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研究或创作的并驾齐驱，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翻译史上一个译者学者化和译者作家化的突出的文化现象，由于学者深厚的专门素养，因而能较准确地传达原著的精神；作家与译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能以自己出色的创作体验，比较深入地、创造性地去把握原作者的情感世界，从而保证了译作所具有的艺术水准。然而，不少学者和作家在以后从事的领域与其早年的翻译内容形成错位时，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往往会淹没早年的翻译成果，如语言学家王力之于法国文学翻译、小说家张资平之于地质学翻译、剧作家顾一樵之于电学翻译、音乐家王光祈之于政史翻译；即使翻译与研究或创作有着某些一致性，但由于后者的巨大影响，往往亦会使前者黯然以至使人淡忘，文学家刘半农之于国外民歌的翻译、国画家傅抱石之于日本画论画史的翻译是如此，在巴人（1901—1972，原名王任叔，以笔名巴人行）的研究中，也是突出的一例。
巴人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展开的，在笔者统计的180余篇巴人研究论文中，几无一篇专文述及巴人的翻译。巴人一生贡献的辐射面很广，他是拥有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是在史学、文艺学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学者，也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毕生从事翻译的翻译家。本文拟从巴人翻译的几部主要译作入手，尝试对巴人的翻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巴人开始自己文学生涯的岁月，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的名著翻译高潮时代。1924年巴人应雪花社社友、宁波《四明日报》主持人李琯卿之请，担任该报新闻版编辑，不久以雪花社名义编辑该报副刊《文学》，在《给读者》一文中，就提出把“对于翻译努力一下”作为自己的三项办刊方针之一。(1)并以净沙为署名译述过安迭生的《弥儿赛之幻象》，刊载于1924年11月11日《四明日报》文学副刊上。1929年1月他自费赴日留学，自学日语，同时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实践，5月他译出日本森山启原《一个行路者死了》和《May Day近了》等，发表在《白露》4卷2号上，同年夏季，他又由日本广冈光治的日译本转译了苏联克理各理衣夫的《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由上海生路社初版。(2)由于日本当局借口中国留学生参与政治集会，大肆逮捕进步留学生，巴人于1929年年底被迫回国。1930年他译出《十二个牺牲者》，刊载于《拓荒者》1卷3期上。1933年10月他译出法国居友《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一书，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35年译出《耶奴郎斯之死》，刊载于《世界知识》2卷9期上，1936年译出德国格莱赛的《和平》，连载于《文学》7卷1—6期上。1937年译出苏联爱伦堡《第二日》，载于《中苏文化》2卷1期，连载至3卷。这一时期他还主持编辑以翻译外文报纸的消息而命名的《译报》。1939年7月，上海世界书局将其原刊于《文学》的《和平》一书编入“大时代文艺丛书”出版单行本，同年8月所译中篇小说《铁》由上海人民书店初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巴人一度流落东南亚，20世纪20年代巴人研习了日语，20世纪30年代中叶，他曾努力学习世界语，《耶奴郎斯之死》和《赛跑》都是从世界语转译的。抗战时期，他与胡愈之在苏门答腊巴雅公务曾组织“同仁社”的秘密组织，每星期聚谈一次，讨论印尼问题，“大家都学习印尼文”。(3)60年代，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从事印尼文著作翻译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从1962年至1966年他为编写印尼历史编译了几百万字的印尼史料，如从日文翻译了荷兰费罗林·梅斯著《爪哇古代史》，从英、日两种译本对照译出了荷兰德克列支著《荷属东印度史》，从印尼文翻译了荷兰克罗姆教授著的研究东南亚古代经典著作《印度时代》等。(4)可以说，是翻译活动伴随巴人走完了自己的笔耕生涯。
笔者尚未查到巴人对翻译理论提出过什么直接的看法。在一些他人回忆及其文学论文和书评中有过若干片断的见解。如他对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字酌句斟相当严格。程造之《任叔同志给我以帮助》一文提到解放后巴人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时曾考虑再版鲁迅先生译述的法捷耶夫《毁灭》。程造之提出该书中“山羊所走的山岭”是否可意译为“羊肠小道”。巴人想了一会儿认为两者完全不同。第一，只是山羊而不是别的羊会走崎岖危险的山路，这是形容主人公率领的游击队的勇敢劲头。羊肠小道也含有山路难走的意思，可较山羊所走的路又是一番意思。程造之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文革”中他在农场放了九年羊，发现绵羊驯服听话，山羊才能上树啃皮，爬坡跳栏，能走峻险的岸下河喝水，才明白“山羊所走的山岭”确实用词得当。(5)在翻译选本上巴人主张用最新的版本，如在《关于〈士敏土〉》一文中认为苏联革拉特珂夫曾对该书文字上作了几次的修改，他希望解放后中国的译者能根据新版予以订正和改译。(6)下面我们拟从他的几部译作单行本来分析其翻译的特点。
