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

林琴南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他一生共译有183种小说，其中以英国小说为最。在107种英国小说中，哈葛德小说竟占25种（其中已刊23种，未刊2种，参见附录）。哈葛德小说，曾被一些论著视为三四流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一位欧洲三四流作家的小说会如此受这位大译家及其合译者的青睐，并在中国读者群中风行一时呢？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作家毕树棠在提到这一文化现象时就指出：“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有二十几部的中文译本，在过去的译书界里也算稀见，似乎不应该忽略。”⁽¹⁾但50多年过去了，这一在中国近代翻译出版、文化传播和影响接受的发展史上有趣而典型的例子，却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不少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沿用着20年代郑振铎先生的一个结论。本文尝试通过对林译哈葛德小说的分析，来论证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和制约。

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对林译哈葛德小说的原因，作过这样一个分析：林纾之所以虚耗了“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因为他不懂外文，操选择原本之权的口授者对外国文学“没有什么知识”。他作了一种假设，即如果林纾“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较重要的”。⁽²⁾结论显而易见：林琴南及其口译合作者之所以翻译了数量如此之多的哈葛德小说，是因为口译合作者缺乏文学常识。这一解释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史和林纾研究方面最权威的结论之一。

然而，大量资料却对这一结论提出了疑问。

最早成为哈葛德小说与中国读者之间媒介者的并非林纾，而是上海虹口中西书院的学生杨紫麟，他在上海旧书店里发现了一册残旧的英国小说，读了趣味无穷，便随读随译给包天笑听，也引起了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合作，以《迦因小传》为名译出，在1901年至1902年的早期翻译刊物《励学译编》上连载，后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

署名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刊出后，译者仍不清楚原著者是谁，林琴南客居杭州时读到此书，认为“译笔丽赡，雅有辞况”，并为此书只有后半篇而感到惋惜。于是1904年他于哈氏丛书中找到了《迦因小传》的全书原本，就同魏易补译全书。

与林纾合译哈葛德小说的口授者共3位，1908年前主要合作者是魏易和曾宗巩，1908年后基本上是陈家麟。魏易是浙江仁和人，曾供职于京师译书局。林译的狄更斯的《滑稽列传》、《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都是他选择的原本；司各特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也是他口译的；而著名的斯陀夫人《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拊掌录》也由他口授。这种敏锐的文学欣赏力在林译的口授者中堪称屈指可数。曾宗巩是福建长乐人，少年时代就读于水师学堂，由他口授笛福《鲁滨逊飘流记》和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两部世界名著恐怕不是偶然的。直隶静海人陈家麟，与林纾合译过莎士比亚的名作《雷差得记》、《亨利第四纪》、《亨利第六遗事》、《凯彻遗事》、《亨利第五纪》，英国写实主义大师斐鲁丁《洞冥记》，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路西恩》、《人鬼关头》、《恨缕情丝》、《现身说法》、《球房纪事》、《乐师雅路白忒遗事》、《高加索之囚》、《三种死法》全部由其选择原本。应该说，他们三位是林译19位口授者中外国文学素养最好的几位。魏易还是第一个《马可波罗行纪》的汉译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柏克尔的名作《英国文明史》也由他译成中文。陈家麟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最早的汉译者。他们的西学素养于此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可以举出他们的口译如何错谬百出，指出他们把小说与戏剧混淆，或通过译本与原本的比照，指出原文的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如何变了形，并据此作为论证他们缺乏外国文学常识的佐证。其实那种删节与改写正是那个时代译述的特征，译者正是通过这种被法国学者乔治·穆南称作“有色玻璃式的”翻译，掺入自己的理解，⁽³⁾以使自己的译本在所接受环境中适应读者的口味，从而发挥最大限度的影响。从早期李善兰、华蘅芳的科技译作到严复译出《天演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外文化的交流就是通过这种不尽完善的译本或经过删改的节译、编译本实现的。

如果前述郑振铎先生的这一结论可以成立，我们又何以解释就在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先后还会有下表所列这么多由他人翻译的哈葛德小说的中译本呢？

