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胜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系中国近代报业的先驱者，也是近代中国较早从事西方火器著述翻译的学者。然而，学界关于黄胜生平的研究，至今论著非常有限。就笔者眼界所及，主要有独立山人《黄君平甫事略》（载香港《华字日报》1902年8月7日）、陈学霖《黄胜——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之先驱》（载《崇基学报》第3卷第2期，1964年5月）、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载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黄胜平甫公简史》（转引自李家园《香港报业杂谈》，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梁碧莹《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载《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等寥寥几篇。且其中问题多多。(1)笔者尤感兴趣的是，19世纪60年代黄胜曾编译过一部重要的西洋火器著述，也是他留给世人唯一的一部中文著述。该书稿后经王韬修润，成为一部重要的兵学译著《火器略说》。然而，该书至今未受重视，忻平的《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火器略说》有一小段评说，但作者似未见过原书。而在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和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该书基本被忽略。若干评论见之于一些辞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称该书“是参考西洋有关火器制造的著述，并参以己见，佐以近闻编辑而成”；(2)或以为“《火器略说》是近代中国较早全面论述大炮威力及其制造理论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炮兵建设理论有一定的贡献”；(3)或以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西洋火器制造和使用的兵书”。(4)这些评论过于笼统或语焉未详。本文拟从黄胜的生平资料出发，着重分析其译著《西洋火器略说》抄本与正式刊行的《火器略说》之间的关系，并就该书问世的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黄胜（Wong Shing，1825—1902），(5)名达权，字平甫，广东香山东岸乡人，胜是其小名。1825年生于广东香山县，早年在故乡生活，1841年前往邻近的澳门，入读澳门伦敦会马礼逊学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予英国，黄胜遂随校迁到香港。
马礼逊教育会建立的学校中有温斯娣女校（The Gutzlaff Girl's School，亦称澳门女塾），附设马礼逊学堂（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又称马礼逊纪念学校、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等）。该校是1835年9月30日郭实腊夫人温施娣（Mrs. Wanstall Gutzlaff，1799—1849，即容闳称为“古夫人”）在“印度与东方女性教育促进会”的赞助下，以推动印度和东方女子教育为目的，在澳门创办的第一所女校。温斯娣原服务于英国妇女教育促进会，1834年受伦敦会派遣来澳门定居，1835年在澳门设立女子学校。1835年至1839年间，该校得到马礼逊教育会每月15美元的赞助金，以资助附设于这所女子学校中的马礼逊学堂的学生。该女校课程采用英国小学课本，每日授课包括诵读、中文习字、英文习字等。学校管教甚严，每日上午授课5小时，下午集会，黄昏有晚课，晚上9时就寝。每周均有中、英文考试，另有中文测验4次，由郭实腊主持。(6)该校最初学生只有12个女童、2个男童。中文习字由华人教授，英文习字由葡人教授。1838年，马礼逊教育会第二届年会曾报告学生详情说：“二童于去年十月，自星返华。其幼者，逾八岁，自学甚勤，现已能诵读简易英文、华文。每日习地理、数学、历史、文法，并能翻译中英文短句，时以英文会话及作文。”(7)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教育都由郭实猎夫妇负责，由于添设男校，郭实猎夫人的两个侄女——两位帕克司小姐（Miss Parkes）来到中国协助办学。(8)1839年，由于中英关系恶化，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英国人纷纷离开澳门，“古夫人”女校因受此影响而宣告停办，马礼逊学校亦随之暂告结束。
尽管之前美国公理会国外差会已经安排了美国人鲍留云（Rev. Samuel Rollins Brown，1810—1880）(9)来华出任该校校长，但他本人是以教师身份于1839年2月抵达澳门的，与任何教派团体、差会组织无关。(10)因此，鲍留云在澳门重新筹办马礼逊学校，既没有教会差会的资助，也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官方接济，1839年11月复校，校址设在澳门大三巴毗邻的马礼逊教育会内。学校学习内容虽然包括基督教，但更强调西学知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马礼逊学堂“明显地是一个非教会教育的开端”。(11)1841年该校有17人。鲍留云在1841年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学生的学习生活：“学生们半天学汉语，半天学英文。每天生活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读书11小时。（下午）3点到4点在户外运动和娱乐。”他在1841年9月向教育会所作的报告中称：“学生们的英文学习有明显的进步。其中两名已经学完一本较薄的地理课本，另一本柏利（Perley）的《地理》也已快学完了。在算术方面，他们已经学完了心算，现在在学习戈登（Gorden）的《算术》课本。还通过笔算学习加减乘除。”(12)后来成为中国风云人物的容闳是1841年入该校，也有的学者称其入学应在1840年11月。(13)他在自传中写道：“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与其余五人同时授课，读音颇准确，进步亦速。”(14)黄胜等大约先于容闳于1841年初入学。
