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

杨荫杭的一生可以1911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从事著译和出版活动为主，后期投身于法学界。辛亥前杨荫杭在著译界有相当影响，但他主编的杂志、译述的著作、撰写的论文，至今几无人知晓。本文着重从其著译活动的角度，对他前期的经历作一个简略的探讨。

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或称补堂，笔名老圃，又名虎头等，江苏无锡人。早年投考于天津北洋公学，1897年由于参与学潮被开除，旋即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由公学派赴日本专门学校修习法政，或称其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不久他就加入了留学界创设的第一个留学生团体“励志会”。⁽¹⁾该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其纲领是“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公之基础”。⁽²⁾当时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主要负责人戢元丞、沈云翔都是激进派，因此该会很快演变为一个革命宣传机构，以戢元丞为首，成立了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杨荫杭是该社社员之一。⁽³⁾该社主要业务就是出版《译书汇编》。

《译书汇编》于1900年12月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一份刊物。每月出版一期，第一年出版了9期，第二年出版了12期。1903年4月改为《政法学报》。冯自由称该刊是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的。⁽⁴⁾该刊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刊登过从日文转译的美国伯盖司《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国法泛论》与《政党论》、海留司烈《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骚《民约论》与《教育论》、伊耶陵《权利竞争论》以及斯宾塞尔《政治进化论》、《社会平权论》和《教育论》，美国威尔逊《政治泛论》、吉丁斯《社会学》以及日本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和《近时外交史》、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等。《译书汇编》发行量很大，每期逾千份，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在全国许多省市设有代售所，其中尤以江浙一带为多。

可能是受戢元丞等激进派的影响，杨荫杭早期的革命思想也很强烈。1901年夏，他曾回到家乡无锡，创设了地方革命最早的小团体——“励志分会”，⁽⁵⁾据说会员有50多人，他们借讲授新知识宣传反满革命。1903年他又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先后创办了锡金公会与理化研究会，积极学习理化知识，在提倡男女同学方面开风气之先。⁽⁶⁾杨荫杭不仅自己“开夜车学理化”，而且还把妹妹杨荫榆也带进了理化会。⁽⁷⁾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回国，在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当译员。⁽⁸⁾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因经费支绌而停办，估计杨荫杭因此而从上海回到无锡。

杨荫杭究竟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译过什么书呢？据我统计到的南洋公学译书院所译的60余种译书中，并无译员杨荫杭的署名。1902年译书院正在大规模地从事编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190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日本法规大全》分25类80册，达400万字，该书《译例》说明：“本书十分之六系南洋公学译书院”翻译的初稿。⁽⁹⁾可见译书院译出的分量不少，约有240万字，估计参与者很多。杨荫杭、雷奋、杨廷栋均为日本法政科留学生，翻译日本《法规大全》堪称“专业对口”。因此，我推测杨荫杭可能在译书院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此书。他后来留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硕士论文为《日本商法》（编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英文题为Commercial Code of Japan），把日本商法及其根据的德国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¹⁰⁾这一论文的资料基础很可能在译书院翻译《日本法规大全》时就打下了。

杨绛《回忆两篇》中讲杨荫杭曾参与为《国民报》和《大陆报》执笔撰稿，但因《译书汇编》、《国民报》、《大陆报》的编译者和撰稿人多署笔名，乃至不署名，使我们很难判断杨荫杭的著译篇目。目前能找到的有两种译述，是署杨荫杭大名的。

第一部是日本加藤弘之《物竞论》中译本。该书首刊于1901年5月27日《译书汇编》第4期，以后在第5期、第8期上连载。加藤弘之（1836—1916）早年师事佐久间象三，攻修兵学和西学，后任幕府蕃书调所教官，学习西洋政治与法律。维新后历任大学大臣、文部大臣、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长。明治初年他提倡天赋人权，主张立宪主义。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对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自由民权思想猛烈的反政府斗争，展开了全面的反攻，1875年颁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8年又通过演说取缔令，1879年颁行集会条例等。加藤弘之也一反过去的主张，反对设立民选议院，1881年11月甚至向内务卿山田显义提出请求，要把阐发自由民权思想的早年成名作《真政大意》、《国体新论》两部书作为绝版处理。1882年他发表了直接向自由民权派挑战的《人权新说》一书。他在《自叙传》中称自己是“读了英国文明史大家巴克尔的著作之后，才开始明白了所谓形而上学那种东西实在是荒唐无稽，感觉到如果不依据自然科学，便不能论究任何事物；后来又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海克尔等的进化哲学之类的书，就完全改变了我的宇宙观和人生观”。⁽¹¹⁾加藤弘之认为，天赋人权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的证据，因为它是从学者的妄想生出来的，他以自然科学的进化论来驳斥天赋人权论，认为动植物界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等进化现象，是“优胜劣败”的“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和“万物法中的一大定规”。他的《人权新说》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即1882年11月，《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朝野新闻》、《时事新报》、《东京经济杂志》等报刊，接连刊登了反批判的社论和文章，这些文章不久编印成了好几种《人权新说驳论集》。《人权新说》是如此的闻名，以至于不少论著都把《物竞论》的原本误认为是《人权新说》。⁽¹²⁾实际上，《物竞论》的原本是加藤弘之的另一部著作《强者的权利竞争》。