笔者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应当在林译哈葛德小说译本的题材内容中去寻找。

哈葛德（Haggard，Sir Henry Rider，1856—1925）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布拉登汉姆，毕业于伊帕斯维克普通学校，修习法律。1875年服务于南非的英国殖民政府，担任纳塔尔总督亨利·布威尔勋爵的秘书，一度出任当地最高法院院长。1881年回国后开始创作小说，毕生写有小说57部、杂著10部。曾先后游历过荷兰、墨西哥、巴勒斯坦、埃及、斯堪的纳维亚等地，每次归来总有新作问世。他善于在历史的土壤中培植神秘的种子，冒险、神秘、离奇与曲折的情节，特别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构成了他小说的特色。⁽⁴⁾

林琴南根据他1908年前所译的10种哈氏小说的内容，指出“哈氏之长有二，一言情，一探险，多叙斐洲，必有千百岁离奇不经之人物”。⁽⁵⁾如在英国曾多次重版的《钟乳髑髅》以非洲丛林的冒险经历为主题，刻画了欧人亨利在挚友和猎人陪同下，横越荒无人迹的沙漠，跋攀苏里曼山的万丈峭壁，进入神秘的所罗门宝库。《斐洲烟水愁城录》表现了一位名叫洛巴革的白人在非洲的探险经历。《雾中人》则塑造了一位为获得赤金不惜穿越荆棘密布、疟疾蔓延的丛林而无所畏惧的勇敢冒险家黎恩那。哈葛德以富有想象力的非洲冒险故事吸引了19世纪末众多的英国读者，这种被文学史家称为的“新浪漫主义”同以往的浪漫主义一样，对鄙俗、单调、庸碌和缺乏激情的事务主义极端厌恶，讴歌冒险猎奇的精神，把主人公置于充满异国情调、需要非凡勇敢的环境里，“满足了读者对那些令人兴奋的、不平常的异国情调和对遥远内容的需要”。⁽⁶⁾然而，这些内容又为何会引起20世纪初中国读者的特殊兴趣呢？

中国是一个两千多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这种经济结构上生长的大家族制度以及培育的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并非使人完成其独立的人格，而是要求个人安分守己，老成持重，尽孝尽忠，知足常乐。这种鼓励不偏不倚的“中庸”学说是与个人冒险精神根本对立的，它破坏个性与独立精神，磨蚀探险意识。追求冒险的主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受到排斥的。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⁷⁾西方冒险小说是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也是开拓海外殖民市场的历史记录。哈葛德冒险小说所透露出的这一时代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自由”、充分发展个人的意识、奋勇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使近代中国读者深深的着迷，大大唤起了他们内心的冒险愿望。然而，大多数读者在现实社会里并不能去实施，于是这些冒险小说的曲折紧张的、扣人心弦的情节和悬念，使这些愿望得以在欣赏与接受过程中履行。林琴南在《雾中人》序中流露出对哈氏冒险小说主人公这种无拘无束、自由支配自己命运的强者性格的向往；在介绍《鲁滨逊飘流记》时，认为西方人的这种冒险精神与中国的那种“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的“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是根本对立的。⁽⁸⁾而宋教仁认为这种冒险精神的“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已为顽懦之药石”。⁽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哈葛德小说与近代中国读者的视野产生了融合。

娓娓表达男女恋爱心理状态的作品在哈葛德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迦茵小传》讲述一个平民女子与贵族少男相爱的故事。《红礁画浆录》描写了女主角婀娜利亚钟情于有妇之夫毗亚德利斯，“深于情而格于礼，爱而弗乱”。《洪罕女郎传》叙述了少女洪罕与穷苦男儿相爱，以获得意外金钱而终成眷属。《橡湖仙影》通过奇情秘录刻绘了女主人公安琪拉的超凡脱俗的高傲和贞操。《埃及金塔剖尸记》则利用古罗马哀婉动人的埃及艳后与罗马大将的轶事，表达了男女相悦相爱的心态。林琴南曾把哈氏爱情小说的写法归结为两类：“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¹⁰⁾这种描写男女之间自由恋爱并随之出现障碍的“三角恋爱”的手法，尽管带着一种庸俗的气息，但它宣告了男女之爱是一种排斥其他关系的强烈的情感，而又通过这种感情危机与情场纠葛为我们展示了西洋男女恋爱中所包含的基督教精神、侠义精神、浪漫精神所构成的近代心态，它比起中国那种“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才子佳人小说，提供给了中国读者不少崭新的内容。