当时教授英文的，除了鲍留云外，还有威廉·麻西（William Allen Macy，或译为咩士，或译麦士、麦克，他最后任教到1850年）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哈巴安德1818年10月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长老会信徒的家庭，14岁就决心献身于传教事业，1835年从杰佛逊学院毕业，1840年至1843年在西部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184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844年10月来华，先后在澳门传教。后因为马礼逊纪念学校的鲍留云生病，他应邀前往香港顶替鲍从事教学，1844年11月至1845年4月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任教。(15)后在广州传教兼行医和办学，1849年出版《天文问答》，最早向中国人全面介绍近代西方天文学知识。1865年5月进入广州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16)1880—1884年担任《教务杂志》总编辑，并于1887年创办广州格致书院。
鲍留云认为儒家传统教育不利于学生接受新知识，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和思想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蒙学教材除了作为记忆文字和理解句子结构的工具外别无用处，中国教育的目的仅仅是获得语言文字知识，其教育方法扼杀了创造性思想的发展。中国教育体系“仅仅是为了政府培养一批勤勤恳恳而又墨守成规的奴仆。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自然科学知识被排斥在教学之外，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因此，“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必须用一种能培养独立和批判思想的教育代替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17)鲍留云井然有序的教学方法、和蔼可亲的教学作风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井然有序，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体；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课程，殆别具天才，不需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对于各种学生，不论其为华人，为日本人或美国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18)
鲍留云在选用教材方面做了精心的安排，据马礼逊教育会1839年至1846年的报告，1839年至1840年英语阅读和口语是鲍留云编写的教材；其他科目采用的英语课本如下：算术用高尔本（Golburn）编写的《初级算术》（Golburn's First Lessons）、《代数》（Algebra）、《中等算术》（Intellectual Arithmetic）和《心算》（Mental Arithmetic）及《心算续编》，哲学用嘎劳德特（Gallaudet）编写的《儿童心灵读本》（Child's Book on the Soul），(19)地理用Guy的《地理学》（Geography）和美国学者Morse的《地图课本》（School Atlas），(20)历史采用美国学者巴里·彼得（Peter Parley）(21)《关于世界旧事的叙述》（Method of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World）、Humer和Keightly分别撰写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842年至1843年算术、代数用Colburn's，历史采用Keightly's History of England，讲述罗马人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1843年至1844年历史接着用该课本讲授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1844年至1845年英语阅读和写作用Goodrich's Third Reader。1845年至1846年英语阅读作文以《圣经》为教材，代数用Colburn's，几何用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显然，这些课本都是英文教材。1842年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设有4个班，至1842年学生共32人，为当时香港学校之冠。全校四班课程，中、英文兼备，其中最高级之第四班，英文科包括了天文、历史、地理、数学、作文等课程。各科教材多由英国及美国教会人士捐赠。英文课教师，初有勃朗（鲍留云）担任，继有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y，又称呢牧师）及麻西（William Macy）协助。(22)美国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嘉缔培瑞（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1844年到香港，短暂居留，曾在马礼逊学堂任教，容闳和黄胜也曾受教于他。(23)马礼逊学堂的西式教育为黄胜的英语和西方现代知识的学习打下了基础，他尤其对几何学和代数兴趣浓厚，1842年他曾说：“这些学科让我们懂得了自然事物的普遍真理，以及如何去思考，透过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真理。”同时他也成为学堂里对基督教比较虔信的学生，鲍留云认为黄胜的道德修养和宗教训练令人满意。(24)
1846年黄胜与容闳及黄宽一同获选随鲍留云赴美留学，于1847年1月4日乘船从上海出发，并在同年4月12日抵达美国，入读麻省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彼时美国尚无高等中学，仅有预备学校，孟松即预备学校中之最著名者。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笈远来肄业此校，为入大学之预备。按孟松在新英国省中，所以名誉特著，以自创设以来，长得品学纯粹之士，为之校长故。当予在孟松时，其校长名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亦德高望重，品学兼优者。”第一年他们均“列英文班中，所习者为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其生理、心理两科，则为勃朗女师（Miss Rebekah Brown，即鲍留云女儿）所授”。海门讲授的课程给容闳他们以深刻的印象：“其教授法极佳，能令学生于古今文艺佳妙处，一一了解而无扞格。每日登堂授课，初不屑于文法之规则，独于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则批却导窾，详释无遗。以彼文学大家，出其为文之长技，用于演讲，故出言咸确当而有精神。”可惜黄胜因病仅学习了一年余，就被迫在1848年秋天独自辍学回国。(25)
马礼逊学堂七年的西式教育和一年余美国的留学生活，为黄胜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新型知识的训练，为他后来在香港、上海和美国服务于近代化事业作好了准备。正是这些英语基本能力的培养使他在香港的报业、上海的学界和美国的外交事业中游刃有余，在传统的科举仕途之外找到了一条新路，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从社会底层向社会高层的流动。