早期巴人翻译能够运用的主要是日文。因此，他所译的苏联、法国和德国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日文转译的。巴人步入译坛的时候，正是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得以广泛译述的时代，中国知识界期望通过译述苏联的作品来寻找一条新的通向真理的道路，巴人首先以“碧三女士”的署名选译了苏联作家哀斯·克理各理衣夫的《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这一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通过苏联一位初级学校三年级的女教师9月8日新学年开始到5月1日这七个多月的学校日记，展示了苏联新教育的思考和方法，诸如儿童的个性、与家庭的关系、生活与教育、生活与创造等。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克鲁普斯卡娅所提出的“新学校之方针，是教育青年人们，养成适当的社会与集团底劳动人们，用以贡献劳动者全体为伟大的使命”的教育思想，巴人在《重译者底话》中指出：“一九一七年底布尔塞维克革命根本地破坏旧的社会制度。独头政治的自由崩坏，教育的自由归于民众。革命俄罗斯之教育当局，排除传统教育的约束，负起形成应于劳动者农民共和国的新的教育方法的责任，在这里，他们求世界各国新的教育理论，根据他们独特的环境，为评价之再吟味，努力地把握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苏联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实验室和“世界教育之乐土”，认为小说女主人公是苏联教育界的先驱者，“是充分地感知世界最初底劳动者农民底共和国建设之伟业底基础的一位女性”。由于此书系巴人的初译，也是他第一部长篇翻译，因此错误较多，如把“窗头”译为“雀屏”、“郑重”译成“敬重”、“孩子之家”译成“博物馆”等。书印成后，巴人去函更正，但已无法更改，只能在书后附正误表，该书正误表错处竟达311条之多。
五四运动前，尽管日文译书充斥书肆，但主要是借助日文这一媒介传递西方文化。(7)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夏衍、穆木天等都曾致力于译介日本文学，如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的作品。据应国靖统计，从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大约出版了日本文学翻译单行本近200种，合集、选集共30多种，还有零散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的译文不下300篇，被评介的作家、评论家有80多人。(8)巴人游学日本期间，正逢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广泛开展的时期，1928年一直在不断分裂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战线统一的趋势。无产阶级文学进入战旗派（纳普）和文艺战线派（劳艺）矛盾对立的时代。两派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又都有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和作家。无产阶级文学成长为席卷整个文坛的强大势力。纳普的指导理论家为藏原惟人，杰出的作家有小林多喜二等，劳艺中最活跃的作家是岩藤雪夫。这位出生在1902年的神奈川县人，本名岩藤储，1919年毕业于早稻田工手学校机械科，曾当过工人、船员，后加入劳农艺术家联盟。1927年发表处女作《被出卖的他们》，战后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东芝鹤劳动组织执行委员长、京滨劳动文化联盟干事长、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横滨支部事务局长等，并加入新日本文学会。
巴人1929年读到了他刚出版不久的新作《铁》，该书是以日本炼铁厂的工人运动为素材，将一个工人的家庭生活和主人公参加工运的斗争生活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作者将哀愁与兴奋、没落与兴起、生的欢跃与死的惨淡，作了很自然且很动人的描绘，此书和《蟹工船》当时“已在日本读书界里非常盛行了”。巴人读后“感到很大的兴趣”，回国后在建南中学教书时，应一位台湾学生邀请，两人合作译出。1939年方由上海人民书店初版。
20世纪20年代末，战争文学如洪水般泛滥于全世界，一些作者认识了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天翻地覆的社会震荡，这在战争全面失败、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的德国，显得尤为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路易·林的《战争》、格莱塞的《一九二年出生》三书。巴人译的《和平》一书也是格莱塞（今译恩斯特·格勒泽尔，Ernst Glaeser，1902—1963）反战代表作之一，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者，1930年他游历苏联，在哈尔科夫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的工作，并与弗兰茨·魏斯科普夫合作了《没有失业的国家》（1931年）一书，希特勒政变后，他的作品在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运动中被烧毁而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获得了国际文学的声誉，其反法西斯长篇小说《最后的平民》（1935年）被译成24种文字。后来他却向戈培尔写了悔过信，并回国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西西里战线军队报纸《南方之鹰》的编辑，大战后内心充满了矛盾，晚年所写的长篇小说《德国人的光辉和贫困》（1960年）对西德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和平》1930年开始在A·I·Z杂志第40号起连载，初名《和平与面包》，单行本时改为《和平》。