1893年，加藤弘之保持了约十年的完全沉默之后，又推出了《强者的权利竞争》一书，将《人权新说》一书的第二章“论权利的发生和增进”加以发挥，认为权利也是由于优胜劣败的竞争而逐步增进的。他指出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生存竞争中，为强者之权利而进行的竞争是最多而又最激烈，而且这种竞争不只为了增大我们的权利自由，而又为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所必需。尽管加藤弘之的主要理论体系是一种用来维护天皇制的御用体系，但他根据进化论提出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正恰恰弥补了自由民权派理论上的不足。这种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优胜劣败”的观点，引起当时留日学生的重视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人权新说》一书曾由陈尚素译出，译书汇编社出版。杨荫杭称此书“其义富，其词危，务使人发愤自强以图进取”。⁽¹³⁾

《物竞论》分十章，主要阐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一、天赋之权利；二、强者之权利；三、论强权与自由权同并与实权相关之理；四、论人类强权之竞争；五、六两章为治人者与被治者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七、贵族与平民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八、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九、男女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十、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该书1901年由杨荫杭译出后，首先在5月27日《译书汇编》第四期、7月14日第五期和10月13日第八期上连载。1901年8月就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单行本，销路颇好，1902年7月由上海作新译书局再版，1903年1月又由作新社图书局出版第三版。三版的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初版错误甚多，该版附刊的刊误表错处多达九十六条，再版、三版都作了正误。因此，日本著名史家实藤惠秀认为该书可能“既有作新社版，也有译书汇编社版”，而内容则是一样的推测，已证实是完全正确的。⁽¹⁴⁾

当时中国文化界正受到严译《天演论》带来的社会进化论的震荡，杨荫杭首先注意到加藤弘之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批判自由民权派的著作，并率先将之译成了中文。他在该译本《凡例》中指出，《物竞论》作者是“日本维新以来讲求德学者之山斗，故是书所论德国有名史学家海尔威尔（今译海克尔，1834—1919）之说为主而外，当世硕学如葛姆（疑为达尔文，1809—1882）、泼老（疑为穆勒，1806—1873）、伊陵（今译耶林，1818—1892）、失弗勒（今译谢弗勒尔，1786—1889）、斯宾率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之说亦取焉”。⁽¹⁵⁾还明确说明，此书原名应译为《强者之权利之竞争》，因为嫌名称拖沓，改译《强权论》，又考虑用词欠文雅，故改译为《物竞论》。

《物竞论》译刊后，颇受当时学人的重视。1902年公奴《金陵卖书记》称：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深切明著，锲人肺肝，要惟译笔之明锐，有以大助其力”，⁽¹⁶⁾是当时一大畅销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廿六日，孙宝瑄在读后写道：“《物竞论》之意，谓民之所以屈于君，而听君之号令者，以君之权强，不得已而许之也。君之所以屈于民，而俯取民之公议者，亦以民权之强，不得已而许之也。故天下无公理，惟有强权。”“《物竞论》云：喜专主之君主，与倡自由之人民，其心皆欲自由者也。余谓君之意，盖谓禁民自由，一人乃得自由，民之意，盖谓夺君自由。万人乃得自由。不知君民皆不可自由者也，君民之权平，而国治矣。”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谓国家之进步也，以人人自由为归。然则欲世臻极治，必先去兵刑而后可。何也？兵刑二者，皆以权力压制人，使不得自由也。曰：不然，兵刑正所以保人人之自由也。盖自由之性，人人所固有，不教而能者也。苟无以限制之，则必有自由过其量，而害人之自由者。所谓强凌弱，众暴寡，欲求人人之自由难矣。兵刑之设也，盖欲使人毋侵人之自由，乃足保己之自由。苟侵人自由，则不能保己之自由，如斯而已。然则被兵刑而不获自由者，皆欲害人自由之人。害人自由之人，乌可听其自由耶！”⁽¹⁷⁾据周作人日记，鲁迅在赴日前就曾买过此书，⁽¹⁸⁾周作人曾在壬寅（1902）日记中反复记到他研读《物竞论》，“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¹⁹⁾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认为“是书据生物进化之例，以验天赋人权之说，以发明强权之理，先总论、次举人类中五大竞争而分论之。一治人者与被治者；二贵族与平民；三自由民与不自由民；四男与女；五国与国。博综约说，勃理窟，廉顽立懦，有功世道”。