黄胜返港后，在曾赞助他到美国留学的《德臣西报》创办人蓄德鲁特（Andrew Shortrede，又译萧德锐）安排下，受雇于英华书院印刷所从事印刷工作，1853年黄胜被英华书院印刷所聘任为监督，以协助伦敦传道会承印及翻译新创办的《遐迩贯珍》。以后协助书院的理雅各牧师翻译出版圣经译本，并将《四书》译成英文，该书在1861年印行时，理雅各牧师更特别地在序言中向黄胜致谢，称赞其“精通英语”。1860年他和伍廷芳一起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Daily Press）的一套中文铅字，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26)黄胜在英华书院的工作深得港府赏识，也因为他精通英语、笃信基督教而为港英当局所看重，在香港华人中具有一定影响。1857年黄胜成为筹备委员会董事，1859年他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首席华人陪审员，高等法院曾以月薪120元聘请他出任法庭翻译，但黄胜因为印刷出版刊物的需要而婉言谢拒聘用。(27)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珠海有不少杰出的文化人，是在上海寻找到了自己才华施展的舞台。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如此，黄胜也是如此。大约1862年，丁日昌在香港采买火器的过程中结识了黄胜，黄胜流利的英文和西学知识，特别是他翻译的《西洋火器略说》一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64年8月，时任江南制造局附设的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合同期满，苏松太道的丁日昌将这一月薪银一百二十五两（125 taels）的美差给了黄胜。一开始，广方言馆的学生对这位新来的英文老师不太买账，曾有学生打算以退学表示抗议，林乐知在日记中将黄胜这位广东人说成是中文和英文教育方面都成问题，但实践证明，黄胜是胜任这一工作的。他从1864 年8 月起担任英文教习，直至1867 年才以孝养告退，由林乐知重新担任英文教习。(28)这两年多的教学工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来出使日本的汪凤藻、多次游历欧洲的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同文馆算学教习席淦、福建知府严良勋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辞职返港后，他重新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1871年英华书院停办，伦敦教会同时决定解散香港的印刷局，黄胜便与王韬等人，集资10000墨西哥鹰洋，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香港中环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Chinese Printing Company），这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印刷企业。该局承印活字版各种中文西文书，开创了近代中国印刷业的先例；并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是香港首份由个人独资出版的大型日报，该报除星期天外每天发行，具有现代报纸的各项主要特征，内容包括行情、新闻（京城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航运消息和广告、启事等，类似现在中文报纸的分版编辑方式。这是中国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由王韬任主笔，开创了中国早期政论报章之先河，代表了中国近代“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循环日报》虽然立足于香港，但影响却远远超出这个弹丸之地。该报对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更长期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29)
由于黄胜在1873 年5 月前已离开香港，因而没有参与《循环日报》的活动。作为留学生的黄胜也曾协助容闳推进“留美教育计划”，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出过力。1873 年6 月12 日黄胜作为留美幼童肄业局的委员，率领第二批幼童30 名从上海赴美。香港、上海7 名自费留美学生同行，他在肄业局及领事馆担任英文翻译。其间黄胜一度回国，原因不详。1877 年初奉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的委托，黄胜与马礼逊学堂的同学唐廷枢前往香港，招收公立学校的优秀学生40 名，转入福州船政学堂的后学堂——英国学堂。由于这批学生成绩出色，以后船政局每年继续在香港招生，甚至还引起了香港当局对优秀学生外流的抱怨。1878 年黄胜第三次赴美，任清廷“随使之员，派充华盛顿使署翻译”。但清政府驻美公使陈兰彬对他的印象不好，1879 年出洋肄业局的帮办空缺，容闳提出让黄胜接任，陈认为黄胜“洋习太重, 在局究不相宜”，改派他到金山总领事馆任翻译。同时，国内又有人奏其暗诱幼童入教。黄胜工作得很不愉快，不久便回到香港。(30)
1869年黄胜曾参与筹办东华医院，被推举为“倡建总理”。东华医院在香港历史上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典型的绅商组织，在香港华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可见黄胜当时在香港的社会地位和声望。1872年黄胜被港督委为华人事务所委员。1876年黄胜获港督坚尼地爵士委任为中国语文考试委员会委员。1883年黄胜入籍英国，旋即任高等法院通事，获港督宝云及太平绅士。1884年又被委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和该局法律委员会委员，是该局第二位华人议员，直至1890年退休。黄胜早年曾以其积蓄购入不少土地，“渐饶利益，遂称殷户”。尽管后来地价上涨，但他仍坚持回馈社会，没有加租，再加上要应付日增的家庭开支，所以晚年他仍过着俭朴的生活，颇受称许。1902年8月5日晚黄胜病逝于香港岛中西区卑利街55号家中，终年75岁。黄胜的遗体在8月7日出殡，其灵柩在一名警长及四名印警护送下，由其故居送到“香山号”轮船运回故乡香山县，安葬在宗族墓园。(31)
清朝提倡武功，长期崇尚“骑射为满洲之根本”的祖训，规定营中兵丁“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另一方面又坚守明朝政府不允许民间进行火器制造术研制的规定，将火器生产禁锢在深宫之中。因此，直至鸦片战争前，火器制造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32)且对前代兵书多方禁毁，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共有兵书1023部、10716卷，而《四库全书》仅收录5种55卷，占明代兵书的千分之五。(33)清初虽因借重南怀仁等西方耶稣会士的能力，在制炮方面颇有进展，但随着三藩之乱的平息和台湾郑氏政权的败亡，清廷对火炮的重视也开始减弱。曾著录或现仍留存的兵书中，可以发现从康熙末年至嘉庆朝的150多年期间，竟未见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34)这一状况大约到鸦片战争时期才得以改观。
