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

严复和伍光建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化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们既是一对师生，都曾以学习海军而留学英国，且都对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转而由兵学改习西学，回国后成为撼动中国近代译界的巨擘。本文拟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角度，讨论两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近代翻译史上，严复与伍光建一对师生而又同为著名翻译家的例子，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两位都是海军学校的毕业生，严复1854年1月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普通的乡医家庭，13岁父亡家贫，进入刚创设的福州船政学堂学海军。1871年毕业，1877年他又被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深造。1879年回国任教于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受李鸿章聘请，入新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就在严复任该校总教习的第二年，即1881年，15岁的伍光建应考入学。伍光建比严复小整整13年，1867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穷之家，他的经历与严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家乡广东新会麦园村乡读私塾未久，便投考到这所每月能提供数两纹银伙食费的水师学堂。当时主考者即严复，据说严复以英文“鼠”字令伍光建解释，伍光建以一口浓重的粤语应对，考官无法听明白，伍就以手势在桌子上作老鼠爬行状，严复见了哈哈大笑，认为伍光建非常聪明。⁽¹⁾在北洋水师学堂5年学习期满后，1886年伍光建经严复特别奏请，也如同他的老师当年那样，以优秀的成绩被派赴严复就读过的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深造。严复与伍光建都非常重视技术科学的学习，但严复似乎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法律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他曾与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反复“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²⁾严复对张力臣《瀛海论》的批驳给郭嵩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他有关“中国切要之义”的见解“深切著明”。郭嵩焘还仔细研读过严复译示的蒲日耳游历日记中有关“喀什噶尔俄古柏事”的记载和《泰晤士报》的消息。他不仅认为严复的外语水平远高于自己的译员，而且认为像严复那样仅“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其才识之高，足以胜任“交涉事务”。⁽³⁾伍光建除了认真钻研理化数学外，课余对英国文学、哲学、历史特别感兴趣。他在格林尼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又入英伦大学研究院从事物理学研究。回国后他也如同自己的老师严复，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又历任南洋公学提调、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等。尽管严复与伍光建都曾短暂地担任过部分政府职务，但终其一生，都是献身于教育启蒙、文化传播的事业。

严复归国后一直未得到重用，他把自己报国无门的处境看做是学外语害了自己，他在给同事陈彤卣的赠诗中写道：“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⁴⁾于是32岁的严复，从1885年秋一直考到甲午战前，连考科举4次，但始终不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严复是在一种无心仕进、心灰意懒的心境中走上翻译之路的。1894年他在给长子严璩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近来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⁵⁾

甲午战败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与严复科举失败导致的失落感交织在一起，渐渐酿成一种剧烈的愤激之情。1894年至1898年，他在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等论文的同时，据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了《天演论》。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至1908年的10余年间，先后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严译名著”8种，加上宓克的《支那教案论》、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和据外国报纸译出的《欧战缘起》，共11部，约计170多万字。⁽⁶⁾就数量来说，严译近不足以与译出近200种的林纾相比，远不足以与译成75部佛经、总字数达1300多万字的译经大师玄奘并论，⁽⁷⁾甚至还不及自己的学生伍光建，伍译总数高达130余种，近一亿字。⁽⁸⁾但为什么严译有如此之深广的影响呢？原因首先是严复选择原书的精审。

