端。”⁽¹⁰⁾而王云五更是直接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二书相联系：“商务印书馆之发起人四名，皆为服务于教会所设之上海美华书馆之职工。其中夏瑞芳、高凤池二人从事业务，鲍咸亨、鲍咸昌昆弟二人则从事工务；因鉴于上海读英文者众多，其所用课本大多数系英人为印度学生编辑之英文教科书一套，共五六册，其流行名称为Indian Readers（印度课本）。是书并无中文注释，读者与教者多感不便。发起诸人灵机一动，认为如能附入中文注释，既便教学，营业定佳。于是商请一位牧师名谢洪赉代为译注，并将该书订定中文名称为《华英进阶》，其首册则称《华英初阶》，译注将竟，先以《华英初阶》一册试探市场，初版先印二千册，由夏瑞芳君亲向各学校推销，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励，于是集资本四千元，由发起四人各投资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赁所谓三楼三底房屋一幢，购印刷机数架，创办一家印刷厂，兼营小规模之出版事业……最初一二年获利颇厚，因上述之英文读本，附有汉文注释，为当时创举，极受英文教师与学生之欢迎，销数甚广。”⁽¹¹⁾

可以说，没有谢洪赉，仅仅靠夏瑞芳、鲍咸亨、鲍咸昌几位印刷工匠是无法实现将“印度读本”Primer转变为《华英初阶》。商务印书馆选择“印度读本”Primer作为打响教科书市场的第一炮，是商务创办人的“市场调研”与英语专家谢洪赉“学术分析”的双重选择的结果。谢洪赉（1873—1916），字鬯侯，别号寄尘，晚年因养病于九江庐山，故更号曰庐隐。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四月十二日（1873年5月9日）出生于浙江慈裕丈亭镇。谢氏是浙江山阴大族，父亲谢元芳曾在杭州育英书馆求学，后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在余姚及慈裕乡间办学、宣教。谢洪赉早年受其父影响，五六岁起就随着父母入教堂做礼拜，耳濡目染，接受基督教义。1883年（清光绪九年），11岁的谢洪赉由绍兴本乡被选送到苏州博习书院（后来与中西书院合并为东吴大学）读书。13岁那年谢洪赉在监理会受了洗礼，成为监理会教徒。在博习书院，学行优异的谢洪赉受到了国文教员朱鼎卿的器重。在朱氏的指导下，谢洪赉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文献，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有了深入的了解。1892年，谢洪赉毕业于博习书院。22岁时，他从美国传教士盖翰伯习英文法，同时“研习《英字指南》，朝夕勤奋，至于梦寐中，亦惟诵习英语。……日有定课，初则读本、文法，日一课，造句十句，英文圣经一节，继则渐增，孜孜无倦容。潘慎文夫人雅丽女士，鉴其诚恳，间为指示”，于是他读完了《读本》二、三、四和Senior Reader Manual of Grammar等书，英文程度大大提高。不久他发现日文在其译著事业上有极大的帮助，26岁以后，“以二三月之日力，浼友人石云汀君为教授，而自加以研习耳，然其成功，较之专读东文者远胜矣”。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和扎实的中西学问，得到书院院长、美国人潘慎文⁽¹²⁾的赏识，留在其身边一边学习英文、教授课程，一边帮助潘慎文和潘夫人翻译、编辑教材。除协助院长编辑了三角、代数、几何等教科书外，还与潘夫人合译了《动物学新编》。1895年，潘慎文调任上海中西书院（The Anglo — Chinese College）院长，谢也随之来到中西书院，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一年后谢洪赉升任教授，主要在中西书院教授物理、化学，并继续帮助潘慎文翻译各科教科书，如《格物质学》、《八线备旨》、《代形合参》、《旧约注释》及自译有益心灵之圣道书籍，作为中西书院的教材。在中西书院任教期间，谢洪赉始终以全日制的专任教职，同时笔耕不辍，陆续为上海各杂志撰稿，大都是根据外国报刊摘译。一方面他还兼任可以“无时间之拘束”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的工作，编辑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代数学、几何学、立体平面三角术、微积学等中学教科书，以及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理科教科书及教授法等。⁽¹³⁾1903年10月，谢洪赉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这一年开始他为商务编译各种中学教科书系列读物进入了高峰时期。1904年他为商务编译了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共11种以及《瀛寰全志》等书。1904年后，他全力投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任总干事和出版部主任，从事有关伦理道德著作的写作以及编写宣传基督的小册子。他编辑、翻译的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著述多达70余种，其中《德育故事》、《名牧遗微》、《免劳神方》等曾风行一时。所著中英文书、小册子及文章多达200余种。⁽¹⁴⁾