另一部译作《名学》，是杨荫杭在读书之余，花了十几天时间据日文西方逻辑学著作，参以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典故编译而成的。杨荫杭在1901年的序中给“名学”下的定义是“推理之学及推理之术”，并简述了名学的发展史，指出名学起源甚古，其流也不一，可分西洋名学和东洋名学。西洋名学发源于古希腊的随诺（今译芝诺），到亚历斯度德尔（今译亚里士多德）乃集其学大成。到了中世纪名学极盛而衰，直到培根讲归纳法，台加德（今译笛卡儿）讲演绎法，才使逻辑学重新振兴，经过海德来（今译哈特莱）、康姆德（今译康德）、穆勒，才使欧洲学者讲求逻辑学“靡然从风”。东洋名学有印度和中国名学，而“独盛于印度”，印度名学“不在自悟而在悟人”，可分为古因明和新因明两派。他在该书《凡例》中特别指出：“无论讲求何种学问均不可不知名学”，现在各国高等普通学校的课程中皆列有“名学”一门，因为“名学之理，语其精则虽地球上通人学士，亦有所不及知；而语其粗则虽妇人孺子苟能言语者，即能知之”。

中国文化人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浅层到深层、由片面到全面的深化过程。开始只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继而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国富力强，是因为有着比中国优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后又看出在这些背后有着各种近代基本理论科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和依据，而这些种种科学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奥的思维方法，即逻辑学。杨荫杭就曾把逻辑学称为“学问中之学问，智门之键、哲理之冠、智力之眼、心意之灵药、智海之明灯、真理发见之技术”。尽管引用的是欧洲学者的话，但却表明了他也像欧洲学者那样懂得了“斯学之可贵矣”。⁽²⁰⁾

20世纪初中国出现过一个译述西方逻辑学的高潮。汪荣宝译的日人高山林次郎《论理学》，刊载在1902年9月的《译书汇编》上，同年有严译《穆勒名学》部甲的节本，1903年有吴炤译出的日人十时弥的《论理学纲》，1904年有林同祖译出的清野勉的《论理学达旨》，1906年有汤祖武译出的《论理论学解剖图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早期逻辑学译著中，以杨荫杭译述的《名学》面世为最早，该书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1902年5月18日）由东京日新丛编社出版，编入“日新丛书”第一编，同年又以《名学教科书》为名由上海文明书局再版。该书一开始介绍了逻辑学的三原则，即合同法、矛盾法和折衷法，并使用中国的典故作为例证，书中介绍的推度法分为演绎和归纳两部分，演绎又分成直测和转测两种方法，书中有许多比较特别的用语，如“肯定判断”称为“阳性命题”，“否定判断”称为“阴性命题”等。

由于编译《名学》采用的宗旨是“供教科书之用”，企图使“寻常中学功课卒业者，即可以此书授之”，⁽²¹⁾因此该书颇受欢迎，流传甚广。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著录了此书，他这样介绍道：“欧洲人以名学为各种学问之本源；学校必以教科之用。其旨极隽永，其意极明显，而其学有东西洋之分。是书以名辞命题，推度法为三大部，而三部之中派别极广，盖神妙存乎人，其理固不易也。”⁽²²⁾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二十八日，孙宝瑄就购到了此书，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读了《名学》后始知之，指出“名学之书与算学之书对峙，盖一为探颐之法门，一为探理之法门”，并由此书所划分的政体的三类别，提出：“天下政体，至众人所统治而极矣”，即肯定民主政治是政体的最高境界。⁽²³⁾