1923年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曾指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⁹⁾这一番话精辟地道出了严复选择原书时的用心，他所选择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的书往往都涉猎过。如《天演论》一书，并不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忠实译作，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地加有大量阐发自己见解的案语，书名也仅用了原名的一半，表明严复不同意赫胥黎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作为一种对立物加以讨论的观点。我们把《天演论》与1973年科学出版社出的原著中译本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书中的许多观点并不是赫胥黎的，而是斯宾塞的。根据现实需要，“取便发挥”的“达旨”，使这部译作中包含了不少同赫胥黎根本对立的斯宾塞的见解。在占全书三分之一的两万余字的案语中，严复还附带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斯宾塞《综合哲学》、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学说，以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笛卡尔的唯理论、培根的经验论，哥白尼、伽里略、牛顿、拉普拉斯等人的学说。在严复精选的译书中，几乎每一种选择都包含有深刻的思想。如1897年开始译的《原富》，是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变革指出一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径；1900年开始译的《法意》，表达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以至于20世纪初的革命派还试图把其说成自己的同道；⁽¹⁰⁾1902年译出《穆勒名学》部甲，和1908年《名学浅说》译出是为了介绍“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¹¹⁾的科学方法论；穆勒《论自由》一书开译在1899年，在那充满压抑的气氛里，显然这种选择是来自一种被剥夺自由的敏锐感，但1903年该书正式出版时，他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强调原文第四章“社会对个人权力的限度”，表明他的着眼点在强调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注重社会权利；他后来称维新失败后，“心知其危”，在《天演论》之后又译出《群学肄言》，“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¹²⁾又为表示不赞成革命派排满革命的政治主张，译出《社会通诠》，自序中称“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不管严复选择原本的宗旨是否正确，每译一书都经过自己精心的研究和挑选，不能不说是严译的一大特色。就这一点而论，不仅是缺乏原本选择能力、“拉在篮里就是菜，碰到什么就翻什么”⁽¹³⁾的林纾无法与之相比，即如具有优秀的双语能力的伍光建也难望其项背。

伍光建的翻译生涯大致开始于20世纪初年。他可算是严复引荐给出版界的。1899年，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要求严复为该院推荐译材，严复1899年4月5日在致张元济的信中写道：“至于鄙人所知译手，则有罗稷臣（英文）、伍昭扆（英文）、陈敬如（德文）、魏季渚（法文）。前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¹⁴⁾笔者所查到的伍光建所译的第一部书就是1902年他在南洋公学任教时与李维格合译的教科书《格致读本》，该书由英国莫尔显著，分40课，采用英国儿童佛勒唯诺与其妹娜赖的问答方式，讲述自然常识、动植物学的大略，语言浅显。不久他又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教科书，“殚竭两年心力”编成中学堂、师范学堂使用的《物理学教科书》，全书分热学、力学、磁学、静电学、动电学、气学、水学、声学、光学9册，各附插图数十幅至一二百幅不等，被商务方面认为“材料之富，理法之新，就目前论之，实可谓登峰造极”，“诚不愧理科之大著作也”。⁽¹⁵⁾选择译述教科书很难说是出于译者的旨趣，更多的可能是完全出自出版者的考虑。作为一个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有相当素养的大译家，伍光建选译过相当数量的世界名著，如英国休谟的《人之悟性论》（今译《人类理解力研究》）、荷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意大利马基雅弗里的《霸术》（今译《君主论》）、法国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英国斐尔丁的《大伟人威立特传》、英国狄更斯的《劳苦世界》、英国萨克雷的《浮华世界》、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女飘零记》（今译《简爱》）、俄国阿戚巴瑟夫的《山宁》、英国谢立丹的《造谣学校》等。特别是30年代他为商务印书馆选译的一套“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丛书，收入了40余种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丹麦、挪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的名家小说的节本，如塞万提斯的《疯侠》、薄伽丘《十日谈》、狄更斯《二京记》、高尔斯华绥《置产人》、祁贝林《野兽世界》、伏尔泰《甘地特》、法朗士《红百合花》、陀思妥耶夫斯基《罪恶与刑罚》（今译《罪与罚》）、契诃夫《洛士柴尔特的提琴》、霍桑《红字记》、马克·吐温《妥木琐耶尔的冒险事》、欧·亨利《白菜与帝王》、刘伊斯《大街》等，表达了一种很高的识见。当然，伍光建本人也不讳言，“翻译小说的选题，有些是书店决定的，但也有自己喜爱的”，⁽¹⁶⁾表明他也译一些自己并不喜欢，但却是书店交给他的原本。如1934年他曾在接到商务委托他续译而提供的20种英文著作后，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张元济，对后者的“吹嘘”表示感谢，但同时他也表示这20种书“惟范围较窄，不容如愿挑选到”，⁽¹⁷⁾显示了他在出版者给其确定的选书范围内，还是有选择的。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6月24日发表的《论翻译的各种方法》一文中指出：“译者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译者尽可能不要惊动作者而把读者领到作者的面前，一是译者尽可能不要惊动读者而把作者领到读者的面前。”⁽¹⁸⁾历经大约100年之后，中国的译家们把这两条路概括为“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尽管严复提出过著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原则，但他非常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不曾做到这一理想的标准，他讲《天演论》“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¹⁹⁾按照严复的意思，他的翻译并非“字比句次”的等值翻译，而是“取便发挥”的意译，当然他自己以为“意义则不倍本文”，而事实上他在赫胥黎这本阐述达尔文主义主要原理的小册子里，信笔驰骋，为他最敬仰的大师斯宾塞的观点进行了辩护。⁽²⁰⁾他的所谓“信”，即指原文说明的“达旨”；所谓“达”，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所谓“雅”，即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在《天演论》的开场白里，严复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原文里的第一人称“我”，到了译文里变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王佐良认为，这一变化很可能“是为了要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²¹⁾