作者试图通过对共产主义者阿特尔巴特·凯尼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霍尔曼等人的刻画，来展示整个德国革命的画面，指出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凯尼希代表的是革命和面包，霍尔曼代表的是和平与秩序，两者的尖锐对立，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发达，使这场斗争终归失败，作者后来修改过程中曾加入的马兹克恩·夫拉，在这些斗争的剧烈展开中，时时表现出不坚定性，忽而兴起，忽而没落，终于在他极左的观念下，暴露了虚无主义的实质。作者没有把决定革命过程和结局的那些社会力量纳入故事叙述者的视野，而把反复无常、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人放在突出地位，旨在让读者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部分人心理的趋向，巴人称自己翻译此书最初“完全是为了阿特尔巴特·凯尼希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陶醉。……我是不能不动于一个主义而信仰牺牲一切的革命者表示他的敬仰”。他说自己译完这一小说后明白了希特勒今天的“成功”并非出自偶然，他指出《和平》采取的形式非常独特，“不是像自然主义一般，光把自然人生之外面的事实复制一下就行，还必得把潜伏其中的神秘也给报告出来”。他巧妙地把报告者混在一极其混乱的场面里，而报告者又能走出这场面而指出其混乱中的机构，而予以正确的批判，因此“作品的感人力量，十分强大”。(9)
巴人所译《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是近代欧洲以社会学观点研究文艺的代表作之一。早在1924年，成仿吾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一文中就注意到该书，认为在欧洲学者中有把艺术当做一个社会的现象来说明的，18世纪有诸波（Dubos，今译杜博），其后有Herser、Taine（今译泰纳）做过热心的研究。直到近代，由基欧（Jean-Marie Guyau，巴人译名居友，今译居伊约，1854—1888）的新颖的思想，这种研究便又进了一步。他在其名著《社会学上的艺术》（即王任叔所译《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上说：“艺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机能，对于社会有机体之生存与发展有最高度的重要。”(10)居友很早就表现出自己艺术方面的天才，17岁获文学学士，19岁时就以其《功利主义伦理学研究——从伊壁鸠鲁到英国学派》一书而声名鹊起，1874年荣获法国科学院的“伦理和政治科学奖（French 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并担任巴黎孔多塞学院（Lycée Condorcet）的哲学讲师。由于健康不佳而辞去公职，后半生主要在从事写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译作《艾皮克提手册》（1875年）、《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及其同当代学说的关系》（1878年）、《当代英国伦理学》（1879年）、《一个哲学家的诗》（1881年）、《当代美学问题》（1884年）、《没有义务和制裁的道德方案》（1885年）、《未来无宗教说》（1886年）、《教育与遗传》（1889年）、《时代观念的创造》（1890年）等。他还写了几本关于教育的书籍，并曾为《两大陆评论》和《哲学评论》撰稿。他的哲学特点是其强烈的社会学观点。他认为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美学、教育和伦理学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社会需要。(11)
《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L' Art au point du vue sociologique）原书出版于1889年。全书主要观点是认为艺术的价值仅仅来自它们的社会需要。艺术从其起源、目的和本质来看，都属于社会的。全书体系庞大，分理论之部与应用之部。巴人中译本是据大西克礼的日译本，并一部分参照井上勇本已书转译的，仅仅是该书的理论之部，因为王任叔看来，“应用部分，大都是以其理论来剖解法国文学作品，故从略”。(12)译本分五章，第一章： 社会的结合性（最复杂的美的感情底原理），分三节，一、 感情底传达与其社会性的特质，二、 美的感情及其社会的性质，三、 艺术的感情与其社会的性质。第二章： 可作为社会性之原动力及新社会环境之创造力的天才，分二节，一、 作为社会性原动力的天才，二、 作为新社会的环境之创造力的天才。第三章： 在批评里的共感与社会性；未分节。第四章： 在艺术中个人的及社会的生活之表现；未分节。第五章： 写实主义——卑俗主义及其避免之方法。分六节，一、 理想主义与写实主义，二、 写实主义与卑俗主义之区别，三、 避免卑俗的手段——事件之时间的远隔，四、 空间的专置与环境之创设——自然及奇趣之感情，五、 对自然感情的圣书及东洋之影响，六、 描写自然之共感的有情化。附录有Fourllee的《原著底解说》和王任叔的《重译者附语》。居友认为19世纪以来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科学之构成与曾经独立的诸种其他学科，如宗教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研究方法的结合，并以社会学为“霸者”。艺术则从其起源、目的、本质和内在法则三个不同的见地来说，都是社会的。他认为艺术在实现感情之社会的结合中，有其最伟大的力量。“艺术的感情，是类似我们自己的其他的生命——即由艺术家而使之类似的一个生命——使我们底心经验到，一种社会的感情，这事是不可摇动的。”(13)天才是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爱力，天才的批评不是作家与环境之检讨，而是作品本身的吟味。艺术之最高的规范，就是所谓真率的道德的社会的性质。王任叔在《重译者附语》中称译者选译该书，“并非欲借居友之理论，作‘左右开弓’之袭击。实欲以此呈现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绅士与夫以泰纳理论为根底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之前，聊表向慕之忱而已。”(14)遗憾的是，该译本似乎并未引起社会学界的足够重视。(15)