杨荫杭1903年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后，曾在上海澄衷中学、务本女塾、中国公学等处教过书，当时他思想非常激进，暑假回无锡，在竢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有人曾提议将其驱逐出族。乡绅许珏曾愤然说：“此人该枪毙。”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的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于1906年初赴美留学了。⁽²⁴⁾

如果杨绛的记述确凿无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杨荫杭从激进派转变为温和派的时间，应当是在1906年赴美后不久。因为在1906年4月28日至1909年10月28日期间，杨荫杭一直是北京《商务官报》的主要撰稿人，从他发表的长短60余篇著译中，已闻不出什么火药味了，也许是异域的生活使他暂时摆脱了清代专制的文化环境，从而使他很快得到了冷却。

《商务官报》是1906年4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在北京创刊的旬刊，由商务官报局编辑，商部工艺局发行，其前身是官商合办的《商务报》。《商务报》于1903年12月底创办，每期发行5000份，总司理人是民族资本家吴桐林，其宗旨主要是“提倡改良农工商事业”。因商部内互相倾轧，1906年1月该报终因经费拮据而停办。接踵而起的《商务官报》是专归官办，作为商部的公报。其宗旨为：（1）发表商部之方针；（2）启发商民之智识；（3）提倡商业之前途；（4）调查中外之商务。其体例分为：“以经济学理为基础而参以实际应用之方法”的论说；以译录“东西各报其关系商务者，精理名言不遑枚举”；各国之对中国经营加以分析的译稿栏；发布谕旨、奏稿、咨文和批示的公牍栏；商部新定各种商律及新颁布的法律章程栏；以及商部特派员、各省商务机关和各埠领事的调查报告栏；关于各种条约合同条陈章的专件栏；商部及商界的记事栏以及附录等。

杨荫杭在《商务官报》上发表的大部分是译文，有译自日本《国家学会杂志》、《太平洋杂志》、《国民经济杂志》、《经济杂志》、《通商汇纂》，有译自英国的《商务局报》、《商业杂志》，也有部分译文译自德文杂志。其中最多的是介绍美国，如《北美铁路》、《北美农业》、《美国糖业》、《旧金山之人造丝》。在《北美合众国之盛况》中介绍了美国农民经济独立的状况、铁路资金的积累、股份投机情况、银行存款及保险投资以及美国各种新发明。在《经济丛谈》中还专门介绍了“世界之富豪”的洛克菲勒家族、托拉斯大王莫尔根。其次较多介绍的是各国的商业、经济情况, 如《各国物产大略》、《坎拿大之繁盛》、《日本东京劝业博览会近状》、《德国纺织业之现状》、《英国林业》、《印度及锡兰之红茶末》。在《欧美人之游览费》一篇中特别介绍了法国和瑞士旅游业的发达，指出“交通便利之世，民喜游览，故招致游览之客，亦地方兴利之一端”，如法国、瑞士旅馆饭店多英美人士。他称法国1906年6月至1907年6月30日的一年中，输出美国12900万美元的货物，有6414.3万美元是在巴黎及巴黎附近成交的，其中衣类毛织物、宝石及其他奢侈品的数量不下2000万美元；而瑞士因旅游业发达，近年来旅馆猛增，并大大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如1903年瑞士表输出达11800万法郎、衣服13100万法郎、绸绢达11000万法郎，绵制品及其他物品输出达9000万法郎。⁽²⁵⁾可以说，这是中国较早注意到旅游业价值的一篇文章。

杨荫杭在译述选题方面始终围绕着中国的经济，除了直接译述了日本杂志上《中国去年贸易情形》、《中国之金融机关》的统计资料外，还通过《论日本在中国生产品之价格不能廉于德国之原因》一文，告诫中国只有发展商业、增进科学和扩大生产，才能在经济上与外人进行“商战”。⁽²⁶⁾在《埃及国商务并实业之发达》一文中指出：“埃及之大富源，皆在农产，如棉花、油子砂糖等农产物之收成”，通过免重税之苦，铁道网布，促进了埃及土产品在外国市场的销行，“故埃及之繁盛，基础益形巩固”。⁽²⁷⁾埃及原也是外国殖民地，译者想通过这个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正在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困扰的中国提供一种希望。在《巴西国经济界之现状及将来之大势》一文中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巴西、南美洲大国也，广袤凡八百四十余万……以日本全国衡之，殆大二十余部，然其人口反不及日本之半。其土地虽甚丰饶，然产业极衰微，沃野漫漫，几无人迹。森林郁乎苍苍，而樵采鲜有闻者，故以天然之富源言之，固不让北美，然经济界之剧进则如彼”。从1世纪前殖民地时代以来迄今未有什么发展，译者认为根源在于“国民之性质”，称此文“备言巴西国近状，有足为考镜之资者。爰重译之，以绍介于天然力发达之国民。”⁽²⁸⁾