伍光建似乎对于严复这种译法很不赞同。他认为“为了译文准确，先得正确理解原文。正确理解就是通过原文字面看到原作精神。这样，可以避免在字句上锱铢必较，仅得其貌而失其神。反过来说，也不宜望文生义，故作铺张。例如《天演论》一开头那段从书斋遥望的描写，原著并没有，这样的译法是不宜提倡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即“信、达、雅”这个标准是“来自西方。并非严复所创，但我们对于洋人的话，也未可尽信”。⁽²²⁾这一见解表示伍光建并不赞同“信、达、雅”三原则。至于说该原则来自西方，显然是指英国泰勒。其实早在1921年，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就曾提到了泰勒（A.F. Tytler，1747—1814）的名著《翻译原理》，介绍了他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法则”：（1）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2）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3）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²³⁾曾有不少学者分析过严复与泰勒两位“三原则”的相似之处，罗新璋认为“一、三两条，相当于严复‘信’‘达’，第二条约略可说是广义的‘雅’”，并认为严复的三条原则简明易记，而内涵或许还要深广一点。⁽²⁴⁾其实严复与泰勒两位的三原则是有明显区别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对之作过比较研究，认为泰勒原则粗粗看去和严氏的“信、达、雅”相似，实则很不相同。第一条所说的是意思完全复写，既不要译者字比句次，依样葫芦地死译，也不许译者画蛇添足地胡译。第二条所注重的是“同一性质”，所以并不是严氏所说的“雅”。第三条所说的流利，并非指一种特殊的风格，乃是原文措辞的一切自在。措辞自在是所有文学作品必具的德性，故和严复的“达”不同。严复的“达”是要前后引衬的，和第一条的完全复写的条件相背驰，而本条所说的流利却要和“原文同样”。⁽²⁵⁾

断言“信、达、雅”翻译标准完全来自“西方”，显然是错误的，严复在创造性地提出这一标准时，可能受到过泰勒的启发，但这一标准的根还是扎植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的土壤中。三国译经名家支谦在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开篇意义的《法句经序》中写道：“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钱锺书指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²⁶⁾支谦序中引用老子、孔子作为立论依据，而严复则引用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有关论述作为立论依据，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继承关系。