爱情是一种情感、一种意志行为，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封建礼教压榨和禁欲主义摧残下，人的自然性被扭曲，男女之间正常的社交过程遭到排斥。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留下的爱情故事，多是一些对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的反抗，或表达男女爱情的专笃和礼教束缚下的心理苦闷。明清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是表达市民阶级爱情观念的特殊艺术品种。爱情故事中的才子总是风流倜傥、才调卓异、儒雅清高而赢得佳人的芳心。“洞房”、“金榜”是这种小说追求和颂扬的最高理想，而大团圆模式更满足了中国人富贵荣华的庸俗观念，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并非爱情心理，实际上仍是偏重家族本位的伦理责任的心理定势。

林琴南在1899年译出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首次以少年贵族与妓女的深刻悲剧，揭示了近代西方人“爱情至上”的心态，震动了中国的读书界。张静庐认为，这部爱情小说“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¹¹⁾接踵而至的《迦茵小传》写了平民女子迦茵不向种种压力屈服与贵族子弟亨利深深相爱，最后，为了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事，以牺牲自己的感情和生命为结局。这种敢于为爱而追求、甘心为爱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引起近代中国读者的无限陶醉。包天笑称其“悲健作楚声”。⁽¹²⁾夏曾佑读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沉吟”的诗句。⁽¹³⁾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引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¹⁴⁾在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落叶》和《瓶》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部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的影子。有人说中国的革命是两部小说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传》，⁽¹⁵⁾这种说法固然夸大其词，但反映出林译哈葛德小说确有比较重大的影响力。

近代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渴望恋爱自由，要求婚姻自主，向往一种排斥其他关系的强烈的男女之爱。但笼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封建道德的乌云是那样的浓密。游学欧洲的杨文会未能摆脱不自主的婚姻，在文学革命中煊赫一时的胡适也未能跨越这道礼教的屏障，甚至像鲁迅这样的硬汉子也未冲破封建传统给自己带来的婚姻悲剧。文学典型是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培育出来的，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中国作家们未能创造出一种具有近代爱情心态的男女形象，而哈葛德爱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却调动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张静庐在自传中讲：“林译小说虽是各门都有，在那时最配合我脾胃的要算言情或爱情小说了。”⁽¹⁶⁾哈氏爱情小说中的那些“三角恋爱”中的男男女女，对中国近代处于新旧伦理交替之际的读者的理性与感性生活，对其意识和潜意识形成一种“召唤”，解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使中国读者大为感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神怪小说是构成林译哈葛德小说中的一大内容。《鬼山狼侠传》以奇特的构局叙述了苏噜酋长查革的故事，书中夹杂了大量神怪屠杀的惨状，妖狐奇鬼变幻迷离。《三千年艳尸记》写了一位英国少年在人迹罕至的荒岛，被一位有长生不死之术的、具摄魂夺魄之貌的女王所颠倒的故事。《蛮荒志异》上卷讲述非洲的迷信巫术、装神弄怪的故事，下卷叙述古代腓尼基崇祀妖神及种种离奇情节。有的虽算不上神怪小说，但充塞了不少神怪的内容。这些小说所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用一种积极的原则，也就是充满危险、奇遇和斗争的明朗、愉快的生活理想来与自然主义文学中流行的忧郁绝望情绪，象征主义的悲观和空虚相对立”。⁽¹⁷⁾这种通过曲折、离奇的铺陈和完全幻化的外壳，给一些现实的东西罩上一层薄薄的“神雾”，从而把生活的真实升华到想象和虚构的另一种真实境界中去。矛盾冲突始终在新奇的变化中，在真真假假中产生纠葛，形成波澜。1921年茅盾就指出哈氏“神怪小说”大批汉译的一个原因是读者乐于看点“情节奇离”的小说。⁽¹⁸⁾

