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共学社

时间：2023-04-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崭新的一页。由此推论，共学社正式成立应在1920年4月17日前的一二日。5月11日，梁启超又致书张元济，商讨共学社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张元济就派高梦旦拟具了商务印书馆给共学社编译垫款办法的概略。由此可见，在共学社的资金来源方面，张元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张元济后来成为共学社决策人物的原因之一。而决定书稿录用与否的大权完全由张元济一人操持。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崭新的一页。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异常活跃，各种新刊物如风起云涌，各种社团和学会也似雨后之春笋。共学社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成立的旨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的学术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它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在广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经济、科学、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新思潮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关于这一团体成立于何时，其具体宗旨如何，其性质应给予何种评价，至今仅有少许零星叙述，且存在不同的看法。根据笔者的考察，张元济在这一团体的建立及其具体活动中，曾起过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以张元济为中心，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1918年梁启超赴欧考察，先后游历了英、法、比等国，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文学、哲学、历史与经济思想。返沪后，他就“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准备成立一学术团体，这种想法立即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赞同。1920年4月10日，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认为“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并答应每年给予两万元的资助。⁽¹⁾关于共学社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目前尚缺乏非常确切的资料，根据1920年4月17日蒋百里致梁启超信，谈到了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及其议决的规约。由此推论，共学社正式成立应在1920年4月17日前的一二日。⁽²⁾有关论著认定共学社在北京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内建立。⁽³⁾

像19世纪处在过渡时期的欧洲科学团体一样，一个纯粹的学术社团总会遇到资金来源的困难。因此，为推广学术发展筹集经费也就成了共学社重要的社会职能。梁启超曾亲自草拟募捐启一份，请集董事干事开会通过，印制一二百份，向各处募集基金；并建议凡“各人有特别交谊者，除公启外，媵以私函，当更有力”，特别提到自己要亲自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南洋烟草、大生纱厂等处募集。⁽⁴⁾这一材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共学社的建立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共学社的负责人从创办伊始就对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寄予了极大的期望。4月24日，张东荪把梁启超亲自嘱交的共学社规则及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带给了张元济。⁽⁵⁾5月11日，梁启超又致书张元济，商讨共学社的工作，⁽⁶⁾而在此之前，张元济就派高梦旦拟具了商务印书馆给共学社编译垫款办法的概略。⁽⁷⁾由此可见，在共学社的资金来源方面，张元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张元济后来成为共学社决策人物的原因之一。

共学社的活动宗旨是什么？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其性质非常重要。1920年7月28日（阴历庚申年六月十三日）《时事新报》第一版上刊登了“共学社广告”。在“征稿启事”中声明共学社首先做编译书籍的事业，要“把西洋文化源源本本的介绍过来”，主要先从编译书籍入手，认为“编译书籍，对于文化运动，有两种意味：一种是扩延到普遍，一种是追求继续精深”。要使文化运动像“那深山大谷里的泉水一般，一滴一滴的，可是源源不绝，滚滚长流”。广告说明译书范围主要是科学、历史、哲学、经济与社会，主张最好用白话文或浅近的文言，必须用新式标点。在所附的社章中规定：

（一）本社社员每年须担任五万字以上；

（二）本社只设代表一人对外接洽，干事一人管理庶务；

（三）各社员得取版税百分之十五；

（四）社员著述以每千字四元为率。⁽⁸⁾

叶宋曼瑛曾据《张元济日记》认为此章程是梁启超起草的。⁽⁹⁾但从蒋百里与梁启超的书信往返中，我们发现章程显然是在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议决的，⁽¹⁰⁾梁启超只是“稍有修改”。⁽¹¹⁾应当指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仅仅致力于科学事业，他们还企图把这一组织作为他们“开拓新政治”的基础。他在1920年5月12日致梁伯强等人的信中，谈到该社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因此社中主要活动除编译书籍外，他还企图另筹编辑杂志，补助同人留学和奖励名著悬赏等工作，⁽¹²⁾来扩大研究系在文化界的势力。