“译事三难，信、达、雅”作为一种完整的翻译标准，已被译界所普遍接受，尽管各家对于“信、达、雅”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伍光建就认为，“信、达、雅”三字的分量并不相等，倒是“信”或者说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似应奉为译事圭臬。至于译文是否达、雅，还须先看原文是否达、雅；译者想达、雅，而有些原文本身偏偏就不达、不雅，却硬要把它们译出，岂非缘木求鱼。例如英国赫胥黎、穆勒的原文“义理清楚，行文平易”，而文学批评史家圣茨伯雷文笔拖沓晦涩，念不了几段就遇到一个疙瘩，很难说得上“达”，而且也未必“雅”，译这些著作，首先要弄清原意，再加以改写，这样还可保持一个“信”。⁽²⁷⁾这里伍光建试图用严复确立的翻译标准，对严译提出含蓄的批评。而五四时代的傅斯年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在《译书感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²⁸⁾其实傅斯年并未了解严复的深意。就双语能力的表达而言，平铺直述、逐字逐句地译这些西书，对严复来说并不困难，严复之所以不采取“字比句次”的直译，而采取“颠倒附益”的意译，主要是为了“不要惊动”那批嗜好渊雅古文的“读者”，而把由他“达旨”的作者“领到读者的面前”。就这一点而言，伍光建事实上是严复的继承者，他也是走着这一条“尽可能不要惊动读者而把作者领到读者面前”的路。在他的译文中，也不是“斤斤于字比句次”的直译，而是作了或多或少的删节，早期的删节是非常成功的。茅盾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概括过伍译《侠隐记》与《续侠隐记》译述的特点：一是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彩，因此书中的达特安的三个火枪手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四人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二是白话译本，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如“三言”、“二拍”或《官场现形记》，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²⁹⁾这种不谨守“字对字”的意译受到当时译界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是“删译法”的典范，甚至认为他从《侠隐记》到《孤女飘零记》尽管都是删节本，“然而原作的主要人物的面目依然能够保存；甚至有时译本比原作还要简洁明快，便于一般的读者”。⁽³⁰⁾

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中遭人訾议最多的是“雅”字。在严复看来，“雅”就是“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³¹⁾严复的这番苦心，除了要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渊雅古文，以雪当年四次八股科举败北的私心外，关键则在于他要不惊动那些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深怀疑虑的士大夫，正如吴汝纶所言：“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沦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³²⁾严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酣睡于中国传统文化梦乡的士大夫无疑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只有在上面涂上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³³⁾也如胡适所言：“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³⁴⁾他的那种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的古文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³⁵⁾

严复是成功的。他“铿锵一下，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³⁶⁾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在序中称严译《天演论》“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³⁷⁾清末严范孙读后称：“古今中外之书，所载内容之丰富如是，我辈即不必再事著述，但读之可矣。”⁽³⁸⁾康有为给梁启超信中称：“眼中未见此等人。”⁽³⁹⁾孙宝瑄称自己读了此书后，“为之掩卷动色曰：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称赞此书“其说极精”，“极有理”。⁽⁴⁰⁾曹聚仁说他20年中所读的500多种回忆录，很少有不受《天演论》影响的。⁽⁴¹⁾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称，《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成为一般救国及革命人士的理论根据，“‘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⁴²⁾“自强”、“自力”、“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演存”、“进化”之类的词汇盛行不已，并不断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和学校名称。“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遂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⁴³⁾

然而，这种轰动效应的背后已隐伏着危机。因为在严译诸书中，《天演论》属“最好懂的”，“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⁴⁴⁾虽然“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⁴⁵⁾《原富》首二篇出版后，仍受到新旧人士的好评，吴汝纶赞为“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的“济世之奇构”。⁽⁴⁶⁾书尚未印完，碰到严复的“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称“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⁴⁷⁾梁启超也曾在《新民丛报》上著文加以推荐，认为“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对其中“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的文字，则提出了批评，认为学理邃赜之书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译之。⁽⁴⁸⁾黄遵宪在致书严复时也含蓄地指出《原富》“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并希望严复能在文字通俗化方面“降心以从，降格以求”。⁽⁴⁹⁾夏曾佑在信中更是不客气地指出在这种表面化的轰动效应下存在的问题，即许多人对《原富》趋之若鹜是赶时髦，“《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⁵⁰⁾但严复却不以为然，并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进行论辩，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指出自己所译出的是属“学理邃赜之书”，并不是给那些凡夫俗人看的，而是“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⁵¹⁾这一观点严复一直执持到晚年，他的错误并不在于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译出西书以迎合士大夫的口味，他寻找到自己的读者群体这一点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但他把用文言这一传统的载体来传播新思想、以旧躯壳容纳新血肉的形式，不是视为文化转型时期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过渡的方法，而是确认为文化传播中天经地义的必然规则。