鸦片战争引发国人对于西方兵械火器知识的兴趣。1840年至1860年间研讨西洋火器及自创新法者，共计22种，包括造枪炮者7种，其作者有丁拱辰、龚振麟（2种）、汪仲洋、梁章钜（2种）、西拉本等；造地雷、水雷、炸弹者6种，其作者有黄冕（2种）、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高邦哲等。造炮台者2种，其作者为黄冕、叶世槐等；造火药者2种，其作者为丁守存、陈阶平等；讨论一般火器攻防者5种，其作者有金应鳞、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祁元辅等。(35)黄胜翻译的《西洋火器略说》以及经王韬润饰增补的《火器略说》，正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 清政府中办洋务的官员开始重视洋务人才。1863年9月李鸿章向朝廷奏调丁日昌，他给丁的评语为“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特别是擅长“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36)1862年丁日昌曾充当办理厘务随员赴广东，除了到香港采买洋枪、硼炮（即“开花炮”）、洋硝等物外，他也开始学习仿造这些西洋火器。据他在广东写给李鸿章的信中称，他“在粤曾向领事官询习火器、硼炮制造各法，彼固不吝指授”。(37)其间他托人到欧洲“购得军火书数册”，后来延请福建人王锦堂、黄春波“逐条翻译”，亲自编辑成书。(38)有论著称《火器说略》一书是1862年黄胜一度北游上海，帮助丁日昌研究制炮技术，“将有关欧西制炮资料译成中文，并出版《火器说略》一书”。(39)而赵春晨则认为，大约在1862年至1863年间，丁日昌在香港采买火器的过程中结识了黄胜。他从黄胜那里得到了不少西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西方各国情势和西洋火器的制造方法。1863年秋天，他从广东回到上海时，随身携带了“西洋地图并翻译铸炮各书”，郭嵩焘在日记中称自己观览这些炮书后“服膺无已”。估计这些编译的西学炮书资料，就包含有黄胜所编译的文稿，《火器说略》可能就是在这些文稿的基础上完成的。(40)
我们现在说到《火器略说》，一般都以收录在王韬“弢园丛书”中的《火器略说》为讨论的文本。或以为“《火器略说》是黄达权、王韬合作编著的一部书。……该书由黄达权‘口译其说’，即把外文资料翻译过来，再由王韬‘参互改订’，即融会贯通，重新编著而成”。(41)其实黄胜不仅“口译”，而且还留有成书的稿本。稿本的抄本我们还是可以在国家图书馆窥见其原貌的，即该馆所藏署名“粤东黄达权 平甫 译著”的《西洋火器略说》抄本。书衣题为“西洋火器略”，每页9行23字，有墨笔圈点。该书开篇称“火攻之法，古所谓以奇兵制胜者也。然其所用，惟以草木苇荻，东而灌脂，扼险据高，乘风纵火，非以火药制品也”。“盖火炮之制”来自西域，特别是明朝以来，造佛郎机，到清朝也是用“火器威敌，所制日精”。但是随着世界兵器技术的日益发展，“机巧日出，新法愈奇，西人所造，惟求灵动，不惮更易，故能每变递上，其尺寸度数，皆有定准”。因此，黄胜称自己所编译出的内容，都是“以西国新法为式”，而非“墨守百余年之成法”。全书不分卷，依次为“枪说”，带有总论性质，然后为炼铁、造模（附有外模图）、置炉（附有铸炮炉式）、钻炮（附有车床图等）、验药等，“验药”部分又分出三点：一提硝、二炼磺、三烧炭。然后依次为“造火药法”、“试验火药法”、“论炮式度”（附有各炮图式）、“用药率”、“用弹率”、“各炮药弹定率”（附有铁炮定率表、短薄单耳铁炮定率表、巨口短轻铁炮定率表、铜炮定率表、阔口短轻铜炮定率表、巨口短轻铜炮定率表）、“用炮测量说”（此节细分为“铸炮加立准头以凭目测”、“铸炮尺寸宜合算法”、“铸弹须圆满合度则击远有力”、“宜审量用药多少”、“炮膛用螺丝槽纹以破空气阻力”、“宜先明成法而后变通”、“宜审度地势不同”、“测准之炮宜记明备用”、“安置炮位宜正转移炮架宜灵”、“宜司炮得人”共十事）、“各炮测量表”（附有“演练大铁炮测量表”、“长重炮测量表”、“中重炮测量表”、“短铜炮测量表”等）、“短炮所用甚广论”、“战守攻三等论炮”、“炮质铜铁论”、“熟铁打造轻炮论”、“初试炮用药法”、“仿制西洋船炮论”、“新法变通论”、“参用西法以练兵论”、“重险御炮论”、“用利器在良将论”、“火机制造用广论”、“制枪说”。
该抄本与之后正式刊刻的《火器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两者孰先孰后？该抄本是否从“弢园丛书”中《火器略说》印本中抄出的呢？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如果《西洋火器略说》是从《火器略说》印本中抄出，在没有其他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抄者没有理由将王韬明确自称是“出己之见”的“炮质铜铁论”、“熟铁打造轻炮论”、“初试炮用药法”、“新法变通论”、“仿制西洋船炮论”、“短炮所用甚广论”（附有“硼炮炸弹图”）、“战攻守三等炮论”、“参用西法以练兵论”、“重险御炮论”、“用利器在良将论”、“火机制造用广论”等若干节抄录其中，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该抄本所据是来自黄胜当年译文的稿本。王韬在《〈火器说略〉前序》所言：“平甫乃出其箧中西书，译有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则，其次则测量各表，附以枪说。余为之第其先后，增损裁汰之，参以管见，佐以近闻。所有论说诸条，皆系贡自鄙臆，惟测量说中天空风气阻力，为西书新义，向来兵家者所未言。书既成，因名之曰《火器说略》。”(42)“平甫乃出其箧中西书”是否即这一抄本呢？比较《西洋火器略说》的抄本与署名岭南黄达权 平甫译、东吴王韬著《火器略说》，我们会发现若干很有意思的问题。
从《西洋火器略说》一书中，我们可读出黄胜在基本观点上比较认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之说，他强调“火器之制，未有善于西法者也。西人之炮，自昔至今，法凡屡变，每变益精。盖近人机巧愈出，灵警日辟，其用心细故其制器密，见有疏漏粗略，则必以精意更张之”。(43)他在《仿制西洋船炮论》中指出：“呜呼！西人通商内地二十余年于此矣，不能获其所益而先已受其所损，每读魏源《筹海篇》，所急急于西事议和之后者：一曰稔西情，一曰师长技，此固有心人哉！而在位者未闻或之讲也，第曰羁縻之而已。中外隔阂动辄掣肘，即有以西事告者亦不信，因循至今，所需船炮不惜重价购置，而其精粗不知也。制造之法更茫然矣。今译馆力矣，然重在教习而不在翻译，仅在言语而不在文学，且视之轻；则士之有实者不至，酬之薄；则督教者或非通材，久之必至为具文，仅若西人所设义塾而已。船炮二事，先需西匠精心讲习，能者破格加赏，先能仿制，继求变通，旋造旋试，用之必有成效，即欲驾乎其上亦不难。智巧心思人所同具，天下岂有彼能而我不能者？特患上不之求耳。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其效捷于桴鼓。夫中国大矣！人才众矣！非无奇技异能、聪明智力之士，特患不为，不患为之弗成。”(44)