梁启超是一个兴趣多变的人，除了组织共学社外，他还承办中国公学，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因此，共学社的工作以后仅局限在出版方面。开始投稿与通信处是设在北京丞相胡同《晨报》馆和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馆，但实际上书稿都是由张东荪送到商务的。且张东荪对于此项工作又不甚负责，如编入“共学社丛书·通俗丛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浅释》的译者夏元瑮，1930年写信给商务，催讨他出版于1922年此书的稿酬，经商务查证稿费早由张东荪领走。再如1920年7月19日，郭沫若在日本福冈接到了张东荪的来信，称“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劝诱郭沫若从事全译。郭沫若得到此信后异常高兴，欣然应允。于是，郭沫若全译《浮士德》上下两部的消息出现在《时事新报》1920年7月28日的出版预告上。但当时《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其中二十种以上仅译第一部，因为第二部很长且很难译。郭沫若写信给共学社张东荪，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结果信如石沉大海，以后也杳无音讯。⁽¹³⁾而真正对共学社工作尽心尽力者是张元济。

从目前可以找到的材料来看，共学社从开始成立后，除出版“共学社丛书”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活动。从《张元济日记》中见出：1920年10月21日，张元济访梁启超，梁谈及他的《有清文学变迁史》（出版时改名《清代学术概论》），准备交商务付印，张元济即决定编入“共学社丛书”，并认为得到此稿和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两书，“可将共学社名誉抬起”。而梁启超另一本“论本朝诗学”的著作，他就不同意编入“共学社丛书”。⁽¹⁴⁾以后梁启超想把其子所译威尔斯《世界史纲》编入“共学社丛书”，也未实现。⁽¹⁵⁾可见此时梁启超在书稿选择方面已没有什么决定权了，共学社规约中的“审查稿件得由评议会委托专员办理”等规定，⁽¹⁶⁾实际上亦已名存实亡了。而决定书稿录用与否的大权完全由张元济一人操持。

从张元济的一生来看，传记家们几乎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遵守规约、谨慎稳重的知识分子，他从不擅行独断、争权夺利。⁽¹⁷⁾而张元济之所以在共学社内如此决断，完全是因为共学社的组织机构在创办后不久，除了维持一些经济上的“连带关系”外，⁽¹⁸⁾实际上已没有真正的活动。连梁启超本人也认为“共学社不过尸其名耳”。⁽¹⁹⁾因此，重要编译任务的具体负责出版即由张元济全权担任，可以认为张是这一不严密的组织系统的决策者。

“共学社丛书”可以说是一部丛书汇集的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但大多数书都初版在1920年至1922年间。开始计划分时代丛书、历史丛书、学艺丛书三类。所编书籍也以浅近简明为主，有特别需要的名著，由评议会商量后，提交社员译出。⁽²⁰⁾以后渐具规模，分十七类丛书，根据上海图书馆的统计，共有八十六种，其中包括四种书籍重复编入两种丛书，因此实际出版了八十二种。⁽²¹⁾“马克思研究丛书”先后收有德国的考茨基和英国拉尔金的著作；“今人会丛书”包括了大量有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著作；“文学丛书”收有萧伯纳、雨果、易卜生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时代丛书”介绍了一系列关于西方人生哲学、进化论、俄国革命史的书籍；“社会丛书”与“社会经济丛书”介绍了若干关于西洋家族制度与社会心理结构的研究、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英国劳动组合论，还介绍了意大利朗伯罗梭氏的犯罪学；“罗素丛书”收罗了他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经济丛书”、“科学丛书”分别介绍了英国爱尔窦登的统计学原理、相对论的宇宙观；“俄罗斯丛书”与“俄国戏曲集”汇聚了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和果戈里、契诃夫等人的剧作；“哲学丛书”、“通俗丛书”与“教育丛书”收集了海克尔、顾西曼、马赫的哲学著作，冯特的心理学著作与法国宾尼特的儿童教育著作。不少书一版再版，如《塔果尔（今译泰戈尔）及其森林哲学》、《家庭问题》先后印了八版；《马克思经济学说》、《进化与人生》印了七版；罗素的《政治理想》、托尔斯泰的《复活》、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等先后印行了六版之多。⁽²²⁾