像严复一样，伍光建也极为重视读者的接受能力。他也有着甚深的国学素养，1918年他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孔庆荣、杜亚泉等编的《植物学大辞典》，用极为典雅的文言写下了数千字的序言，曾使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也“十分钦佩”。⁽⁵²⁾但他比严复更懂得，随着时代的变化，读者群体也在不断地演变，编译教科书的经历告诉了他，潜在的读者群体比已在的读者群体也许更为重要。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是“后顾式”的，那么，伍光建的翻译则属于“前瞻式”的。他的成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译出的法国大仲马《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与《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法宫秘史前编》与《后编》成为清末民初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白话翻译小说，前两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义侠小说”分别初版于1907年7月和11月，后两书作为“历史小说”初版于1908年4月。这种略带文言腔的白话小说，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读者曾为之耳目一新，以后多次再版，至1915年10月已出3版，并与林译小说一起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第二集。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发表的《论短篇小说》的讲演中，称“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伍光建笔名）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钞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⁵³⁾在1928年他给曾朴的信中，再度指出；“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从英文译本的），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⁵⁴⁾伍光建所译《侠隐记》、《法宫秘史前编》等被寒光认为“都是百炼的精钢，胜过林译千万倍！”⁽⁵⁵⁾最令人惊讶的是，伍译的生命力竟长达30多年。1929年夏康农比较了伍光建和苏兆龙分别译出的英国喜剧家谢立丹的《造谣学校》两种译本的五段译文，认为“伍光建先生的译本比较的可靠，文笔也比较的流利”，“若就句法来讲，伍先生的文章也比苏先生的流畅得多”。⁽⁵⁶⁾新月书店更是在“英文名著百种丛书”的广告中称“伍先生是当今国内最有经验的翻译家，其译笔极为灵活，往往遇顶困难的地方，能有传神之妙，为原著机警灵敏的对话生色不少”。直至1937年茅盾还称：“伍先生的译作，我几乎全部读过；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主张直译的我，对于伍先生那样的节译，也是十分钦佩的。”他在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两种《简爱》译本后认为，虽然“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但“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⁵⁷⁾作为一位清末即出名的译家，“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铄”，继续在新文学运动中“译述不倦”，⁽⁵⁸⁾在民国译坛上实属凤毛麟角。直到1936年底，他还在为商务印书馆策划选译“英汉对照世界名家小说选”丛书，叶公超甚至认为英国哥尔斯密的《诡姻缘》能由伍光建这位“翻译的老手”译出，“当然也是读者修来的幸福”。⁽⁵⁹⁾他被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翻译界之圣手”，实在也是当之无愧的。

由于严复、伍光建在翻译界所赢得的巨大声誉，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1910年1月17日），被“上谕钦赐文科进士出身”。⁽⁶⁰⁾严、伍“师生同榜”，一时传为佳话。⁽⁶¹⁾55岁的严复又被“授海军协都统”，次年又作为“硕学通儒”担任资政院议员。这些空头的政府职务已唤不起严复任何政治热情了。得知赐进士出身的圣旨下达，他曾寄诗给伍光建：“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⁶²⁾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经常就“译事”、议设“名词馆”、代为物色教员，甚至“寓中小儿女有痧癣之疾”等互致信函。奇怪的是，严复对他的学生似乎并不满意。1918年5月17日，严复在给他的得意门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⁶³⁾伍光建固然秉性孤高、怪僻急躁，但严复也绝非“平和”之辈，只要看看他把“人格甚高”的蔡元培与李石曾、章太炎等均骂为“同归于神经一流”，⁽⁶⁴⁾就足见其性情之高傲。严复对伍光建“性情”上的不满显然是表面上的，更重要的似乎还在于两人之间多方面的分歧，其中相当部分可能都与翻译有关。