商务印书馆早期英文教科书的编译是与谢洪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谢洪赉在19世纪末成为商务创办初期第一套英语教科书的译注者并非偶然。他对英语教学有过系统的研究，1901年至1902年的《普通学报》第1、3、4期上刊有他撰写的《英语考原》，1902年5月的第5期上刊有他撰写的《英文句读之关系》等。针对当时上海流行的几种英文教科书，他曾进行过细致的分析，研究报告发表在《普通学报》辛丑（1901年）第二期上，题为《论英文读本》。在文中，他分析了这一时期在沿海通商口岸流行的六种英文教材读本，对当时沪上流行最广的这些教材之优劣一一进行了点评。其中最为谢洪赉所推崇的，就是该文中列出的第一种英文教材Primer，即《华英初阶》。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英文编辑里，谢洪赉虽没有教科书总编辑之名，实际上却承担了英文教科书总编辑的职责。他的女儿回忆道：“当时商务印书馆草创伊始，凡有关译著之事，莫不就先君详为磋商。而先君则以发行书籍，为推进教育之利器，编撰译述，乃启迪民智之前驱，辄不辞劳瘁，乐于臂助。是以该馆刊印各书，均先送先君过目审定。虽不居总编辑之名，而任其实，后始推荐邝富灼先生担任英文部总编辑。至先君所编之《华英初阶》、《英文进阶》等书，实为国人学习英国语文之最早课本。商务印书馆后来形成我国书业界巨擎，先君与首事诸公，实有同等之劳绩。”⁽¹⁵⁾胡贻谷在《谢庐隐先生传略》一书中也指出：“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初创之际，凡关于译著各事，必先生磋商，先生亦以书籍为教育之利器，著述为开化社会之前驱，辄乐为臂助。商务书馆刊印各书，必过目。其所译之《华英初阶》、《进阶》等书，实为其最初出版物之一种。商务书馆总编辑之名，先生虽不居之，而有其实也。其于商务书馆营业之发达，与当时惨淡经营之数子，有同等之劳绩。而中国社会风气之开通，人民知识之增进，先生之功，诚有足多者，无怪国人无论识与不识，咸尊重之，而追思之念，至今弗衰也。”⁽¹⁶⁾

Primer——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是一套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的教材，原本为全英文，也是谢洪赉译释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的原本。他将这套书的第一册，即“初阶”译为汉文，结合英文本对照编排，并对课文单字加注汉文释义，取名为《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接着他又编译了这套印度读本的后续几册，取名《华英进阶》。

谢洪赉在选择译注Primer一书的想法上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出版他们当年的学堂英文课本——“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不谋而合，但其出发点并非市场效应的调研而是从英语教学如何更为合理角度出发的。他指出当时沪上刊刻的英文原版教材有Primer、《理窦》（Reader的英译）等，Primer，即《华英初阶》和《进阶》这一套英语读本有其独特之点：“《初阶》一本Primer，首、二、三、四、五集各一本，高等读本一，都计七册，印度广学会编印。除高等读本外，俱已为海上书肆翻印，缀以译义，有《华英进阶》、《理窦》读本二种。《进阶》至五集止，《理窦》至三集止；《进阶》只注释文，《理窦》兼注读音，限于沪音，易地即无所用。初、二、三集皆编者自著，语多浅近，四集略采成书，五集多摘名作，文理颇近，‘高等’则纯集名人诗文，阳刚阴柔，笔力悉备。盖中土诗文选本类也。编辑原意备印度学生考入大书院之用，故英文必须成材。吾辈华人子弟习英文者虽多，而能诵习此本者已少，缘贸利途众，不待至此已可自见矣”。⁽¹⁷⁾