“共学社丛书”所介绍的多种学说和思想相当庞杂，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还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范围也相当广泛，从政治心理到社会心理，从爱尔乌特到冯特；从数理哲学到相对论，从罗素到爱因斯坦；从统计学到犯罪学，不少学科至今仍被作为西方新思潮加以介绍。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介绍，为中国新文学的崛起作了先导。笔者无法同意有的论著的看法，即认为凡介绍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思潮就是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可否认，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介绍是有目的地转移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但“共学社丛书”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批反映西方各种现代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书籍。中国人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的比较分析、对照批判中所作出的选择。

为什么共学社不具有那种别有用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呢？这是由其组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汪家熔认为“共学社是研究系的组织”，⁽²³⁾而叶宋曼瑛却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共学社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和文化的团体”。⁽²⁴⁾然而，她没有为其结论提供足够的证据和有力的分析。我们知道，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这一组织是在民国初年合并几个小党成立的，目标是为了对付国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袁世凯死后，旧国会复会，进步党的一部分人改组为宪法讨论会、宪法研究会两个政治团体。以后鉴于国民党议员组织了宪法商榷会，梁启超、汤化龙、张东荪等又将上述两个团体合并，称为宪法研究会。所以这批进步党人即被称为研究系分子。五四前后，他们确实企图宣扬那套伪社会主义学说，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以研究宪法相标榜、积极在政治上谋取势力的政治组织。如上所述，梁启超曾企图把共学社作为研究系发展“新政治”的组织基础。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是某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我们从共学社的组织构成来看，就难以接受这是一个研究系组织的结论。这个团体成分相当复杂，成员包括梁启超、张元济、张东荪、高梦旦、张謇、蔡元培、蒋梦麟、蒋百里、吴统续、蓝志先、舒新城、叶叔衡、杨适夷等。而《时事新报》上的“征稿启事”甚至把后附书稿作者陈达材、金本基、解寿缙、沈雁冰、俞颂华、张梓芳、钱稻孙、霍例白、杜国庠、刘秉麟、祝枕江、周佛海、郭沫若等均称为“社内同人”。⁽²⁵⁾从上述名单看不出有任何政治派系的色彩。如果仅仅以梁启超参与修改章程、组织部分工作，就肯定其为研究系的组织，这种结论恐怕在逻辑上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因此，把共学社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也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如上所述，张元济在共学社创办筹资、审定书稿、编辑丛书的活动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分析一下张元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共学社是会有帮助的。早在1918年，张元济已感受到新思潮的冲击，认为“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²⁶⁾他在1919年给高凤池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用人政策和“喜新厌旧主义”，讲自己“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²⁷⁾同年10月他即主张出版白话文教科书，1920年2月又商议编《白话词典》。⁽²⁸⁾他在董事会议上指出：“新思潮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由于商务跟不上形势，书籍有减退趋势，因此他主张“力求进步”。⁽²⁹⁾

我们可以认为张元济之所以赞同梁启超办社译书的主张，是和梁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政治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即其想切切实实、原原本本地向中国人介绍一些西方学说，当然也包括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以这些好书“一慰世人渴望新知之愿”。⁽³⁰⁾1920年7月，张元济还向在日本使馆任书记的朱绍廉了解日本出版俄国共产主义书籍的情况，并表示商务愿意出版此类革命书籍。⁽³¹⁾叶宋曼瑛认为张元济参与共学社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加入了五四运动。⁽³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应当承认，当时社会上所说的“新思潮”或“新文化”的概念含义相当复杂，既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如柏格森、尼采、杜威、罗素等。即使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也是相当庞杂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四前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也有过不小的文化浪头，但与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传统、旧文化相比，其冲击力毕竟显得非常微小。因此，不少人的思想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是混乱的。作为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教养的老绅士，张元济能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的新思想，企图从中吸收一切有益的因素来为发展中国的新文化服务，是相当可贵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张元济和他主持的共学社能洞察五四后中国文化的深刻的物质背景和发展趋势，使共学社成为中国革命的导航。张元济以一个出版家的才干和事业家的眼界，及时透视了中国文化界对外国新思潮的需要，介绍了一大批新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书籍，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欢迎，“共学社丛书”多次再版就是明证。