杨荫杭还在《商务官报》上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较重要的有《振兴实业策》、《历代财政论》、《商业一斑》、《厌世主义》、《论物价》、《羊毛谈》、《商业补助机关之不备》、《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论经济界恐慌之理》、《汉口商帮之大势》、《论各国对于中国之贸易政策》等。这里，将其中重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实业是富强之根本

杨荫杭认为练兵需要兵饷、兵械、弹药、舰炮；而兵饷需要经费，兵械需要制造，弹药需要化学，舰炮需要钢铁，因此“欲言练兵必先讲实业”。他认为从历史上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上势力之强大主要依靠航海与贸易，埃及之灭亡在于国债之故，印度之灭亡在于连合商会。可以说“蛮人之灭国也以弧矢，其稍进化者则以枪炮，而最文明者则以工商政策”。实业是兵力的后劲，如能振兴商业，就有力量与诸大国逐鹿中原。因此，实业是“富强之根本”。

（2）普及实业教育是根本之根本

他认为“凡事皆由教育始，而实业其尤甚者也。各种教育固当并举，而实业教育其尤要者也”，“必积若干化学、博物学之智识而后可以言农；必积若干算术、物理学之智识而后可以言工；必积若干商学、理财学之智识而后可以言商”。他把实业教育分成高等、中等、普及三类，认为高等教育程度既高，学生必具中等教育后才能问津，而中国今日的教育界尚处在幼稚时代，加之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经费很多，以谋生为急务的学子往往难以承担。因此主张“不如以中等言之，不如以普及言之”。因为此类学校有八大好处：一不会有名无实；二负担较轻；三开设必广；四收效较速；五招集自易；六无旷日持久之苦；七有循序渐进之益；八可以在校中广设实验工作场，以利于学用结合。特别是普及教育，可以采用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的方式，使科学技术与实业合而为一，工业有工业之补习，商业有商业之补习，农业有农业之补习。徒弟学校目标在培养工匠，因为有专门家而无工匠，则工艺不兴。男子徒弟学校可学习修身、算术、几何、理化、图画，以及关于本业教科书；女子徒弟学校可教授刺绣、机织等。办好了实业教育，富强根本就有了“根本之根本”了。⁽²⁹⁾

（3）金融是实业之血脉

杨荫杭认为：“所谓金融，盖指其流动之状态而言，故金融之于实业，犹血脉之于动物。血脉滞则动物死，金融滞则实业病，故生理上至重要者曰循环机关，经济上至重要者曰金融机关。”欲兴实业，当自改良金融机关始。他认为在中国改革金融首先要统一度量衡。以当时全国来看，各地衡器不一，有京平、津平、关平、曹平、广平、湘平等，仅直隶一省就有通州平、保定平、丰润平、开平平、芦台平、昌黎平、芦龙平、杨村平之分，严重地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不法商人利用这种衡器差异，乘机谋取暴利。其次要统一币制和控制铸币权。中国在铸造货币方面有绝对的自由，各处设有银炉，铸造银锭，元宝有山东、山西、上海、湖北之别，锭有川白、松江、荆沙之分。江西有糟方宝，湖南有龟宝，陕西有槽子，形式多种多样。杨荫杭指出：“货币铸造权，泰西各国通例，多定为元首之特权”，“货币铸造之全权，必举而纳之政府之掌握”，才能使商业贸易得到健康的发展。⁽³⁰⁾

（4）控制人口，改善人口素质

杨荫杭在《经济丛谈· 厌世主义》一文中，最早比较清晰地介绍了马尔达（今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指出马尔达关于人类与他动物同，其增殖之速力远强于资生物增加之速力的理论是相当精辟的，“人口以几何级数而增，食物以算术级数而增也。如人类若任其肉欲, 安其险而不悟，则早婚无度；早婚无度，则人口之加无限；人口之加无限，而食物之加又不能与人口同其速力”。他认为中国之穷，除了外国争食者至强外，就是人口太多和游民太多。中国从越王勾践开始就历来有奖励人口这一奇怪的风俗，造成中国多冗官纨绔、骄贵之妇、失业之士、商人家居度日者和大批盗贼地痞。上至贵族大家、下至乞丐，都以早日抱子抱孙为计，于是产生了不少“少男娶长妻”的恶俗。他认为不负责任的生子育女，使父母“有苟且之行”，教育费用无着，必然为国家造成一批批游民，人心风俗遭到败坏，“一言以蔽之，则腐败之国民，滥婚者造之；亡国之原料，滥婚者培之也”。⁽³¹⁾这种把国家衰败完全归之于人口太多，未免失于简单，但在20世纪初，杨荫杭已看到了中国潜在的人口危机，无疑是有相当远见的。