正式刊行的《火器略说》卷头题名岭南黄达权 平甫译、东吴王韬著。该书又写作《火器说略》，又名《操胜要览》、《火器图说》等。美国学者贝内特将之译成英文书名为Firearms and Ammunition，(45)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所见有两种不同的“弢园丛书”铅印本。一为无牌记者，无书名页。卷首依次为洪士伟光绪七年（1881）孟春所作《火器略说叙》、王韬同治二年（1863）秋七月所作《前序》、同治十年（1871）古重阳日写的《后序》。正文凡五十七叶，后有光绪七年（1881）春正月王韬《跋》和庚辰（1880年）二月作的《再跋》。另一为有牌记者，上书“以活字版排印天南遯窟”本，有封面题签。依次为王韬《前序》、《后序》、洪士伟《火器略说叙》，正文凡五十一叶，后亦有王韬《跋》和《再跋》。
1862年10月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的冒险活动而被迫离沪南下香港，结识黄胜。在《〈火器说略〉前序》中，王韬详述自己与黄胜相识并合作译书的经过：“庚辛之间，江浙沦陷，余以避兵来粤，乐香港之僻，遂寄迹焉。旅居多暇，一意治经，时西儒理君雅各方译《尚书》，招佐编辑，因识黄君平甫。平甫固通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者，少时曾游美利坚，读书于小学，而能识其大。一日，偶述丁雨生观察在吴屡以李宫保（即李鸿章）命枉书见招。观察监制炮局，所制极精，命中及远，屡收其效，军中号为飞炮。火器之法自西洋流入中国，今中国造作每不及西法之长，岂其心思智力有不逮耶？抑其法未臻尽善耶？因谓平甫：‘今军事方棘，平贼要务首资利器，何不贡其所知少为观察助，兼以上答宫保公虚己访求之盛心。灭寇之功，子与有劳。’平甫乃出其箧中西书，译有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则，其次则测量各表，附以枪说。余为之第其先后，增损裁汰之，参以管见，佐以近闻。所有论说诸条，皆系贡自鄙臆，惟测量说中天空风气阻力，为西书新义，向来兵家者所未言。书既成，因名之曰《火器说略》。”(46)可见《火器略说》是王韬依据黄胜的译稿整理出来的。比较抄本和刊本，可以发现两者的条目排列先后不同。
《火器说略》初版刊刻在何时，长期以来是一个疑问。王韬后来写道：“此书甫成，余即缮写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中丞击节叹赏，又见代上合肥伯相书，以为此未易才也。时中丞方有观察苏松之命，亟欲招余一往，余之受知于中丞实自此始。邹君梦南曾钞是书寄之闽中，余又附以铁甲战舰图说，火镜焚敌积聚法，电气霹雳车攻城法，气球放弹焚毁敌营法，属稿初就，惜为伧父携之横滨，云将代刊于日本，久之则谓已为祖龙攫去，由是此书无底本，转索之梦南亦久无以应也。今春搜诸敝箧，忽得初次草稿，乃厘订增损，付之手民，因叹书之显晦存亡亦有数存焉。”(47)按此记录，似乎1863年完稿后并没有正式刊行。这一点在洪士伟《叙》中也可得到佐证：王韬嘱黄胜“出箧中书，口译其说，复为参互考订，葺成《火器略说》若干卷，献诸当道，以备采择。近以友人借钞甚众，遂用活字版排印，俾公同好，而以序言相垂诿”。(48)因此，可以确定，光绪七年（1881）的“弢园丛书”版应为该书的首版。
《火器说略》不分卷。(49)开篇为“炮说”、“枪说”，带有总论性质，在“枪说”中王韬以“逸史氏王韬曰”发表自己的军事观点。并称“吾今欲述枪炮之用，先详其铸造之由，一炼铁、二造模、三置炉、四钻炮、五验药，此五者平甫从西书中译出，余为增损次第之书中。凡系黄君所译者，余皆为之一一标出，不欲掩人之美，袭为己有也。五者如法以行而后可讲演放之法矣”。接着一“炼铁”、二“造模”（附有外模图）、三“置炉”（附有铸炮炉式）、四“钻炮”（附有车床图等）、五“验药”（“造药之先务在选料，一曰提硝、二曰炼磺、三曰烧炭”）。然后依次为“造火药法”、“试验火药法”、“论炮式度”（附有各炮图式）、“用药率”、“用弹率”、“各炮药弹定率”（附有大铁炮定率表、短薄单耳铁炮定率表、巨口短轻铁炮定率表、铜炮定率表）、“用炮测量说”（此节细分为“铸炮加立准头以凭目测”、“铸炮尺寸宜合算法”、“铸弹须圆满合度则击远有力”、“宜审量用药多少”、“炮膛用螺丝槽纹以破空气阻力”、“宜先明成法而后变通”、“宜审度地势不同”、“测准之炮宜记明备用”、“安置炮位宜正转移炮架宜灵”、“宜司炮得人”共十事）、“各炮测量表”（附有“大铁炮测量表”、“长重炮测量表”、“中重炮测量表”、“短铜炮测量表”等）、“制枪说”、“制枪杂说”诸项内容，为黄胜从西书译出，王韬对其进行了增删。而以下“炮质铜铁论”、“熟铁打造轻炮论”、“初试炮用药法”、“新法变通论”、“仿制西洋船炮论”、“短炮所用甚广论”（附有“硼炮炸弹图”）、“战攻守三等炮论”、“参用西法以练兵论”、“重险御炮论”、“用利器在良将论”、“火机制造用广论”等若干节，王韬称是“出己之见”，然而比较《西洋火器略说》的抄本，其中仍有黄胜的观点和材料。至于“英国新铸巨炮”、“普国巨炮”、“普美两国之炮不同”、“螺纹新炮”、“新制炮架”诸篇内容，大概全如王韬所言，皆系“出己之见”，或采取近日各家之说，非黄胜从西书译出者。
在编纂增改《西洋火器略说》的过程中，王韬非常注意回应当时军械制造方面的研究，如“造模”一节中写道：“韬又按铸造炮位，中外皆以合土为模，西人近用沙模，取其易燥不粘，法无有善于此者。往见龚振麟有《铁模图说》，谓费省工倍无异，土模倾足成炮后立可按瓣次序剥去铁模，如脱笋壳状，颇称便易。但终恐其熔黏此法既于道光时施用于浙，何以今日军中不闻仿制而行，岂其法或未有通耶！”在“验药”一节中的“烧炭”提及丁拱辰的《西洋火药造法》，称其不清楚“西人造药曾历试诸木多属不佳，惟黑狗木为上，其次柳木尚可用”。清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曾把西方的近代力学系统地引进中国，1859年他完成《火器真诀》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精密科学意义的弹道学著作。该书问世后为学界所重视，王韬在《火器略说》“用炮测量说”一节中写道：“洋炮制造演放悉准算术，动以勾股、密求、远近、度数击放，初无不中。近海宁李善兰曾著《火器真诀》，谓弹去皆依抛物线从高下坠，有一定之准，可算法以象限仪窥日影高卑，度敌营远近再量炮口围径大小测地平线，距炮口高低，即知用药若干、弹重若干，其弹直去远近若干，历历可验，发无不准。然以鄙见揣之，即有精于算术者，亦仅得大略耳。李君但知算法一定比例，而不明弹出之路有高低、远近、迟速、斜直，其度数至有不齐也。今试立一靶于此，炮长短、大小同，药多少、美恶同，弹轻重、滑涩、围径同，发不同时，则所至之处远近各异。更有同一炮也，初发则远，次发则近，连发测验，至处皆有参差。”从弹道学的角度对李善兰之书加以批评，王韬提出“炮无一定之准”的原因有三：一是风速之快慢影响炮弹轨道；二是空气之冷热影响阻力；三是炮膛、火药和炮弹的制造极难无差。
王韬的重要贡献，不仅是通过刊刻使黄胜翻译的这部《西洋火器略说》抄本得以成为正式的刊本广泛流传，还在于通过他的增补、修改、润饰，使原来的枪炮技术翻译的著述，成为一部包含有丰富军事思想的文献。
第一，《火器说略》接续明末《火攻挈要》编译域外火器著述的传统，将明末优秀的兵学思想和火器知识在晚清作了成功的转移。