共学社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纯粹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20年4月中旬。尽管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企图把它作为开拓其新政治的基础，但由于其组织构成的庞杂性和活动的松散性，实际的工作仅仅只是出版“共学社丛书”。由于与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发生着连带关系，“丛书”书稿的选择权实际上操持在张元济手中，也可以说他是这一不严密组织系统的决策者。上述这些因素使共学社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研究系的组织，而且通过“丛书”的内容，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确实旨在原原本本地介绍西方的新思想，并且其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俄国革命的书籍恰恰证实了其所具有的进步性。张元济主持共学社的一系列出版活动，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开拓和促进中国学术的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附：“共学社丛书”一览表丛书

备注：1．本表资料系根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1979年影印本。

2．重复编入两种丛书者，用*符号标在书名前。

3．凡作者国别不详、初版年月不详或存疑者，均标上“？”符号。

4．再版次数统计均指编入“共学社丛书”者，其他印本不计其中。

附记：原文载《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1984年经顾廷龙先生介绍，笔者拜识菊老哲嗣张树年先生，并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1983年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From Qing Reformer to Twentieth-century Publisher：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1867—1959），这是我进入张元济研究之时读到的第一本二手研究论著，作者将一个历史人物放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的方法，予我以很大的启发。该书英文本1985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张人凤和我合作将之译成中文，以《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为题，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在我有限的几篇有关张元济论文的写作中，曾得到了树年先生无私的帮助，至今铭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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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0年4月10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兄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简称《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4页。

(2) 1920年4月17日蒋百里《致任公书》，《年谱》，第906页。

(3) 参见［日］　松井傅光著，高鹏译《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4) 1920年《与百里书》，《年谱》第906页。

(5) 《张元济日记》（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35页。

(6) 《张元济日记》（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38页。

(7) 1920年5月3日张元济《致任公同年兄书》，《年谱》，第908页。

(8) 参见《时事新报》庚申年（1920）六月十三日广告。

(9) ［新西兰］　叶宋曼瑛《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1867—1959）》（From Qing Reformer to Twentieth-century Publisher：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1867—1959），新西兰奥克兰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208页。

(10) 1920年4月17日蒋百里《致任公书》，《年谱》，第906页。

(11) 1920年《与百里书》，《年谱》，第906页。

(12) 1920年5月12日《致伯强亮侪等诸兄书》，《年谱》，第909页。

(13) 1930年8月31日夏元瑮致张元济信、1930年9月2日商务总务处致张元济信及附件若干，原信均存张树年先生处。有关郭沫若与张东荪通信一事见郭沫若自传《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14) 《张元济日记》（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71页。

(15) 参见《年谱》，第950页；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1979年影印版。

(16) 1920年5月5日吴统续《致新会先生书》，《年谱》，第908页。

(17) 这些看法见之于大量关于张元济的回忆录，亦可参见叶宋曼瑛《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1867—1959）》；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8) 1922年5月21日蒋百里《致任公先生书》，《年谱》，第955页。

(19) 梁启超给高梦旦的信中讲希望把其子所译的威尔斯《世界史纲》卖给商务，“仍欲题‘共学社丛书’字样，好在发行者总为本公司，共学社不过尸其名耳”。1922年2月3日《与梦旦叔通兄书》，《年谱》，第950页。

(20) 1920年5月5日吴统续《致新会先生书》，《年谱》，第908页。

(21) 参见附表《“共学社丛书”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