谢洪赉译注《华英初阶》不是一味照译照抄，而是从便利初学英语出发进行必要的调整，采用汉英对照的编排方式。他在《前言》中指出编译该书的目的在于通过渐进式的课程，以教授最简单和最实用的词汇，根据初学者的程度循序渐进地安排英文教学的内容。全书共分为“字母表”（Alphabet）、“两字词”（Words of Two Letters）、“三字句”（Words of Three Letters），直至“五字句”（Words of Five Letters）等，最后为“宗教课程”（Religious Lessons）。每一课中一般教授六个新单词后，均搭配有六个例句，旁为文言翻译。如My译成“吾之”；“He and I can go”，译成“彼与吾可以去”；“Your ox and my ox”，译成“汝之牡牛及吾之牡牛”。宗教课程中自然包含有许多基督教的宣传，如“God gave me”，译成“上帝造吾”，“God made all we see”，译成“上帝创造我人所见之万物”等，甚至有些是晨祷词。⁽¹⁸⁾每一课中均有一栏“教师指导”（Directions To the Teacher），针对此课的教学要点对教师的讲授技巧加以指导和建议；在特别为新单词搭配的备注“发音”（Pronunciation）中，着重强调了发音时的唇、舌位置，力争让学习者打下良好的口语基础。每二到三节课，又加有“复习课”（Revision），列出了容易混淆的字词以备察看。可见该书已粗具近代英语教科书的模型，该书的编译方法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范例。谢洪赉根据自己英语学习的经验提出了教师应该如何教学此书的方法：“《初阶》列课次序，专重音韵，观天头标目即知。今授书者，每不令学者知此意，亦一失也。页底小注为教习而设，详示授幼徒之方，颇有意味。今人亦多不察，且以一端言之。注中明言开蒙，可自一课起，不必首读字母，又读一课。No字等书，当授以二字母之音，勿徒授以二字母之名，皆良法也。而授者每反之，偶有不按常习者，众或且非之焉。读毕《初阶》，继读首集，开卷第一课即嫌太深，学者似越数级每苦其难，而第七课短句甚易成诵，苟能更其先后，似较合宜，或二书之间更编一册以作过渡，庶小子无越级之难。”⁽¹⁹⁾

《华英初阶》初版后大受欢迎，一版再版。于是谢洪赉按计划又译注《华英进阶》，1898年年底推出初集，1898年11月4日《中外日报》有“新辑《华英进阶初集》”广告称：“《华英进阶》即原名English First Reader是书也。今特聘博通西学名儒详译，西文旁加华字句语，则明晰易晓，注解亦精细无讹，不但使教习便于教授，并使学者易于揣摩，速于进境，实为华人习洋文之要书。前曾辑《华英初阶》，成书以来购者络绎不绝，颇蒙称善，爰续辑一编，以益后进。”该报1899年2月1日另有“新辑华英读本三种”广告，称：“现新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初集、二集。”1901年商务印书馆《华英进阶》二集跋中写道：“自中外交涉之事紧而英文日益重，迄今上至朝廷，下逮草野，无不视西学为要图，未可以一日废。故即时局观之，若有人不谙西学，譬诸聋瞽，其何能为？然泰西文字实以英文为最，大抵由浅入深，亦端赖有善本以备揣摩，学者始能获益。爰前辑《华英初阶》一书，又续刊《华英进阶》初集，均经淹博中西名士编译精详，藉以嘉惠后进”，形式一仍其旧，“英文原本，又加华字译文句语号，稍涉宏深，注解则务期明确，诚欲使华人子弟，精习英文得以步步入胜，用备国家梁栋之材”。⁽²⁰⁾同年2月14日《中外日报》有“新出《华英进阶》三集”广告，称：“现新译《华英进阶三集》，即原名English Primer，English First Reader，English Second Reader是也。特聘淹博中西名士将英文中字义句解，均一一详细译出，复编列华字，使读者易于揣摩，速于进境，诚为华人习英文最要之书。前辑《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初、二集成书后，都称善本，凡西塾中皆购读是书，现三集亦已告成，仍以华英文字并列，以益后进。”同年7月1日有“新出《华英进阶》四集”广告；8月16日有“新出《华英进阶》五集”广告。继之又马上推出《华英进阶全集》，英文书名为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s From-Primer to Fifth Reader Bound in 1 vol.。该书是“《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初、二、三、四、五集合订成一大本”。每册页码不连贯，有600多页。1899年10月3日《中外日报》的“新出合订《华英进阶全集》”广告称：“此书字列华英注解明白，早经中国官绅及教会之书院学塾皆藉以课授生徒，教者、读者均称便益，并承中西各报登扬，不烦赘述。现将《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初、二、三、四、五集，用西法全布面合订一大本书，面饰以金字，精致异常。每一大本零售实洋三元，批发格外公道以广流传。是书在初学英文者固当备读，即英文已入门者亦宜家置一编，俾资参考，以期精进。”