从上述巴人四部主要的译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巴人翻译的如下特点。
（1）翻译内容选择的社会现实意义
巴人选择的小说都算不上是世界名著，这并非巴人缺乏选择名著的眼光，也非不懂得名著翻译的重要性，他曾撰文专门讨论过名著的价值，认为名著是把握着人类生活经验最丰富最真实的一面，是人类的最高级的情感的表现。(16)他选择的内容首先考虑的是该作品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体现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新的教育形式和新的教育思想，通过对该书的“再吟味”，可以“把握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该书对于新教育的实施所提供的“新奇的见解”，可作为中国振兴教育界的“实际上的参考”，他想通过翻译此书来探究书中这位女教师何以对于教育有如此之大的热忱与毅力，以供中国教师们作一参照。(17)《铁》描绘了在日本这个资本主义迅速发达的国家中，城市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和生活习尚、意识形态封建性导致了国民生活中不可掩饰的分裂状态。一方面是银座的咖啡店侍女与武藏野的卖淫女无节制的放浪与性生活的糜烂，另一方面却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里母教的特别注重和家庭妇女的举案齐眉古风的保留；一方面是劳工大众生活的绝对贫困化与失业群众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却有大部分人为皇室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所束缚，时时发表迎合当局的言论；一方面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电气化生活的广泛展开，另一方面却是迷信守旧的风习弥漫在角角落落。这像一面镜子，活生生地映出了东方社会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分裂。巴人认为这些矛盾的运动表明了日本必然趋于矛盾的分裂，这种分裂必然导致日本在这场中日战争中将走向失败的命运。他指出《铁》所展示的日本社会和劳动者的状况，足以使我们鄙弃悲观论者的中国必败和两败俱伤的结论，“更可以坚定了我们对于日本的革命底必然爆发的信念”。(18)
（2）翻译选题的时代性与世界性
选择哪一类书进行翻译，当时学界是存在不同看法的。作家高长虹曾主张多译现代的，少译近代乃至古代的，这样对中国较有益处，但事实却正相反，翻译界、读书界“无清晰的时代意识”，“很容易使翻译变态而等于整理国故”。(19)尽管巴人没有提出明确的类似见解，但他以自己的翻译选题表明，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上他与高长虹的观点不谋而合。上述巴人四部译作，除了居友一书属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之外，其余三部小说都是20世纪的作品，即使通过日文转译，距原作出版也不过10来年时间，而《和平》距原作出版仅5年余。这些小说所描绘的内容都有着很强的时代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生活、教育制度正是中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所热烈向往的，因此《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的译出正好解了知识界这方面的饥渴。20世纪30年代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蓬勃兴起的年代，选择劳艺派的岩藤雪夫这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代表作，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儒家思想变迁的文化环境，自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正因为巴人抱持着力图输入一些中国当时文化能够起示范、参照意义的“现代思想”，因此使他的翻译充满了时代的活力。
对世界性的强烈关注也是以巴人为代表的那一代译家共同的特点。30年代开始，当全世界大战的恐怖和硝烟弥漫时，战争文学与反战小说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译介。路易·林（Ludwig Renn，1889—1979）的《战争》一书1930年先后有魏以新译本（华通书局）和麦耶夫译本（东华书局），1932年有袁持中译本（世界书局），1937年有王公渝译本（启明书局）；雷马克《西线无战争》1929年先后有洪深、马彦祥译本（平等书店）和林疑今译本（水沫书店），1934年有过立先译本（开华书局），1936年有钱公侠译本（启明书局）和凌霄、吴璇玲译本（经纬书局）；格莱塞《一九二年出生》1930年有施蛰存译本（东华书局），1932年有黄源译本（新生命书局）。