《火攻挈要》是明代继《西法神机》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火器专著，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口译传授、安徽贵池人焦勖中文笔述，堪称明代火器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即使到了晚清，它还是西方火炮知识的重要来源，王韬在光绪七年（1881）为其与黄胜合作译出的《火器略说》一书重刊所撰的跋中称：“此书为火器发轫之始，其说虽略，要皆浅近易知，可取为法。窃谓较诸有明焦勖所著《则克录》，似为过之。倘留心军政者，由此而求之，安见火器之精，不可与西国抗衡耶！此则余所日夕以望之者也。”文中将《火攻挈要》与《火器略说》相提并论，不禁令人慨叹清朝先前在火炮学上所出现的严重断层，(50)亦可见晚清学者对于该书的重视。黄胜和王韬接续了晚明编译域外火器著述的传统，不仅仅重新估计了《火攻挈要》的价值，在编译过程中提出自己对西洋军事技术的认识，也通过对《火攻挈要》的赞美和批评，重新提出如何将西方先进的兵器技术和兵学思想为己所用的问题。
第二，《火器略说》的编译是黄胜和王韬见知于丁日昌的主要媒介。
《火器略说》是黄胜留给我们的唯一一部中文译著，是黄胜见知于丁日昌的主要媒介。王韬于1882 年刊印《火器略说》时写道：“此书甫成, 余即缮录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 中丞击节叹赏”，足见丁日昌对该书的赞誉。后来江苏巡抚李鸿章、江南制造局总办丁日昌，邀请黄胜前往上海协办洋务事业，都是基于他们阅读过《火器略说》一稿的缘故。黄胜一时不能前往，托王韬致函李、丁二人，并把自己翻译的《西洋火器略说》寄去，信中谈及该书是“译自西书，间参管见”，翻译枪炮制造这一内容是基于当时西人在华翻译格致之书, 包括天文、算术、舆地和医学等，“独于制器造炮一事未及一言”。不久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后来又升为江苏巡抚。1869 年丁日昌再次邀黄胜到上海助其一臂之力，黄胜在上海只停留两个月即回香港。次年，丁日昌又邀他到上海，负责翻译西方地理书籍。黄胜再次托王韬代函，婉言谢绝。推辞的理由是要还乡侍奉年迈的母亲，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原因，即黄胜深知翻译西书并非易事，“选例必严，取材必富，摭言必雅，立体必纯”，非略懂语言文字就能胜任。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才不足为世用，学不足为众式”，担心不能胜任。黄胜在上丁日昌书中，推荐了王韬，指出《火器略说》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王韬加以润色并发表意见。黄胜认为，王韬虽未能深究英文，但见识广，才思敏捷，能纵横议论，是个人才。(51)丁日昌不仅通过《火器略说》了解了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等知识。而且由此书结识了王韬。
第三，《火器略说》成为后来诸多兵家和兵书的参考文献，该书不仅介绍了新式的西方火器知识，而且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火器略说》尚未正式刊行，就已在学界流传，如安南使臣陈望沂读了该书稿后，“愿为之付手民。余告以此不足学，当更求其新者。陈君曰：‘不然，近时法虽屡变，而规矩准绳固在于是，初未能大为相远也。’因命写官钞副册以去”。(52)邹梦南曾钞该书将之寄往闽中，王韬增补了“铁甲战舰图说”、“火镜焚敌积聚法”、“电气霹雳车攻城法”和“气球放弹焚毁敌营法”。修订稿本又为“伧父”携之横滨，称将在日本代为刊行。《火器略说》由王韬刊行后，又先后被编入多种丛书，如收入1895年上海醉六堂书坊出版的王西清、卢梯青所编《西学大成》十二编第五十六种，1897年上海鸿文书局出版的求志斋主人辑《中西新学大全》第11册亦收有该书。在《火器略说》之后陆续问世有一批火炮的著译，如任职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金楷理（Carl T. Kreyer, 1839—1914）与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不少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炮相关的书籍。(53)在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中，更著录有光绪之后数十种译介西方炮学的著述，其中专门论及测准技术者，即有方恺《火器测远图说》、张秉枢《火器量算通法》、廖寿丰《瞄准要法》、梅鼎《火器命中》、邓钧《炮准算法图解》、曾纪鸿《炮准测量》、陈鹏《炮规图说》、叶耀元《炮法求准》、黄方庆《火器新术》等多种。其中不少内容都多少参考过《火器略说》。丁日昌后来完成有《炮录》一书，又名《枪炮图说》，全书十二卷，内容是介绍当时世界上各种火炮的制法和尺寸，各种枪支、炮弹和火药的制造，以及步兵、骑兵的管理和使用等，并且配有绘图说明。丁日昌在该书序言中称该书编纂于19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他托人到欧洲“购得军火书数册”，后来延请福建人王锦堂、黄春波“逐条翻译”，最后由他亲自编辑成书。该书1871年编就，并请李鸿章作序，李鸿章对之大加赞赏，称其“足裨军国”，当即决定“刷印数百部，分发各军”。(54)丁日昌在该书序言中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八股文、不肯究心于制造工艺的弊端，指出：“洋人之于军火制造，犹中土士大夫之于八股，童而习之，故能月异而岁不同。使中土士大夫能分治八股之余力以治兵事，则才力聪明，当较胜于洋人十倍，惜手无悬的以招者，故浅尝而辄弃也。”(55)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少内容和见解可能是来自《西洋火器略说》的稿本。不难得出结论，《火器略说》一书不仅介绍了新式的西方火器知识，而且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附记：原文初稿曾提交由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珠澳文化论坛：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26日至27日），并在会上报告，修改过程中听取了苏精教授的批评建议，特此鸣谢。原文修订本收录于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编《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40—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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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关于黄胜的生年或存疑不详（《中国历史大词典·清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641页），或众说不一，有1825年、1826年、1827年、1828年、1829年、1830年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出生地亦有不同说法，一说在广东香山；一说在澳门附近。关于其生卒年代李家园的《香港报业杂谈》（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有较为完整的记述（参见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149页）。一般称其进入马礼逊学堂的时间为1840年，因此或说是11岁，或说13岁，或说为15岁。容闳（1828—1902）《西学东渐记》中称其年龄较黄胜为小，在马礼逊学堂“开校之创始班”包括黄胜在内的六人中“年最幼”，而容闳、黄宽、黄胜三人中，又“以黄胜年齿为最长”（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46、56页），似可明确排除上述1828年、1829年、1830年三说。有辞书将之确定为1829年，较之容闳为幼（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致使后来多种著作均依据此错误的生年说，如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刘泽生《首位留学美英的医生黄宽》（载《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3期）。