在目前所见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严复对伍光建的译作有过如何的批评，但他的学生用“近世利俗文字”来译述西方文学、历史和哲学，实在使他很难容忍。早在1902年他就说得很明白：“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⁶⁵⁾严复自己在翻译上一丝不苟，以翻译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此事须得深湛恬淡，无外慕人为之。彼以此事为乐，为安心立命不朽之业，其所译自然不苟，而可以垂久行远，读者易知，学者不误。”他说过：“有钱译，无钱亦译”，“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他对翻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并近乎于有一种宗教的感情：“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⁶⁶⁾作为一个在翻译上提出“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大翻译家，竟然会在1906年叫伍光建在翻译时“觅一能者使分笔墨之劳”，⁽⁶⁷⁾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严复对伍译的一种极为轻视的态度，即他把自己的译事看作是一种“字字由戥子称出”的“真实事业”，而伍译不过是那些“所学皆酬应言语文字”的“舌人”，都能随意替代的。

新文化运动前后，严译已开始不再受到青年人的欢迎了，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讲自己在澄衷中学的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⁶⁸⁾王云五也在回忆录中讲《原富》尽管典雅，但在理解意义方面反不如英文原文好懂。⁽⁶⁹⁾瞿秋白更是直率地批评严复“译须信达雅、文必夏殷周”的翻译，“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⁷⁰⁾对于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所给予他的批判，严复似乎不屑一顾。1919年夏，他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达《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⁷¹⁾可悲的是，历史作出的选择却是抛弃了严复费尽心机所创造的“名学”（今译逻辑学）、“质学”（今译化学）、“字学”（今译语文学）、“群学”（今译社会学）、“心学”（今译心理学）、“生学”（今译生物学）、“天学”（今译天文学）等名词。他本人也在接到了熊纯如侄子洛生发出的“若年内香严（严复之女）再不到美，则从前婚约，便可作废”的最后通牒后，⁽⁷²⁾喘疾恶化而离开了人世。

评论翻译我们自然不能脱离原著而孤立地去欣赏译作，以现代翻译的“等值标准”去衡量严译，显然是不可能尽如人意的。但我们切不可忘记，严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林琴南式“画蛇添足”讹译盛行的时代，就质量的综合标准来看，严译不仅远远超过了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的科技、宗教译述，而且也大大区别于林（琴南）译与梁（启超）译那种任意的改篡原著的“豪杰译”。他以自己对原著烂熟于胸的透彻理解，和对本国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融会贯通原著所处的时代的学术成就，从而使他的翻译体现了罕见的创造性，这种翻译上强烈的个人风格使“严译”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短暂的“严译时代”，成为自唐代玄奘以来又一座不朽的丰碑。如果说，翻译家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⁷³⁾那么，严复正是企图通过这种中外精神与情绪的交通传播道，扮演一种读者群体的“舆论领袖”的角色，⁽⁷⁴⁾他期望以自己对文化的理解，通过他古雅的译文来指导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他的这种充满独创性的翻译成果是其学生伍光建所无法企及的。然而，他在文体上的“后顾式”，随着他的读者对象在文化界所占主导地位的式微，使严译很快成了一种历史的遗产。在近代中国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在译坛上默默耕耘的伍光建懂得自己这一代译家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他不求通过翻译去扮演一种“舆论领袖”的角色，更没打算如他老师一般去创造出一个“伍译时代”，也就因为如此，他能以自己独特的半文半白的译文，占据译坛长达30多年之久，以一位传统的学者身份，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翻译家共同创造了二三十年代西书中译史上的名著时代，⁽⁷⁵⁾为中国近代翻译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章。