现代动物行为学证明：“任何学习和任何记忆必须以某些先存在的结构为基础而形成。”⁽¹⁹⁾外来文化移植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被移植的接受环境中有某些先存在的基因为基础，异质文化接受的程度也与之相关。中国古典小说与欧洲小说各自生长在不同的土壤里，它们的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都受到本土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审美意识、风土人情的影响，各自带上了明显的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在构思方法和表现象征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基因。阿英曾指出：外国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²⁰⁾哈氏神怪小说同样与中国的神怪小说有相似的基因。如明代《封神演义》借助于商末政治纷乱和武王伐商的历史故事，敷衍神话的轮廓，与哈氏以古埃及、古罗马的历史传说为依据的神怪小说颇具共通的特征。正像《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英雄形象为中国人喜爱一样，哈氏小说中的那些神怪人物同样使中国人着迷，有人称“《埃及金塔剖尸记》一书，半言鬼神，有吴道子绘地狱之妙”。⁽²¹⁾周作人回忆鲁迅和他青年时代很喜欢读林译哈葛德小说，称“《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德，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后者更是爱读，书里边的自称‘老猎人’的土人写得很活现，我们后来闲谈中还时常提起，好像《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²²⁾

引进的种子只有落在一片有准备的土地上才会很好地萌芽生长。正如1917年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指出的，当时中国很多翻译，如司各特、狄更斯、哈葛德等的这些著作的“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²³⁾哈葛德神怪小说之所以会引起中国读者共鸣，并不仅仅因为其中“情节奇离”的内容，还在于它能符合、激发或引导出他们内心原来就有的东西。

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表明，导致哈葛德小说原本大量被中国译者选择的原因并非由于文学常识的多少，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这一接受环境的影响。

所谓接受环境，指文化接受者所处的一定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包括社会的物质背景、政治状况、经济制度、国家的文化政策、社会的思想潮流、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等。操原本选择权的译者，固然受其个人经历、生活环境、知识水准、欣赏趣味、研究水平乃至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在原本选择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调动自己全部的学识，构成一种选择标准和判断体系，那些能激发他们想象、迎合他们趣味，或可借此来阐发他们思想的域外作品，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翻译的原本。

然而，正如一切出版物一样，译作只有通过读者才能产生意义，作为译作生产者的译者只有和译作消费者的读者之间进行交接与冲突，才构成翻译活动的发生与发展。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式铅字和动力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技术的变革使单面印刷、对折装订改变为双面印刷和新式洋装，用纸量的节约及清末实行的书籍免税政策大幅度降低了书籍价格，使书籍不再仅仅是城市中享有足够闲暇时光的上层阶级的奢侈品了；藏书容积的减少便利了20世纪初图书馆事业的发达，读者的数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加之西方版权观念的输入和版税方法的应用,这些变量互相作用联结一起，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的出版业、图书市场和成分杂乱而变化迅速的读者群体。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不再是提供某些达官权贵参考、满足于教会需要的寄人篱下、俯仰由人的译者，而代之以一批卖文为生的职业翻译家。他们除了从各种渠道获得资助出版之外，绝大部分的书籍都受图书市场运转机制的支配。如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还是靠魏季渚资助出版，而哈葛德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已能获得当时属最高标准的每千字6元的稿酬。⁽²⁴⁾参与译述哈氏小说的包天笑在商务是每千字4元，⁽²⁵⁾而初登译坛的周作人与鲁迅所译哈氏与人合著的《红星佚史》译稿卖了200元。⁽²⁶⁾大批译者就是以这种领稿费或卖稿的形式，直接介入译作生产的商业活动。译者只有靠出版业这一中介体才能通过书商发售给读者群体，而书商往往以好销的“生意眼”作为批发标准，出版商也对那些引人注目的译者，从简单的买进译稿发展到变相雇佣的预支酬金，从而左右译者对原本的选择。因此，译作能否出版，排除书报检查等国家机器或其他社会机构（如教会）对选题所进行的强制性干预外，主要则取决于那些出版机构和出版商，而出版机构和出版商在销路上又受图书市场的制约。曾刊载林译哈氏小说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就曾抱怨常受商务的“拘束”。⁽²⁷⁾无视这些规律的译者，其译作就会流产，其劳动就难以真正实现社会价值。而最终支配图书销路的又是构成各种不同读者群体的读者个体。