(2) 《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编者在“火器略说”一条中将该书的作者确定为王韬一人。
(3) 吴士余、刘凌主编《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古代卷（先秦至清末），王蔚所撰“《火器略说》”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315页。
(4)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3年，第48册“编辑说明”。
(5) 关于黄胜的生年，本文采苏精1825年说。根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学生名录所载，黄胜15岁入学，1840年入马礼逊学堂，与1825年出生相吻合（参见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载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0—266页）。另一证据是林友兰《近代中文报业先驱黄胜》一文称其1847年赴美留学，时年22岁（参见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明确他与黄宽、黄胜三人中，又“以黄胜年齿为最长”。因此或将黄宽、黄胜两人生年皆列为1827年，笔者认为不确。或说黄胜、黄宽为兄弟（参见美国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4页），所据不详。
(6) 参见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7) 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0—221页。
(8) 吴宁《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师母在澳门的活动述略》，载《澳门历史研究》2004年12月第3期。
(9) Brown中文文献中又译勃朗、布朗、蒲伦等，此采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致富新书》中的译名。鲍留云出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康涅狄格州的东温泽，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后在纽约一家聋哑学校当老师。离开中国后鲍留云夫妇相携于安政六年（1859）十一月从神乃川上陆进入日本，1862年在横滨创办英学塾教授英语，植村正久、本多庸一、押川方义、井深梶之助等日本基督教界的名流都曾受教于他，出其门下的还有都筑馨六、岛田三郎、白石直治、松平定教等。1867年一度回国，1869年出任新泻英学校的英文教师。一年后转入横滨修文馆任教，他是“日本亚洲学会”创始人，日本首批留美学生亦由其带往。1879年回国，1880年病逝于麻州孟松（Monson）。参见［日］ 樱井役《日本英语教育史稿》，敝文馆，昭和十一年（1936），第66页；美国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其英文著作有：Colloquial Japanese，or Conversational Sentences and Dialogue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1863）； Prendergats' Mastery System adapted to the Study of Japanese or English。参见［日］ 竹村觉《日本英学发达史年表》，载《日本英学发达史》，研究社，1933年，第318、333页。
(10) 参见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11) 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12) 参见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13)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载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589页。
(14)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46页。
(15)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4—185页。
(16)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
(17) 参见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18)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8页。
(19) 据《马礼逊教育会第四次年报》称：该书是一本学生心理学的基础读本，编排精良，虽然字数不多，但在大西洋两岸广为流传，并倍受推崇，颇受该校学生的欢迎。转引自丁伟《布朗与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0) 该书可能是指Jedidiah Morse和Sidney Edwards Morse（1794—1871）合作完成的Atlas to Morse's School Geography，美国波士顿Richardson&Lord 1820年版。Jedidiah Morse另外还有New Gazetteer of the Eastern Continent，Modern Atlas Morse's Geography，波士顿1822年版；Ancient Atlas adapted to Morse's New School Geography，波士顿1822年版。
(21) 巴里·彼得另有《五洲通鉴》读本，原名为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镇江咀含译社1902年版（1902年5月16日《中外日报》所刊载［美］ 虢庚伯Quacken Bos著《英文点句全法》一书广告预告）。胡适在英文论文中曾提及彼得，参见《胡适全集》，第243页。
(22)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2页。