《华英进阶》的内容较之《华英初阶》更为丰富，全书共五集。初集60课，二集共90课，三集笔者未见，四集108课，五集108课。选录内容有《伊索寓言》、西哲名言、名人传记、生活常识、花鸟虫鱼和遗闻逸事等，课文都有英文和中文标题，还注意介绍文法、会话、尺牍和应用文体裁等，并根据中国人的具体情况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删改调整。“首、二、三集中各课之所载，则著名之格言，习用之物话为多，学者读之，足以养道德而启知识，四、五两集中各课之所载，则或为西哲所阐发之学理，或为彼都名人之传记，而遗闻野史亦时有采辑一二，以助学子之兴趣，资课余之研究。余如缀字之方，审音之法，以及文法会话与夫尺牍、体裁，凡为读本中之要素，而又为吾人日用所不可少者，亦一一详载，胪列无遗。学者苟循序而进，则于译鞮之学，譬引伐以渡迷津，犹拾级而登高岭。”但重译者在序言中也指出：“顾其书专为印度人而作，凡所称述，或未必尽合于吾中国之学子，今更将全书量为修改，凡专为印人说法者悉数淘汰。”⁽²¹⁾1910年1月出版的《教育杂志》第1年第12期上刊有“商务印书馆的813号”广告，对《华英进阶》修改本全集进行介绍，称：“当通商之始，华人士研究英文殆莫不以《进阶》一书为入门之钥。此书前经本馆译印，现又大加改良，不特中文句斟字酌，可与原文两两对照，毫无含糊谬误之处。即原文中有偏重印度或为印度人说法者，亦统经删改，务合于华人之性情俗尚。全集五卷，一例精审到底不懈，是真教科之善本，译学之模范也。”

黄恽在《蠹痕散辑》一书中将《华英初阶》称为“中国最早的英语课本”，⁽²²⁾显然不确，因为之前已有1823年马礼逊编译出版的英语语法课本《英国文语凡例传》，⁽²³⁾即使要说中国人编译的英语课本，也已有1879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汪凤藻编译的《英文举隅》。⁽²⁴⁾但说《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编译出版的英文教科书，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这两套编译的英语教科书，可以说是催发了近代中国人自编近代英语教科书的运动。

《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两种书在教育界一炮打响，“未几风行一时”。有称“这两种书一个星期之内就销售了3000多册”。⁽²⁵⁾这个数字是否确切不敢确定，但像蒋维乔在《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中所称：“此书出版，行销极广，利市三倍。”⁽²⁶⁾我想基本是可信的。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密切关系的蔡元培在《夏瑞芳传》中也指出：“其始翻印印度英文读本，而以华文译注之，名曰《华英初阶》，若《进阶》，在当时初学英文者甚便之。”⁽²⁷⁾《华英初阶》至1917年已印行63版，1921年达77版，直至1946年还在重印。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所载：商务印书馆1900—1901年重版的《华英进阶》（初、二、三、四、五全集），共3册，627页，32开，后来还多次修改重印。商务印书馆有着极为广泛的流通渠道，上海广学会总局、美华书馆、别发洋行、普鲁华洋行、沧海山房、华英大药房、格致书室、格致新报馆、义生、美记及各书房、杭州求是书院、信一堂、无锡萃新时务书室、扬州春风馆、九江邮政局、南京中西书局、高等学堂、重庆精宏阁、宁波崇新书塾、协顺、镇江源泰、苏州博习医院、中西书院、天津同兴、均兴、格致书室、北京森裕、香港别发洋行、文裕堂、广东圣教书楼、新加坡别发洋行、横滨别发洋行及各处华英大药房等处，都是其销售这两套书的渠道。该书曾被张元济送到清宫廷中，成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重要读本。⁽²⁸⁾