巴人译出格莱塞的《和平》，旨在通过这部小说对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社会的描绘，揭示出希特勒在当时何以“成功”的秘密，他在译序中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较之英法为更无耻更卑鄙的，在他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际，老早就和封建贵族洽妥了，接着，在世界大战以后，它更向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转变，实行武装弹压。而德国的无产阶级，又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出卖，削弱了他武装斗争的力量，虽然，在今天，德国的无产阶级依然没有失却他的战斗力，但还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来推翻法西斯政权，总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和平》的结局。是这一悲剧的开始。”反法西斯、反战在30年代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此我们也可见巴人选择此书时所具有的世界意识，以及以巴人为代表的这一代翻译家对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期待。
（3）翻译取向与理论取向的关联
巴人不是职业翻译家，因此他的翻译也就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与其创作或评价的理论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的20—30年代正是中国文坛学界论争不断、思潮迭起的时代，如科学与玄学之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之战、文艺大众化讨论、人性与阶级性论争、中西文化与本位文化论争等，为了解决论争中的问题，论争各方都积极投入多种文艺理论的译述，1929年和1930年，上海水沫书店先后出版过鲁迅译出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等。随着专科社会学的译介，文艺社会学著作也纷纷译出。1926年有傅东华译蒲克《社会的文化批评论》（商务印书馆）；1928年有林骙译平林初之辅《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青年协会）；1929年有冯雪峰译卢那卡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水沫书店）和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水沫书店）；1930年胡秋原与刘呐鸥分别译出弗里契《艺术社会学》，由神州国光社与水沫书店出版。巴人在这一背景下译出居友一书，也有为自己与理论界寻找和提供理论武器的意义。他在《现实主义者的路》一文中就曾反复阐述艺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并直接借用居友“把博物馆与自然相混着”的见解，提出艺术家要直接投身于生活，接触真实生活的重要性。(20)众所周知，巴人非常强调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在抗战这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中华民族面临生存的问题，他明确强调“大众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以殖民地人民大众的立场，来观照抗战现实的每一角落，予以批判和赞扬，打击和发扬，无情的暴露和热烈的高歌的一种文学”，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放弃了文学的阶级斗争的任务，那就本质上取消了文学”。(21)在强调文学的社会性的同时，他也指出文学形象化的特点。巴人在译述《和平》后就指出，先是形象化地将历史的真实的本质予以暴露，它无需如历史一般作繁琐的事象的记述，它要求有历史发展中人物典型性格的描述。福楼拜、莫泊桑曾经形象地以小事件暴露社会个别的真实，而巴尔扎克则开阔地将法国18世纪末叶19世纪初叶的整个社会真相写出。20世纪的伟大作家如萧伯纳、罗曼·罗兰、辛克莱、高尔基都强调提高文艺的政治性的倾向，而把这些倾向融于生活的斗争中，他认为“只有展开一切的伟大的斗争的场面，文艺作品才有它真实的价值”。在《和平译序》中，巴人成功地把译述《和平》与阐明自己的理论见解联系在一起了。他还借用《和平》的最后一章，批评李金发、施蛰存等的现代诗，指出这种对艺术规律破坏的作品，以一张白纸算作自己的终古的杰作的画家，这些艺术上的表现派与印象派实际上正迎合了资产阶级的趣味。(22)这一见解是否正确是可以商榷的。笔者认为，巴人在翻译取向与创作上的理论取向的关联，前者对后者又有哪些影响，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讨的。
巴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和学者，他通过自身的移植译介，在了解外来文化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译者学者化和译者作家化的特质。由于他们比一般读者更加留心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能更深刻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按照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作为译者，他们是人际传播的读者群体中影响的重要来源；作为作家和理论家，他们又是接受异质文化的“意见领袖”，由他们作为文化传播网上的把关人，在传送和处理外来信息方面，不但能保留较好的清晰度，而且在传送技巧上也有其他译者难以替代的优势。笔者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翻译史上这一文化现象成功地加以解释，也许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和考察视野。