(23) 麦嘉缔1844年6月从香港到达宁波，居中国28年，1864年曾任美国驻烟台领事。1872年至187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律和科学。1877年回中国，初任上海副领事，后应清政府邀请出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负责翻译，与黄遵宪同事。在中日琉球之争中调停的卸任美国总统格兰特，颇受其影响。1880年5月离开东京中国使馆，在东京美国长老会工作。他在中国收养的女子金韵梅（又名金雅妹，浙江宁波人，1864—1934）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医学院的女性，后在纽约女子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9—130页）。
(24) 参见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25)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54—56页。
(26) 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载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0—266页。
(27) 参见《维基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zh-cn；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110页。
(28) 参见［美］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中国早期的官办学堂》（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美国康乃尔大学，1961年；Kennikat Press 1972年英文版重印本，第160—161页；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1页。
(29) 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4—149页。
(30) 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载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0—266页。
(31) 参见《维基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zh-cn）；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8—109页。
(32) 《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33) 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34)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载《清华学报》新26卷（1996年）第1期。
(35)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36) 《同治二年九月初四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页。
(37) 《上李中丞书》，载《百兰山馆政书》卷二，第21页。
(38) 参见沈津《丁日昌和〈炮录〉》，载《社会科学报》1992年4月2日第四版。
(39) 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40) 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41)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3年，第48册“编辑说明”。
(42) 黄达权译、王韬著《火器略说》，光绪七年（1881）“弢园丛书”本，参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43) 《枪说》，黄达权译著《西洋火器略说》，抄本。
(44) 黄达权译著《西洋火器略说》，抄本。
(45) ［美］ 贝内特（Adrian Arehar Bennett）著《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 century China），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7年英文版，第129页。
(46) 王韬《〈火器说略〉前序》，黄达权译、王韬著《火器略说》，光绪七年（1881）“弢园丛书”本，参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47) 王韬《〈火器略说〉后跋》，黄达权译、王韬著《火器略说》，光绪七年（1881）“弢园丛书”本，参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48) 洪士伟《火器略说叙》，黄达权译、王韬著《火器略说》，光绪七年（1881）“弢园丛书”本。
(49) 罗香林在“王韬在港与中国文化发展之关系”一章中称：“王氏在港所撰属于杂著一类之专书，则有《火器说略》三卷，《瓮牖余谈》十二卷，《乘桴漫记》一卷，《扶桑游记》三卷，而尤以《火器说略》为最著名。”（《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64页）罗氏称《火器说略》有“三卷”未知所本。
(50)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载《清华学报》新26卷（1996年）第1期。
(51) 梁碧莹《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载《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52) 王韬《〈火器说略〉后序》，黄达权译、王韬著《火器略说》，光绪七年（1881）“弢园丛书”本，参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53) 参见邹振环《克虏伯火炮与克虏伯炮书的翻译》，载《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11卷3期。
(54) 《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载《丰顺文史》第2辑，第67页；《炮录》的刊本至今未见，抄本现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参见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162页。
(55) 参见沈津《丁日昌和〈炮录〉》，载《社会科学报》1992年4月2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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