附记：1993年为纪念严复诞生140周年、逝世72周年，福州市严复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了“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即为提交研讨会的论文，后收入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原文经修改还收入耿龙明、何寅主编《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三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5—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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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伍季真《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第69辑。

(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载王栻主编《严夏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7页。

(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496、535、816、838、880页。

(4) 严复《送陈彤卣归闽》，王栻主编《严复集》（二）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361页。

(5) 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780页。

(6) 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页。

(7) 参见杨廷福《玄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8) 《伍光建翻译遗稿》，伍蠡甫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9)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353页。

(10)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8页。

(11)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12) 严复致熊纯如信，《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678页。

(13)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载孙中田等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8页。

(14) 严复致张元济信，《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29、551、546、537页。

(15) 《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1906年。

(16) 《伍光建翻译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17) 1934年5月14日致张元济信，原信由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先生提供。

(18) 转引自［德］　沃尔夫拉姆·威尔斯著，祝珏等译《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25页。

(19)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

(20) 参阅［美］　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4—95页。

(21) 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页。

(22) 《伍光建翻译遗稿》，伍蠡甫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23) 《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3号。

(24)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页。

(25) 杨镇华《翻译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24页。

(26) 钱锺书《管锥编》（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1页。

(27) 《伍光建翻译遗稿》，伍蠡甫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5页。

(28) 《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2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4页。

(30) 茅盾《真亚耳（Jane Eyre）的两个译本》，载《译文》2卷5期，1937年1月16日；后改题《〈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收入叶子铭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621—632页。

(31)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2页。

(32) 吴汝纶《天演论序》，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8页。

(33) 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页。

(3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35) 鲁迅《关于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数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224页。

(36) 同上。

(37) 吴汝纶《天演论序》，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8页。

(38) 王芸生《严修与中国学制》，《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

(39)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0页。

(4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155—156页。

(41)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第353页。

(42) 《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352页。

(43) 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10期。

(44)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06页。

(45) 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10期。

(46) 吴汝纶致严复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2页。

(47) 严复致张元济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29、551、546、537页。

(48) 《新民丛报》1902年第一号“绍介新著”。

(49) 黄遵宪致严复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2—1573页。

(50) 夏曾佑致严复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4页。

(51)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1902年第七号。

(52) 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2页。

(53)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6页。

(54) 《胡适译短篇小说》，岳麓书社，1987年，第195—196页。

(55) 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第28页。

(56) 浩然《两种〈造谣学校〉的译本的比较》，《新月》第2卷第6、7合刊。

(57) 茅盾《真亚耳（Jane Eyre）的两个译本》，载《译文》2卷5期，1937年1月16日。

(58)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337页。

(59) 《诡姻缘》，伍光建译，叶公超序，新月书店，1929年。

(60)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9页。

(61) 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将“钦赐”时间定在1908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7页），误。王蘧常一书此时间系亲自“讯之伍昭扆”，当以伍光建本人之说为准。

(62) 《初七见邸抄作》，严复致伍光建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

(63) 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687页。

(64) 严复致熊纯如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696—697页。

(65)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1902年第七号。

(66) 严复致张元济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29、551、546、537页。

(67) 严复致伍光建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84页。

(68) 《新月》第3卷第10期。

(69)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20页。

(70) 瞿秋白《关于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

(71) 严复致熊纯如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699页。

(72) 严复致熊纯如信，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716页。

(73)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年7月15日。

(74) 这一“舆论领袖”的概念是1944年美国拉扎斯费尔德在《人民的选举和投票》一书中提出的，参见张咏华编著《大众传播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75) 邹振环《西书中译史名著时代在沪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