接受理论告诉我们，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已具有某种思维定向、审美要求和判断标准，这些与读者所处的接受环境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欣赏趣味、接受水平等相关。这种阅读过程的意识被理论家定义为“期待视野”。⁽²⁸⁾读者个体的经历、旨趣各异，就形成了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群体。而每个时代又会产生某种占主导倾向的“期待视野”。一部能产生“轰动效应”的畅销书，就是与同一时期占主导倾向的期待视野产生了融合。译者作为与原本接触的第一个读者，属于读者群体的一员，他会对自己所属的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作出预测，并尽可能使自己的新译作适合占主导倾向的期待视野，以便读者理解与接受。因此，在选择原本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判断体系和选择标准。市场规律迫使那些鹤立鸡群的译者，不得不在违反自己趣味以适应读者和孤芳自赏而忍饥挨饿之间作出选择。

哈葛德小说冒险、爱情、神怪的题材内容以及其恢宏博大的场景、曲折离奇的情节、层峦叠嶂的结构与纤如毫发的刻绘等表现技巧，使哈氏小说与20世纪初中国占主导倾向的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产生了交融。特别是蟠溪子《迦因小传》与林译《迦茵小传》的最初成功，使哈葛德小说在几年的时间内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轰动效应，在已刊的23种林译哈葛德小说中，有17种都印有3版以上，有的还印有5版、6版。这种反应还从图书界、文学界延伸到戏剧界，最早提倡话剧的通鉴学校，曾把《迦茵小传》编成剧本，由王钟声饰主角迦茵，上演于广东路春仙茶园，轰动一时。徐半梅认为这是中国上演的第一部话剧，取得了美满的、划时代的成功。⁽²⁹⁾被周瘦鹃称为“悱恻哀怆、工力悉敌”的《红礁画浆录》，经欧阳予倩搬上舞台后，“颇能曲绘断肠人断肠情景”，赢得无数观众心酸的眼泪。⁽³⁰⁾

哈葛德的名字已与20世纪初中国图书市场的利润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一方面通过日益拓展的传播媒介作出了评价反应，⁽³¹⁾另一方面又一环扣一环，由图书市场反馈到出版业，又从出版业反馈给译者，导致一批批译者和出版者投入哈氏小说的译述和出版的再生产。译者们把大量精力投入所谓三四流小说的翻译，固然造成一种智力浪费，但这种对哈葛德小说的需要又使我们可以从中见出当时读者群体的欣赏趣味。这种在原本上的“各取所需”即使在交通、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今天我们是不会认为选择三四流外国通俗小说进行译述的译者是由于缺乏外国文学的常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期待视野带来的译作又对读者产生影响和冲击。如哈氏小说带来了一些与中国旧有传统、伦理、经验和教育积累下来的某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和表达方式，尽管与欧美同时代的第一流小说家相比是属于浅层次的，但哈氏小说同样表现出西方小说挖掘内心历程的特点。⁽³²⁾这种比较浅层的内心描述，对于初步接触西方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易被消化和接受。这种异质文化因素的逐渐量增，使中国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渐渐发生变化，随着具有新的期待视野的读者个体的普遍出现，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就会突破原有的结构而组成新的结构；并通过图书市场、出版业及其他传播媒介作用于译者，导致在翻译原本选择上旧的评判标准和选题的死亡和新的评判标准和选题的运用和产生。读者群体阅读品位的提高则给译者在原本选择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以假设，如果译者完全无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近代中国尚未建立任何西方小说图式的接受环境下，就供起世界文学杰作的牌位，一味介绍的不是柯南道尔而是王尔德，不是霍桑而是詹姆斯，不是哈葛德而是康拉德，那么中国读者恐怕不但不会认识到西洋小说的种种优点，反而会出现冷淡反应、反感乃至拒绝，而重新关起门来念《水浒》、读《红楼梦》了。可见通过对西方小说表层的通俗认识走向比较深层的对杰作的认同，也是中国在文学领域中由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梯。