附记：本文曾提交由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社、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鲁迅纪念馆、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作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宁波市文联、宁波师范学院、宁波电视台、奉化市文联、奉化市档案局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次全国巴人学术研讨会（1991年10月11—13日），并在会上报告。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惠借资料，提供建议。原文节本承巴人哲嗣王克平先生介绍刊载于《南通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全文后收入全国巴人学术研讨会编《巴人研究》，上海书店，1992年，第287—299页；又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巴人先生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29—342页。收入本文集时第二部分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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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欣荣《巴人年谱》，全国巴人研究学会刊行，1990年，第39页。
(2)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著录该书版权页残缺，出版年月不详。上海图书馆藏有初版，1929年由上海新学会社发行。王欣荣《巴人年谱》所附《王任叔巴人著译书目》则误作《新俄女教师日记》或《苏俄女教师日记》。
(3)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4) 参见王克平《我的爸爸巴人》和庄启东《人们不会忘了你的，任叔同志》，两文均载《迟到的怀念与思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一书。巴人有关印尼史的译作均未正式出版。《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版公司1988年）“王任叔”条，将巴人所著《印尼社会发展概况》（生活书店，1948年）和《论印尼的反帝斗争》（生活书店，1947年）两书误为译作。
(5)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
(6) 王任叔《从苏联作品中看苏维埃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65页。
(7) 有关清末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可参见邹振环《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93—105页。
(8) 应国靖《文坛边缘》，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02页。
(9) 巴人《和平·译者序》，《和平》，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大时代文艺丛书”本。
(10) 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第334页。
(11)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61—962页。
(12) [法] 居友著，王任叔译《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重译者附语”，大江书铺，1933年，第231—232页。
(13) [法] 居友著，壬任叔译《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大江书铺，1933年，第20页。
(14) [法] 居友著，王任叔译《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重译者附语”，大江书铺，1933年，第232页。
(15)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参考书目》（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收入清末至1982年的3600余种社会学著译中竟未见著录。
(16) 巴人《读书的方法与经验》，生活书店，1938年，第100页。
(17) 碧三女士《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重译者底话》，载［苏联］ 哀斯·克理各理衣夫《苏维埃——特女教师日记》，上海生路社，1929年。
(18) 巴人《铁》译者序，载《铁》，上海人民书店，1939年。
(19) 长虹《走到出版界》，泰东图书局，1929年，第134页。
(20) 《中流》第2卷第6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艺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7—122页。
(21) 《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窄门集》，香港海燕书店，1941年，第32—33页。
(22) 巴人《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前揭书，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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