孟悦认为，《华英初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所体现的是对普通读者群的构想和成人教育式的课本设计，⁽²⁹⁾而上述对该书每一课中所设计的“教师指导”栏目以及针对课程教学要点而对教师的讲授技巧加以指导和建议，都显示出该书主要是为了提供给学堂英语教育准备的，明显粗具近代学堂英语教科书的模型。笔者所查到的这两套书的学习者的实例更多的也是当年新式中小学堂的学生。周作人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英文初阶》的第一课第一句话是“这里是我的一本新书，我想我将喜欢它”，并称自己在江南水师学堂里用的英文课本是“印度读本”，共发了四集，⁽³⁰⁾显然就是指《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读本。清末很多新式学堂都将该书作为英语教科书，如1904年胡适在上海梅溪学堂用的英文课本也是《华英初阶》。⁽³¹⁾梁漱溟后来回忆自己在北京的中西小学堂开始学习ABC，用的就是这两本书，⁽³²⁾痛恨洋人的义和团打到北京，专杀洋教和念洋书的人，于是英文念不成了，并将当时的这两种课本付之一炬。⁽³³⁾20世纪初郑晓沧在浙江海宁的达材学堂里学英语，用的教科书也是《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他在《清末民初本人所受学校教育的回忆》一文中写道：那时“英文却引起很大兴趣——因为新奇。颇有些人读得相当好。我自己读到第三年时，听写有时可以直接背写下来”。⁽³⁴⁾曾就读于奉天中学堂的杨宇霆，1909年清廷选派赴日留学生测试外语时，他当场把《华英初阶》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令考官非常惊异，⁽³⁵⁾亦可见该书在清末青年学生中是多么风行。

吴洪成指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共六册，仅供高小三年之用。‘初阶’一册录入门阶段的教材，供高小一年级一学期用。该套教科书以语音为纲，由字母、拼音入手，不用音标，渐及单词、短句、短文；计划性强，每课生词六个，每个词至少重视［重复］4次，全部课文中英对照。”⁽³⁶⁾这一看法恐怕也未尽合乎事实，当时选用该套教材的并不仅仅限于小学堂，即使到了民国初年仍有不少中学堂的英语教师还是愿意将该套书作为英语教材，如章克标称自己在海宁县立乙种商校中学预科读英文，“用的课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初创时出的《华英初阶》。改为乙商是第二年了，换了朱鹤年先生教英文，仍用这本《华英初阶》，仍旧从A、B、C、D教起”。⁽³⁷⁾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戴家祥（1906—）晚年在自传中称自己六岁入浙江永嘉县上田初级小学就读，1913—1915两年内读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1920年14岁“以英语成绩优异”进入英国人蔡博敏主掌的温州艺文教会中学，可见该书即使在他晚年仍留有深刻的印象。⁽³⁸⁾更多的还有一些自学英语者和私塾，也采用该书作为英文读本，如1916年出生的翻译家陆佩弦在《外语教学往事回忆》中也称自己小时候“跟父亲以‘读夜书’的方式学英语，用的是当时商务出版的《华英初阶》”。⁽³⁹⁾王辛笛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写道：“我从四岁识字，读了好几年私塾，十岁时开始学英语，但启蒙阶段只是从《华英初阶》读起，到《伊索寓言》和童话一类低幼年级读物。”⁽⁴⁰⁾自学英语成为专家的周越然在《六十回忆》中称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读物，他最爱好的、视为最实用的一是《英华字典》，其次就是《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他写道：“我在教会学校念了好多年英语，后来又在本城及乡镇中教初级英语，总觉得西洋原本，不宜作初学外国语者的课本，又觉得初学外国语者，非自己有一册可靠的字典，随时翻查不可。当时商务出版的《英华字典》和《初阶》《进阶》，虽不得称为尽美，译文甚为明白，有功于初学者非浅。”⁽⁴¹⁾