期待视野的变化使译者能在一个变化了的接受环境中选择原本，形成翻译史上的视野转变。五四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接受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帝反封建斗争、社会改革与国民性改造、妇女解放运动的合力作用，为中国文化开创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西方新思潮的涌入、文学革命与白话文的普及，特别是小说作为一种对人生的理解的宗旨取代了以往那种消遣取乐的目的，使中国读者对域外文学的主题、内容、叙事方式和表现技巧，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哈葛德小说已经难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了，值得注意的是，从1905年至1920年多次重版的林译哈葛德小说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突然走向沉寂，1921年只出过《炸鬼记》一种，所有林译哈氏小说在20年代后似乎都未再重版，并有两种未刊，估计主要原因也是销路成了问题。而30年代在整个出版界只能找到两种哈氏译本。期待视野的转变使读者对哈葛德小说失去了兴趣，哈葛德使中国读者着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³³⁾林译哈氏小说的滞销也宣告了“林译小说”时代的结束，它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名著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经济结构的运动，也是翻译活动的依托和基础。当然，这种运动的影响是间接的、曲折的，是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通过图书市场、出版业作用于译者的原本选择，使市场规律的这种经济关系转换为一种翻译上的文化关系。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三四流作品被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接受环境中的译者大量选择的原因，主要不在译者的个人学识高低和兴趣如何，而是受译者所在接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是译者所在的接受环境决定了翻译上的原本选择。

附录：林译哈葛德小说一览表⁽³⁴⁾

附记：原文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后收入黄颂杰主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33页。附录《林译哈葛德小说一览表》，发表时因篇幅所限而被删节，此次补上，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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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毕树棠《科南道尔与哈葛德》，载《人世间》创刊号，1939年8月。

(2) 参见1924年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载《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页。

(3) 参见［法］　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4) 关于哈葛德的传记，有自传The Days of My Life，1926；传记有：J.E. Scott, 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Sir H. Rider Haggard, 1947; Lilias Rider Haggard, The Cloak, That I Left:　A Biography,1951； M. N. Cohen, Rider Haggard:　His Life and Works, 1960; P. B. Ellis, H. Rider Haggard:　A Voice from the Infinite, 1978。

(5) 林纾《钟乳髑髅》小序，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15年5版。

(6) E．Albert：《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伦敦，1971年，第459页。

(7) ［奥地利］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载伍蠡甫、林骧华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8) 林纾《鲁滨逊飘流记》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

(9) 《宋教仁日记》1906年12月31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7页。

(10) 林纾《洪罕女郎传》跋，商务印书馆1906年初版，1914年3版。

(11) 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0年，第2页。

(12) 包天笑《迦茵小传》小引，商务印书馆1905年初版，1914年6版。

(13) 夏曾佑《积两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迦茵小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页。

(14)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15) 转引自陈源《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31年，第57页。

(16)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第30页。

(17)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编《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页。

(18) 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小说月报》12卷4期。

(19) ［瑞士］　皮亚杰著，倪连生等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页。

(20)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

(21) 《小说丛话》，载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414页。

(22) 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载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9页。

(2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74页。

(24) 参见高梦旦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礼》（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53页；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25) 《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2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08—209页。

(27) 茅盾《杂感》，《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第79期，1923年7月12日。

(28) 德文Erwartungshorizont，英译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一般译为“期待视野”（参见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译为“期待层面”（参见郑树森《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载台湾《中外文学》1卷1期）。也有译为“期望国”（参见张廷琛编《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29)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23—25页。

(30)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31) 1906年《月月小说》的创刊号选登哈葛德像，并把他列为西方文豪。

(32) 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在《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一书中曾提及哈葛德的《橡湖仙影》和《铗匣头颅》，并以《三千年艳尸记》为例解释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黄奇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47—165页）。可见哈氏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至今仍受西方学者重视。

(33) 哈葛德小说中最有生命力的是《钟乳髑髅》一书，不仅在英国多次重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该书有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常政、曼政译《所罗门王的宝石矿》、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寿庚译《所罗门王的宝窟》、198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林长路译《死神的宫殿》。哈氏其他小说至今似未见有新译本。

(34) 本表材料主要依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0—98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6—79页）。全部书目按译作出版的时间为序。S代表商务印书馆版《说部丛书》，L代表商务印书馆版《林译小说丛书》；“商务”即“商务印书馆”的简称。