（5）合理利用人的才智，促进商业发展

他在《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一文中认为，商帮的产生是由于各地人民才智的不同和天然力分配的差别。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广东、福建商人能远涉重洋，进行海外贸易；宁波商人善于操纵国内的运输事业；山西商人善设票号握一国汇兑之权；徽州人善典当之事业。从土产上看，安徽产茶，故多茶商；无锡产茧，故多茧商；福建、江西多木材商，扬州多盐商，四川多麻漆商，潮州多烟草商，都与其产地有关。从工艺制造上看，江西的磁器、夏布，南京、杭州的绸缎，福建的漆器，广东的杂货，都与各地天然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杨荫杭认为商帮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吾国向无商法，政府无保护商人之特别机构，无法律、无保护，为商人者似有不可终日之势”。于是，他们就自发地形成了会馆、公所。这些自治团体规定了严格的乡土界限，因此排外性特别强，从而形成了中国商人自治之力富而排外之力强。他认为只要合理地利用各地人民的才智和天然力，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利的。⁽³²⁾

他还围绕自己撰写《日本商法》硕士论文所收集的材料，将之节译成中文，如《美国商法大意》、《纽约州商会章程》、《世界金融市场之中心点》、《各国银行利息》、《英国商务一斑》、《欧美各地商会章程辑译》、《欧美各国取引所（即交易所）之组织》、《谷价与犯罪之关系》等。

1911年杨荫杭尚未等及自己硕士论文的出版就回到了中国，曾在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当过编辑，后经张謇的推荐，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并为“辅政”的肃亲王善耆讲授过法律课。⁽³³⁾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他在北京主办了《法学会杂志》，撰写了《发刊辞》以及《民彝说》、《英美契约法》、《和奸罪》等文。参与为该刊写稿的有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留日学生以及曾共同在译书汇编社工作的同事章宗祥、汪荣宝，翻译理论家胡以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同事杨志洵等。尽管他后来还曾出任过《申报》馆副编辑长，在《新闻报》等报刊上发表过《释面》、《释笑》、《自称》等文，⁽³⁴⁾但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动主要是在司法界和律师事务中，而没有留下过像前期那样规模的著译。

附记：原文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收入文集时正文第二部分“杨荫杭早期的译书及其影响”据拙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146—149页，有若干修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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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8—99页。

(2) 《励志会章程》，《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13日。

(3)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17—218页。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98—99页。

(5)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3页。

(6) 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7) 杨绛《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8) 《派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去译书院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载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校史资料选编（1896—1927）》（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9) 《日本法规大全·译例》，商务印书馆，1907年。

(10) 杨绛《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1) ［日］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0页。

(12)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13) 杨荫杭《物竞论·凡例》，明治三十四年（1901）八月二十日译书汇编发行所版，上海图书馆藏本。

(14)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64页。

(15) 李冬木在《关于〈物竞论〉》一文中指出“葛姆泼老”系断句之误，此人应为奥地利社会学者、政治学者Ludwig Gumplowicz（今译龚普洛维奇，1838—1909）。李文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第1号。

(16)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388页。

(1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18) 转引自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19)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17页。

(20) 《名学·凡例》，东京日新丛编社，1902年。

(21) 《名学·凡例》，东京日新丛编社，1902年。

(22)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哲理》，1927年刊本。

(2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4、629、632页。

(24) 杨绛《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25) 《商务官报》1908年9月10日，第21册。

(26) 《商务官报》1906年4月28日，创刊号。

(27) 《商务官报》1906年8月24日，第13册。

(28) 《商务官报》1907年3月18日，第1册。

(29) 《振兴实业策》，《商务官报》1906年5月8日，第2册。

(30) 《振兴实业策》（续），《商务官报》1906年7月6日，第8册。

(31) 《厌世主义》，《商务官报》1906年5月27日，第4册。

(32) 《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1906年8月14日，第12册。

(33) 杨绛《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34) 杨绛《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