曾连载于1903年至1904年《绣像小说》的第6—41期杂志上的蘧园⁽⁴²⁾的《负曝闲谈》，涉及的人物有士子、杂役、买办、出洋随员、维新派人士、官宦子弟和朝廷大臣等；活动场所有公园、烟馆、学堂、集市、戏院、妓院、县府衙门、皇宫朝廷等；地域涵盖江浙、上海、广州、北京等，反映了晚清社会风气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是一本颇有名气的谴责小说。该书第八回“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庆园快聆妙曲”提到周劲斋逛琉璃厂书店，掌柜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本“泰西的图书”《珀拉玛》，并称：“你老准是不懂。我告诉你老，这是洋人造的洋书，你老要是能够念通这本书，就可以当六国翻译。”第十三回再次提到《珀拉玛》，并说：“陈铁血天资又好，记性又高，不过跟着洋文教习念念什么《珀拉玛》、《福斯特礼特》、《色根特礼特》，久之又久，颇能贯通。”1933年掌故大家徐一士（1890—1971）推荐《负曝闲谈》并重加整理，标点分段，逐回评考，并把最后一回“略加补缀，作一结束”，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次年由上海四社出版部印行，为《负曝闲谈》单行本的初印本。徐一士对该小说作评考中称“‘珀拉玛’是Primer的音译，即所谓《华英初阶》也。三十年前中国人学英文，初学的课本大都用此。由此而向上，便是《华英进阶》初集（First Reader）至五集（Fifth Reader）。当时读过《华英初阶》的，就仿佛英文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其实是很浅。如读完《华英进阶》五集，就要被认为登峰造极了。说人的英文程度如何好，总是说他读到或读过《华英进阶》第几集。”据徐一士称：“《福斯特礼特》、《色根特礼特》是First Reader及Second Reader的音译，即所谓《华英进阶》初集及二集也。”⁽⁴³⁾其实这一解释未必准确，清末以Primer为书名的英语读本不在少数，有的系英文原本，或直接译成“泼拉买”等，未见得就一定是商务印书馆版的《初阶》和《进阶》。徐一士祖上为江苏宜兴大族，清中叶以后科举极盛时代，其家有所谓“父子三翰林”、“三代十科十二举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同登科”、“一时同堂五进士”等荣耀。其祖徐家杰与李鸿章为道光年间同年进士，曾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伯父徐致靖系光绪二年（1867）进士，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为戊戌变法重要人物。他出生于山东，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授举人出身，1924年曾就职于农商部矿政司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徐一士20世纪30年代在评考《负曝闲谈》时重提《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足可见当年该套书流传的阶层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企图从事为洋人雇佣的阶层，即使一些所谓书香人家对该套丛书也是趋之若鹜，且留下过极为深刻的印象。此一评考亦足以证明商务印书馆创办初期编译的该套书，民国时期仍在不断流传且仍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初期就充分认识到，在清末纷繁复杂的上海出版市场中，如果仅仅满足于承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信纸、信封等，就会像众多昙花一现的印刷工场一样很快会归于消亡。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以上海为主体的近代通商口岸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学堂英语学习者的读者群体，以及事实上已经构建起的英语学习的知识场域。通过邀请英语专家谢洪赉完成了对《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的译注，使该套书不仅成为当时小学和中学堂所使用的主要英语教科书，其编译方法也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实例。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教科书编纂的巨头，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依仗教科书出版崛起和发展起来的，而清末日益浓厚的外语学习风气的形成则是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科书得以拓展市场、形成广泛销售的条件。正是《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成了商务印书馆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催媒，可以说是早期这一套英文教科书使商务印书馆最初在出版界崛起并在英语教育界崭露头角，改变了自己“印刷工场”的形象，并在文化界树立了自己最初独特的文化出版形象。在近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教科书出版的巨擘，执近代教科书出版之牛耳。因此，作为“真教科之善本、译学之模范”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根据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对英语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删改调整，给学界编译外语教科书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启示；商务印书馆早期英语教科书的出版大大推动了后来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近代外语教科书的编译和印行。

晚清欧人东来，中国人关于西方异域的知识迅猛增长，认识西文西语是理解西学的关键的一环。应该如何定位西语、西文和西学，如何评价西语、西文和西学的价值，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语言组织了人类的经验，是文化的基盘。外语教育是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甚至世界观的特殊的学科，因此，外语教学的研究其实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外语教学和外语教科书的编写如同一张灵敏的试纸，它在清末民初不断变化的面貌，可以鲜明地测试出近代中国知识思想的深沉结构和时代变迁。从这种意义上说，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等，不仅是近代中国人自编的近代英语教科书的发轫，而且以其外语教学的特殊形式，参与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的过程。

附记：原文载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东方翻译》2011年2月第1期，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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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早期商务印书馆与英语教科书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载《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日本樽本照雄《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增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04年，张英《启迪民智的钥匙——商务印书馆前期中学英语教科书》，上海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邹振环《〈华英初阶〉和晚清国人自编近代英语教科书的发轫》，载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15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160页。

(2) 参见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页。

(3) 有关初期美华书馆的情况可参见［英］　麦金托什（Gilbert McIntosh）著《在华伦敦会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美华书馆，1895年，第19—23页。参见邹振环《近代西学翻译由南而北的地域扩散——以澳门华英校书房、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为例》，载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东方翻译》2010年2月第1期。

(4) 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页。

(5) 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修改版收入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6) 《新设英法文学塾》，《时务报》1898年7月16日。

(7) 《风气大开》，《中外日报》1898年11月10日。

(8) 《申报》1897年6月27日。

(9) 《新开华洋学堂》，《中外日报》1898年9月27日。

(10) 参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5页。

(11)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页。

(12) 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ker，1850—1924），美国监理会教士，1875年来华，初在苏州传教，1896年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1906年辞职。曾主办《兴华报》（The Christian College），与中国学者合作将《圣经》译成苏州和上海方言。还译出代数、三角学、几何和机械学教科书多种。晚年主要为广学会编写基督教伦理学方面的中文小册子，1924年死于美国，遗嘱将其骨灰葬于上海。

(13)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第4—21页；此外，还有姚崧龄《亦耶亦儒之谢洪赉先生》、朱谢文秋《敬述先君谢公洪赉行谊》，两文载《传记文学》1973年第22卷第四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美］　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五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译稿）”第九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92—94页；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丛刊：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4—277页；汪家熔《记〈华英初阶〉注释者谢洪赉先生》，载《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

(14) 参见汪家熔《记〈华英初阶〉注释者谢洪赉先生》，载《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美］　贝德士辑《中国基督教名录》，载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关于谢洪赉后来从事的基督教出版活动，可参见邹振环《谢洪赉及其基督教著述》，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37页。

(15) 朱谢文秋《敬述先君谢公洪赉行谊》，载《传记文学》1973年第22卷第四期。

(16)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第21页。

(17) 谢洪赉《论英文读本》，原载《普通学报》辛丑（1901年）第二期，又载《新学大丛书》1903年版卷56，文学10，语学。两文略有差异，引文经对照择善而从。

(18) 参见《华英初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重印本。

(19) 谢洪赉《论英文读本》，载《新学大丛书》1903年版卷56，文学10，语学。

(20) 《华英进阶》二集封四，光绪二十七年（1901）商务印书馆重刊本。

(21) 《华英初阶》1921年重印本封底的“重译者识”。

(22) 黄恽《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78—82页。

(23) 参见邹振环《马礼逊与早期英语教育——以〈英国文语凡例传〉为中心》，载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5—100页。

(24) 参见邹振环《同文馆外语教科书的编纂与外语教育的成效》，载王宏志、梁元生、罗炳良编《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 汪守本《百年回顾话商务》，载《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47页。

(26)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